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疗空间，指以西方的医疗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为基础而设立的医疗卫生空间，包括医院、诊疗所、疗养院、防疫组织、卫生区事务所等。近代北京最早出现且数目最多的医疗空间是医院。1861年英国伦敦会在东单牌楼北创建了施医院，1864年英国医学传教士德贞在其基础上创办了双旗杆医院，这是北京的第一所近代西医院。其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办了妇婴医院，又于1901年创办了安定医院；1886年美以美教会创办了同仁医院。在教会医院中最著名者当属1906年伦敦五教会联合创办的协和医院。
随着外国医院的增多，西医技术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并被一些人的接受，清政府也认识到了设立西式医院的必要性。1906年民政部奏请在东城钱粮胡同设立内城官医院，其后又于1908年在宣武门外梁家园设立外城官医院，也标志着官方接受并仿行西方医院的开始。内、外城官医院初设时，除住院诊治者须纳饭食费外，其余诊治项目“概不收费”[92]。官医院开设后经营良好，1909年全年就诊数达到288467人次。[93]时人有竹枝词称赞：“一从新立官医院，大益人民在卫生。不见荒榛与沟堑，果然沧海有时平。”[94]民国以后各类医院渐多，官医院每月仍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就诊。[95]1933年卫生处成立后将内、外城官医院改组为市立医院。
鉴于传染病的流行情况，以及诊治需要的环境，1915年内务部批准设立京师传染病医院，1916年划归市政公所，内置治疗、预防、检察、消毒四科，专司各种传染病治疗、预防之法及医药行政事宜。[96]1918年民间亦有医师组织设立传染病医院。[97]医院的专门性渐趋增强。1916年，市政公所以官立医院仅有内、外城官医院未能满足需要，而在香厂建立了“仁民医院”，医院建筑由英国工程师沈德估工包造。[98]1917年，第一所中国人集资创办的公立医院中央医院成立。至1919年，北京已有46所医院，其中国立医院6所，公立医院4所，民办医院17所，外国医院16所。[99]
近代医疗空间是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技术的载体，大部分医院都以西医为主，外国医院则全是西医院。但为了顾及中国民众的传统医疗习惯，有的医疗空间也将中医纳入其中，因此出现了中西医兼设的医院。清末开办的内、外城官医院，均同时设备中西医，中西医官的人数并重，聘请医师要求“精通医学，贯彻中西”。[100]内、外城官医院的中医诊疗一直保持到30年代初。同是官立医院的仁民医院也提供中西医诊疗服务。私立医院也考虑到民众信仰中医者仍多，出于增进营业的目的，对中医表现出一定的兴趣。1921年，中外医生多人组织的公医社，就是一座中西医合组的医院。[101]鉴于当时西医对其生存空间的压迫日增，中医也主动选择了近代的医院模式，出现了纯粹的中医院，如原外城官医院院长杨浩如在1920年创立的养浩庐中医院，能够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102]还有一些中医学校附设了中医院。
但随着中国社会对近代医疗卫生观念的认同逐渐增强，西医营业也日渐发达，其医疗空间在不断扩张，相对的中医诊治量有所下降，其参与到近代医疗空间中的努力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医院逐渐取消了原本兼设的中医。如1917年，仁民医院因医院建筑忽生交涉纠葛而暂行停办，警察厅于是借其地址扩充外城官医院西医诊治所。[103]外城官医院还鉴于西医诊治人数已明显超过中医，而有添设西医诊治分所的计划。[104]1933年由内、外城官医院合并而设的市立医院，就已完全是一座西医院了。
为满足民众的医疗卫生需要，近代医疗空间应当在城市中更为广泛地分布，一些医卫人士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针对北京时疫流行，而百万余人仅有一所传染病院，有人提出应再择合适地点添设一所，或设分院数所。[105]还有人提出更为宏大的建议，市立医院应扩充至北京每个城区均有一所，同时每条胡同均有公共诊疗机构。[106]这样的构想在当时限于经济条件无法达成，而在当代中国正逐渐成为现实。在固定的医疗空间不能满足需要时，设立巡回的医疗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矛盾。1924年报纸上就有对美国巡回医院的介绍，被列入珍闻栏中。[107]1934年珍闻终于成为现实，北平市政府卫生处设备了巡回医疗车，“逐日派出医师，携带药品，按照规定路巡回，并分赴各诊疗所，协助医疗，施行以来，市民称便”[108]。
近代医疗空间在城市中的位置，与城市民众的医疗卫生需求有关，但不同性质的医院在选址上有所差异。官方设立的医院主要根据城市空间，力求达到较为平均地分布，以照顾各个区域民众的需要。清末时官医院就分内、外城设立，虽然1927年内城官医院停办后归并至外城医院合称官医院，但几个月后京都市政公所就鉴于内城居民至外城就医不便，又于内城官医院原址设立了京都市立官医院。[109]1933年成立的市立医院地址在原外城官医院，但其下亦附设了内城及东、西、北郊四个诊疗所。[110]外国医院的就诊者多为外国人，以及有财富或身份地位的中国人，因此地点多集中于东城，这里靠近使馆区，还是教会集中的区域，有钱有势的中国人也多聚居于此。私人医院及诊疗所以盈利为目的，多于热闹繁华、人往便利之处设立，如前门外、西长安街、西交民巷等处。
