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新的国家将改变历法作为与传统决裂的重要标志。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就通电宣布改用阳历，并定于1月15日补祝新年。[77]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该提议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阴历新年被迫在官方辞令中将“元旦”一词让予阳历新年，自己退而称为一季之节。[78]官方着意于阳历新年的推行，并企图禁止阴历新年，表明新国家破旧立新的彻底态度。此后官方每年均于阳历1月1日庆祝新年，学校、公众团体等也从之。

但社会的惯性不会在一纸通电后就戛然而止，民众仍以过阴历新年者为多，即所谓“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79]。在1913年的阴历新年到来时，北京的学校已不再放假，但学生多有告假者；各处庙会均不停止；北京总议事会亦呈请内务部将天坛和先农坛开放十天。[80]1918年，各商铺仍按惯例于阴历正月初一起休息数天，而警察厅以新历年已过，不应再过旧历年为由禁止其停业。[81]直至1920年，普通民众仍然对阴历新年非常热衷，过年热闹的情况更甚于前：“在旧历新年时候，无论各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82]

官方禁令难以动摇的社会传统，在立志于推广科学知识和进步观念的学校看来，需要通过实际的工作进行改造。1922年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的讲演会，曾针对阴历年节的风俗，从无神论、社会习惯、经济、卫生、道德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批判，以使平民学生产生弃旧从新的观念。[83]

1920年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举办了第一届人体标本展览会。该项展览的目的是为平民夜校筹款，同时普及医学常识，时间定于阴历初一至初四，入场券每人铜元二十枚，“陈列各种标本、模型，以及图画等数千种，内最重要者，有人体之解剖、组织胎、生病理、结核、细菌、寄生虫等，游人观览时，且有该校学生引导讲解，务使观者明白、畅适”。[84]第二年虽然曾改至阳历新年举办展览会[85]，但也许是效果不佳，此后国立医专改名为北京国立医科大学，仍然坚持于阴历新年举办人体标本展览会，而且将时间进一步延长，内容更为丰富。如1927年的展览定于阴历正月初二至十二日，票价大洋一角，“此次闻尚有伤兵手术标本，及各种新奇标本多件，颇为平时所不易得见者云”[86]。且由于该校距离厂甸较近，每逢过年厂甸庙会游人如织时，前往参观展览者亦“甚形踊跃”，为此“该校每日均派有接待员引导，各部展览均有人在旁任说明之责，以备参观者之询问云”。[87]展览收效良好，社会反响强烈，为此常常延长展期。[88]

图5.1 北平大学医学院人体标本展览会

资料来源：《世界画报》，1929-02-24。

北京国立医专将人体标本展览会的时间定于阴历新年，这必然是特意选择的：“一来要矫正社会上新年避凶趋吉的无谓，就是根本上不承认有旧历新年的存在；二来是利用厂甸来往的机会，可以多得一些收入，便得多办一点公益”。[89]但在这样高调的言论中，却可见一个明显的悖论，暴露出在近代卫生知识与传统时间之间明显的张力。即卫生展览特意选择的这个时间，一方面的用意要否定阴历新年，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既将新的卫生事物强制嵌入旧的时间框架中，又在社会习惯上认为应当避凶趋吉的时候，将与疾病和痛苦相关联，非让人愉快的解剖、细菌等物品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来，以破除吉凶与时间的联结，从而打破不科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又是基于对阴历新年现实状况的认识，民众在此时正沉浸于一年中最大狂欢之时，最有可能接受新鲜事物，且人群聚集，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卫生的社会普及效果。事实证明后者的效果立竿见影，而前者否定之目的则只能于潜移默化中达到，甚至亦有可能产生相反效果，即卫生的展览被传统的狂欢时间所接纳而转化为其中的内容之一。

除了阴历新年外，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与卫生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其时在阴历五月五日，处在春夏之交，正是防疫最关键的时刻。“端午节的初始之意当是驱瘟、除邪、止恶气。”[90]传统的端午习俗有悬艾叶和菖蒲、食棕、沐浴、采百草等，以此达到驱邪、祛病、防疫的目的。在近代，北京的卫生宣传活动在此时也较为活跃，如青年会在此期间“率多举行防疫运动。演讲也、幻灯也、电影也，诸如此类之警惕宣传，在今日虽为习见习闻之事，而在当时则为创见”[91]。

民国北京是阳历与阴历并行的“二元社会”，随着社会上下层之间的互动，阳历缓慢地扩展其社会影响，至30年代才逐渐占据主导。[92]但民众依赖传统时间的日常惯性不可能突然为世界时间所替代，因此官方在普及卫生知识的过程中对传统时间进行了积极利用和改造。如清末京师警察厅为了使民众通晓自来水的卫生，就特聘宣讲员于庙会进行时专门宣讲自来水。[93]民初也有官方组织的专门讲演队伍，巡回于庙会、集市，利用民众生活和娱乐的传统节奏，向民众宣传包括卫生在内的促进社会改良的知识。[94]而传统节日背后的传统习惯和民俗文化更是根深蒂固，阳历的推行没有导致传统节日的消亡，民众的狂欢精神仍然在传统的时间中才得以最大地释放。市政机构有意识地将卫生知识的宣传介入传统的时间和节奏中，既是对难以破旧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无奈妥协，又是企图为敢于立新的改革寻求积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