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是一种公共的文化行为，其最终目的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通过庆祝活动和集体参与，来建立一套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100]民国时期，政府有意识地创造节日，将历史事件与世界时间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社会时间，以此增强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例如民国的国庆日是官方创造的社会时间，其通过庆典活动的仪式性手段树立政治权威和实现社会控制，同时国庆日在客观上又提供了社会各界集中表达各自诉求的时机，民众亦努力将其非政治化为休息和娱乐的节日。[101]民国期间还出现了许多各种类型定期进行的纪念活动，尤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纪念周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时间，为推行孙中山崇拜而设置的纪念周，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娴熟的权力技术运作。[102]卫生知识在宣传和普及的过程中，也重视对社会时间的创造和利用，组织集体的仪式，最终造就了“节日化”的卫生运动。
近代北京的卫生宣传活动，起初时间零散，临时性、针对性较强。如在春季防疫要紧的时候，地方服务团就特设卫生讲演会，于晚上开展讲演。[103]夏季时卫生尤应注意，为此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绘就卫生图说，交由各讲演所展示讲演。[104]万国保目会鉴于目疾流行而摄制活动电影，极力宣传保目方法，其副会长卢梭望博士来到北京亲自讲演，并在平安电影院免费映演电影《保目常识》。[105]
有的卫生宣传活动未能独立，只是作为宣传教育的内容之一。如在1921年北京八校联合组织的公共学术讲演会中，卫生内容只是其中之一种。[106]在医学团体和学校的仪式性活动中卫生知识得到较多宣传的机会。协和医院举行的开幕礼就以卫生活动电影为点缀，而后男女青年会均向该院商借得这些影片，向男女学界扩大宣传。[107]中华医学会在开会期间，上午讲演，下午展览。[108]1925年10月26日北京医学专科大学十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游艺会，将人体标本展览于各教室任人观览。[109]
20年代以后，一部分民间团体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卫生宣传活动的规律性。北京大学社会教育讲演团的讲演，就欲求每日均能够定时定点进行。[110]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人体标本展览会，起初为平民夜校临时筹款而办，后来成为每年的例行活动，收效良好。舆论也向官方建议卫生讲演应有规律地进行，如在宣讲所添设卫生讲演，每日二次，每次一刻钟。[111]这一建议在公共卫生区事务所初步得到了实现，但频率未如预期，而是每逢星期三讲演有关卫生的一切智识，该所每月还发行卫生月报。[112]
卫生的宣传活动逐渐向规律化发展，有赖于其规模的扩大，而规模化又必然要求持续性和规律性，如此才能收到长久的实效。基于这样的认识，卫生宣传在由零散的活动向规律的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扩大作用的空间，丰富宣传的形式，增加内容的趣味性。民间团体是卫生运动的先驱者，“中华卫生教育会为中国卫生运动之始创者”[113]，该会起初由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在1916年改组而命名为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20年又有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教育会以及中国护士会等组织加入组建成为卫生教育会。1915至1916年，卫生教育会在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超过20个城市，举办了为期长达一周的卫生运动。
基督教团体是卫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20年代青年会组织的灭蝇运动在开办之初仅以学校为主要活动基地，随后逐步扩大至更大范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影响。1923年4月22日，北京的各地方服务团与青年会童子部协同组织灭蝇运动，联络全城公私立学校，分途发散传单三万张，粘贴简明图说，并于街头巷口选择冲塞要路对市民进行临时讲演；这项运动还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京师警察厅以对饮食店铺卫生进行严行干涉相配合，京师学务局要求各宣讲所在此期间讲演灭蝇问题。[114]第二年，灭蝇运动发展为规模更大的卫生运动大会，会期更长，地域更广：内城在4月7日至13日进行，每日晚上7时都有卫生讲演，内容涉及灭蝇、防疫、妇婴卫生等，以幻灯、音乐、卫生歌等娱乐手段助兴，还有女青年会的卫生表演；北城服务团还安排了街市游行宣传，于7日开幕当天下午三时结队游行，以乐队在前开道，一路讲演，其后由崇实小学学生手执旗跟随；[115]外城随后于14日至20日续开卫生运动大会，也有卫生讲演、图画和幻灯，内容与内城稍有不同，还有林聚地毯工厂音乐和汇文神学国乐助兴[116]。
