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所提及之亲事应与第一封给王邦相所说的亲事有关，故写信时间应不致相隔太远，从找到生辰八字适合以及办理婚事等事宜，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故系于嘉靖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此信提到“家下人多不停当，无可使者，须邦相处遣一的确人，到彼说知之。”有关阳明家里仆役不堪任事的问题，早在其父王华在世时就已烦忧过，王华在给友人信中说道：“弟处乏小价，且料理之才万不及兄翁，乞兄翁专主之。奉金二两，祈简人临期，拨家奴三人相助也。”[250]可见阳明家中实无一能调和鼎鼐的管家。
118.《登峨嵋归经云门》[251]［嘉靖四年后］
一年忙里过，几度梦中游，自觉非元亮，何曾得惠休，乱藤溪屋邃，细草石池幽，回首俱陈迹，无劳说故丘。
阳明为董澐所作《从吾道人记》云：“与之探禹穴，登炉峰，陟秦望，寻兰亭之遗迹，徜徉于云门、若耶、鉴湖、剡曲。萝石日有所闻，益充然有得，欣然乐而忘归也。”故此诗应作于嘉靖四年之后。
119.《与聂双江先生书》[252]［嘉靖五年二月十日］
远承手教，推许过情，悚怍何可当，兼承恳恳卫道之诚，向学之笃，其为相爱，岂有既耶？感幸！感幸！
道之不明，几百年矣！赖天之灵，偶有所见，不自量力，冒非其任，诚不忍此学昧昧于世，苟可尽其心焉，虽轻生舍身，亦所不避，况于非笑诋毁之微乎？夫非笑诋毁，君子非独不之避，因人之非笑诋毁而益以自省自励焉！则固莫非进德之资也。承爱念之深，莫可为报，辄以是为谢。
闻北上有日，无因一□□可胜悬悬，足下行有耳目之寄矣！千万为此道此学珍摄，以慰交游之望。二月十日，守仁顿首。
聂双江为聂豹（字文蔚，永丰人，1487—1563），《年谱》云：“（嘉靖五年）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来见先生。”又聂豹在《启阳明先生》中云：“逖违道范，丙戌之夏，迄今两易寒暑矣！”[253]由此可知，阳明与聂豹相见于夏天。但此信则是作于未见面之前，时间为二月十日。从信中内容可以知道聂豹与阳明会面之前是有书信往来的，只不过未能留存于聂豹文集之中。
120.《留题金粟山》[254]［嘉靖初年］
独上高峰纵远观，山云不动万松寒。飞崕溜碧雨初歇，古涧流红春欲阑。佛地潜移龙窟小，僧房高借鹤巢宽。飘然便觉离尘世，万里长空振羽翰。
此诗与《全集》本内的《书扇赠从吾》与《寄题玉芝庵》同收录在董谷所编撰的《续澉水志》中，故此诗之作的时间应与二诗相近，二诗分别作于嘉靖三年及五年，故此诗之作应是阳明居越之时。
121.《梧山集序》[255]［嘉靖五年］
是集皆公历宦以来，忠勤大节形之章疏，中虽或允行，或未奉允行，甚或抵触天怒，无所忌讳，要均可以前质古人，后示法于来者，间有闲吟别撰，非公经意为之。而其性真所发，笔兴并酣，则卓荦纡余，不可以一格拘其素所蕴积者厚也。嗟乎！古人后世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焉！如公之盛德丰功，赫赫在人耳目，立言其奚以为？虽然余尝式公之德矣！佩公之勋伐猷为矣！且十数年，世讲宗盟，得亲公之謦欬风仪，匪朝伊夕矣！今公往，集存，每披寻展读之，辄幸得所凭借以想见公之生平。而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且疏，及遥遥几百载后，未识公之面貌，又不获爼豆，公之书而竹帛有湮，史策无据，其何以美而传，传而爱慕。使夫闻风生感，懦夫立，贪夫亷，重为功于名教哉！故集存，是公之存也；即公之立朝风，烈文章及其匡居志趣亦一一与之并存也。闻公之先大人淡轩先生守宝庆时，有《楚游草》传世，诗坛贵久矣！得公集廓而大之，于以经世而行远，后有作者，王氏其弁冕乎！余不才不得政通人和之暇，相与造公堂，酹公墓而告焉！窃对公之遗集，幸公之盛德丰功并立言而不朽之三俱矣！遂书之以为序。
赐进士第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两广总督余姚宗侄守仁顿首拜撰。
王缜（1462—1523），字文哲，东莞人，弘治六年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出使安南。[256]阳明于此序中说：“忆弘治己未岁（十二年，1499），余举进士，居京师，公时以给谏充安南册封使，于时先君子承乏秩宗与同朝诸荐绅饯送都门，余始获钦仪丰采。”可知两人认识是因为阳明父亲王华之故，又《梧山集》卷末亦收录王华的赠诗。[257]
122.《复王天宇书》[258]［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
