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张怡（字瑶星，自称白云道者，1608—1695）在其《玉光剑气集》中有以下的记载：

先是，南安有古寺，一老僧坐化其中，遗令勿葬，锢其门勿启。文成（王守仁）旋广，经其地，必欲启之，见壁云：“五十三年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此事载阳明本传，徐华亭（阶）删去，为从祀计也。[10]

此段记载有两个重点：首先记录阳明遇见其“前身”之事；其次是说明此记录之所以不见于阳明《年谱》，是被大学士徐阶（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1503—1583）所删，目的是为了阳明从祀孔庙事。考察此段记载，可以发现阳明“前身”事，并未记载于往后各种阳明《年谱》内，但却出现在相当多的笔记与野史中。[11]且徐阶删此“前身”事的说法，笔者未见有第二人的记述，可信度不高，因此张怡的记载基本上可视为乡野传说。但是，仔细比较前后版本《年谱》的内容，令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的结论（为从祀计也）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由于阳明从祀孔庙争议与《年谱》内容的增删相关的，故有必要先对这两方面做初步的说明。

首先说明阳明从祀孔庙争议的过程与焦点所在。有关隆庆、万历年间阳明从祀孔庙争议的源头，必须从嘉靖帝的一道命令谈起。嘉靖八年二月，阳明尸骨未寒，朝廷会议其功过，而嘉靖帝在收到朝臣的议决结果后，下了一道命令。他说：

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抵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道。至于宸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近日掩袭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卹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12]

这个命令代表着从嘉靖八年到隆庆元年三十多年间，对阳明功过的官方说法，认为其学诋毁先儒，非圣人之学；其人则是“用诈任情，坏人心术”；平宸濠之功，不但非其一人所能独立，又不能节制其兵，报功奏疏中多有夸张之语；思、田、八寨之征，遗议甚多。然在穆宗即位后，对阳明功过的定位则大为改观，最主要的原因是笃信阳明学的大学士徐阶当政。此时，王门后学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1524—1596）疏请阳明应“复爵赠谥，从祀孔庙”[13]，而礼部只回答说阳明“世代稍近，恐众论不一”。[14]不过，隆庆元年四月（1567），穆宗即下诏“故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赠新建侯，谥文成”。[15]而这个政治平反的动作影响深远，因为诰命中的内容不但肯定阳明是有功无过的，并且为往后其从祀孔庙的争议扫除了障碍。诰命中说阳明是：

爰从弱冠，屹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独奋干坤正论。身濒危而志愈壮，道处困而造弥深。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闽、粵之箐巢尽扫，而擒纵如神。东南之黎庶举安，而文武足宪。爰及逆藩称乱，尤资杖钺渊谋，旋凯奏功，速于吴、楚之三月；出奇决胜，迈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伟勋，申盟带砺之异数。既复抚夷两广，旋致格苗七旬。[16]

除了称赞阳明本身的人品，也提到其学是“绍尧孔之心传”与“倡周程之道术”；而其平南赣盗、平宸濠与平两广的事功更是“社稷伟勋”。与嘉靖帝的命令相较，实在是天差地别。隆庆元年十月，继耿定向后，给事中魏时亮亦“请祀先臣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于孔庙”。[17]而这接连为阳明应“复爵赠谥，从祀孔庙”的动作与呼籲，引来吏部右侍郎郑世威（字中孚，号环浦，1503—1584）反对阳明从祀的声音。《闽书》记云：

华亭相（徐阶）为王文成学，廷议有举文成从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之能臣也，谓其‘绍周程而宗孔孟’，则平生庸徳之行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径趋直行，使圣门讲学明理之功摒弃不用，将有毫厘差而千里失者。与守仁同时讲学者泰和罗钦顺、惠安张岳，世称贤大夫，两尝指撃其缪，守仁辩不能绌。盖守仁以名胜，钦顺、岳以实胜，实之与名，相去远矣！”文贞不是也，顾其事亦寝。[18]

