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是时间的重要特性。世界时间由小至分秒，大至年、世纪的各个单位组成，每个单位都在进行循环往复的运动，由此构成了各个时间周期，按照一定时间周期规律的反复运动即为频率。世界时间的周期是客观和机械的，看似循环往复，但由于世界时间的观念是背对过去、面向未来的，因此随着时间周期的更替，人们的时间感觉总是在往前进行，社会呈现出不断向前的线性发展。卫生知识以世界时间为时间框架，采纳世界时间进行周期性的活动，通过不同频率的反复运动，以及由缓到急的梯度变化，卫生知识的普及程度得到提高，其对社会和人群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

一、卫生与星期制

星期，即礼拜，是世界时间的一个重要组成单位，以七天为一个周期。在中国星期最早出现于19世纪以后来华传教士所建的教堂中，其后随着在华外人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西方事物接受程度较高的人们也逐渐对星期制度产生了认同。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为兴西学创办了各种学会和新式学堂，规定星期日为休息日，这是中国主动实行星期制的起始。官方开始采纳星期制是在清末“新政”时期，首先在教育领域得到局部的施行。根据1902年颁布的《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和中学堂均以一星期为周期安排课程，其中京师大学堂和高等学堂在“房虚星昴日”休息。[41]这个称呼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对应每个月的四个礼拜日，此四天正值房、虚、星、昴四宿值日，故有此称。1906年前后清政府各衙门相继规定星期日停止办公，到1911年清政府各衙门均施行了星期日公休制度。[42]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间，“星期”作为一个由劳作到休息的时间周期逐渐得到了确立，“礼拜”之称也由于清政府努力淡化基督教的影响，而根据星宿值日之期的对应说法正式确定了“星期”“星期日”的名称，这是中国引入并本土化世界时间的一个典型例子。随着民国成立改用阳历，星期制开始得到正式且全面地推广。

星期是近代社会活动重要的时间周期，近代北京城市中的卫生宣传教育也多以此为活动规律，基督教团体率先行动起来。在北京，采用星期制开展活动较早、具有相当规模且富有成效的团体就是由青年会所指导的1913年成立的“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这是北京各大学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宗旨在于提倡北京的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灌输平民以爱国观念和普通知识，并匡扶道德、改良风俗；主要的活动有开设夜校、组织讲演和游艺会，以及进行社会调查，星期是其活动的主要周期。在创设之初，社会实进会每星期日在城内十处讲演所讲演一次，每两星期在各慈善教养机关讲演一次；该会设有游戏场二处，每星期教授游艺活动二次。1918年，该会举行的夏令特别工作将各项事务进行了扩展，讲演会和游艺会分三处每星期各进行三次，露天学校亦有三处，每星期上课九次，这几项活动每进行九次即放映活动电影一次。[43]1919年，讲演地点最终固定为两处，在盔甲厂的讲演时间为每星期六下午6时到8时，在慧照寺为每星期四下午6时到8时，听讲者以学生为主，但每次总有普通平民四十多人。[44]

1919年初，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次年在马神庙东口创设讲演所，每星期一、三、五的晚上7时起进行讲演。听讲者以附近居民为主，但也不乏远至者，均为近邻转告传布而来。人群中初以儿童最多，但年幼无持续性，话匣完后即散去，之后中老年人才相继而至。起初听众提问颇多，以后多已了然而几乎没人提问，听众还主动要求讲解家庭及日常生活话题，可见讲演确有很大实效。在讲演工作顺利开展之后，讲演团进而筹划游艺会、购买传染病图画图书等，进一步丰富活动的内容。[45]一些医疗机构也定期开展卫生教育活动，如1923年由热心社会服务的人士在灯市口开设的孕妇儿童卫生所，每星期请协和医院产科杨崇瑞医师到所一次，查验孕妇现状，或讲演产育知识，借此提倡妇婴卫生。[46]