医疗空间的位置既要考虑病患前往就诊的便利性，也要顾及病症疗治的空间需求，尤其是传染病医院的所在，既要为患者提供足够的隔离空间，还要确保未病人群的卫生。传染病医院起初设于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本宜选择城外空旷地方设立，只以现在社会风气尚未大开，地点愈远恐人民愈不愿就诊”[111]，因此设于东城人烟稠密之处。开办不几年，院长严智钟以地址狭隘不便请内务部拨给新址，该部认为天坛内的神乐观“甚作医院”，将其拨给传染病院。[112]当时的天坛位于城南，尚未开放为公园，地广人稀。至1920年，随着传染病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就诊者前往位置偏僻的天坛均感不便，于是又迁移至朝阳门内南小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新址为西式洋房，地理位置和空间结构均更适于医院的需求。[113]天坛神乐署遂改为临时防疫医院，并在京师四城借用距离街市较远的僻静庙宇数处略加布置，以应临时防疫隔离的需要。[114]
天坛内的神乐署，除了曾设传染病院之外，还作为防疫组织的所在地，一直延续至民国结束。1918年内务部于传染病院内附设传染病研究所，并添设中央卫生试验所[115]。一年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专设防疫机关之始。中央防疫处占地八十余亩，技术设备完善，“除办公室图书室售品室外，技术室连亘数十间，内有锅炉房，培养基室，试验室，分装室，疫苗室，结核素室，血清室，鼠疫疫苗室，检查室，冰室，汽火室，冷藏室，动物室，痘苗室，病狂犬疫苗室，药品器械库等。此外又有马厩，羊圈，猪圈，牛房，及焚兽炉等”[116]。
作为传统皇家祭祀之地的天坛，其中的一部分能够转化为医疗空间，不仅由于其环境相宜，且源自民国政府对传统空间的重新认识和再利用。这种近代医疗空间生发自传统空间的模式由来有自，北京第一所西医院——双旗杆医院就改建自一座破败的火神庙，创办者德贞将其中的庙宇殿堂按照西方医院的空间结构进行了重新区隔，从此以后，“寺庙式医院和双旗杆标识开创了北京西医院的近代模式”。1925年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选择地址创办协和医院公共卫生中心时，也同样选择了一座废弃的寺庙，延续了寺庙式的医院文化。[117]此外，还有香山红十字医院，也是在香山昭庙旧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图4.2 香山红十字医院
资料来源：《世界画报》，1929-03-24。
近代医疗空间的设备以科学和严格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医疗卫生知识的要求。清末创设的内、外城官医院设备齐全，实施医疗的空间主要有挂号室、男及女候诊室、看护室、诊治室、手术室、敷药室、发药室、普通及特别养病室、传染病室、癫痫病室等，其中传染病室和癫痫病室均与其他房屋隔离。[118]医院的空间设置仿行西式医院，反映出当时清政府施行“新政”以学习西方的决心，其后国人创办的医疗空间或有繁简，但均依照西医院的模式进行配置。
对精神病人的空间安置集中体现了医疗卫生知识对医疗空间的指导。在传统中国，通常对待精神病人的办法是将其禁闭在家庭中，而西方的医学理论要求将病人隔离至专门的医疗空间内接受治疗。[119]一般的医院中若设有此类专门病室，则须将其与普通病室隔离；若无则拒绝接受此类病人入院。针对精神病的特殊性质，需要设立专门的精神病医疗空间。1908年创设的内城贫民教养院附设有疯人院，目的在于将疯癫的病人与社会隔离开来，疯人各居一室，并每日可至室外散步，但不得聚集同游。[120]后因效果不佳，且人数愈多，于1917年底分作独立机关，迁至北城的高宫庵，设有医士二人，男女病人分住，各被关在一间大屋内，有暴力倾向者被铐在屋子中央。[121]此时的疯人院医疗条件较差，也无法提供单独的隔离空间，仅仅是像监狱一样对疯人进行看管和控制。北平市卫生局成立以后，与协和医院合作，将疯人院改组为精神病疗养院，提高医疗质量。至1933年，鉴于“房屋区仄疯人群聚，目睹奇异之形状，愈增精神之痛苦”[122]，传统的庙宇不能满足医疗空间的需求，卫生机构进一步寻求更宽大的房屋，更改疗养院的空间结构，以使精神病人相互隔离，增进治疗效果。1934年，疗养院内成立了化验室、图书游艺室[123]；并添修浴室、洗濯室、理发室、灭虱炉，实施温水治疗和工业治疗[124]，对精神病人实施积极治疗。随着社会对精神病认识的深入，出现了治疗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在30年代北京开始出现私人创办的精神病疗养院，每间病室仅容一人居住，男女病室和浴室、厕所均有区隔。[125]
近代医疗空间既是病人聚集的地方，又是消灭疾病的场所，因此对卫生的要求很高，设备须保持洁净，并时常消毒。1918年京师警察厅颁布《新定医院规则》，要求医院的房屋必须宽大，屋内随时泼洒石碳酸进行消毒。[126]私人创设的医疗空间在营利的驱使下也日益追求设施完备和卫生。如位于王府井大街由私人集资的北京疗养病院，各项设备完善，病房异常整洁，分科治疗，取费极廉，德国医生前往参观亦称道不已。[127]
