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通行的时间源自西方。西方的时间最早以钟表的形式，在明末时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引入中国，但当时钟表只是作为宫廷的收藏和士绅的玩物得到接纳，而不是作为日常计时的工具。当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后，近代中国为了应对“商战”而兴起了工业和商业活动，由于在其中劳动金钱化的计算，钟点时间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得到一定范围内的使用。[1]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历法和纪年的采用开始成为社会讨论的议题，在“改正朔”和“趋于大同”的思想推动下，民初确立了阳历的使用和公元的纪年。[2]世界时间最终被确立为中国的标准时间，采用世界时间被认为是接纳现代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是以此表达中国努力跟上世界脚步的强烈意愿。

但世界时间在中国社会的最终普及，不是政府用一纸电文通告天下就能完成的。在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随着应用世界时间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近代空间的数量增多和影响力增大，以及书籍、报刊等文本资料和幻灯、电影等图像资料的传播，世界时间在城市中的使用范围才得以逐渐扩大，涉及人群也逐渐广泛。30年代各地纷纷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装置标准钟，北京也不例外。1936年5月，北平市市政会议议决在东西单牌楼、新街口等七处繁冲地点设置标准钟，采用机械运转二面直立式电钟，并于其他各处徐图推广，这一决议在当年就得到逐步落实。[3]1937年在市长宋哲元的提议下，又在天安门增添自鸣钟两架，并拟装置播音机。[4]设置标准钟意味着钟点时间被完全有形化，不仅醒目地出现在民众的视线中，还通过声音传布至目力所及之外，作为世界时间中最基础的分时制度，钟点时间以标准钟的方式真实地矗立在民众的生活中。

图6.1 武昌新建之“守时钟”

资料来源：《市政评论》，1934（11），封面。

世界时间作为西方知识体系的时间架构，要得到普及需要借重知识作为载体，因此在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卫生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运用世界时间对民众施以片段化和周期性的控制，能使社会观念逐渐得到更新，城市日常生活也渐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