1900年，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排外的最高峰——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的枪炮就将这种意识压制下去，迫使中国承认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这一年是近代新旧消长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开新的意识汇成潮流漫溢开来，自官方到民间都卷入了变革的洪流中。卫生知识亦是在这一年，被列强用皮鞭嵌入民众的生活，之后很快成为新的市政机构的指导思想和践行原则之一，也成为知识分子极力提倡和民间团体积极实践的新内容。卫生知识在近代北京城市中逐渐普及，这一过程在空间、时间和身体三个维度上都有具体的表现。

各种社会主体在卫生知识的普及过程中相互博弈，不断改造和更新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卫生知识加速推动了城市空间破旧立新的过程，传统空间逐渐衰落和消减，新式空间不断增长和扩张，使近代北京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卫生知识不仅改造了物质形态，还将规训和教化的内容贯穿于这些空间中，通过空间影响在其中活动的民众，使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逐渐实现现代的转变。

卫生知识的普及与世界时间的推广紧密相连。卫生活动推动世界时间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的主要时间规范；世界时间有助于卫生活动对民众生活进行统一、规律的教化，增强民众对现代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认同感。卫生知识要求城市的发展与世界规律保持一致，促使社会的主导时间形式和时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发展步调，城市也由此逐步向现代迈进。

卫生知识对近代国人身体的形塑，充分体现了卫生知识的现代性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紧密联系。卫生知识成为判定城市居民身体状态的重要标准，这种身体状态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国民责任相关联，从而推动身体进行不断形塑和反复确认。卫生知识的应用是身体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民众的身体逐渐向符合近代国家与民族需要的方向发展，近代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的主流。

卫生知识的普及体现出明显的总体化和国家化特征，其源自普遍化医学意识的兴起，要求医疗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重合，以对社会实施连续不断的监控，因此卫生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在卫生知识的普及过程中，空间、时间和身体这些社会构成的基础因素得到了组织和再生产。卫生知识要求一致改造城市空间，统一规范社会时间，划一形塑民众身体，使空间、时间和身体趋于同质化。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实现了卫生的覆盖，利于卫生的监控，权力从中得以产生和运作，并推动城市的发展。但普遍性的卫生知识放在具体的实践中，呈现出了复杂和多元的面相。这是因为卫生实践中的不同主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行使权力，同时又受制于权力，从而产生出强化、施与或是对抗、逃避的行为。

知识分子是卫生知识的积极鼓吹者，其将西方对中国不卫生的想象内化为鞭笞民众觉醒的话语，使卫生知识成为界定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标准。知识分子的卫生话语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渴望，其殷切盼望从中生发出国家强大和民族健康的根基。而对于卫生施行过程中隐伏着的西方殖民性质和话语霸权，几乎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异议，有的只是“我不自谋而外人代为之谋”[1]的遗憾。知识分子的卫生话语还表达出对民众明显的悲观态度，普通民众不卫生的行为加之抗拒卫生的言论，被上升为“有独无偶”[2]的民族特性加以批判，直接促成了知识分子将卫生的主导权交给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政府。

卫生事业是公共事业，需要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而少有立竿见影的丰厚产出，而又正是由于其是公共事业，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支持下和近代民族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背景中，都要求将其纳入国家管理而非私人经营。政府的合法性需要卫生知识提供源源不绝的支持，施行卫生的能力有助于巩固这种合法性。但卫生行政能力源于卫生机关具备相应的权力，并保证权力的稳定性，还有赖于财政的持续投入，这在近代北京城市政治动**和经济衰落的背景下都难以实现。