但当时许多医疗空间的实际状况与其严格的定章还存在一定差距。有的医院听任人们自由出入；病室内光线和空气均不佳，地面痰涕皆备，空中苍蝇乱飞，器具用品均不甚清洁；医院不提供看护，而患者自带的仆人未受清洁训练。[128]从20年代末医卫人士的分析中可知，当时的医院虽名义各异，但其种类不脱官立、公立、私立和教会所办这几种，官立医院限于政府财力，因陋就简，非常腐败；公立医院集资自社会，设备较良，办理较官立医院为好；私立医院以谋利为准，良莠不齐；教会医院医疗水平最高，但收费较贵。[129]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拥有良善和完备设施的医疗空间尚属少数，但医疗空间的不断增多，反映了城市空间和民众生活对近代医疗卫生服务的渴求。
近代医疗空间不仅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还是一个规训教化的场所。病患及其亲属或陪伴者一旦进入其中，就必须接受全面且严格的管制，并随时受到医疗管理人员的指导和监视，以维护医疗空间的卫生和秩序。如内外城官医院规定，来院诊视者无论问诊、取药均须按号依次进行；住院者除情况特别者外均须沐浴剃发后始能入住，重大物件及非随身物品须收入存储所，出院时方能取回；亲友探视病人须管理人员引导，且馈送物品须医官许可才准病人食用，并不得馈送药品。私立的万寿寺天然疗养院要求，住院患者须遵守规则，禁止一切不正当行为；其起居饮食养生服药均应遵循医师及看护的指导，服药时须看护亲自照料，不得私自购买及服用；如欲携带家属或仆从必须得到许可，且遵守院内一切规则；看望者有定时，由看护导入病室，不得自由出入。[130]
近代医疗空间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活动，对病人及其亲属进行卫生教化，普及近代卫生知识。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诊疗所在各科室及药房等处，均备有卫生模型与图画；[131]1934年诊疗所内对各科的候诊病人施以针对性的卫生演讲，如产前检查科及小儿科就更多地注重保婴方法及营养问题，并有示教班进行包含操作示范的演讲。[132]1930年，内城医院从六月下旬开始每天进行一次讲演，内容涉及公共卫生的概念和意义、各种疾病的预防方法、医疗设施的介绍与诊疗须知、个人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的内容。[133]各类宣传通过生动的形象和话语，并辅助以各种形式的医疗操作，给民众以感性的认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近代医疗空间作为一种异质性空间，与周围的环境保持相对隔离的状态，往往容易招致猜疑和恐惧。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城市中医疗空间的增多，民众对西医“信仰”增强，这样的疑惧已趋于淡化。但要将医疗卫生知识融入民众日常生活，还应使医疗空间实现对社会活动空间的覆盖，在这样的认识下1925年诞生了北京第一所卫生区事务所。卫生区事务所使卫生知识实现了对相当范围内的城市空间进行全面控制，重新安置、规划和示范了区内民众的生活节奏。[134]
为了达到普及卫生知识的目的，医疗空间还努力让民众进入其中，以对其产生理解和同情。第一卫生区事务所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开放状态，允许各种团体进行参观。1931年参观者总计224人，团体有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贝满女子中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135]事务所于1935年10月26日举行十周年纪念，当天所内全部开放，陈列各种工作照片，市民参观者达五百余人。[136]中央防疫处也随时欢迎社会团体参观，1926年灯市口艺文中学主任率领学生十人前往，该处技师引领至各处并详细讲解。[137]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市立医院、传染病医院以及第一、二卫生区事务所等医疗空间均向社会开放，民众可随意参观。[138]医疗空间打破与社会的隔膜，向社会民众开放，意在以医疗卫生知识教化民众，使其主动接受医疗卫生的存在与服务。
总之，在西方医疗卫生知识主导下出现的近代医疗空间，在其产生过程中对城市的许多空间进行了充分利用，无论是已被过去抛弃却被西医“捡拾”起来改建的庙宇，还是不愿被时代撇下而被迫接受医院模式的中医，都为医疗空间所接纳和改造。在近代医疗空间中的一切人和事物，均须合于卫生的要求，体现近代医疗的精神。卫生知识的规训与教化为医疗空间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和心理上的基础，并进一步普及和强化了卫生观念。近代医疗空间的存在及其发展是城市卫生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在城市中的不断完善和扩张，有力地推动了北京近代城市空间由传统逐渐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