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将流行性的传染病统称为“疫”。疫病流行与气候和季节密切相关，因此防疫也与时间紧密联系。以天花为例，在中国这是从古代至近代都极为常见的一种传染病。对天花的预防方法，中国在晚明时就发明了人痘术，在清嘉庆年间西方牛痘术传入中国并很快为国人所接受。[22]在从人痘到牛痘的技术转换过程中，传统人痘接种技术的普及程度，和施行接种的慈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网络，是牛痘术在中国得以顺利推行的关键因素。[23]虽然牛痘作为外来事物未受到明显排斥，且在医界和社会上层对推广牛痘的呼吁不遗余力，但牛痘与人痘并行的社会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24]

在近代中国，不仅传统的种痘技术仍在施行，传统的种痘观念也继续存在。传统的习俗认定种痘的时间在春季方为适宜和有效，这种看法的依据，或有认为种痘在春季易发，且兼及消除百病[25]；或有认为严寒时不愿施种，尤其是儿童，其家人多待到天气暖和方准种痘[26]。种痘一次终身免疫，亦是传统时代即有，近代仍然在民间流行的看法。[27]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就提到这样的例子，有位妇女在被问及是否出过天花或是否做过预防接种时回答：“我都28岁了，还问我出过天花没有？出过，我当然出过了！”[28]因此民众种痘往往只集中于短时期内，且接种次数较少，造成接种率不高。这些不合于近代卫生的观念，受到了卫生舆论的批判，并认为这是导致天花经常流行及致死率高的原因之一。

为改变仅在春季种痘的传统卫生观念，民间力量和市政机构都进行了切实的工作。报刊充分发挥了舆论的引导作用，对种痘的科学知识进行传播。如1917年《晨钟》的《家庭常识》栏目对种痘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春秋季为种痘的最佳时节，而当天花流行之际则随时皆可种痘。[29]1926年《晨报》再登种痘知识，对种痘宜在春秋的原因作了详细阐述，指出此时仅是因为气候较为温和，较夏冬二季易于痊愈而已；预防天花本不应拘于时期，当流行之时不问老幼皆应种痘，且每隔三五年须再接种一次。[30]

与舆论相呼应，卫生行政机构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中央防疫处每年均印发上万张的劝种牛痘传单，或委托区署按户散发，或交由卫生区事务所分送各户；并将城内各处专设张贴防疫处布告的宣传木牌，换贴《劝种牛痘》图说，以形象化的方式扩大宣传的效果。[31]京师警察厅在开设分所接种之前，一般都要印发布告，“派警择要张贴”，广为宣传，俾使民众周知。[32]宣传布告循循善诱，可以京师警察厅宣传霍乱接种的布告为参照：“接种时并无半点痛苦，接种后亦无微些不快，须知本厅与中央防疫处之所不惜重资劳道员司者，分言之，所以保个人之康健，合言之，即以谋公共之卫生也。发良意美，孰逾孰斯，合亟布告，仰即通知，遵时前往，勿事犹豫，有厚望焉。”[33]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令各地于3月1日开始实行种痘，并附发种痘图画，分发各地仿印张贴。[34]北京的卫生行政机构对此积极响应。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每年都积极印制各种传单、标语及种痘券，交由各自治坊发放给居民。[35]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在1935年举办了扩大种痘运动，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在《北平晨报》上发行扩大种痘专刊，以及在各新闻纸上刊登新闻；每星期二晚间派员至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种痘宣传，且商情北平及河北两电台每日于新闻后义务为此宣传一次；派出学校卫生医师护士至各校讲演，并让学生回家讲述以收间接宣传之效；印制了传单五万张，通过门诊、清道夫、学校等多种途径发放；拟就警醒词句交由中央、中天电影院义务放映；雇佣夫役组成游行宣传队，持布质的宣传标语游行区内各街巷，并向行人发送传单。[36]

种痘在民众中得到较快普及的原因，除了有传统的影响之外，免费种痘的施行是有力的推手。在中国，官方提供免费种痘最早开始于1870年的英美租界，工部局开设疫苗接种门诊，每星期开放两个下午，但很少有人自愿接种，以致工部局一度为愿意接种牛痘的儿童发给奖赏。[37]为了广而告之，1877年3月12日至5月5日，《申报》上整整一个半月都登载了工部局的《招种牛痘示》。[38]法租界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其曾于1873年在《申报》上连续41次刊登了同一内容的接种牛痘广告：“施种牛痘：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如来种者，至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人之德也。”[39]

北京官方的免费种痘服务相对滞后，直至1910年4月才有明文规定，即内、外城巡警总厅颁布的《管理种痘规则》。其后在官办医院、中央防疫处、卫生区事务所的诊疗所等处都逐步实现免费种痘。相关的规定也渐趋完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种痘条例》。1932年北平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中一律施行种痘。[40]1935年2月北平市卫生局颁布了《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要求儿童必须种痘。[41]在市政机构的切实重视和积极努力下，种痘的人数逐渐增多。

