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廷杰与徐栻两人都认为过去从祀标准之一的“崇德报功”之“功”应是“政学合一”的内涵后，扩大了传统的祀典含义。相较之下，强调阳明“事功”的表现，成为与另外两位（陈献章与胡居仁）被提名从祀者非常不同的条件。本文通过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差异的对勘，发现钱德洪等人为了阳明从祀孔庙的目的，在全书本《年谱》中，将阳明事功、思想与行履的叙述往符合当时从祀标准的方向修改与塑造。总的来说，有关阳明事功的描述，一方面是尽量不犯当时的政治禁忌，也不牵涉太多政治上相关的人物，对于功绩也是尽量低调，不予人有夸耀阳明建立“不世之功”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外界的批评与质疑，则用种种理由来回应与平反。但最终导致对阳明事功建立过程的描述是语焉不详的，并且加入太多辩解之词。另外，阳明的《大学》思想本应是两版本《年谱》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在王门内部牵涉何谓“正统”解释的问题，使得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反而无法有一逻辑且明确的叙述；只能通过钱德洪的按语来表明阳明的“大学观”是圣人之学，其“致良知说”是简易明白的，而这个说法实与谢廷杰的奏疏内容若合符节。最后，将长久以来社会舆论对阳明有所质疑的观点，通过种种巧妙的文字改写与说法隐讳起来，使得看《年谱》之人所接受到的阳明形象，不但是“文武合一”，且是行履端正、不愧屋漏的，亦是达到程敏政所要求的“无疵于公议”从祀标准。因此，在往后有关阳明的传记中，不论是官方撰述抑或是私家著述，对阳明的生平事迹与形象都只能有一种想象。全书本《年谱》中的王阳明是一个“合格”于当时从祀标准的“真儒”，而不是阳明自己所认为的“自反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杰”。

为了从祀孔庙的目的，钱德洪不惜委曲隐讳地修改其师《年谱》内容的做法，让笔者想起他曾给其弟子信中的一段话。他说：

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哓哓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108]

钱氏的原意是王门弟子与后学们想通过阳明的“金针”（良知说）来度人，但自身却从未绣出过鸳鸯（事功）。用同样的逻辑来看，钱德洪原来所写的《年谱》原是要让人知道阳明的金针怎么来的，又是如何绣出鸳鸯的，但为了“从祀孔庙”的目的，删改了很多的内容。如今，后世之人从全书本《年谱》中，对阳明的“金针”丝毫不知其源流与精神，而“鸳鸯”又是按照当时人的标准绣出的，更不能知道阳明当时是怎么样编绣出鸳鸯的。套用钱氏的说法，不仅鸳鸯不知为何，连金针也不知为何了！如此做法，真不知后世看《年谱》之人，如何能得阳明之学呢？更遑论想要再建阳明之政。明末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号景逸，1562—1626）曾为重刊的阳明《年谱》作序，但他曾经有一真心话不敢在序中言明，而在别的地方说到。他说：

余观文成之学，盖有所从得。其初从铁柱宫道士得养生之说，又闻地藏洞异人言周濓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及娄一斋与言格物之学，求之不得其说。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弃去，则其格致之旨未尝求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尝得其言之意也。后归阳明洞习静道引，自谓有前知之异，其心已静而明。及谪龙场，万里孤游，深山夷境，静专澄黙，功倍寻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旧学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处于二氏，必欲簒位于儒宗，故据其所得，拍合致知，又装上格物，极费工力，所以左笼右罩，颠倒重复。定眼一觑，破绽百出也。后人不得文成之金针，而欲强绣其鸳鸯，其亦误矣！余于《序》中，亦未敢无状便说破，姑记于此。[109]

高攀龙看完《年谱》的感觉，认为阳明之学是从旧学而来的，而他指出致知与格物的问题亦与罗洪先有相似的说法，后世之人根本得不到阳明的“金针”，更遑论要绣出“鸳鸯”了。高攀龙之所以这么评价阳明，钱德洪所修改后的《年谱》是最大的关键，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1] 此文原发表于《汉学研究》29卷1期（2011.3），页153—187。不过，发表时限于篇幅，有相当的注脚及结论部分不得不割爱，今仍复其旧，但内容无大差异，特此说明。本文曾经王汎森师寓目，后又以《造神》为题，宣读于“明清理学与家族”读书会。会中承钟彩钧老师、吕妙芬、钱明教授的斧正，并蒙孙中曾、史甄陶、林胜彩、朱湘钰、何淑宜、张艺曦、蔡淑闵、锅岛亚朱华、吴孟谦、白百伶、沈明谦、徐维里众学友指教，谨此致谢。