20年代，女青年会在每年春秋二季均举办家庭运动会，关注妇婴卫生和家庭健康。1926年，此运动扩大至全城范围，女青年会联合各基督教团体于5月25日至30日举行模范家庭运动周，各冲要十字路口和巷口皆有引人注目的大小广告；在北城交道口长老会堂内展览陈列各种关系家庭卫生、食物和衣服样品模型，以及各类儿童游戏用品、教育读物等，颇为美备；还有妇婴医院的家庭卫生表演，内容有家庭用药、婴儿沐浴法及孕妇婴儿的产后卫生等，展览和表演均次第在各教会举行。[117]1930年2月25日至27日，女青年会举行了儿童幸福运动，进行儿童体格和智能的比赛，及儿童卫生知识讲演；开办卫生展览，有儿童衣服、玩具和书画等数百件；卫生诊疗所护士表演了儿童卫生戏剧，贝满中学学生演奏了音乐。[118]
卫生运动将原来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卫生宣传，推广至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中，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对社会人群造成集体性的影响，因此其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有效途径，更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官方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开始积极推动卫生运动的开展。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污物扫除条例》和《卫生运动大会施行纲要》，随后成立的卫生部照此要求首都和各省、市、县于每年的五月十五日及十二月十五日，各举行大扫除一次，并举办卫生运动大会两日。[119]官方由此在卫生工作中正式引入卫生运动的形式，且提出了精确划一的时间，期待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上造就卫生宣传的声势。
图6.4 北平夏令清洁运动
资料来源：《良友》，1929（38），9页。
北平特别市卫生局对此很快进行响应，于当年12月15日举办了清洁运动大会。当天各行政机关、民间团体、学校及清道人员等齐集天安门，参加者有一万多人。[120]政治仪式贯穿大会始终，其秩序为：“一、奏乐。二、全体肃立。三、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四、主席（市长）恭读总理遗嘱。五、静默三分钟。六、市长致开会词。七、卫生局长报告筹备经过。八、各团体代表演说。九、奏乐。十、摄影。十一、全体分三路出发游行扫街高呼口号。”随后进行的游行中，前有洒水汽车和马车，以及军乐队开道，市长、各机关领袖、各局职员、各校学生以及各团体均执笤帚象征性扫街，后有清道队携带工具切实扫除；大会的传单突出强调了卫生对国家的意义，表达了对全体市民协助卫生机关开展清洁工作的期望。[121]1931年5月31日至6月1日，由于卫生局已被裁撤为公安局下辖的一科，此时由北平市公安局继续举办清洁运动大会，基本仪式与之前类似，但增添了卫生展览会、中山公园游艺会，并装备了一辆花汽车散发各种印刷品。[122]
卫生运动大会是对民众进行集体卫生教育的良机。为了既发人深省又引人入胜，政府力图将其打造“为一包括至多，而又至为通俗之聚会也”[123]。在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中，各区的卫生运动宣传会采取了卫生表演、讲演、音乐和跳舞等种种形式；卫生展览分在中山公园和鼓楼民众教育馆两处进行，展览品分十大种类，涉及公共卫生的各个领域，并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还展出了各公共卫生机关的成绩、照片和模型等；每日有卫生广播讲演和卫生电影放映；进行儿童健美比赛，报名儿童有六百余名，分区比赛后在中山公园进行决赛；开放各医院、所任人参观；最后一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卫生运动大会，届时公园一律免售门票，此举最受民众欢迎，参加者异常踊跃。[124]
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卫生局在各要衢、牌坊、门洞张挂大型布制标语，散放的传单纸张、色别不同，文字简短，种类多样，还印制浅显文字及附带图画通告20万张挨户送达。[125]卫生展览在中山公园和民众教育馆分别进行，中山公园的展出规模宏大，分五组进行，第一组在水榭，分为环境卫生、卫生习惯、营养食品和妇婴卫生等四个展览室；第二组在春明馆，为饮食卫生与制造的关系展览室，展品为本市各大饮食品制造商送来的制造程序、模型和样品；第三组在碧纱舫，为通俗卫生图画展览室，展出各中小学校学生绘制的卫生图画数百幅，以及各书局所送的卫生图画多种；第四组在卫生陈列室，为生理与病理展览室，分为生理、病理、花柳与医药四部分；第五组设在中山堂，为卫生行政统计图表及照片展览室。[126]