（以上残缺）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匐匍，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傍，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之祸有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之信与不信乎？呜呼！今之人虽谓守仁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
侍生王守仁顿首。复太史定斋先生执事。左余。
此信的主文内容已见于阳明给邹守益的信中。此定斋先生为王应鹏（字天宇，号定斋），阳明因妹婿徐爱之故才与王应鹏相识，阳明在《书王天宇卷》中说道：“徐曰仁数为予言天宇之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正德九年1514），始与相见于姑苏，话通宵，益信曰仁之言。”
123.《唐律诗》二首[259]［正德十六年十月二日后至嘉靖五年冬］
裁冰叠雪不同流，妃子宫中钗上头。一缕红丝归赵璧，满阶明月戏吴钩。春情难断银为剪，旧垒犹存玉作楼。莫向寻常问行迹，杏花深处语悠悠。
流澌腊月下河阳，草色新年发建章。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归鸿欲度千门雪，侍女新添五夜香。蚤晚荐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赋长杨。
寒夜独坐，篝灯握笔为书唐律二首，新建伯王守仁。
诗末署名“新建伯”，查《年谱》：“（正德十六年）十月二日，封新建伯。”因此此诗应作于此后。
124.《吊蕙皐府君文》[260]［嘉靖六年八月下旬］
呜呼！伯雨。胡宁止是？英妙之年，俊才高第。阔步长趣，俛视一世。构嫉中遭，幡然林壑。静养有开，锐志圣学。精微日臻，豁然大觉。吾道得人，同志是资。倏焉倾逝，天寔丧予。方有师旅，奔讣无期。临风一恸，痛也何如！呜呼痛哉！
蕙皐府君为徐天泽（字伯雨，号蕙皐外史，余姚人，1482—1527），阳明曾为其写《夜气说》，其卒于嘉靖丁亥八月十七日[261]，此时阳明因为正准备前往两广，征思田二州，故无法奔丧，所以才说“方有师旅，奔讣无期。”故此吊文应作于嘉靖六年八月下旬左右，因为九月阳明即动身前往两广。
125.《敷文书院记》[262]［嘉靖七年春］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随与思恩相比复煽，集军四省，汹汹连年。于时，皇帝忧悯：“元元容有无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臣王守仁：“曷往视师！勿以兵歼，其以德绥。”迺班师撤旅，散其党翼，宣扬至仁，诞敷文德。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上且然，而况夷狄。不教而杀，帝所不忍，孰近弗绳而远能准！爰进诸生，爰辟讲室，决蔽启迷，云开日出，各悟本心，匪从外德。厥风之动，翕然无远。诸夷感慕，如草斯偃，我则自灭，帝不我殄，释干自缚，泣诉有泫。旬日来归，七万一千，濈濈道路，踊跃欢阗。放之还农，两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来格；今未期月而蛮夷率服。绥之斯来，速于邮传，舞干之化，何以加焉！明朝天子神武不杀好生之德，上下孚格，神运无方，莫窥其迹。爰告思、田，毋忘帝德。既勒山石，昭此赫赫，复识于此，俾知兹院之所始。
敷文书院是阳明就南宁府县学旧址于嘉靖七年所改建，其建成记也是亲手所写。此记内容与《全集》中所收录的《田州立碑［丙戌］》一文相似，然《田州立碑》的写作时间记载为“丙戌（嘉靖五年）”是错误的，因为在《广西通志》康熙本中此文名《平思田勒石文》，文末有云：“嘉靖戊子年春，臣守仁拜手稽首书，臣林富、张祐刻石。”[263]又此记末后云：“既勒山石，昭此赫赫，复识于此，俾知兹院之所始。”可见此文应作于勒石之后。阳明相当看重此书院的功能，他特地要其弟子去掌敷文书院教事，一面下令给南宁府说：“看得原任监察御史，今降揭阳县主簿季本，久抱温故知新之学，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即今见在军门，相应委以师资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宁府掌印官即便具礼率领府县学师生敦请本官前去新创敷文书院，阐明正学，讲析义理。”[264]又写信给季本说：“看得理学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该府掌印官率属敦请外，仰本官就于新创敷文书院内安歇。每日拘集该府县学诸生，为之勤勤开诲，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本院回军之日，将该府县官员师生查访勤惰，以示劝惩。”[265]