[2] 关于孔庙祭祀制度参见与儒家道统的关系之研究，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1994）、《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2001）。

[3] 文后有记时云：“乾隆甲戌（1754）嘉平吉旦”，见（清）李祖惠：《润斋徐公像赞讳世霖字璘如》，见徐华润编纂：《姚江徐氏宗谱·续谱》（中国家谱·2B—2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图书馆，1986），《北宅像赞》，页数不清。

[4] （明）管州，《三江徐公赞》：“公同兄三溪公（徐珊）从学阳明夫子。”见徐华润编纂：《姚江徐氏宗谱》，卷5，《乡贤像赞》，页15b。

[5] （明）钱德洪，《笑亭徐公赞》：“君讳汉，肃夫公子也。学绍箕裘，良知冥契。所与友善者，独阳明夫子一人。”见徐华润编纂：《姚江徐氏宗谱》，卷5，页26b。

[6] 现今能找到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弘治年间的《阙里志》，见（明）陈镐：《阙里志》，收藏在傅斯年图书馆。此时阳明还未入祀，故无其传，不过崇祯之后的版本都有了。

[7] （日）福田殖：《解说》，见安冈正笃监修：《王阳明全集》（东京都，明德出版社，1986），页9—11；（日）吉田公平：《附论：王阳明研究史》，见氏著：《日本における阳明学》（东京都，ぺりかん社，1999），页212—214；（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硏究》（东京都，汲古书院，2007），第五章“王守仁の伝记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页438—453。前两条经钱明先生与学友锅岛亚朱华提醒，谨此致谢。

[8] 原发表于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页567—581。后见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312—333。

[9] 除了此文外，关于王阳明的从祀过程与争议，朱氏还有两文，“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王阳明从祀孔庙事件的争议）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 （1988），pp.47-70；《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载《史学集刊》6（2008.12）：35—44。

[10] （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杂记》，卷30，页1057。

[11] 就笔者收集到的有《峤南琐记》《新知录摘抄》《解颐诗话》《宾退录》《甘露园短书》《神相水镜集》《坚瓠集》《耳谈类增》等书，皆记载详略不一阳明的前身事。

[12] “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校勘：《明实录》（台北，“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6），《世宗实录》，卷98，“嘉靖八年二月”条，页2299—2300。

[13] （清）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65，页4060。朱鸿林认为耿定向上疏请祀阳明是在其受诏赠伯爵之前，见《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5（1996），页168。

[14] 《明实录》，见《穆宗实录》，卷9，“隆庆元年六月”条，页262。

[15] （清）谈迁：《国榷》，卷65，页4054。

[16]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页1353。

[17] （清）谈迁：《国榷》卷65，页4070。

[18] （明）何乔远编撰：《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卷77，《英旧志》，页2335。

[19] 他在其自撰《年谱》中说道：“余闻徐（阶）专讲阳明之学，每十日约同志者作讲会，凡从之者多与做好官，当时此风颇炽。”见（明）郑世威：《环浦自撰年谱》（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隆庆元年七月条”，无页数，万历间（1573—1619）蓝格清稿本。而其《传》也提及：“会有从祀议。时宗王新建学者什七八，公谓：‘守仁学术杂霸王道，不当与薛瑄、陈宪章同祀。’相徐文贞公雅重公，虑公有所枘凿，以吏部右侍郎徙南，已徙北刑部右侍郎。”见（明）翁□春：《司寇郑环浦公传》，见（明）郑应晓辑：《郑恭介公恩荣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页39b，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本。郑世威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是在隆庆元年十一月，因此他的反对应在此之前。见（清）谈迁撰：《国榷》卷65，页4074。又“隆庆二年三月……改南京吏部右侍郎郑世威为刑部右侍郎。”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18，页493。

[20] 《尚书·武成》：“列爵唯五，分土唯三，建官唯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敎，唯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台北，新文丰，2001），卷11，页435。

[21] （明）程敏政：《考正孔庙从祀疏》，见（明）林尧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85下，页530d—531a。

[22]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115，《文部·第四首》，页795a。

[23] 此序末有云：“时隆庆己巳十月朔（三年）。”见（明）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十八卷续集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6册）（台南，庄严文化，1997），续刻卷1，页469c。

[24]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云：“比新郑（高拱）当国，遂嗾给事中笪东光劾原任给事魏时亮附阶（徐阶）私守仁（王守仁），借从祀以滥与伯爵，欲坐徐、魏以专擅封拜论斩。盖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会东光病狂，衣红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参逐去，自是无敢议守仁从祀者矣！”（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4，《四贤从祀》，页362。