郑氏此言实针对阳明诰命而来，他认为诰命中所言“绍周、程而宗孔、孟”与阳明的德性与行履并不相符，意即是名实不符的。下一语则说阳明导致后来学子“径趋直行”，将“圣门讲学明理之功”废弃不用，意即是说同样是“讲学”，但因所讲之“学”不同，当然所明之“理”也就不同。这一点的言外之意是针对徐阶而来的，因为郑氏不满其带起当时士大夫聚讲阳明学的风潮。[19]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郑氏所提的理由会导致阳明从祀孔庙事作罢呢？要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必须考量当时人对从祀孔庙的标准与内涵。

不论对于任何形式的“祀典”来说，其重要的内涵与标准即是古文《尚书》所言的“崇德报功”[20]，也就是说被奉祀的人必须内在具有良好的“德性”与有外在“事功”的表现。例如说弘治十二年间，官员们正争论着谁该从祀与罢祀于孔庙，当时的礼部官员兼大学士程敏政（字克勤，号篁墩，1445—1499）对此问题提出其看法，他在文章一开头即破题说道：

臣闻古圣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为重，所以“崇德报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时者，一时祀之，更代则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则已。然犹欲劝一时、范一方，而不敢轻议焉！况先师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万世，天下祀之，万世祀之，则其庙廷之间，侑食之人，岂可茍焉而已。必得文与行兼，名与实副，有功于圣门而无疵于公议者，庶足以称“崇德报功”之意。[21]

可说程氏定调了“崇德报功”的标准，由于“祀典”的存在是为了劝俗兴治，所以必须慎重行事。就因为孔子是有功德于天下万世，故陪祀之人，必须符合“文与行兼，名与实副，有功于圣门而无疵于公议者”的标准。“有功于圣门”指对儒家圣人之学的传播与发扬是有功的，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朱熹。而稍后士人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1526—1590）在其《山西第三问》中，论及“太庙”与“文庙”从祀差异时说道：

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亦以报功也。[22]

也就是说从祀于孔庙的人，必须有功于圣人之学，而有事功与战功的人则应从祀于太庙才是。因此，郑世威认为阳明“学术杂霸王道”且“平生庸徳之行有不足”，更严重的是“使圣门讲学明理之功摒弃不用”，是完全不符合当时“崇德报功”从祀标准的。

郑世威反对的理由引起当时王门后学的警觉，其中最重要的反击莫过于宋仪望（字望之，号阳山，晚号华阳，1514—1578）所作《阳明先生从祀或问》一书。他在此书的序中说道：

近阅科臣欲举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三公从祀孔子庙庭，甚盛典也。未几，即下礼部集诸儒臣会议。时刑部侍郎郑公（世威）因见议论纷起，遂上疏深诋余姚，其事遂寝。同志中因究论阳明之学与宋儒所以异同之故，言人人殊，仆乃作为《或问》，反覆辩难，以极折衷之旨。[23]

此序有三个重点：一是宋氏大概花了近两年时间完成此书，这期间掌权者已由支持王学的徐阶转为反对的高拱（字肃卿，号中玄，1512—1578），无法公开地支持阳明从祀事[24]；二是当时王门后学们的确关注着阳明从祀孔庙争议的发展；三是阳明能否从祀的关键是阳明之学是否与宋儒相异。《从祀或问》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在为阳明从祀孔庙争议提供一个说帖，其主要论点有三：一是追溯孔门圣人之学乃是“心学”，而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即是圣人之学，其“致良知说”不仅是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大学》的本旨。二是说明阳明的学术脉络是直接由宋儒周敦颐与程颢而来，而与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和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1428—1500）两人不同。三是针对时人非议阳明事功（平宸濠）与人品（贪财好色），提出辩护。三个论点中的某些说法往后也出现在全书本《年谱》中。

其次说明《年谱》增改的过程。在徐阶于隆庆二年七月致仕后，直至六年十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宗弘暹才有上疏请祀阳明之举[25]，在这四年多的期间内，薛瑄已于隆庆五年九月从祀孔庙，而王门后学因大学士高拱的缘故，则无人上疏请祀阳明。不过，王门弟子及后学却也暗中进行相关动作，为阳明从祀铺路，其中关键人物是浙江道监察御史谢廷杰。由于谢氏生平不详，致使学界一直不了解他这么积极阳明从祀事的原因。笔者认为谢氏之所以这么做，在于他的亲人曾是阳明重要谋士的缘故，谢氏的家谱《东山志》记云：

