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谢廷杰将“事功”的表现与“学说”扣合在一起，因此，如何突出阳明的事功成为修改《年谱》最重要的方向。阳明有三项事功的表现，分别是平南赣盗、平宸濠与平思、田二州，而全书本《年谱》对这三件事功都有大幅度的删改。首先谈平南赣盗。嘉靖本正德十二年条原记有两则被删除：

先生在赣，悬弓壁上，暇则就壁挽数十回，不令臂软。少年酷好弓马，奉命造威宁伯坟，坠马吐血，盖平生强力不懈若此。[46]

先生在赣，平诸寇未尝调狼土一人。每有大征，密檄吉安各县，发机兵若干人往，即赢弱无损坏者，由先生能以身先且善部勒，聚散不在兵耳！[47]

这两条原是要凸显阳明自少的性格是努力不懈以及作战有方与身先士卒的，但为何要删掉呢？关于前一条，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秋，奉朝廷命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在两版本《年谱》此年记事下皆未记其坠马一事。[48]不过阳明坠马并非第一次，早在弘治十年也曾坠马受伤，并有《坠马行》诗。[49]此条被删除的原因可能是前后文逻辑不一的问题，因为全书本记阳明少年时到北方边境，说：

（成化二十二年）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50]

既然能逐胡人骑射，怎么又会坠马吐血呢？因此，为求前后文的一致性或是隐讳阳明坠马事，所以才删掉的吧！而下一条所记，虽说符合阳明当时的情形，但反倒凸显其他带兵将领是依赖狼兵才能有所成的，恐也会招来当时将领的议论，删掉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全书本此处则增加皇帝敕谕一道，说明阳明所作所为，是得到皇帝背书的。另外，对于在平南赣盗后两广盐可以行于南赣的说法也有删改，结合一起来看（括号内是原嘉靖本内容后被删除，底线部分则是全书本增加的内容）：

［得俞旨后，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奉新例，广塩止行于南赣吉，至于今。[51]］朝廷从之，至今军民受其利。

于文字增删之间，显然是要强调阳明当时所做的决定，南赣居民至今仍然是受惠的。

再谈平宸濠之乱。历来反对阳明从祀的奏疏，对其事功最大的质疑，多集中于此事上，所以两版本于此事内容的叙述差异颇大，笔者挑最关键的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宸濠起兵的叙述，两版本合在一起来看（括号内为原嘉靖本内容后被删除）：

比旦，诸司入谢，濠（宸濠）出立露台，宣言于众曰：“［孝宗为李广所误，抱养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于兹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讨贼，共伸大义，汝等知否？”燧（孙燧）曰：“请旨看。”］汝等知大义否？”都御史孙燧对曰：“不知。”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驾否？］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监国，汝保驾否？”……［濠戟手怒曰：“你既说我孝行如何，又遣人奏我如何，反覆岂知大义，令缚之”］濠怒令缚之。［孙都御史朝廷所遣大臣，汝反贼敢擅杀耶！顾燧曰：“我欲先发不听，今制于人，尚何言！”骂不绝口。］按察司副使许逵从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贼敢擅杀耶！”骂不绝口。[52]

历来谈宸濠起兵，从不知他师出何名。而嘉靖本则明白写到武宗并非朱氏血嗣这个理由，如果此叙事为真，流布出去岂不是引起更多争端。另外，不但说孙燧（字德成，号一川，1460—1519）的言行是反复的，又不听下属的建议，这样的叙述想必会引起孙家后人的不满。[53]

第二是在宸濠起兵之时，阳明究竟有无前往祝贺宸濠生辰之事呢？这个问题在往后也引起众多议论，[54]有人认为阳明原来是要去祝贺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耽搁而没去。嘉靖本对此事原记有一条云：

先生发赣时，参随取勅印作一扛，留后堂，俟随舆出。少顷，仓卒封门，遂忘之。行至吉安，先生登岸取勅印，左右始觉，乃发指挥某往取，以是沿途迟留，不尔正遘宸濠宴期，不闻报于丰城矣！于乎天乎？[55]

如果说忘记带敕印的事情是真实的，正可堵往后悠悠之口，但为何要删掉呢？且钱德洪在全书本所增加四条按语中，有一条说：

洪（德洪）昔葺师疏，《便道归省》与《再报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当是时，倡义兴师，濠且旦夕擒矣，犹疏请命将出师，若身不与其事者。至《谏止亲征疏》，乃欢古人处成功之际难矣哉！[56]

阳明二疏都是上于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笔者认为钱德洪按语的用意是要掩护阳明往贺宸濠生辰事，关键证据在于他删掉阳明的一份公文书，这份公文表明阳明根本没有要去福建勘处叛军。在《全集》中，有三份公文都表示阳明要前往福建处理三卫军人作乱事：一是五月三十日所发《议处添设县所城堡巡司咨》，文中有云：