1925年公共卫生事务所成立，官方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开始增强。该所成立起初每逢星期三即讲演关于卫生上一切智识。[47]1934年该所每逢星期六举行儿童卫生会，按学龄分为学龄前及学龄两种儿童卫生会，灌输浅近的卫生知识，训练各项卫生习惯，区内所有儿童都有参加的权利；还开办了家政卫生训练班，为一般受教育的青年女子与主妇而设，每三个月开班一次，每星期上课二次，每次一小时。[48]广播电台讲演在30年代成为卫生行政机构的重要宣传手段之一。1934年，中央防疫处与北平大学医学院合办的预防接种处，每星期派员到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防疫接种宣传讲演。[49]1935年卫生局与北平广播电台商定，每星期五下午4时至4时半进行卫生广播讲演半小时，由卫生局及其下附属各院所轮流进行。[50]

星期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周期，不仅因其与工作时间相系，还与休息时间有关。近代七天的星期制分为两部分，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星期日是一星期中特别的一天，这个休闲的日子成为各种社会活动活跃的时间，甚至成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西安的革命党就将起义定在星期日，因为这天除值日官兵外清兵大多不在营房，后因情况变化而提前一周，于10月22日星期日成功发动西安起义，星期日正是促成起义的有利条件之一。[51]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虽然并未刻意选择在星期日，而是时势推动的必然结果，但正是因为这一天各学校停课，众多学生得以齐聚参加，才能造成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近代北京城市中，星期日休息在政府机关和学校中得到了普遍和切实地施行，官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也与政府的节律一致。而相比起严格遵照世界时间行事的政府和学校，工商业领域则出于盈利的需要很少采纳星期日休息制。虽然只有部分民众获得了星期日休息的待遇，但随着世界时间在社会上的逐渐普及，以及各项社会活动在星期日的蓬勃开展，星期日的特殊性在社会心理上也逐渐得到了认同。

在星期日休息的政府和学校以及一些社会团体，都积极利用这个时间开展社会工作。1922年主张节制生育的产儿制限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成立大会，就定在星期日。[52]当年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汤尔和亦特地于星期日开办讲演，将其近年研究公布于社会，并展示各种标本任人参观。[53]学生团体多以组织平民讲演等活动使星期日的影响力进一步向社会延伸，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将每月的四次定期演讲，均安排在星期日下午1时至4时。[54]青年会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如1920年内二区地方服务团就将平民卫生讲演会的开设时间定于星期日晚上。[55]京师学务局在模范讲演所对各讲演所讲员进行知识培训，以星期为单位开办星期讲演会，其中在星期日两次约请学务局科长讲演防疫症传染方法，加强对各讲员的卫生知识培训，并期望通过教育讲员将卫生观念向民众广为传布。[56]大规模的卫生运动也安排在星期日举行，如1935年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的开幕日放在星期日进行。[57]

为民众提供卫生环境和知识的公共空间在星期日均能继续开放，且以星期日读者为最多，各个讲演所和附属的各书报阅览处，以及北京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均是如此。公园的开放更是一年从未间歇，星期日和节假日正是游人最多的时候。民间力量的活跃和社会空间的开放使得星期日不仅是一个休闲的时间，还成为一个教育的时间，卫生知识在星期日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各类医疗空间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星期日休息制，但人的生理时间与世界时间并不能完全对应，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会因为星期日而减少。因此在医疗空间中，星期日休息的方式与其他的社会单位有明显的区别，这其中还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民初内外城官医院均于星期日停诊，[58]其他各大医院的情况也类似。1918年京师警察厅鉴于医院停诊导致急难病症大多被推诿的情况，要求各医院在星期日遇有急症患者前往必须一律诊治。[59]此后的医院规章制度要求实行停诊时间值班的制度，但在1927年，仁民医院仍因星期日无人值班而导致患者死亡，京师总商会为此特函请该院应依照相关规章办理。[60]30年代市立医院成立后，在停诊时间、星期日及例假日均派员轮流值班，以应急症。[61]在私立医疗空间中，教会医院因基督教教规的要求于礼拜日停诊；其他的私立医院和诊疗所，则以星期日上午开诊，午后休息的情况为多，如北陆诊疗所[62]、人人医院、沈规征医院等[63]，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星期日求医的需要。