在政府难以保证政策稳定性和投入持续性的情况下，卫生行政机关不得不视其能力“投机取巧”。卫生知识在对“不卫生”的行为进行改造，尤其在对待传统的行为和观念时，既要充分发挥卫生话语的破坏力，又要在原有基础上取而代之、改头换面，这是经济实惠的办法。一些真正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则往往一波三折，还有的胎死腹中，或是流于形式。虽然如此，卫生行政机关仍然积极善用象征性的作为，以确保政府卫生能力的在场。卫生机关可以一再被压缩、裁减而仍须保有其名，民众在遇上卫生问题时还都会呼吁“卫生的官儿该管管吧”。各种仪式化的运动和形式多样的宣传是花费不多但能充分彰显政府对卫生重视态度的绝好方式，周期性的反复运动还能一再肯定和强化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卫生实践模式。

相较于政府的行动迟缓，各种民间力量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努力地将卫生知识由话语转化为实践。青年会因与西方教会的联系而成为许多源自西方的卫生活动首要的引介者，各类医事机关和团体则以卫生知识施行和传播者的身份开展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民间力量积极开展卫生的活动，体现了社会公共性的增长，但这种社会公共性并不是消解和对抗政府的力量，反而是双方在相近的卫生认识下所达成的共谋。政府对与意识形态基本无涉的卫生领域较少干预，并以默许、支持和合作的方式肯定各种民间力量的作为，同时民间力量的卫生实践也对政府的卫生政策和卫生行动产生了直接和积极的影响。

这种官方和民间合作模式的基础是双方共同认可的卫生话语，而卫生话语是近代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话语的一个重要面相，社会公共性的有限增长无法否定国家权力扩张的事实。在各种民间力量中活跃的许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卫生“国家化”的极力倡导者，虽然对政府的作为颇多批判，但仍然坚持“吾人于吾国公共卫生五十年后之希望”，是政府“对于人民卫生担负保护责任，有如目前对于人民有保护人命财产，驱除盗贼之责任然”[3]。民间力量相较于政府，能够更为积极主动地将卫生知识转化为实践，但卫生知识与国家权力的紧密结合，使得这些实践逐渐汇入政府主导的卫生行政之下，在双方的卫生共识下这一过程显得顺理成章。

当卫生知识的普遍性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段和地域范围相遇时，就会触及近代中国研究中不可规避的现代与传统的问题。卫生知识具有现代性的特质，是界定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重要标准。这样的特质要求卫生知识站在传统的对立面上，在近代诸多知识分子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感。表现在其对传统的空间设置、防疫时间、身体形态等方面都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但民众自传统时代延续下来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有一定的惯性，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因此，在具体实践遭遇传统之时，卫生部门采取的态度并不如话语中强硬。这表现为卫生实践往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与当时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方式，灵活渐进地对传统进行改造和取代。在将传统皇家园林开辟为公园，以及卫生活动对传统时间的利用和改造中，都能看到这种策略性的选择。这是卫生知识本土化的应然，有助于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现代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确立对传统的优势，同时传统也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化为潜流得以延续。

无论是透过知识分子的话语，还是政府和民间的作为，卫生知识最终的落脚点在个人的身上。卫生知识是界定一个“近代人”的基本标准，一个人的身体有无疾病、是否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愿意采取措施防治疾病，不仅影响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是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社会群体、民族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社会赋予个人的国民身份中，这些行为与其国民资格和素质相关联。造就这样的“近代人”，需要卫生知识的持续穿透，有赖于卫生实践的具体操作，这在对群体施行的卫生活动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易于鼓动和互相感染，其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卫生活动的过程中，能反复确认自己与群体和国家的联系，从而形成卫生知识凝聚下的“共同体”。

卫生知识被视为形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其现代性与公共性紧密相关。卫生的公德被视为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只求自己方便而无视公众利益在卫生话语中是不仅损人还不利己的行为。散落在城市各处的个人，他们对卫生知识的反馈往往只能从史料中间接窥其一斑。报刊上逐渐增多的对乱倒垃圾、随地便溺的不满，反映出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们对卫生知识的接受度在逐渐提高。这些个人通过卫生知识主动将自身与社会、国家相联系，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培养。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往往被知识分子批评为卫生观念麻木、对卫生建设冷淡及自身不讲卫生，是“公共卫生行政上极大的障碍”。[4]居于社会底层者更是卫生话语的主要批判对象。这当然是一面之词，但从中亦能看到卫生话语的穿透力和卫生实践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大多未能产生出卫生的自觉意识，这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政府的设计相差甚远。