本职见奉朝令，前往福建巡视地方，处置军人作乱事情，不日启行，必须遵照敕旨，候事完回日，方可亲诣郴衡地方，面会贵院议处。[57]

第二是六月七日的《督责哨官牌》：“照得本院见往福建公干。”[58]第三是六月八日的《委分巡岭北道暂管地方事》，文中有云：

看得，本官（杨璋）既已升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干，南、赣贼情，及该道印信，必须得人经理。已经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风力老成堂上官一员，毋分星夜，前赴该道，暂且管理去后。今照前因，为照本院已奉敕书，得于本月初九日启行。[59]

此公文是阳明要已升任按察司副使的杨璋暂时不要赴岭北道任，而是留在南赣代理其军务，而岭北道之事务，则找人暂替。这三件公文都说阳明要去福建处理作乱事。但是阳明从赣州出发，顺江而下，则又与时人所认知到的路线不合，如李介说：

王阳明提督南赣军务，会勘事福建，至丰城，宁王变作，丰城令顾泌（佖）奔告，阳明乃返舟吉安，驰檄会兵。予以为此饰词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过十驿，若下赣江、过蠡湖、溯旴江，或溯上饶江，过岭，迂曲数千里。若云“顺道省亲”，不应先私后公。此必阳明往贺宁王生辰，适有天幸，不遇其祸，故为此以自讳耳！[60]

李介的意思是要去福建不应是阳明所走的路线，但为何阳明要走此路线呢？除了李介所猜测阳明可能是往贺宸濠外，事实上，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阳明与福建官员约在南昌府巡抚都察院见面议事。在钱德洪删掉的六月八日公文中，说道：

（朝廷要阳明去勘处福建敕谕）除钦遵外，为照福建所辖八府一州五十三县，道路辽远，一时未能通历所据地方利弊。各该守令在任既久，必能周知，合行采访，庶可从宜区处。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将本府并所属地方，凡有利所当兴、弊所当革，可以行之久远者，务要用心咨访停当，从实简切，开具印信揭帖。就仰掌印官亲赍前赴省城都察院，面议可否，以凭施行。毋得违延，取究不便。[61]

阳明要求相关官员带着各自所辖地区的问题，亲自来江西省城南昌府都察院（福建此时没有巡抚都察院之设）[62]与其当面商议。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阳明明明在《飞报宁王谋反疏》中说：“今兹扶病赴闽，实亦意图便道归省。”[63]但从上面公文可知，阳明根本没有前往福建的打算。二是阳明在奏疏中为何不提他约见福建官员之事，此事不正可作为他前往南昌的理由吗？阳明非但不提此事，又在两天后的《乞便道省葬疏》中说：

臣以父老祖丧，屡疏乞休，未蒙怜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闽，意图了事，即从此地冒罪逃归……臣今扶病，驱驰兵革，往来于广信、南昌之间。广信去家不数日，欲从其地不时乘间抵家一哭，略为经画葬事，一省父病。[64]

也就是说阳明写此奏疏的目的是要外人相信他可能会“冒罪逃归”回浙江，因此顺赣江而下，经南昌到广信，因为从广信往北可直至浙江，往南又可到福建。综合上述分析，阳明一开始就打算去南昌府祝贺宸濠生辰，但朝廷正式命令于六月五日到，所以，他一方面仍照计划于六月九日启程去南昌，另一方面又在行前行文给福建官员，安排在南昌见面议事。但宸濠于十四日起兵，打乱其行程安排，故往后阳明的种种说法，目的就在于掩藏其往贺宸濠事。而从钱德洪删掉嘉靖本《年谱》忘敕印之事以及关键公文的动作来看，钱氏刚开始是认为阳明没有往贺宸濠生辰之事，但是随着他重编阳明文集后，对阳明此时的行程安排是十分了解的，否则他不会一方面删掉公文，另一方面又在《年谱》中加按语，来误导读者。

至于说为何要上《谏止亲征疏》，其真正原因是阳明害怕将宸濠付与忠泰二人后，二人会纵放之，再请武宗南下亲征。[65]而这个“欢古人处成功之际难矣哉”的说法也早在宋仪望的《从祀或问》书中即提到过，宋氏论阳明平宸濠时说：

盖先生（阳明）苦心费力不难于逆濠之擒，而难于调护乘舆之轻出也。其后逆濠伏诛，乘舆还京，此其功劳，谁则知之？[66]

