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从唐代设立“从祀孔庙”制度以来，天下学子士大夫们莫不以身后能入祀孔庙为荣，这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之发扬起了重要的作用。[2]举例来说，清乾隆十九年（1754），士人李祖惠在为徐世霖（字璘如）遗像作赞时，说到徐氏少时有志于学的关键，他说：

公赋资粹美，年六岁随父浩庵公之庆元司训任。历两庑，见本县阳明王氏配圣庙，即有志性学。[3]

本段叙述乍看之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小孩子跟随父亲至外地任官时，看见陪祀孔庙中的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封新建伯，谥号文成，1472—1529），因而有志于心性之学。但深入理解徐世霖的背景后，则有另一番不同的解读。首先是徐世霖之所以独独因孔庙中的王阳明而兴起其志，主要原因是他的先祖辈徐珊（字汝佩，号三溪）[4]、徐汉（字肃夫，号笑亭）[5]与徐天泽（字伯雨，1482—1527）等都曾师从阳明，而他在外地见到同乡人能够奉祀于孔庙，恐是兴起颜渊所说“有为者亦若是”的心情吧！其次是“从祀孔庙”的尊荣，对士人学子而言，仍然是终生企望的目标，哪怕是年仅六岁刚上庠序的童生。假使说徐世霖想要一探阳明能从祀孔庙的原因，势必得先了解阳明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内容，而此时最简单与最容易得到的权威资料，必定是记载有关孔庙内所有人事物的《阙里志》（此书历代一直有增修），书内皆记有历来入祀之人的传记[6]。熟悉阳明生平研究的人，一眼即能看出收在《阙里志》内阳明的传记，其内容的叙述脉络皆原本自《王文成公全书》内的《年谱》。不仅如此，在地方志中（尤其是清代官方所修撰的），只要有记载阳明的传记，其内容也大都沿袭自全书本《年谱》。可以说后世士人学子对阳明的理解，完全笼罩在单一的说法中。

嘉靖四十三年《阳明先生年谱》的出版，使得我们有机会一窥阳明形象的不同陈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后两版本都成于阳明弟子钱德洪（名宽，号绪山，1496—1574）之手，其中的差异也相当多。因此，首要的问题是：为何同一个作者却写了两个版本的《年谱》呢？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界很早就注意到[7]，但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内容差异的原因。然在1988年，朱鸿林即发表《〈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一文[8]，说明在隆庆万历之时，谢廷杰（字宗圣，号虬峰，文庄谢一虁之曾孙）刊行《王文成公全书》实与当时要求阳明从祀孔庙有相当的关联。[9]不过，朱氏并没有讨论到此书内容与阳明从祀孔庙间的关联，原因可能是朱氏没有看到嘉靖本《年谱》，也没能意识到全书本中的《年谱》是已经过删改的本子，其目的即是为了符合当时从祀的标准与回应反对者的意见。本文将透过对两《年谱》内容的比较，来说明钱德洪透过修改《年谱》的做法，塑造一合于当时从祀标准的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