126.《与钱德洪、王汝中》[266]［嘉靖七年四月一日］
此文《全集》已有，但文字匡起来之处，则未见。汝佩应是汝佩，为徐珊（号三溪），《县志》记云：“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同夏淳等师事王守仁。中嘉靖元年（1522）举人……后官辰州同知，先是守仁还自龙场，与冀元亨等讲学于州之隆兴寺，是年珊请于当道，于寺之北，做祠宇，为虎溪精舍，置赡田，大集多士以昌明其学焉！”[267]良辅，未知其人。惟一是胡纯，号双溪，会稽人，少从阳明先生学。[268]
127.《赠龙以昭隐君》[269]［嘉靖七年］
长沙有翁号顾真，乡人共称避世士。自言龙逢之后嗣，早岁工文颇求仕。中年忽慕伯夷风，脱弃功名如敝屣。似翁含章良可贞，或从王事应有子。
阳明为龙诰（字孔锡）之父龙时熙所作。《长沙府志》记云：“龙时熙，字以昭，攸县人。刚正不屈，少寓金陵，有少妇暮行失钗，夫疑赠人，适时熙拾而还之，夫疑以释。湛甘泉、王阳明皆高其行。”[270]又《攸县志》记云：“（龙诰）正德十五年出为南直隶庐州府知府……又任广西右参政。”[271]又《全集》中所载有关龙诰之事迹，皆是其任广西右参政之时，所以阳明作此诗的时间应为嘉靖七年其出征广西思田二州之时。
128.《书咏良知四绝示冯子仁》[272]［嘉靖七年九月堂日］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干坤万有基。拋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缽效贫儿。
冯子仁问良知之说，旧尝有四绝，遂书赠之。阳明山人王守仁书，时嘉靖戊子九月堂日也。
冯子仁为冯恩（1493—1573，号南江），华亭县莘溪人。王世贞《御史冯恩传》：“冯御史之始成进士也，以行人出劳两广大帅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进公而语之道，公不觉屈席。已荐束修为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语人：‘任重道远，其在冯生哉！’”[273]
129.《题忠孝祠壁》[274]［嘉靖七年闰十月］
海上孤忠岁月深，旧壝荒落杳难寻。风声再树逢贤令，庙貌重新见古心。香火千年伤旅寄，蒸尝两地叹商参。僯祠父老皆仁里，从此增城是故林。
诗名为笔者所拟。此诗见阳明《与提学副使萧鸣凤》信中，业已经钱明发表，但笔者对此诗写作时间的看法与钱明不同。钱明将时间定在嘉靖六年，其理由是依据《广东通志》所记之时间对照《年谱》所载所得出。但钱明所录的信中明白说道：“旧当有祠，想已久毁，可复建也。然询诸邑耆，皆无知者，乃檄知县朱道澜即天妃庙址鼎建，祀纲及其子彦达。既竣事，守仁往诣，祀事毕，驻节数日不忍去。”可见阳明写诗时间是在此祠建成后，亲自前往祭祀。而《增城县志》记此祠立有《重刻广东参议王公传碑》，碑文末有云：“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冬闰十月，吉孝元孙新建伯王守仁重刻，礼部辨印生钱君泽书。”[275]又查阳明《年谱·嘉靖七年》云：“（十月）祀增城先庙。先生五世祖讳纲者，死苗难，庙祀增城。是月，有司复新祠宇，先生谒祠奉祀。”《全集》中收有《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故可知此诗应作于嘉靖七年闰十月之时，隔月阳明即卒于南安。
130.《四皓论》［嘉靖年间］
其一[276]
智者立身，必保终始，节者自守，死当益锐。四皓世事功名谢之久矣，岂有智于前而愚于后，决于中年知几之日，而昧于老成经练之时乎？且夫隐见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则轻瓢洗耳之巢；达时者，则莘野南阳。四皓之隐，其为巢由乎？抑为伊葛乎？将为巢由，必终身不出矣；将为伊葛，必三聘而后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拟莘野之重，中不能为巢由之高，下为希利无耻之行。以四皓而为今日之为，则必无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则必无今日之为。况辞礼之使，主之者吕氏滛后，使之者吕氏奸人，特假太子虚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颜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轻骂，臣等义不辱，今太子仁孝爱士，天下愿为太子死。”斯言诚出四皓之口，则善骂之君犹存也，四皓胡为而来也哉？若果为太子仁孝而出，则必事之终身也，四皓胡为而去也哉？
