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疗空间的组织形式来自于西方，在其建立之始就以钟点时间作为活动的时间框架。医疗空间的诊疗活动均依据定点和规律的时间有序进行，在其中活动的人，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病患，以及病患的亲友，均须按照医疗的时间安排行事。在这个由空间和时间组成的四维结构中，卫生知识作为指导原则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医疗空间的开诊时间决定了民众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时间。官办的医疗空间开诊时间相对较短。清末开办的戒烟局每日挂号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4时。[5]民初的内外城官医院，将一年中的诊疗时间分两个时段，3月1日起至8月28日，诊疗时间为每日上午7时至12时，9月1日至第二年2月28日，诊疗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至12时，星期日停诊。[6]在因时疫流行而导致患者过多之时，旧历新年仍需照常施诊，并将时间延长为上午8时至下午1时。[7]1933年内外城官医院合并为市立医院后，门诊时间统一规定为上午9时至下午1时，星期日及例假日停诊。[8]

30年代开办的警察医院门诊时间分两段，每年3月1日起至8月31日为每日上午7时至12时，9月1日起至翌年2月28日为每日上午8时至12时，停诊时间及星期例假日均派员轮流值班。[9]传染病医院每日办事时间从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时至4时，星期日休息，但有特别事故时亦当从事。[10]30年代传染病院所设的普通诊疗所在上午9时至12时开诊，而性质特殊的传染病诊治业务则不拘时间，随到随诊。[11]1917年成立的公立中央医院也比照官办医院的时间办理，即使在就诊人数有较大增加的时候，也仅在每日上午9点30分至11点30分开诊。[12]

私立医院和诊疗所出于营利的目的，诊疗时间相对更长。美国基督教道济医院的门诊时间分为男女两界，女界为上午9时至12时，男界由下午2时至4时。[13]寰西医院门诊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3时；震旦医院时间更长，自上午9时至下午6时，星期日照常诊治。[14]私人诊疗所的时间灵活性更高。北陆诊疗所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2时门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翁之龙20年代在北京开设的诊所，门诊自上午9时至下午4时，下午4时至6时为出诊时间。[15]

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对医疗空间施行规范管理，规定有两名及以上医师，并有各类专职人员的医疗机构方可成为医院。[16]三十年代中期，根据卫生局的调查，各私立医疗空间可分为医院和诊疗所两类，医院有两名以上医师及护士、药剂师等，并有住院设备，不具备医院条件者为诊疗所。[17]以下根据该项调查，选取其中明确列出门诊时间的私立医疗空间分别列表。

表6.1 1936年北京各私立医院门诊科目及时间表

续表

表6.2 1936年北京各私立诊疗所门诊科目及时间表

续表

私立医院中规模较大者为1901年英国人开设的普仁医院、前中央防疫处处长全绍清任院长的红十字医院以及大良医院，设备完善，病床多达几十张，上午为门诊时间，下午为诊治住院病人的时间，这与市立医院类似，说明中国人所办的大型医院多采用此种时间安排。公益产科医院、百揆医院为中等规模，有病床十数张。大多数私立医院设备简单，病床仅有几张，除了有住院设备外，与诊疗所几无差别，这类医院的门诊时间较长。私人诊疗所通常仅有医师一人，门诊时间较为随意。门诊时间最长者为1918年开设的同济诊疗所，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该诊所设备适宜，成绩尚佳。药房附设的诊疗所，由兼任医师一人坐堂，大多只有半天开诊。有的诊疗所医师同时在别处担任诊疗事务，则该诊所也只有半天开诊。

