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明个人行事与道德操守方面。相较前面两部分来说，改动也甚多，有些是句子、文字的改写，有些则删改得相当多。笔者选择主要的三方面来说：一是强调阳明不凡的特质，但又删去那带有“神异”色彩的描述，毕竟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是去除阳明长久以来给外界“权谋狡诈”的印象；三是去除阳明遭世俗所訾议的面向，例如贪财、好女色等。

在第一个方面，就以阳明两次科考落第事为例。在当时士大夫们的科考经历中，实不算什么，但对一个生来即不平凡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发生的话必有其因。全书本弘治五年条记云：

先生（阳明）悬笔立就，诸老惊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及丙辰会试，果为忌者所抑……归余姚，结诗社龙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时以雄才自放，与先生登龙山，对弈联诗，有佳句辄为先生得之，乃谢曰：“老夫当退数舍。”[92]

这样才气纵横的人怎么会连续两次科考不中呢？诚如钱德洪所增加的文字中所说的，是因为被“忌者所抑”，但是忌者如何让阳明落榜呢？明人江应晓（字觉卿）有一记载云：

王文成公廷对时，士论以鼎甲拟之，已而二甲第七人。予闻之前辈云：柄国者有却于文成也。先是朝堂投无名诗：“才名直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浦碧，子规啼罢鹧鸪啼。”盖柄国日久，士大夫讽其不去也。适有忌文成者，指无名诗乃文成为之，柄国者抑焉。京师愕然称惜！[93]

所谓“柄国者”即是大学士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1447—1516），而李王两家在正德元年“诛八虎”事件发生前颇有来往；而这首诗常常出现于各种笔记杂史之中，不过都未署名。如果李东阳认为此诗是阳明所作，以李氏当时执文坛牛耳的地位与身份，可以想见其后果，也无怪乎阳明会再次落第。当然，钱德洪应该对此事略有耳闻，所以才会加上这些文字。

在去除“神异”色彩方面，嘉靖本内原有二条记云：

（正德三年）夷俗多蛊，恶中土人，辄害之。初卜先生蛊神，神不许，命敬事之。[94]

（正德四年）书院旧有妖，守者以告。先生藏灯按剑坐后堂，将二鼓，黑气撞门入，拔剑腰斩之，血淋淋踰墙，大喊去，妖遂息。[95]

这两条原载于邹守益《王阳明图谱》中[96]，都发生在阳明在贵州龙场的时候，前一条所记之事发生在阳明刚到贵州之时，后一条则是应当时的提学副使席书（字文同，号元山，1461—1527）之聘主书院教席。以贵州当地的风俗民情来说，可能性很高，但是在全书本则都删去，其理由也是可以想见的，应是不符合当时人对从祀孔庙之人的想象。

第二方面则以阳明泛海事与打仗为例。阳明泛海事在当时被视为“神异”，但钱德洪并未删掉，可见他本身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对事情发生的经过，钱氏有些微的改写，将两版本合起来看（括号内是原嘉靖本有的后被删除）：

是夏至钱塘，瑾（刘瑾）遣人随侦。\[久之，微示以意\]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舟欲游舟山，偶遇飓大作，一日夜至闽界。[97]

如果从全书本的记载来看，阳明是被迫入江的[98]，但嘉靖本内“久之，微示以意”一语是否暗示阳明与监视他的人串通，以“投江”为名来逃脱，事实上则是已备好商船离开了，所以才会有“乃托言投江以脱之”的话。[99]如果此事是真的，那也就无怪乎王世贞会说：

《客坐新闻》所纪，正德洪所谓“托言投江”之说也。当时王公止是救给事中戴铣等，初与瑾无深仇，何必作此狡狯？毋乃权谲纵横之余习乎？[100]

除此之外，阳明在征南赣三浰贼时，利用权谋的方法诱骗其头目池仲容入其军营，最后杀之。此事的关键，是当决定是否要杀池仲容时，在全书本内有钱德洪增加的一段叙述：

审其（池仲容）贪残终不可化，而士民咸诟于道曰：“此养寇贻害。”先生（阳明）复决歼魁之念矣……先生自惜终不能化……[101]

由于阳明起初的做法是用招抚来诱使池仲容入营的，但最后仍将其杀之，在当时的舆论必视此举为“杀降”，也因此钱德洪以池氏“贪残终不可化”的理由来合理化阳明杀降事。且在嘉靖本原对此事叙述末后有一句话说：“绐仲容事难显言，故上捷之辞稍异。”[102]此语后被删除，也可证明钱德洪过去也认定阳明是用权谋的方法诱骗池仲容入营的。平心而论，“兵不厌诈”是带兵者的准则与共识，但删改的原因，显然认为“欺骗”的权谋方法并不符合行履端正的标准，“杀降”更会引来事功可议及舆论的批判。

第三部分是有关阳明私事。嘉靖本正德十五年条有云：

十二月，先生官中稍暇，即静坐，比在都府无事。一日，嘿嘿坐花园亭中，龙光外侍，先生呼光入，问曰：“外间有何闻？”曰：“无有。”光喜得间，因造膝密告曰：“光有一语，怀之甚久不敢言。”先生曰：“弟言之。”光曰：“宸濠就擒，江西人人自庆再生，但后主未立，光軰报恩无地，以此耿耿耳！”先生慰起之良久，曰：“汝所言，吾亦思之。天地生人自有分限，吾亦人耳！此学二千年来不意忽得真窍，已为过望，今侥幸成此功，若又得子，不大完全乎！汝不见草木那有千叶石榴结果者！”光闻之悚然。[103]

此叙述的重点原是要说明阳明对膝下无子并不以为意，毕竟已成就举世不可及的事功，但要提醒的是阳明后来于正德十五年十一月生子正亿。如此看来，此段叙述删掉的理由何在呢？笔者推测这与阳明现实生活中妻妾众多有关，当然这与求子亦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赵思诚才会在奏疏中说：“其（阳明）**无度，侍女数十，其妻每对众发其秽行。”这也可以了解到为何钱德洪要删掉了，因为从事后历史证明，阳明还是很在乎有无子嗣的问题。[104]除了有无子嗣需要担心外，在阳明死后，家事该如何处理，也是其门人关心的焦点。例如阳明将易篑之际，嘉靖本原有括号内的记载：

（周积）遂问道体无恙［否］。先生（阳明）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侍者垂泣。以家事嗣子问。先生叹曰：“何须及此。”少顷，曰：“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时时作越声，讶吉安何无一人至者。］积退而迎医诊药。[105]

周积（字以善，别号二峰，改号古愚）这么问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阳明已立兄弟之子正宪（字仲肃，季叔兗之孙，守信之第五子）为继子，但后来又生子正亿，这也产生往后到底谁该继承新建伯爵位的名分问题。而阳明所言“惟未得与诸友了学问一事为可恨耳”应该来自于好友夏浚《阳明先生事略》一书[106]，因为夏浚在别处提及同样的场景时说：

他日疾革，童子请后命，曰：“我无他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恨未能与吾党共成之耳！”[107]

阳明的临殁之言说明其还未完整地对门人阐述他的思想，也导致往后王门弟子争论什么才是阳明的“最后定论”。而这两个问题都在阳明死后，逐一引爆开来，虽说钱德洪应是如实地记载，但是考虑到与其让争议持续发酵，倒不如删去，以避免将来不必要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