为了彻底打破仅在春季种痘的观念，具体的施种工作逐步扩展时间范围。民初前十年，内外城医院及四郊施医局是官方种痘的主力，时间集中于春秋季，夏季时则因天热，痘苗不易保存，伤口亦不易愈合，因此多停止种痘。20年代初内务部在天坛设立中央防疫处以后，其除了提供北京城内绝大部分的疫苗之外，还于1923年3月1日在天坛也开设了牛痘处，除星期日外每日施种，不收号金。[42]中央防疫处还安排专人至卫生诊疗所、基督教社交堂，以及各讲演所等处种痘。在讲演所施种的工作起初按照除星期日外每星期一天三小时轮流进行，不久后就发展至每个讲演所每周均能施种三至四个全天。[43]至30年代，各卫生区事务所的诊疗所均能不拘季节，在每周的工作时间内提供接种服务。

但春季种痘的观念毕竟深入人心，在天花未有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下，大部分民众仍然愿意选择在春季施种，在春季之外进行的种痘工作收效明显不如春季。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在1928年冬季开展的种痘运动，因施种人数极为有限，每日派员往返奔驰难收实效，考虑到当此天气寒冷之时，“实未便强人施种”，因此变更为凑足十人以上再电知该所派员前往，原预定在全城二十区署均设种痘分处的计划，只能俟春暖时再行办理。[44]

因此在春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种痘力量都进行了最大范围的调动。每届春季，官办医院和市政机构必定要施行种痘。青年会服务团的种痘也安排在春季。[45]个人的施种行为更是顺应民俗，如洋货行经理自发的施种每年都自4月中旬开始。[46]30年代北京的卫生机构都将每年的种痘运动定在春秋二季举办，尤以春季运动收效最大，如1937年的春季扩大种痘运动，预计施种人数为7万人，结果实际达到了105248人。[47]因此在种痘的时间选择上，虽然卫生的话语对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力批判，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要取得相当效果，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传统的卫生时间。

在中国的华北地区，于春季积极施行对传染病的预防工作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样的观念确实是有依据的。春季为万物复苏之时，病菌的活动能力开始增强，尤其是北京的沙尘天气和沟渠的消融开化，都加速了病菌的传播。到春末夏初，季节变换更易致病，进入夏季，“暑热熏蒸”[48]，多种传染病经过前一阶段的酝酿后有可能集中暴发。在民国时期流行于中国北部的主要传染病中，天花的流行高峰期在2至5月，斑疹伤寒在4月至7月，白喉与脑膜炎均在2月至4月，猩红热在3月至7月，最高峰在3月，回归热在3月至7月，最高峰在4月；其余如霍乱、伤寒、痢疾的发病高峰均主要在夏季；只有鼠疫例外，因北方流行的肺鼠疫，流行高峰多在气温较低的季节，但并不表示其余月份没有鼠疫发生。[49]狂犬病也于春季多发。[50]

由此可见，春季是传染病的多发季节，而且是夏季传染病的准备期，为此卫生机构在春季施行了多种防疫措施，并积极地向民众宣传防疫知识，使民众树立正确的防疫观念。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针对春季的流行病，向各地发放宣传品，其中将春季重要时令病摘要列表，还制作了《春季防病歌》，便于记忆，以促进民众注意。[51]

春季防病歌

春季许多传染病，天花白喉最流行，

预防天花要种痘，白喉可打血清针。

肺炎多由感冒起，感冒也能传染人，

预防要使皮肤健，注意尘埃和气温。

斑疹伤寒即瘟热，臭虫虱子是其根。

清洁皮肤和衣被，使他无处可存身。

还有麻疹猩红热，脑脊膜炎百日咳，

都是小孩易犯病，一经传染了不得。

鼠疫流行更惨苦，传播媒介是蚤鼠，

预防须把蚤鼠除，疫地交通要停止。

凡人要免传染病，莫和病人相接近，

病人得病要隔离，用物消毒务干净。

更有蚊子和苍蝇，乃是人类大敌人，

繁盛虽在夏秋季，开始发育却在春。

春天一对母蚊蝇，夏秋可成亿万群，

所以扑灭蚊蝇法，要从春季就实行。

苍蝇幼虫就是蛆，粪便污物要扫除，

水中孑孓蚊之祖，杀了孑孓绝根株。

疫病传染最可惊，不用枪炮能杀人，

希望大家齐努力，预先防范免灾侵。

这首歌谣将各种春季的防疫措施浓缩于几十句话中，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春季流行病的现实情况，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预防方法。近代北京在春季施行的防疫活动，正是歌谣内容的具体化。