为了更明晰地看清私立医疗空间门诊时间的分布情况，分别以钟点时间为横轴，医疗空间的数目为纵轴，绘制了两张曲线图。

图6.2 1936年北京各私立医院门诊时间分布

图6.3 1936年北京各私立诊疗所门诊时间分布

由图6.2和图6.3可见，私立的医疗空间每日有两个开诊高峰时间，医院在上午10时和下午2时，诊疗所在上午11时和下午3时，在上午9时到11时之间开诊的情况最为普遍，这也与大型医院的门诊时间相吻合。在上午和下午开诊的医院数目相差不多，而诊疗所有较大差别，说明了医院的门诊时间有较固定的模式，而诊疗所则更为随意。总而言之，医疗机构大多在上午8时或9时开诊，下午5时或6时停诊。30年代政府机关的办公时间也在此时间区域内，[18]由此可见这是社会单位的主流活动时间。

在门诊时间之外，许多医疗空间还通过安排出诊，使医疗卫生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市立医院在下午2时以后派出医护人员乘坐巡逻车实施巡回治疗，出诊时间亦安排在这个时间，出诊费用3元；平时下午5时半下班后至次日上午9时有医员值班以便应对急症。[19]大多数医疗机构在遇有急症求医时都能做到随时出诊，但出诊费用较门诊有明显增加，若在夜间则会更高。道济医院的普通门诊费用仅为铜元20枚，而出诊费用增至5元，晚8时至早8时之间还须加倍，产妇科出外接生收费则昼夜一例。[20]万寿寺疗养院附设的西郊施诊部，出诊费用每次10元，路远者须加倍，且夜间不应诊；该院借用红十字会医院的大救护汽车，按照路途远近收费，城内以三小时为限，城外以五小时为限，过时则每小时须加1元。[21]医疗服务不仅与钟点时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以钟点时间作为金钱量化的标准。

医疗空间的内部运作和管理也为钟点时间所规定，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病患或病患家属，均受到这种节奏的约束。1895年，《申报》上有文章宣扬医院的好处，其中之一利即为“住院之后，像医者朝夕施治，体察病情，易于奏效”[22]。随时能够接受医疗服务，按照医院的时间节律行事，被认为是治疗疾病的有利条件。

清末设立的戒烟局对医院内各类人员的工作时间和频率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戒烟人的活动须有规律，起卧饮食的时刻均由管理员分别冬夏临时规定，活动以摇铃为号；每日服药三次，每日饭食二次或三次，每三日梳头一次，每十日剪发一次，夏秋两季每三日沐浴一次，同时更换衣服，春冬时则为每十日一次；夫役每日对住室勤加打扫并泼洒石碳酸水一次，且按时燃灯和熄灯；医官每日诊视戒烟人一次，同时按病给药；稽查员每日稽查三次；亲友访视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23]1934年设立的北平市烈性毒品戒除所更像一座监狱，全面以钟点时间规划戒除者的每日活动，以摇铃为号，上午6时起床，晚间9时就寝；饭食每日两餐，于上午10时和下午4时各一次，开水分别在上午8时、下午1时及4时发放三次；就连便溺时间也被限定在四次，分别在上午8时、正午12时、下午4时及8时。[24]

戒除烟毒机构的性质较为特殊，各类医院和诊疗所的时间管理则相对宽松，但也有明确的时间安排。医护人员每日均须对病房及病人进行视察和诊疗，“住院病人得由医士及看护时时诊查，察其病状之变化，以定治疗之法”。[25]传染病医院就定在每日上午10时，医务长会同各医员及护士须到各病室诊视病人一次[26]。患者大部分的起居活动虽然没有严格的钟点限制，但仍须依照医护人员的指导，如统一熄灯时间，警察医院规定患者须于夜间10时一律熄灯[27]，私立的人人医院亦在10时[28]。

患者入院时须先行缴纳一定的费用，既是预先付款，又是保证押金。市立医院以十日病室费及膳费为先付款项，多退少补。[29]私立医院少则十日，多则达一月。道济医院入院时须缴纳十四日费用，不到期出院者概不退还，续期者按日结算；入院不论早晚均按一日计算，出院则以过午后算作一天。人人医院亦将住院时间截止至出院日的午前，过午后出院仍算一日。万寿寺疗养院以半月为周期付款一次，积欠达半月者即强迫其出院，住院时间截止在出院之日，但上午10时前出院者当日不计。清源医院一次性缴费期最长，须缴纳一个月的费用，并以半月为期结算一次。[30]医疗空间根据一定长度的钟点时间量化住院的预付款，同时以不同周期的时间单位计算住院的花费，且以某个钟点时间为节点衡量住院的“日单位”，由此使得患者在整个住院过程中的钟点时间始终与金钱计算相联系。