[25] “礼科都给事中宗弘暹请会议王守仁从祀孔庙，从之。”（清）谈迁：《国榷》卷65，页4213。

[26] （明）谢敏行辑、（清）谢钟和续编，孙熺元重刻：《东山志》，卷6，《人物》，页4b，道光六年（1826）谢熺元重刻养中堂刊本。大学士谢迁也是这个家族的，只不过一个分支在浙江余姚，一个在江西新建。谢廷杰的传记即位在谢骐之后。

[27] “隆庆壬申，侍御新建谢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岁祀。”见（明）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页1565。

[28] 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11，页288。

[29] 关于钱德洪编撰《年谱》的过程参见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8.3（1998.9）：69—89；钱明：《关于钱德洪的文献学调查与研究》，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8.1（2008.3）：133—174。

[30] 见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页317—321。

[31]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页1565。

[32] （明）钱德洪在《三征公移逸稿》前有题识云：“沈子启原冲年即有志师学，搜猎遗文若干篇，录公移所遗者类为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将增刻《文录续编》，用以补其所未备也。出以示余……隆庆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识。”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74。

[33]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26，《续编一》，页967。

[34]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7，《年谱附录二》，页1356。

[35] 由于钱德洪与谢廷杰的文集皆不存，而徐阶与王畿的文集也并未提到，连《王文成公全书序》都未能收入徐阶《世经堂集》中。

[36] （明）屠应埈：《奉旨议薛瑄从祀孔子庙疏》，《屠渐山兰晖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2册）（台南，庄严文化，1997），卷7，《奏疏》，页53d—54c。

[37] 《明实录》记其之所以从祀的理由中云：“（薛瑄）虽不专以述作为事，而只简片言皆可师法，微词奧义悉合圣谟，至今学者莫不尊信而诵习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已之际，不折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荣辱不以关其心，死生无以易其操，此其树立之大节也。故一时信从者，有河东夫子之称，一代真儒之许，至今无异议焉！”见《穆宗实录》，卷61，页1485。

[38] （明）谢廷杰：《崇祀大儒以明正学以育真才以隆圣泽疏》，见（明）吴亮辑：《万历疏钞》（《续修四库全书》史部4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35，《崇儒类》，页358c—359d。

[39] 疏中有云：“会顷者御史谢廷杰疏举先臣王守仁拟议从祀之列。”（明）李颐：《恳乞圣明集公议崇祀真儒以培道脉以隆万世文治疏》，见（明）吴亮辑：《万历疏钞》，卷35，《崇儒类》，页360c—361c。

[40] 谢氏往后也以此标准来看待被百姓奉祀之人，例如他在《诸侯生祠记》中说：“余尝督学南畿与君（诸大伦，号白川）周旋，而知君学得于阳明先生者有素，乃今睹东乡政绩，益验君之不负所学也。夫“学”与“政”岂异道乎？有实学则有实政。”见（清）李士棻等修、胡业恒等纂：《东乡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15下，《艺文志》，页1151。

[41] （明）王世贞《徐尚书传》中有云：“（徐栻）虽不尽为新建学，至所推贤，惟新建。尝上书请从事孔庙，廷议有抗沮者，辨之，颊尽赤。”见《弇州四部稿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3册），卷77，《文部》，页131a。

[42] （明）徐栻：《早定崇祀大议以隆真儒以光圣治疏》，《督抚江西奏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卷3，页29a—31b，万历元年（1574）邵梦麟刊本。按：《明实录》以为此疏为谢廷杰所作，又记云五月时上疏，皆误。见《神宗实录》，卷13，页425—426。

[4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云：“至今上（神宗）初元，都御史徐栻、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廩、谢廷杰、余干贞等，各独疏荐守仁，宜与瑄同祀。”卷14，《四贤从祀》，页362—363。余氏在《请祀醇儒王守仁疏》中云：“臣愚以为礼应从祀，无可疑者。何者？道有正脉，学有宗传，守仁申明良知之旨，盖圣门易简之学也。……或者谓其禅耶！夫禅外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守仁经文纬武，动有成绩。其疏犯中当则直矣！绥化遐方则仁矣！首倡勤王则义矣！芟群凶平、大难则勇矣！处权奸、寝逆谋，不动声色，则智矣！圆融变化，不倚一偏，禅之学能乎哉？谓其与朱子相抵牿耶！……则守仁之于朱学，盖殊途同归者矣！……伏愿采佥同之见，明道统之传，绍有宋之休，嗣先皇之断，敕下礼部，俾守仁与薛瑄并祀孔庭，则士习益端，人心益劝，而唐虞之治再见于宇宙间矣！”见罗柏麓等修、姚桓等纂：《遂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10，《艺文·疏》，页739。