在近代北京城市中，一部分社会单位和社会人员采纳了星期制，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空间也逐渐形成了星期的规律，这是中国采纳世界时间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卫生服务和卫生宣传的各项活动中，星期制被广泛采用和长期坚持，使民众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定期和持续地受到卫生知识的规训。医疗空间顺应民众的需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对待星期日，使世界时间与生理时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和谐。星期日作为一个休息的日子虽然没能为所有民众所享受，但通过卫生活动的推动，星期日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逐渐得到认可。

二、学校卫生的周期

卫生工作的周期性，在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开展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学生群体在学校这个特定空间中进行活动，具有集中及易于教育和管理的特点。这个群体以未成年人为主，身体和智识正处于成长期，开展卫生工作对其有直接的影响。卫生倡导者对此有明确地认识：“即以卫生教育逐渐改良全市之环境也，故学校卫生之改进，实为救治本市卫生治本之策。”[64]因此，在学生群体中持续开展周期性的卫生工作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有利于造就具有卫生意识和健康身体的民国。

学校卫生的周期，最早反映在卫生课时的规定上。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四年级每星期上格致课程1小时，其中要求讲“人身生理及卫生之大略”；高等小学堂四年级的格致课程与初小相似，程度稍深，每星期课时为2小时；中学堂三、四年级的博物课程，内容包含卫生，规定“应讲身体内外之部位，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重要事宜”。[65]1912年，教育部的学制规定小学三至六年级开设包含卫生的理科课程，每周2小时。[66]这些学制都明确要求学校安排近代科学知识的课程，卫生是科学课程的内容之一，同时要求学校的教育活动全面依据世界时间进行安排，这成为近代学校的普遍特征。

进入20年代，随着学校对卫生重视程度的提高，在北京的一些学校中卫生工作的形式逐渐增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聘有校医，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每年春季种痘一次。[67]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按照儿童的生理发育特点规定每日的学习时间，且保证每周有一定的运动时间，一、二年级每日一节，每节20至30分钟，三年级以上每周共180分钟，分六日进行。[68]

30年代，学校在卫生知识的指导下对各项活动时间进行严格控制成为普遍的做法，世界时间的严谨性和统一性从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得到全面地贯彻。北平托儿所就定有每日活动规程表，施行科学和规律的生活，每日8时，儿童到所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卫生检查和温度测试，其后各项活动均有定时，精确到五分，每隔一定的时间就要求进行保持卫生的活动。[69]

30年代北京学校卫生工作的方法，主要借鉴自第一卫生区事务所。该所的学校卫生工作是北京开展较早、形成一定规模且组织最为完善者，其方法还推广至全国。熟练运用世界时间的周期，为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学校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富有成效提供了有利条件。1926年卫生区事务所正式建立后，学校卫生工作就成为该所工作的重点之一，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卫生、疾病防治、保健工作、卫生教育，工作人员有主任医师、兼任医师、学校护士、劝导员和助理员等。1929年起事务所开办乙种学校卫生，之前所办的学校卫生即称为甲种，以相区别，乙种学校卫生工作较为简易，以健康教育为主，辅以保健工作，以节省卫生经费。[70]从1926年至1936年的11年间，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以周期性规律运作的方式，使学校卫生工作成为接受办理的各学校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