卫生的话语和实践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抱有偏见，卫生行政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施行卫生之处往往集中于繁华区域或社会中上层集中之所，如通衢大道清扫勤快，偏僻小巷则无人过问，清理出来的秽土多被积存于穷陋之处，周围居民的卫生被无视。民众在卫生实践的过程中较少享受到实际的利益，反而认为卫生的诸多要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扰乱”[5]，在这种感觉下自觉的卫生意识难以产生。但卫生话语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被追求现代性的渴望所掩盖。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对此缺乏认识，反而猛烈批判民众的自私心理，继续单向度地灌输卫生知识，并指责政府推行卫生措施不力。市政机构夹在知识分子的“激进”要求和民众的“守旧”惯性之间，往往“尔时卫生之成效未彰，扰民之责言已至”[6]。在卫生部门自上而下的“暴力”中，民众的公共意识难以获得蓬勃生长的土壤。同时还加剧了卫生实践的“碎片化”，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卫生工作均无法全面而持续地覆盖整个城市，能够真正享受到卫生利益的民众还只是少数。

总而言之，1900年前后至1937年间，卫生知识的普及是近代北京城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带来的物质进步、观念更新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切实地影响着城市的面貌和民众的生活。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动**和经济基础薄弱，不应过分夸大卫生实践取得的成效，但应当肯定卫生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现代化得以真正地启动和发展。

反思过去以关照当下。在当代，卫生是评判国家实力、城市管理和国民素质的重要指标。政府定期举行“爱国卫生运动”、“国家卫生城市”评选，在社会的议题、人们的家常中卫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物质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是卫生事业得到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提醒我们当代的卫生事业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未能完全保障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政府的公共卫生监管能力和医卫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还未能随着当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有相应的提高；卫生教育还应开拓思路，切实去做，防止形式化、空洞化，使民众的卫生意识与社会公德共同发展。这些都是近代卫生知识普及过程中未完成的任务，至今也仍然是卫生工作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通过具体的研究我们看到，近代的卫生实践还有许多值得当今卫生工作借鉴的做法，如重视卫生宣传，积极寻求宣传形式的丰富和创新，又如民间力量主动倡导和施行卫生，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进行资源整合，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有助于推动卫生知识普及的速度，增强卫生知识普及的能量。因此对近代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为当代的卫生事业和人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卫生知识普及的过程中，还有许多被掩盖和被忽略的意义。来自下层民众的声音仍然微弱不可闻，民众的自然需求和物质欲望不可能被完全压抑，传统习俗与宗教也并不总是以卫生知识的对立面出现。本书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档案文件和报刊资料，虽然档案文件表达的是政府的意志，报刊来自知识分子的论述，但我们不应由此得出其意义不存在的结论，而是更应时刻警惕卫生施行过程中的话语霸权，努力寻找更多不同的声音，这是作者继续努力的动力和方向。本书在时段和地域上都有所限定，这影响了论点的适用范围，但研究者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是揭示历史全貌的基础，本书希望能为此做出微薄贡献。

[1] 《城市卫生（八）》，载《晨报》，1927-03-09，（6）。

[2] 毛子震：《打针》，《通俗医事月刊》，1919（1），3页。

[3] 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载《社会学界》，1927（1），202页。

[4]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总结》，载《中华医学杂志》，1936（10），952页。

[5] 伍干侯：《防疫》，载《通俗医事月刊》，1919（2），14页。

[6] 《附北平特别市卫生局〈答胡百行君〉》，载《医学周刊集》，1930（3），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