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民众日常的清洁工作随时可以进行，秽物通常在街巷、沟渠随时随地堆放。近代以后，随着市政机构将环境卫生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清洁问题由居民及清理人员自主的行为转变为官方的行政作为。在市政机构的要求下，清除秽物的时间由随时随意改为定时定点。

在清末，居民的秽物就被要求装置于门外固定的容器内，每日由土车拉走，不便置于门外者应放于室内；居民户内的扫除工作也要接受监督，管区根据事先预定的日期派出巡官、巡长执行。[4]由于钟表在近代城市的家庭中尚未普及，因此清道夫按时上门运取垃圾时需要给居民一个信号。1916年，上海法租界首先使用摇铃法通知居民倾倒垃圾，此法在流动的垃圾车上装有小铃，垃圾车到来时以铃声通知居民出外倾倒垃圾，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逾时不候。[5]北京在同年也采用了摇铃法，不知是否仿自上海，这一做法在1928年卫生局成立后仍然得以沿用，并限定住户垃圾必须于每日午前倒出，由土车运走。[6]至1934年，垃圾、秽水和粪便的收集时间，均由主管机关按季节规定，分别公布。[7]摇铃法进一步加强了民众定点守时倾倒垃圾的意识，有利于培养民众的近代时间观念，是行政权力对传统民众生活节奏施加的有力干预。

出身自普通民众的清道夫由于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限制，其开展清洁工作的时间不再与传统联系，而是受到钟点时间的约束，无论是工作和休息都严格定时。在清末，清道夫的工作时间分春夏和秋冬两季，4月至8月为上午6时至11时，下午1时至7时，9月至3月上午延后上班一小时而下午提早下班一小时。洒水工作考虑到冬季的温度较低，因此从11月16日起至2月末，上午8时以前和下午3时以后不得洒水；工作时每一小时可休息十分钟。[8]这一时间规则一直沿用至民国。至30年代，历经二十多年的清道夫管理制度已经趋于规范，卫生行政机构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管理的强度，同时适当进行变通以应对实际的需要。清道夫每日的工作内容及夫役分配均在前一日拟定呈报主管科，工作时间由主管科随时规定，恶劣天气时清洁任务加重，可随时延长工作时间。[9]

粪秽清除是清洁工作的重要环节。北京城市中的粪业在传统时代出于农业施肥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粪夫至居民住处及公厕掏挖粪便后运至粪厂，由粪厂晾成块状，即为“粪干”，如此方能施肥，若用“湿粪”则会致使植物枯槁。粪便的加工需要干燥的环境，因此在华北地区雨量集中的夏季不适于晒粪。同时，农业用肥也有一定的季节性，如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施肥，就主要在春秋冬三季，或春秋二季，夏季的需肥量本来也相对较少。[10]因此粪厂在夏季多不敢积存粪便，粪夫因粪便无处消纳，淘粪的次数也就顿时减少。但对于住户而言，在炎热潮湿的季节粪便若得不到及时打扫，必然导致气味不良以及对疾病传播的忧虑，因此对粪夫勤加打扫的要求相较其他季节更为迫切。两者相互矛盾之下，粪夫掌握了主动权，并借此要挟勒索，名为“伏天酒钱”。[11]民众对此十分不满，报刊上经常登载要求对粪业加强管理的呼吁。

清末民初，市政机构出于卫生的考虑对粪业施行积极的管理。每至夏季，粪业与居民的矛盾就被激化，舆论的反应也较别的季节增多，因此市政机构多在此季颁行管理和取缔措施，尤以5、6月夏初时为最多。[12]这些措施中虽然有取得成功者，但也有不少遭到粪夫抵制而未果，其原因在于夏季粪厂的需粪量少，罢工对粪夫的影响较小，粪业的时间规律没有得到市政机构的重视。1928年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设立后，对此问题有了一定认识，管理规则多颁布于夏季之前，有的还提前至春季集中施肥之前。[13]由此可见，近代卫生的行政机制若暂时无法彻底取代传统的清洁方式，就必须掌握其运作的时间规律，才能逐渐对其加以改造，进而将其引导至利于卫生的一面。

相比之下，限制粪夫运粪时间的措施较少受到传统时间的牵制，这让钟点时间的介入更为直接和有效。20年代初的规则要求粪夫在夏天运粪须在每日早10时以前，夜晚12时以后。[14]对繁华热闹区域的控制更严，市政公所曾令顺治门一带的粪车只能于后半夜至拂晓出粪。[15]但在当时的报纸上，粪车在白天人来人往之处与民众发生冲突的新闻屡见不鲜，详见前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讨论，舆论也建议应限制粪车于白天出现[16]，可知当时的市政机构对粪夫运粪时间的管制较少，多为临时性的措施。

30年代的卫生行政机构力图将限制粪车通行时间的工作常规化，曾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后因施行困难，在参考粪夫工会的意见后进行了修改，规定各季粪车准许通行的时间在上午10时以前，下午3时以后。[17]后又从整饬市容的需要考虑，规定最繁华的区域在9时以前，次繁华区域在9时以前及6时以后，粪夫方许工作。[18]1935年由于市政府要将北京打造为文化旅游城市，再将部分繁华地带的粪车通行时间限定至上午8时以前，下午6时以后。[19]夏季时因白昼较长，且粪车臭味影响环境甚剧，因此规定甚严，全城通行时间均只准在上午9时及下午6时前后。[20]冬季时则鉴于粪厂需粪量大，且夜长昼短，“从新改定，稍为延长”[21]。

在卫生知识的指导下，近代市政机构力图改变城市民众自传统时代沿袭下来的时间观念，并以近代的钟点时间规范民众的清洁活动。对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清洁人员，以及试图加强管理的粪夫等群体，钟点时间的作用是全面和强力的。随着民众的清洁时间由传统的随时随意向定时定点转变，传统时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被逐步削弱，世界时间的规范在行政权力的推进过程中得到逐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