学校卫生首要讲求环境，因为“学校环境设备完善，不仅能预防学生疾病，且能促进学生之卫生观念，养成其卫生习惯，而推行实施于家庭社会”。学校卫生工作人员定期对学校的环境卫生进行视察，发现不合卫生之处即提请学校及时改良。每当学期开始之初，即由校医巡视讲堂校舍以及自习室等。1929年，视察强度较之前有明显增加，每日由劝导员进行一次，每星期再由医师与劝导员联合教员进行一次，按此办法实施之后当年的管理工作次数较上年增加一倍有奇，以后此项工作均按此周期办理。1934年以后，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分为总视察和例行视察两种，总视察于每学期开学前由学校主管人员和卫生行政人员进行，主要注意卫生条件，督促校方及时改善；例行视察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每月或每星期由劝导员或医师进行，重点放在清洁方面，并随时随地唤起学生的注意。1935年一年内环境卫生视察共计80次，平均每校每月视察1.3次。常规的工作还有饮水化验、消毒、教室光线检查等，一年进行几次。除此以外还有特别运动，各校自1933年开始在春季均开展为期一周的清洁运动，1934年春季慕贞女子中学举办的清洁运动中，每日举行宿舍清洁视察，每星期由劝导员视察二次，对最整洁的卧室予以奖励。[71]

保健工作最主要的内容是施行健康检查。对学生的晨间检查每日进行，于学生上课时按顺序一一检查学生的身体各部。其意义有二：“一为检查学生中有无传染病情形，二为训练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之习惯。”晨间检查起初由劝导员办理，后归教员施行，后来又在学生中选择学生稽查，教授以卫生知识，在教员或护士的指挥下实施晨间检查。复查由劝导员进行，工作频率由每两星期一次，增至每星期一次，以检查有无疏漏之处。1935年为“训练学生日常生活卫生化”，加强晨间检查的效果，还在各小学举行了晨间检查大会，以便各生互相观摩，借镜改善。

学生的身体正处于生长期，“藉测量身长体重时可明瞭个人身体之健康进步情形”。各学校的体重称量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到每月一次，后又增加身长测量。自1932年起依据规定的周期实施测量，小学及初中生每月称体重一次，每两个月量坐高和站高一次，高中生每年量身长和体重四次。全面的体格检查在新生入学时即须进行，之后的间隔周期由每三年一次增至每两年一次；1935年还在小学五年级学生中再施行一次，使学生在小学六年中的体检次数达到四次。[72]

疾病诊治的工作以医生和护士到各校举行的门诊为周期。门诊施行的次数起初根据各个学校的人数多寡安排，如在1929年育英小学每星期二次，贝满、培元学校及博氏幼稚园各一次，第六小学及助产学校每星期有数小时。其后逐渐增加为二次至五次，治疗与沙眼门诊由护士遵照医师指定的方法按时举行。1935年，门诊时间最终统一定期进行，治疗门诊由学校卫生劝导员及助理员每日举行一次，平均每250名学生每星期有一小时诊察时间，沙眼门诊治疗每星期分三次进行，牙科门诊每星期五次。[73]

卫生教育是学校卫生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在学校中施行卫生教育，当易收事半功倍之效”。30年代初各校均设置了卫生课程，中学采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李廷安所长撰写的《健康学》为卫生教材，按时分班讲授。至1934年，各校的卫生课程均由事务所派员按时讲授，一年内共计授课515小时。各个学校还设有卫生常识讲习班、急救法选课班等，教授卫生课程共计129小时，参加听讲者有4299人。卫生讲演根据需要进行，其中培元和贝满两学校就利用周会的时间举行，其他学校亦按期公开演讲。讲演的时间逐渐规律，内容的针对性也有所增强。1932年，贝满学校的高二班请事务所每星期派劝导员前往讲授家政卫生一次。1935年，中坑小学针对营养不良的问题，每星期对学生讲演营养问题一小时，以唤起其对于饮食的注意。办理乙种学校卫生的学校注重讲演卫生常识及卫生习惯等问题，1935年起劝导员每星期须到学校进行卫生劝导一次。卫生教育还注重趣味性和启发性，从1930年起事务所每年均在各中小学举行卫生图画比赛，其“不但使学生对于卫生知识有深刻的印象，并且能使儿童思想发达引起对于卫生之兴趣”，很受学生的欢迎。[74]