[44]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1，页366—367。

[45]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5，页458—459。

[46]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上卷，页565—566，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47]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上卷，页566。

[48] 此坠马事却记载于（明）冯梦龙编著：《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见《三教偶拈·冯梦龙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22。按冯氏此书所根据的原本是嘉靖本《阳明先生年谱》。

[49] 见钱明：《王阳明散佚诗汇编及考释》，载《浙江学刊》6（2002）：72。

[50] 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22。

[51]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599。

[52]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05—606。

[53] 事实上，王家与孙家在余姚的关系是很紧张的。阳明在《与王邦相三通·其二》：“近日祖墓复被掘毁，墓上天生瑞柏亦被斫伐，割心刳骨，痛何可言！近方归此脩治圔邑，论议纷纷，皆以为孙氏所为，区区亦未敢便以为信。孙氏父子素所亲厚，三子又尝从学，此等穷凶极恶之事，我何忍遂以加于孙氏。”此为阳明佚信，见王世杰、那志良、张万里主编：《艺苑遗珍》（香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67），法书第二辑，《十三·手札三通》，无页数。

[54] 阳明门人陆澄曾指出当时阳明平宸濠遭议的理由有六，其中有“守仁亦因贺宸濠生辰而来”见其《辨忠谗以定国是疏》，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9《世德纪》，页1458。

[55]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08。

[56] 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页1274。

[57]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93。

[58]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93。

[59]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94。

[60] （明）李介：《天香阁随笔》（《丛书集成新编》文学类第87册）（台北，新文丰，1985），卷2，页633。

[61] （明）王守仁：《牌行福州等八府》，见（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硏究》（东京都，汲古书院，2007），附录三“《王阳明全集》补遗”，页578。

[62] 府志记云：“巡抚都察院，在嵩山之麓，嘉靖三十六建。其地……嘉靖间，改为提学道。倭寇闽中，朝议设抚台督军务，遂开府于此。”见（明）林燫等纂修：《福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卷11《官政志·公署》，页82a。

[63]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12《别录四》，页392。

[64]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12《别录四》，页394。

[65] 所以在此疏末有云：“臣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将宸濠并逆贼情重人犯督解赴阙……”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12，《别录四》，页409。

[66] 见（明）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十八卷续集二卷》，续刻卷1，页477a。

[67] 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页1275。

[68] （明）欧阳德：《寄王龙溪二》，陈永革编校整理：《欧阳德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2，页58。

[69] （明）沈德符记云：“本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宁藩后，至庐山刻石记功，末云‘嘉靖我邦国’。明年，世宗龙飞，遂用二字纪年，其偶合如此。说者谓王文成本间世异人，故能先知如此，非偶合也。”见《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29，《禨祥》，页731。

[70] （明）耿定向：《应明诏乞褒勋以光圣治疏》，《耿天台先生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2，《疏》，页137。此文亦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9，《世德纪·附录》，页1495；但题名为《请从祀疏》，薛侃所作，皆误。

[71] 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页1271。

[72] （明）黄景昉记云：“贼平，各斥归。至或诬之曰：‘黩再金宝，劳之弗图？’横生忌谤，灰志士心。宜乎王文成为发愤辞爵。”《国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5，《正德》，页140。

[73] 这个说法恐怕不是全部的实情，因为阳明的确有将宸濠财产给人的想法，举例而言，阳明对于宸濠的家产处置问题，宸濠府内必有簿籍登载其财产清单及财物流向，而在乱后，阳明必定要依循此单之所载详细清查并予以查封，上报朝廷。然而，阳明因为军事所需，可能已经部分动用宸濠的家产，例如《县志》记云：“郭升……遭濠变，居室罹兵燹，文成给以逆产，固辞不受。”见（清）杨周宪修、赵日冕等纂：《新建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25，《理学》，页1718。这使得簿籍所载与实际所存就有差异了，也因此会予人口实。

[74] 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页1272。

[75]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21。

[76] 阳明在军中有四十天未睡之事，如《寒夜录》记云：“王遵岩问龙溪：‘先师阳明在军中，四十日未尝睡，有诸？’龙溪曰：“然，此原是圣学，古人有息无睡。’”见（明）陈弘绪：《寒夜录》（《豫章丛书》子部第2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卷上，页194。

[77] （明）张岳：《与姚明山学士》，《小山类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卷8，页144。又（明）黄景昉记云：“王文成思田之役，微属苟且，负如许威名，雷声大，雨点何小也？或将以处池仲容法徐待之，惜遽病卒。”见《国史唯疑》，卷5，《正德》，页139。

