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宸濠叛乱事件不同于明代过往的藩王起兵，原因在于宸濠经营地方及朝廷甚久，已经隐然形成一个以宸濠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集团。而当阳明迅速平乱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对此集团的“政治清洗”，也使得阳明此时具有左右朝局的地位，成为权力斗争中，各方拉拢的焦点。但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发展，原因必须从阳明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其所做的政治判断，才能理解往后平宸濠的后果——“忠泰之变”——的由来。当然，处于“忠泰之变”的险峻情势下，引发阳明深化其“圣人之学”的契机，因为阳明在经过此变故之后，其“良知”说才获得确立，诚如《年谱》所云：“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33]而“良知说”的精义，在于确立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乃是一个人自身的“良知”，因此任何动作举措，必须时时遵循此“良知”而为，而这即是“圣人之学”。但是阳明在成就不世之功绩之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困境，致使他以“良知”为把柄，度过此困厄时期呢？而此“良知”说的内容与上述新说法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扣紧着“忠泰之变”，唯有清楚理解此变之由来经过，才能了解其中之关键。

（一）政治斗争的焦点：交通宸濠的关键证据

宸濠将叛，对当时庙堂诸公而言（不论是暗中支持或是公开反对宸濠的），都是一项半公开的秘密，而之所以没能立即对宸濠做出处置，主要原因是朝廷内有相当多的大臣与其勾结。当宸濠真正起兵之时，从不论是地方官员或是朝中大臣的暧昧态度来看，即可证明此勾结事非假，如郑晓（字窒甫，号淡泉，1499—1566）回忆说：

若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34]

为什么当时的官员不敢明确地指称宸濠已反，其个中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官员平时已与宸濠勾结，另一方面则是宸濠将来如果成功取得帝位，现在上疏说其谋反，往后难保不会被秋后算账。这种观望的心态，不仅仅地方官员有，就连朝中大臣亦是如此。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居士）记云：

宸濠谋逆时……报至京师，人情汹汹，且外议籍籍。皆云阳明任数其去，留不可必。晋溪（王琼）力主其说，以为阳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将出师。时晋溪之婿侯莎亭为某部主事，入告晋溪曰：“外间人言若此，而老爷坚持此议，倘事有不测，则灭族之祸不远，不若别有处分，以为身家计。”[35]

王琼女婿是以明成祖起兵、方孝孺不降被杀的先例来劝告其岳父，这也显示出当时大臣官员们认为宸濠的成功的机会是相当大的，否则根本无须考虑到往后之事。[36]然相对于众多大臣押宝的态度，为什么王琼会力主此乱一定可平呢？就目前的资料来看，王琼与阳明早已知道宸濠必反，并且也早已暗中准备因应事宜了[37]，因为阳明对于宸濠的起兵反叛准备情形知之甚悉[38]。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宸濠与阳明双方都面临相同的情况。宸濠的起兵，一方面警觉于朝廷对其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谋反事迹已经败露。虽说是仓促起兵的，但是其声势仍是相当浩大，所以在起兵初期，各地皆望风而降，并且将沿长江直取南京，再挥军北上。而阳明在所谓“奉命勘处福建叛军”之途中，突遇此乱，也是措手不及的。从其坐镇吉安之后，对四方各地发出“勤王”的要求，希望领兵官员或平民百姓一起加入平叛的行列，共赴国难，但仍然面临邹守益（字谦之，称东廓，1491—1562）所说“众咸蹙缩”[39]的情况。情况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各地官员的观望心态之浓，实出乎阳明意料之外，他在给友人信中说道：

宁贼之变，远近震摄，阅月余旬，四方之援，无一人至者，独闽兵闻难即赴。[40]

如此重大叛变事件的发生，却唯独只有闽兵前来援助[41]，在此情况之下，阳明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人力物资来因应战事所需，故其当时的处置事宜已不能遵循常格而行。以军队组成为例，由于阳明勘处福建叛军之时，并未带有军队，面对宸濠近十八万的军队，加上其他地方官军的观望，因而必须仰赖于当地募兵[42]及征召义兵[43]。再以军粮为例，阳明一方面向朝廷请求支援，另一方面也通过当地士绅的协助来取得必要物资。此外，由于宸濠为了能够快速挥军北上，对于行军路线途径的地区，往往祭出免征税粮的方法，这也迫使阳明不得不跟着宣布相同的办法，可是这是未经朝廷认可的，并且是逾越其职权的。种种“权宜”措施都是阳明为了平乱而不得不采取的，但其中有些做法，却在乱平之后为其带来麻烦。