每至春季，社会对卫生的关注程度均较之前有所提高，报刊上时常可见相关的消息，并提醒民众：“时届春令，对于一切卫生事宜，亟应特别注意，以免瘟疫流行。”[52]若遇上气候较为异常的年份，则因“寒暖失宜，颇易发生疫症”[53]，官方防疫措施的强度会进一步提升，如要求执业医生每星期将各种异常症状向卫生机构汇报[54]。当周边地区有疫情发生时会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如1918年初春，因临近北京的通县发生鼠疫，内务部为阻断疫情传播，在各城门添设卫生队兵，对进城的行人进行检验[55]；铁路局也在车站派检疫医官和卫生巡警[56]，或设立防疫检查所[57]，检查来往旅客；还临时筹建卫生警察，分配至各冲要地方执行公共卫生事务。[58]遇有暴死者，即使未检验出病菌，仍然为谨慎起见而将死者的同居人送往传染病医院进行诊断。[59]

市政机构和民间力量通常在春季持续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防疫活动。除了种痘运动外，灭蝇运动也非常引人注目。苍蝇是伤寒、肺痨、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春天是其开始滋生繁殖的季节，在此时开展灭蝇运动效果最佳，“因春天杀一个，就是杀了夏天无数的”[60]。1912年《教育杂志》上就曾介绍美国的儿童驱蝇队，对公共卫生贡献很大，受到政府的嘉奖。[61]基督教青年会从20年代开始在学校中举办灭蝇比赛，包括中小学以及平民学校、补习学校、职业学校等均有参加，还将杀灭蝇虫的数目进行统计刊登于报端，以引起社会的注意。[62]其后还向社会推广，组织一定规模的卫生运动，进行灭蝇讲演，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品。[63]

随着青年会灭蝇运动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各医卫团体和机构也纷纷与其合作，丰富了灭蝇运动的形式，扩展其普及面。1927年五月下旬，青年会与公共卫生事务所合办灭蝇大会，联合东城各小学举行灭蝇比赛，捕蝇最多的学生奖给银杯一只；大会期间还进行报告、演说，发放印刷品，举办面向社会开放的展览，内容有苍蝇模型图画及灭蝇器具等。第二年两个机构继续合办灭蝇运动，且函商学务局，期以全城加入，有幻灯、影片、书报等多种形式。[64]1928年5月间青年会与协和医学院的丙寅医学社合办灭蝇运动，并编制了考查灭蝇运动常识的试题，对学校学生进行调查和宣传。[65]

一些民间力量和个人尽管势单力薄，对于推动灭蝇工作仍不遗余力。缸瓦市美以美福音堂某牧师每逢登台宣讲必要提倡灭除苍蝇，还与同人自发集资收买苍蝇，散布传单宣传苍蝇的危害，并劝人仿行。[66]星期平民学校也仿行服务团办法，组织驱蝇运动，并到各家庭讲演苍蝇危害。[67]还曾有美国人麦克乐建议京师警察厅效仿南京警厅，学习美国高效的灭蝇方法，并结合科学的分析调查和实验数据，以增强其说服力。[68]报纸上也对国外灭蝇的最新发明进行了介绍，期望国人也能引进。[69]

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对灭蝇工作极为重视，发布了《灭蝇办法》，全面详细地介绍扑灭苍蝇的各种办法。由于早春时收买成蝇，不仅有利于灭蝇工作，还可以借此宣传，引起人民的兴趣，故该办法要求灭蝇工作至迟在5月初就要开始。[70]1933年，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提议下，北平市政府组织了灭蝇运动委员会，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灭蝇运动。[71]第二年灭蝇运动就被正式纳入官方组织的卫生运动大会中，在1937年的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上还专门展期一日，作为报告灭蝇成绩和办法及灭蝇奖品日，并举行了灭蝇庆成仪式。[72]

在春季积极开展防疫工作的观念顺应了自然的规律，因此许多卫生工作也呼应防疫的声势在此时开展。青年会首先将卫生运动放在春季进行。[73]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了《污物扫除条例》，要求每年的5月15日和12月15日各举行大扫除一次。[74]1934至1937年间北京举行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前三次均在春季进行，第四次仅是因为5月纪念日太多才改期至6月中旬。妓女的检查和疗治工作，也拟放在每年春季举办一周。[75]

一年之计在于春，治病之源在于防，春季的卫生活动象征着卫生之根生发于一年之始，春季防疫的卫生观念契合了自然的规律、民众的节奏，在此观念的指导下，政府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防设工作，收效良好，是近代医疗卫生工作中成绩较为突出的内容。

从春季的积极防疫再回顾春季种痘的问题，可知传统的观念也是由来有自，非全为谬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代卫生话语对春季种痘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民众认为只能在春季种痘，而其余时间不宜的观念上。这样的观念之所以被认为是错误的，根本不在于科学与否，而在于其与随时且全面预防传染病的近代卫生观念相抵触，“因为传染病不论什么时候皆可以发生，所以须时时刻刻的预防”[76]。在卫生的要求下，防疫观念和措施从传统的定时性和一次性转变为随时随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