钱德洪除了强调谏止武宗之难外，还将武宗得以安全还京关乎往后嘉靖帝的顺利接班。他在全书本另有一条按语云：

洪（钱德洪）谓：“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盖忠、泰挟天子以偕乱，莫敢谁何？豹房之谋，无日不在畏，即据上游不敢骋，卒能保乘舆还宫，以起世宗之正始。开先勒石所谓：‘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又曰：‘嘉靖我邦国。’则改元之兆先征于兹矣。噫！岂偶然哉！”[67]

此条有两个重点：一是说阳明难处于忠泰之变。事实上，两版本《年谱》都未能清楚说明“忠泰之变”的前因后果，阳明弟子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1496—1554）在与王畿讨论阳明年谱编写的问题时，论及“忠泰之变”的由来，说道：

得宸濠赂馈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罗织，以大将军牌，遣中贵数十辈来诘。遇诸镇江，气势汹汹，谕以祸福，晓之义理，其人罗拜而去。竟以此为诸奸所沮，不得见上。[68]

弟子们其实很清楚造成“忠泰之变”的个中原因，是宸濠府邸中的“簿籍”成为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但两版本却都没有详论这个关键点，只说张忠许泰两人如何逼迫阳明的过程与事件。第二个重点则是在说明阳明的“先知”[69]能力。因为假如没有阳明谏止武宗亲征之举，即没有后来世宗顺利即帝位，并且说世宗的年号“嘉靖”早已预兆于阳明写于开先寺读书台的《题识》中。很显然地，钱德洪在这条按语中，是将平宸濠之事与嘉靖帝顺利接班连接在一起，以彰显阳明事功的重要性。但钱氏这个说法亦早见于耿定向的奏疏中，耿氏说：

及宸濠既擒，太监张忠及许泰等复又**武宗，以亲征为名，巡幸南都，其实阴怀异志，欲逞不轨。时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赖守仁握兵上游，随机运变，各恶潜自震慴，武宗因得还京厚终，于以启先皇帝（世宗）逮我皇上（穆宗）今日万世无疆之业。此其功甚钜而为力尤难，其迹则甚隐矣！[70]

由此可见，钱德洪不但注意到当时人对阳明事功的质疑，也吸收王门后学对这些质疑的回应。

而钱德洪在全书本平宸濠部分，还有另外二条“按语”。一条云：

按：是年（正德十五年），与巡按御史唐龙、朱节上疏计处宁藩变产官银，代民上纳，民困稍苏。[71]

由于战乱的缘故，宸濠藩府的财产有很多是下落不明的，当时不论是奏疏或传言都指向说阳明私吞掉了[72]，因此，这个按语是在平息外界对阳明贪取宸濠财产的质疑[73]。另一条云：

按：是时武宗犹羁南畿，进谏无由，姑叙地方灾异以自劾，冀君心开悟而加意黎元也。[74]

这一条按语的实情应是阳明因为张忠、许泰二人的掣肘，在江西无法任事，故通过种种名目，如水灾，请求致仕回乡。最后则是阳明自身怎么看平宸濠事，嘉靖本录有他与门生的问答有云：

擒濠次日，守益（邹守益）入曰：“喜成不世之功。”先生曰：“不然。且喜昨晚沉睡。”盖自闻报，至是私心稍安。[75]

这段问答真实性很高[76]，但为何要删掉？众所皆知，阳明平宸濠之功，朝廷迟迟不做出适当的决定来表功，以至于有很多人上疏要求尽快对阳明的“江西功次”给予肯定，因此在嘉靖本《年谱》中，这样的叙述多少反映了舆论的看法，但如今，随着朝廷给予“复爵赠谥”后，再说平宸濠乃“不世之功”，恐怕引起反对者的反弹，对于往后的“从祀”也会带来反效果。

接下来谈阳明平思、田二州。与上述两事功的做法不同，钱德洪删掉嘉靖本三条当时人对阳明平思、田二州的评价，而没有任何增加的部分。阳明平思、田、断藤峡、八寨的过程与结果，一直为后人所争论不休，主要原因是他的做法与当时的惯例相反。明朝政府的用兵政策是对内盗贼多用招抚，而对外族蛮夷等，则皆用围剿。然阳明于此却用招抚之法，并且未将带头起兵作乱的土司岑氏绳之以法，反而令其继续为当地的土司。这一点为人所攻击，例如与阳明论学不合的张岳（字维乔，号净峰，1492—1552）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

近日安南事，不知庙议何如？而此闲林茂贞过不晓事，以为可一举而取。然此言也，倡于阳明。阳明平生好为虚诞，彼盖大言以炫能于其徒尔。岑猛之事功，巳有七八分，阳明继之，竟不能纾一策，卒割以畀岑氏，潦草了事，又为之辞曰：“岑猛无罪。”[77]