在近一个月的战事后，阳明成功平定宸濠之乱，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是这个胜利并未使阳明得到肯定，相反地，却带来一连串政治上的打压，直至其身殁，最主要的原因是阳明掌握了朝中官员与宸濠勾结的证据。而此证据有左右朝政的力量，所以一方面与宸濠勾结的官员不愿此证据曝光，以免面临被清算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有官员亟欲取得此证据，作为政治斗争的凭据。实际掌握此证据的阳明，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阳明弟子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1496—1554）在与另一弟子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7—1582）讨论阳明年谱的内容时，论及“忠泰之变”的由来，说道：

得宸濠赂馈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罗织，以大将军牌，遣中贵数十辈来诘，遇诸镇江，气势汹汹。谕以祸福，晓之义理，其人罗拜而去，竟以此为诸奸所沮，不得见上。[44]

欧阳德的说法是非常简略的，故有必要详述其经过。首先，此段话有三个重点：一是簿籍是存在的，但已被阳明下令焚毁；二是平虏伯江彬亟欲得此簿籍，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阳明因此簿籍而被群奸所打压。这三点都牵涉到究竟“簿籍有无焚毁”的问题。以笔者推测，此簿籍应该没有完全被焚毁。第一，往后阳明面临所谓“忠泰之变”的迫害，即是因此簿籍而起，如果簿籍全都焚毁，忠泰二人不会再继续迫害阳明；第二，如果簿籍全都焚毁，江彬不会再派人至镇江向阳明诘问此簿籍之下落[45]；第三，宦官张永（字守庵，1465—1528）在宸濠乱平之后，曾以簿籍为据来告发及弹劾官员，更明白显示出此簿籍的存在。[46]但不管此簿籍究竟有无全部焚毁，对当时的官员来说，阳明是一个知道“证据内容”的人，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此簿籍的存在，一方面对与宸濠勾结的官员而言，不啻是芒刺在背，亟欲拔之；另一方面对想要通过此证据来打击异己的人来说，又是一个想方设法都要得到的东西。而安边伯许泰（朱泰）及宦官张忠应是受到江彬的指使，前来江西，意欲取得此簿籍以打击跟宸濠有所勾结的宦官钱宁，高岱（字伯宗，号鹿坡居士）在说到宸濠之乱事时，说道：

会江彬、钱宁有隙，诸内侍亦互矛盾，宸濠结宁独厚，太监张忠附彬，欲发宸濠事以倾宁。[47]

虽然，这个说法是宸濠之乱发生前，但从此可以看出，江彬亟欲取得此簿籍来清算钱宁，取而代之。

“忠泰之变”，对阳明而言，可谓痛苦万分。《王阳明先生图谱》记云：“论抗许泰等，及御边兵颠末，曰：‘这一段劳苦，更胜起义师时。’[48]”可见忠泰二人为了簿籍，不择手段，才使阳明感觉比当初起义师之时更加痛苦。忠泰二人和张永等是奉“大将军（皇帝）”之命，以“钦差”为衔，前来江西勘察乱后等相关事宜。可是，安边伯许泰一到江西后，立即找这个簿籍，这可从他对阳明的要求中即可看出，阳明记云：

又准钦差提督军务充总兵官安边伯朱（后被赐国姓）手本开称：“即查节次共擒斩叛贼级若干，内各处原奏报有名若干，无名若干，有名未获漏网并自首及得获马骡器械等项各若干，连获功官军卫所职役姓名，备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听候审验。仍查宸濠余党有无奔溃及曾否殄灭尽绝缘由，通行明白，作急开报。以凭遵奉钧帖，备由回奏，及督并各营官军粘踪袭剿施行等因。”[49]