学校卫生的施行对象不仅有学生，还包括全体教职员工。事务所要求各学校每年开两次由校医主持的医务会，讨论病症情形及预防、治疗等问题，以期唤起教职员的注意。[75]1935年，事务所对各小学校教职员按期讲述传染病管理方法共计三星期，并特制一种最新的传染病管理法图表以供参考。贝满学校还为工友专设卫生常识讲习班，讲授各种卫生课程。[76]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学校卫生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办理各校的环境卫生条件逐年改善，卫生室、焚秽炉、爪哇式公厕等新式卫生设备在一些学校逐渐得到设置。疾病的诊治率大为增加，这是因为学生“一遇小疾，即前来就治之故”，其中外科病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内科疾病和体格缺陷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丰富的卫生教育形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学生和教职员工学习了卫生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推动了学校卫生工作的良性运转。学校还主动举办卫生表演，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1936年4月培元、育英、中坑和师大附小的各学生稽查在协和礼堂联合表演日常卫生生活戏剧，当年5月贝满、慕贞中学高中部学生举行了卫生表演竞赛。[77]

1935年初北平市学校卫生委员会成立后，仿效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做法，积极全面地开展市立各中小学校的卫生工作，极大地扩展了学校卫生的实施面。学生的晨间检查由该会工作人员进行，每周分六组，逐日分赴各校办理。在疾病防治方面，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每周施行治疗门诊二次和普通门诊一次，人数较少的学校每周一次治疗门诊，每二周一次普通门诊。该会医师或护士每周二次或一次赴各校进行缺点矫治。春秋二季各一次对学生强迫接种牛痘，当年接种人数共13472人。环境卫生视察并于每日门诊时间内举行。[78]在卫生教育方面，卫生讲演由工作人员按时季的需要选取题目，充分利用学校的休息钟点进行，当年在各校教室讲授共计94次，总时长达8100小时，参加人数10897人；当年还举办了刷牙运动26次，详细指导学生刷牙的方法及每日刷牙的次数。

在市政机构的切实努力下，卫生工作不仅作为每日教学活动的开端，还成为学校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的例行事务。学校中的全部人员都被调动起来参与卫生工作，并逐渐树立定期施行卫生工作的观念，他们既是学校卫生工作的授受者，又被要求学以致用，转变为执行者和宣传者，卫生知识在观念与应用之间实现了相互转化，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卫生行政机构借助客观和规律的世界时间节奏，从外部实现了对学校的统一化控制，这种控制的形式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的纪律性。

三、工厂卫生的周期

在近代中国，工业领域是最早采用世界时间的领域之一，主要出现在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中，以钟点时间作为计算工时和支付薪水的依据。进入20世纪，在近代工厂中世界时间已经在工人的劳作和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近代北京的工业发展程度逊于口岸城市。这是因为在传统时代，北京城市的经济动力源自皇朝帝都的需要，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决定了北京城市的消费性质；进入近代以后，在一段时期内北京仍然保持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加之缺乏能源和原材料的状况，以及临近的天津以口岸城市的优势吸引了北京的资金，都导致了北京的近代工业一直未能得到有利的发展条件。[79]因此，北京城市中的工厂寥寥，多以手工操作为主，大型机器较少或完全不用。1919年前后，仅有几家现代工厂，如自来水厂、火柴厂、玻璃厂和政府的制服厂。[80]地毯业是北京的支柱工业之一，起初由喇嘛将技艺传至京城，得到王公贵族的追捧而渐兴，20世纪以后因得到外国人的欣赏而出口大增，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蓬勃发展。至1933年北京约有三百家经营地毯业者，大部分为家庭手工业，工厂仅有数十家，燕京、仁立、英商投资的尼克尔，以及贫民工厂地毯部等十余家规模较大。[81]