医疗空间对外部民众开放的活动除了门诊以外，还包括允许患者亲友前往探视。但对医疗空间而言这是被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视为对医疗活动的干扰，因此各医院对探视时间都有具体的限定。警察医院的探视时间以每日下午2时至5时为限。[31]精神病疗养院因病患情况特殊，因此探视时间仅在下午2时至4时，且同时不得超过二人，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32]私立医院的探视时间稍长，清源医院规定为每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但明确要求探视时间愈短愈佳，以免影响病患休养。[33]道济医院的探视时间还根据病房的等级进行区别，头等病房在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2时至8时，二等病房从12时至6时，三等病房则只能在12时至3时，且每次仅限二人。[34]探视时间是患者在住院期间短暂地获准接触外部的机会，探视时间的限制程度反映了医疗空间对患者的控制强度，官办医院的控制较强，而私立医院相对宽松，有的医院还考虑到患者的经济能力，对能承担高费用的患者控制较为宽松。

医疗空间不仅有自我管理，还受到近代市政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种外部介入的力度，在时间上也有所体现。官办医院由市政机构所设立和领导，其办公和诊治时间均遵照其主管部门的规定。市政机构要求上报医疗诊治情况，报告的周期随着管理力度的强弱由疏到密。内外城官医院在清末创办之初，每季须将诊治人数由内外城巡警总厅申报民政部汇奏一次。[35]在传染病多发的时候，为了及时掌握疫情消息，汇报的时间间隔被迅速缩短，1917年京师警察厅为预防秋疫流行，要求开业医生每十日填写异症表上报。[36]1922年，夏秋两季各开业医生每星期均须将所诊治的异症填表呈送警察厅。[37]30年代中期形成了固定的报告模式，无论公私立医院在每月的最后一日均须将诊治人数、病别汇齐，填入卫生局所发的诊治报告表，送卫生局备案，若遇急性传染病者须在24小时内直接报告卫生局。[38]1934年卫生主管机关要求各医院医师，遇有传染病立即填写报告呈送。[39]行政权力从外部实施监管的时间频率增强，体现了其对医疗空间的控制能力在提升。

在近代医疗空间中，钟点时间是计算金钱的重要标准之一，金钱量化亦是钟点时间得以有形化的方式之一。时间流逝即等同于金钱流失，这种近代时间观念通过医疗活动得到进一步推广。尤其是私立医疗空间在营利的驱使下，将钟点时间与具体收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患者同时受到了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支配。钟点时间与金钱的联系使时间运用成为商业竞争的一个手段。在官办医院开诊时间相对较短的情况下，私立医疗空间通过更长的开诊时间争取患者，增进收益。当时的西药房也同样重视时间对于营业增进的有利影响，无论昼夜，只要有需要均为病人配购药品，而中药铺则往往推诿，这成为其在营业上不及西药房的原因之一。[40]

钟点时间还是实施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医疗空间通过钟点时间管理内部的人员，约束进入其中的民众，尤其是住院的患者，其活动更是受到了钟点时间的全面支配。钟点时间的管制能力既是医疗空间的内在要求，又有行政权力的外部推动，市政机构通过固定周期的监管，使行政权力在医疗卫生事务上保持了有效且持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医疗空间在采用钟点时间全面规划每一天活动时，也将其活动节律与大部分民众的生活规律保持基本的同步。大多数医疗机构在民众活动较多的时段中都处于开放状态，定时定点的医疗服务能够为民众的生活提供钟点时间的确切参照，有助于推动民众对钟点时间的接受由被动转为主动。医疗空间的增多和医疗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其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时间不断延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为民众提供的卫生保障能力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