官方举办的卫生运动有时还为配合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将时间安排于特定的日子。1936年北平市卫生局将灭蝇运动的日期定在5月30日，这天正是“五卅惨案”发生第十一周年纪念日，当时的北京已处于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民众皆有亡国当头之忧，而此时市政当局的这个举动，明显借举办卫生运动，有意淡化5月30日这一天的政治含义，同时压制民众的反日情绪，让时人不得不怀疑其有“睦邻”之嫌。[127]政府人为地将卫生运动与反帝纪念日相结合，欲以卫生运动替代政治运动，但这一企图明显未获成功。
卫生运动只是在短时间内集中进行，容易流于形式。由于政治仪式在历次卫生运动中都是重要的内容，如在北平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上，展览会、灭蝇庆成会以及清洁运动大会上，均须将固定的程序依次演示一遍。[128]因此卫生运动的效果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有论者对北京1934年以前的卫生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以前的清洁运动，重在形式方面，各机关派员凑一凑热闹，游一游高路，就算了事，究竟市民是否明了清洁真义，是否都能身体力行，那是不问的，这样有名无实举动，不但虚费金钱，反而暴露都市的幼稚。”[129]
尽管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但“要想使大家个个知道卫生的重要，自非有一种机会给大家去体察不可”[130]，每年规律举办的卫生运动毕竟给予了市民一个全面认识和接触卫生的机会，形式多样的活动也有利于提高市民的兴趣和接受度。因此，卫生运动使卫生知识逐渐为民众所注意和接受，并广泛出现在市民的社会生活中：“二十年前，卫生两个字是非常新的一个名词，但近年来则不然，卫生两个字，已经在社会里普遍的应用了，像卫生粥店啦，卫生理发馆啦，卫生浴室啦，都拿卫生两个字，作为标榜，吸引顾客。可见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人民也很欢迎他。”[131]
节日不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是集体确定的活动。近代的节日多不是自发形成，而是社会集团有意识地对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和控制的产物。卫生运动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尤其是官方的卫生运动每年定时进行，并特意选择在民众进行公共活动的地点，各种宣传活动也力求丰富，注重表演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加深卫生知识和世界时间在民众生活中的影响力。
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推动下，卫生运动逐渐具备了节日的形式和内容，最终在市政机构的主导下，以卫生运动大会的模式，完成了卫生“节日化”的最后一步，这也正与官方推行政治化节日的企图相吻合。卫生节日的产生，体现了卫生活动在时间上从零散、偶然到定期、规律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卫生知识与世界时间的紧密结合。卫生节日构建了日常生活中的特别事件，虽然间隔的周期较长，但延展了每一次事件的持续时间，以多样化的内容和大容量的信息向更大范围的人群推广，推动社会形成了共有的时间周期，并通过仪式造就稳定和可预期的社会秩序。
民间团体创设卫生节日的首倡之功不可没，官方采纳了其诠释方式和组织形式，并运用行政权力将卫生节日的模式进一步完善，从而将社会运动纳入政府主导，民间的卫生运动也被整合到官方的框架之中。因此卫生节日从民间组织到政府设计的发展历程显示出两者前后承继的关系，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相异之处。民间组织的卫生节日本意为普及近代的科学观念、推广文明的生活方式，广大民众是否认可决定了其成效，因此娱乐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多地强调。政府作为运动中的后来者，以标榜进步、代表国民的姿态接过主导权，其仪式上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性，反映了政府主办卫生节日的目的主要在于确立官方的政治威信、灌输官方的政治意图，以及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出于对民众娱乐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的目的，卫生运动中的娱乐性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认可和继续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