[78] （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1，见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台北，义士书局印行，1968），页2971—2972。

[79]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下卷，页737—738。

[80]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下卷，页761—762。

[81] 阳明云：“经略事宜有三：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仍立土官知府以顺土夷之情；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拟府名为‘田宁’，以应谶谣，而定人心。”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页1319。（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记云：“又以田州既设流官，宜更其府名为田宁，盖取‘田石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宁’之谣。”见《王阳明全集》，卷38，《世德纪》，页1426。

[82] （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下卷，页761。

[83] 见（明）方瑜纂辑：《（嘉靖）南宁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卷9，《经略志》，页482c—482d，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董传策也为此书作序，时间是“嘉靖甲子（四十三年）春三月朔旦”，见《南宁府志序》，《阳明先生年谱》，下卷，页343d。

[84] 《阳明先生年谱序》，见《王阳明全集》，卷37，《年谱附录二》，页1357—1358。

[85] 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26。

[86] 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32。

[87] 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54。

[88]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44—645。

[89] 《刻文录叙说》，见《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页1574。

[90] 刘述先的《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一文，讨论黄宗羲沿袭王畿《滁阳会语》中对阳明立教过程是与钱德洪的看法不同，不过刘氏没有讨论到罗洪先的说法，更不要说是对阳明成学过程的讨论。由此亦可见当时王门弟子对阳明成学与立教过程，存有不少差异。见吴光主编：《阳明学硏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1—24。

[91] （明）罗钦顺《困知记》质疑阳明为何遗下“大头脑”？文云：（大学古本原序）此其全文也。首尾数百言，并无一言及于“致知”。近见《阳明文录》有《大学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说，于“格物”更不提起。其结语云：“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阳明学术以“良知”为大头脑，其初序大学古本，明斥朱子传注为支离，何故却将大头脑遗下，岂其拟议之未定欤？合二序而观之，安排布置，委曲迁就，不可谓不劳矣！然于《大学》本旨恶能掩其阴离阳合之迹乎！见《困知记等三种》（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卷4，页35—36。

[92] 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23—1224。

[93] （明）江应晓：《对问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台南，庄严文化，1995），《王文成公廷对》，卷4，页37b—37c，万历刻本。笔者怀疑江应晓此记中之前辈，应是因唐寅科考案致仕回乡的程敏政，因为他当时也是主考官之一。

[94]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上卷，页506。

[95]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上卷，页515。

[96] （明）邹守益等撰：《王阳明先生图谱》（四库未收书辑刊·四辑·1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页30—31。

[97]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上卷，页502及《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27。

[98] 阳明弟子季本在《跋〈阳明先生游海诗〉后》云：“正德丁卯（1507），先生以言事谪官龙场，病于杭之胜果寺。云有二青衣者至，欲擒之，沈于江，漂于海。”见《季彭山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卷4，页907a—907b。

[99] 如《闽书》记此事则明白说道：“文成以言事谪龙场驿丞，行至钱塘，中官刘瑾遣人随侦，侦者微示文成，意文成托言投江自脱。”见（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建宁府·崇安县·山·武夷山》，卷15，页345—346。

[100]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27，《史乘考误八》，页480。（明）沈周：《客座新闻》（《笔记小说大观》第40编第10册）（台北，新兴书局，1985），《王伯安遇仙》，页549—552。

[101] 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50。

[102]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582。

[103]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41。

[104] 当阳明得子的消息传开后，同乡致仕大学士谢迁特地写诗送给阳明父亲王华，《贺龙山太宰得孙及得从曾孙志喜各一首·其一》：“槐分世谱几千叶，兰茁庭阶第一孙。佳气充闾连故里，德星炤夜自初昏。两朝旧笏龙光远，万卷遗书手泽存。燕翼不须厪作室，于公只合再高门。”见《归田稿》（《四库全书珍本》四集第33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卷7，页18b—19a。

[105] 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下卷，页772。

[106] （明）夏浚《简钱绪山》：“《阳明先生事略》，录似（以）请教。辟之传神，公所述《年谱》必得其真，兹所编撰，特表其立朝与经世大节，用见真儒实学，非偶然也。惟公一览教之，幸甚！”《重刻月川类草》（《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10，页381b。

[107] （明）夏浚：《归越录题引》，《重刻月川类草》，卷5，页313d。此《题引》作于嘉靖己未（三十八年1559）。

[108] 《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见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页139。

[109] （明）高攀龙：《三时记》，见《高子遗书》，卷10上，页36a—36b，光绪二年重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高氏有《王文成公年谱序》，见《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页161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