民国以后，在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之下，劳动立法工作在20年代开始启动。1923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施行了《工厂暂行规则》，1927年，修订改名为《工厂条例》。该条例规定幼年工及成年女工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星期休息一日，成年男工每日不超过十小时，每月至少休息二日；每日休息时间至少在一小时以上。[82]1929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了《工厂法》，明确规定工作时间为八小时，凡连续工作五小时应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每七日休息一日，法定假日应予给假，并对在厂工作至不同年限者规定给予不同的年假时间。[83]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在劳动法规制定前后，北京的工厂都难以落实法律规定的劳动和休息时间。就连北京官方规定的法定休假日，都比中央政府规定的少了一日，并且缺乏实际的约束力也导致了落实的困难。[84]北京的工人一天中一半左右的时间需要在工厂工作，以钟点时间决定开工和休息。1919年政府的制服厂规定，女工上班时间在繁忙时从上午5时到下午5时，淡季时从上午5时到中午，男工的工作时间是早上6时到中午11时30分，下午从2时到6时30分。[85]30年代初北京的地毯工人工作时间以13至14个小时为最多。[86]

工人除了睡眠时间以外，每日的大部分活动时间都在工厂中度过，“工厂即工人第二家庭，自晨至夕，饮食也、杂用也，莫不于是，故于工作场所之外，必有相当之所，无论何时，得享安舒之乐，亦卫生之要道也”。因此工厂的卫生条件对工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87]工厂卫生不良的状况还会影响产品的出口，导致工商业的不景气。[88]

劳动法规对工厂卫生有明确规定。《工厂条例》要求厂主应有关于工人卫生及预防危险的设备，幼年工及成年女工不得处理有害卫生的物品，以及在有害卫生及危险处所从事工作；行政官署凡认为工厂设备及建筑不合卫生，该厂主应速行改革。《工厂法》具体提出了应装置的各种关于空气流通、饮料清洁、盥洗及厕所、光线、防卫毒质的卫生设备。《工厂法施行条例》要求雇工达三百人以上者应于厂内设置储备救急药品的药室，聘用医生每日到厂担任工人医药及卫生事宜；童工、女工及年满50岁的工人应根据健康检查结果分配工作。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还颁行了工厂设置卫生室的办法，要求全面施行环境卫生、传染病与职业病防治、卫生教育、保健等工作。[89]，基于“工厂卫生之能否办理完善，则全视工厂中有无健全之卫生组织以为断”[90]的认识，工厂卫生从基本的环境卫生讲求，发展到要求设置专门的医疗卫生设备。

北京的工厂卫生，起初多在于各工厂的自觉讲求，因此情况好坏不一，既有非常清洁的卫生食品工厂[91]，也有环境又脏又乱、工人有病又疲倦的工厂[92]。直至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成立以后，政府才对工厂卫生的问题予以正式关注。1929年初卫生局将工厂卫生列入应办的卫生事项之中，内容包括检验体格、设置诊疗所及药局、选派工人的看护、督察清洁卫生，以及记录各种卫生事件等。[93]1934年卫生局对合乎工厂法组织的32处工厂的卫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绝大部分无适当的卫生设备，只有由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办理工厂卫生的燕京地毯工厂和仁立地毯工厂设备比较齐全。[94]

燕京地毯工厂的工厂卫生办理最好，其为北京规模较大的地毯厂，工人总数达几千，设有几处分厂。1926年8月由当时的公共卫生事务所为其办理工厂卫生，起初只在人数较多的第四分厂进行，后逐渐扩大至全厂范围。第二年就于保健科内添设了科员专门负责相关事务。[95]工厂内设置诊疗所，工作人员有医师、护士、劝导员和督查员等，起初多为兼任，后为专职，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卫生、预防工作、疾病治疗、卫生教育。在开展工厂卫生的前几年，环境卫生工作很快得到规律地开展，工厂中的污秽处所每三天洒抹石灰一次，床被每星期曝晒一次。卫生教育尚未有固定周期，但均有一定的时间，于短时间内完成，以免占用工作时间；平时以各种卫生图说粘贴于厂内醒目处，时刻可见，卫生护士并于工作中随时解说，因势利导。[96]30年代以后，燕京地毯工厂的卫生工作已具备一定规模，形成固定的模式，各项工作在各个时间周期内均能保持规律地进行。