谢骐，字应祥，别号西山，文庄公（谢一夔）孙也……居省城，窥宸豪（濠）怀不轨，忤其意，避迹山中。及叛之日，官校至门拘索，已先期遁矣！驰柬促阳明先生举兵讨叛，阳明延赞谋议，一言释张阉竖争功之嫌。阳明提举义兵，欲以公为首功，而公力辞，士论益重之，惜未究厥施焉！[26]

阳明在平宸濠后，迟迟不肯将许泰、张永等人列入纪功名单中，却因谢骐的一番话而改变心意，可见他对谢氏的看重。就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有很大程度的可能，使谢廷杰于隆庆六年任官浙江之初，即奏请朝廷于阳明家乡立祠奉祀[27]，进而于隔年（万历元年）正月上疏请祀阳明。当时在乡家居的阳明弟子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7—1582）在《与朱金庭》信中说：

虬峰（谢廷杰）巡院崇信先师良知之教，以为有补于圣学，欲为特疏，从祀庙庭。此兴起吾道大机括，凡当局诸公可委曲以赞其决，当有济也。[28]

王畿此信写于谢氏上疏之前，信中将阳明从祀孔庙事视为推展阳明学说的“大机括”，可以想见此事对王学扩展的重要性。因此，在王畿的文集中处处可见其要朝中同志鼎力相助的文字，而其本身则参与《王文成公全书》的编撰与汇刻。

阳明第一部《年谱》（简称嘉靖本），是由阳明弟子钱德洪所编、后学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1504—1564）考定，分成上、中、下三卷，成于嘉靖四十二年四月，隔年（1564）刊行于江西赣州。[29]而由谢廷杰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之《年谱》（简称全书本），位于《全书》卷32—36，此五卷标题分别为“年谱一（卷32）”“年谱二（卷33）”“年谱三（卷34）”“年谱附录一（卷35）”及“年谱附录二（卷36）”。其编成时间最迟不会超过万历元年（1573），因为《全书》刊行于此年。[30]徐阶在《王文成公全书序》开头说：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首三卷为《语录》，公存时徐子曰仁（爱）辑；次二十八卷为《文录》、为《别录》、为《外集》、为《续编》，皆公死后钱子洪甫（德洪）辑；最后七卷为《年谱》、为《世德纪》，则近时洪甫与汝中王子（畿）辑而附焉者也。[31]

就现存资料来看，《续编》中五（卷30）与六（卷31）部分，是沈启原（字道初，别号霓川，一号存石，1526—1591）编成于隆庆四年八月间。[32]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七卷的编撰时间，钱德洪在为阳明《文录续编》的序中记云：

今年九月，虬峰谢君来按吾浙，刻师《全书》，检所未录尽刻之，凡五卷（卷26—31），题曰《文录续编》。师胤子王正亿尝录《阳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纪》（卷37），并刻于《全书》末卷云。隆庆壬申（六年）一阳日（冬至）。[33]

由于《文录续编》早在四年八月就已编好，《全书》最后为《年谱》与《世德纪》，《世德纪》既已于六年十二月并刻于末卷，可见《年谱》应在之前或至少是同时间完成修改的。且现今全书本《年谱》除了嘉靖本原来的三卷外，多了《附录》两卷，而沈启原在全书本《年谱附录二（卷36）》有一说明，他说：

增订《年谱》刻成，启原检旧谱，得为序者五，得论年谱书者二十。[34]

这也就表明钱德洪在隆庆六年十二月前就已编撰好沈氏所谓“增订《年谱》”四卷了，因为沈氏所增加的一卷是附录二。

由于嘉靖本《年谱》并不常见，所以简要地说明其内容与形式是必要的。《年谱》是以记事为主的，通常是先说明事情经过：有关政治上的，就会有奏疏、敕谕之类的记载；有关学术思想，就有语录序跋之类的记载。最后则有书信、诗与师生间对话的记载，极少数有按语。与嘉靖本相较，全书本一方面记事细节较为省略且隐讳，另一方面删掉不少诗文（可能原因是《全书》内已收录）与师生间对话的记载，而增加很多的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