两生之不仕汉，其志盖不在小，四皓以数十年遁世之人，一旦忻然听命，且将何以答天下之望也？或曰：“有之，而恐非真，乃子房为之也。”子房当被劫画计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设变制权之术，岂暇顾父子之伦哉！后学又以为非真四皓者，不过为商山释惭之说。四皓不出秦汉间权谋术数之士，不得志于时，而拖为高蹈。以隐即出而仕汉，所建上不过留侯，次不过萧何、曹参等。对君诡激之谭，阖辟遗习故智耳！如曰此皓非真，则真皓者果何如邪？
其二[277]
然则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为之也。夫四皓遁世已久，形容状貌人皆不识之矣！故子房于吕泽劫计之时，阴与筹度，取他人之眉须皓白者，伟其衣冠，以诬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属，平昔所挟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计，彼岂顾其欺君之罪哉！况是时，高帝之惑已深，吕氏之情又急，何以断其计之不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宽裕者常公，出于锐计者常诈，用诈而为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计之挟也。其曰：“天下莫不愿为太子死。”是良以挟高帝者也，其即偶语之时，挟以谋反之言之意乎。
大抵四皓与汉本无休戚，谚曰：绮季皓首以逃嬴。则自秦时已遁去，其名固未尝入汉家之版籍也。视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徳而听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为遁世之地，其去中国甚远也，一使才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来之速，况建本之谋，固非远人所主之议，而趋出之后，又无拂袂归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则必不至，以子房之计又未信然也，但斯说虽先儒已言，而逆诈非君子之事，自汉至此千四百年，作汉史者，已不能为之别白，则后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将死，言及分香卖履之微，独不及禅后之事，而司马公有以识，其贻罪于子之言于千载之下，则事固有惑一时之见而不足以逃万世之推测者矣！是斯说也亦未必无取也，否则四皓之不屈者，亦终与无耻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后世尚何足取哉？
此《四皓论》版本有二，一收录在《御定渊鉴类函》及《古今图书集成》中，但皆属于清代所刻。另一则是此处的版本，后有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称荊川）的评语，将此文著作时间断限提前至嘉靖末年，对于阳明究竟有无作此文，提供相当的证据。且唐氏评语云：“鸟尽弓藏之时，正凤飞鸿举之日，乃为一价使命莅止，商山已等于平地矣！况对君诡激、贤子抑父，不过战国策士之雄耳！或云：‘真四皓者必不为汉出’，此又商山释愧之论也。”[278]阳明此论在于说明“四皓”果有其人，但并非是真正隐居不仕、高蹈不出的守节之人，而是战国时代那种纵横家策士之类人物。而阳明著作此论之因则是在暗讽当时隐居于待隐园中的杨一清（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1454—1530），因为杨氏闲散在家多年，忽被新皇帝世宗起用，乃至入阁的过程，皆与阳明相关。此论中有云：“四皓之隐，其为巢由乎？抑为伊葛乎？将为巢由，必终身不出矣；将为伊葛，必三聘而后起。”而这正是杨氏当时对外说是因为皇帝再三的命令，故不得不再度入仕的理由。[279]
131.《〈三悟〉跋》[280]［嘉靖年间］
此文版本有二：一是《三悟真诠》书中所载，另一则是《三悟集》，内容大同小异，文字稍有出入。此“三悟”书包含有《星悟》《穴悟》与《心悟》。《星悟》谈天文星象、《穴悟》谈地理堪舆、《心悟》则是谈理气心性及相术观。此文一开头即说“少游金陵”，可见阳明得此书时间应在入第之前，读书于南京国子监之时，当时还与山人尹蓬头交往。[281]文中又说到“平江右之乱”，指的是平宸濠之乱，又说“事成之后，遂深藏之”，可见此文应作于正德十六年阳明返回家乡后，姑系在嘉靖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