每一天，在早晨由医师或劝导员将工厂环境视察一次；在1934年4月至7月举行灭蝇运动期间，所有学徒每人每日要求最少灭蝇五只。诊疗所门诊分普通门诊和预防门诊两类，每个星期普通门诊进行六次，预防门诊两次，前者诊治疾病，后者举行工徒体格检查、沙眼检查及各种预防注射事项；为了预防工业危险，1931年开设了急救术训练班，每星期授课三次，所有工人和学徒均可参加；1932年，学徒、工人、工头、厨夫等均有相应的卫生班，每星期上课一至三次，卫生教育的针对性有所增强；1933年，工人和学徒分为五组，每星期均须接受一次卫生课程；1934年，工人的卫生班增至每星期三次，第二年并在工厂护士的努力下，每星期达到三小时的卫生教学时间。

每个月，处在生长期的学徒均须量身高和体重一次，并检查沙眼一次；公开的卫生讲演起初进行一次，至1933年每月有一至二次，中间还放映卫生电影；工厂经理及卫生负责人员每月须召开卫生讨论会一次。每数月，体弱工人须检查一次，以免因疲劳转成重疾，并便于工作人员随时掌握患病者的病情发展情况；每两个月或六个月，在门诊期间还须对沙眼患者复查一次。

每一年，在年度开始时就由卫生区事务所的医师和劝导员会同工厂负责人员，举行清洁大检查一次。每两年，工人须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每三年，就须种痘一次。[97]

虽然受制于工人数目的变化和工厂的现实情况，在工作总量上有所波动，但卫生介入工厂的力度和深度，一直在保持着缓慢的增长，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燕京地毯工厂在施行卫生工作的十年间，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工人的身体健康也有了保障。工人从被动接受卫生教育转变为积极参加卫生活动。历年的灭蝇灭臭虫运动，成绩均甚佳；卫生讲演听讲踊跃，在有电影和幻灯放映时参加者尤其多；卫生区事务所还指导工人排演卫生戏剧，在新年、卫生游艺会以及卫生局主办的卫生运动周上共进行三次展演，均很受观众欢迎。[98]工人由卫生的接受者转变为卫生的传播者，使卫生知识从工厂向社会的更大范围传播。

由此可见，工厂卫生是在工人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嵌入的外部事件，卫生工作在日、星期、月、年的各个时间层次上以不同频率铺展开来，通过持续性和重复性的活动，对工人形成规律和连续的影响，从而造就工厂中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时间和公共活动，使卫生这一外部施予的知识潜移默化为工人日常生活的惯例。在施行卫生工作的工厂中，工人不仅劳作和休息受到钟点时间的规制，行为和思想也纳入了世界时间的节奏当中。工人经历了世界时间下的卫生洗礼后，获得了整洁的环境和健康的身体，以及充实的精神，丰富的卫生教育活动还能为工人单调枯燥的生活提供娱乐和消遣。

总之，市政机构和社会力量在开展卫生工作时，充分利用了世界时间的周期。其中星期制被广泛应用于提供卫生服务和卫生宣传的各项活动中，并且通过灵活的处理，将七天一休息的星期制度进行人为地调整，使世界时间对生理时间达成了妥协，使两者和谐而不相掣肘。

在学校和工厂这样具有特定边界的场所中，其中的人员处于一个相较于开放的公共场所而言更为封闭的空间内部，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利用世界时间的周期，在各个时间层级上对这些群体施加影响，能使卫生工作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务，并将其活动的时间导入世界时间的运行轨道中。通过卫生工作，这些社会群体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周期，由此推动了集体认同感的形成，并逐渐提升至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时间上的领先这个因素一直对空间上的优越性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中心地位即源于其带头发展奠定的基础。[99]时间上的领先有助于群体的进步，享有一定时间积累的卫生知识，有利于部分社会群体形成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