张岳与友人谈征安南事时，又翻阳明平思田的旧账，认为他不但没能将岑猛等绳之以法，还让岑氏继续保有对当地的治理权，“潦草了事”。而曾经在嘉靖年间亲自到过广西的田汝成（字叔禾，1507—1557）也说：

予涉广西，闻父老言田州事，未尝不三欢驭夷之失策也。国家以土官治南蛮，盖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韩襄毅公（韩雍）之后，而军门号令渐已不张，要皆自取，岑猛倚强跋扈罪诚有之，诛其君而吊其民，谁曰不可。应期始以私望，当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卢苏倡乱，抗败王师，虽八议不宥。新建伯受钺专征，总制四省，扑杀此獠，直拉朽耳！而顾以姑息讫事，何哉？副使翁万达（字仁夫，号东涯，1498—1552）曰：“新建伯之将薨也，予适侍侧，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后世谁谅我者？’”[78]

田氏的说法有三个要点：一是阳明在此事上是失策的；二是朝廷原意是要围剿不赦的，但阳明的做法让人有姑息的感觉；三是“田州事非我本心，后世谁谅我者？”一语，说明阳明本身对处置田州事也是心有不安的。从张岳与田汝成的说法来看，外界对于阳明的做法是不满的，而嘉靖本的田州事三条又是怎么记录的呢？钱德洪引当地人的说法来证明阳明处置得宜，此两条云：

岭南士人曰：“先生田州之兵未尝不善，田州南接交夷，须有障蔽。岑氏世有其地，裂士而官之，使自为守，彼力既分，又可藩我，故田州自用兵后，迄今无变，而谤不止，岂君子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乎！”[79]

岭南士人曰：“先生田州、断藤峡、八寨实为伟功，至今民受其福，尚不之知。但为当时用事所忌，故其言不尽行，且公之力止可及此。北流断藤，不肯改设府县，而思恩以流官知府，分八寨为八巡检，统之以分，其亦羁縻策也。今流官不随俗为治，而又多索贿，取侮蛮夷，八巡检又非知府可制，遂各分争土地，专制生杀，将来尾大不掉之患，可胜言哉？盖上官以夷治夷，为夷所信，且供亿差役，简而不扰。流官文法大多，夷不堪命，况有八巡检耶！此后来总督责也。天不慗遗，使至此极。悲夫！”[80]

此两条都在证明阳明奏疏中所提的做法有其长远的识见[81]，并且为往后阳明遭受到的批评鸣冤。又有一条是引当时随阳明征思田的部属林富（字守仁，号省吾，继阳明为提督）的奏疏来证明阳明的处置甚当，此条云：

当时朝议呶呶于八寨者之役，故辞恳切若此。提督侍郎林富覆议曰：“帝王御极，虑周万世之防，以通变宜民为本，威振八蛮之俗以劝迩略远为图。故事有不必更者，亦有不容不更者。守仁原议迁卫改府设县镇与土流兼设，无非安边辟国、保治防危之计。但当时身在行间，事欲乘时，中间有未暇致详者。今据佥谋详覆，固非苟为异同。其言特设流官知府，似难比思田之例，止宜降府为州，以岑邦相为土知州，及分设土巡检司，革凤化县而移南丹卫于三里，仍属南宁，自余悉如守仁议。”[82]

所谓“辞”，指的是阳明对思田地方处置的奏疏。而林富处置八寨虽未尽用阳明之法，但观点大都承袭阳明，只有小部分的不同。但是这三条为何都删去呢？曾经在思田二州所在地南宁府待过的董传策（字原汉，号幼海，1530—1579），在其《骆越漫笔》记云：

王新建既降卢苏，议改田州为田宁府，设置流官。又荐林左辖富可廵抚、张都阃佑可总兵。林号省吾，论议一与王同，及王没，林代提督，遂思反王议，以媚时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州治，以岑邦相为判官。邦相者，卢苏所挟以反者也。于是卢苏益骄横，竟弑邦相，迄陶、潘、蔡三提督不能诛。诸土官大愤，提督威令不行，自林始。今田州思王不杀降，尤徳林有再造恩，建祠并祀，以林居左。王假有灵，羞与林伍享夷食矣！[83]

首先要强调的是此《南宁府志》与嘉靖本《年谱》都刊行于四十三年，但是对林富奏疏的看法则完全相反，由此可见，当时官方的说法已经否决掉林富的人品与做法。可以说嘉靖本这三条完全是考虑到阳明殁后，外界对其种种的批评而写的，但是在全书本则全然未见，且钱德洪也未加入新的说法，可见此事在当时政治社会的气氛下，已形成共识，难以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