许泰要求查验阳明所呈报的各项公移文书，其中包括官士兵的功劳等级、宸濠余党情形以及如何继续追剿余党的作为。这看似稀松平常之事，其中大有玄机，以文书查验来说，对于不懂军队运作的人，这些文书，只不过是流水账罢了，但对曾经带过兵的许泰而言，则清楚地知道这些文书中的缺失之所在。许泰通过查验这些文书，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主要是吃定阳明所呈报的文书必定无法完全没有问题[50]，其目的在于要阳明交出簿籍。由于阳明在贬谪后回到北京，当时他所遭受到的政治打压，即是有心人通过贿赂刘瑾的簿籍纪录来攻击，因此他对许泰等人的目的之所在是心知肚明的。此外，许泰要求阳明上报宸濠余党情形，意图要继续追捕，以求在平乱过程中是有功的，《明实录》记云：

王守仁已擒濠，泰欲夺之不能得，则纵部卒，掠平人为功，所株逮以千数，冤死者百余人。[51]

许泰这两方面的作为引起阳明极大的不满，他在上奏朝廷的奏疏中说道：

今照前因，照得本职缪当军旅重寄，地方安危所关，三军死生攸系，一应事机，若非奉有御宝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轻易凭信！今前项各官文移，既非祖宗旧章成宪，就便果皆出于上意，亦须贵部行有知会公文。万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间作弊，致有不测变乱，本职虽死，亦何所及？除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帖，曾奉朝旨，相应遵奉，其余悉遵旧章施行外。缘前项各官文移，未委虚的，俱合备行咨报贵部，为此备抄揭帖，黏连咨请查验施行。[52]

阳明此疏的前半段，即将许泰的要求原文照录，一方面说给内阁及兵部的人知道许泰的作为与用意，另一方面也明确地表达他的态度。他认为许泰的要求并无先例可循，即使是皇帝的要求，也需要兵部行文来知会，否则将不会照办，疏中所谓“奸人”，即是暗指许泰。阳明此疏看似依循国家法令而为的动作，实际上是在为以后将会掀起的政治风暴，设立一个停损点。只要阳明不交出簿籍，因之而起的政治斗争将无法产生，且对其自身而言，也是一个无形的保命符。

由于阳明不愿交出簿籍，许张二人就意欲将阳明罗织入罪，其最简单的方法即是诬指阳明亦与宸濠有所勾结，故二人企图找出阳明与宸濠勾结的证据，而曾经在宸濠处讲学的阳明弟子冀元亨（字惟干），就成为受害者。赵善政记云：

濠既擒，许泰等忿不由己，诬阳明与通。诘濠，濠云：“无有。”泰诘不已，濠云：“独遣元亨来讲学。”因大喜，榜笞元亨，俾诬阳明。元亨死不承，械至京，系诏狱。会世宗即位，言者白其冤，得昭雪，出狱五日卒。[53]

由于冀元亨并未说出许张二人满意的答案，自然不能入阳明于罪[54]。然许泰等人并未放弃，往后又陆陆续续给阳明出难题，例如说建议将宸濠放在鄱阳湖中，等大将军（皇帝）亲自率兵来抓[55]，阳明对此要求断然拒绝，并且不等许泰二人径自赴行在献俘；或是向大将军进言，认为阳明必反，最后虽然未能得逞。但这一连串的事件，对阳明而言，是徘徊生死边缘间的。直至阳明奉旨回南昌，许泰等仍然不时找麻烦，《年谱》记云：

先生既还南昌，北军肆坐谩骂，或故冲道起衅。先生一不为动，务待以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亲，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服……忠、泰自居所长，与先生较射于教场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应之，三发三中，每一中，北军在傍哄然，举手啧啧。忠、泰大惧曰：“我军皆附王都耶！”遂班师。[56]

面对北军种种挑衅的动作，阳明都隐忍下来，并且待之以礼，其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畏惧忠泰二人的权势，而是因为阳明在处理江西善后事宜时，如果公开与忠泰二人撕破脸，那么他势必将得不到朝廷的帮助。以蠲免税赋为例，阳明曾经于战事过程之中，答应江西父老，将于乱平之后停征税粮，但是此项战时的政治承诺，一直无法兑现，致使其备受江西人士质疑。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阳明上疏朝廷说：

今远近军民号呼匍匐，诉告喧腾，求朝廷出帑藏以赈济，久而未获，反有追征之令。拱然兴怨，谓臣等昔日蠲赋之言为绐己。窃相伤嗟，谓宸濠叛逆，独知优免租税以要人心。我辈朝廷赤子，皆尝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国难，今困穷已极，独不蒙少加优恤，又从而追征之，将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抚之而益愤愤，谕之而益呶呶，甫怀收复之望，又为流徙之图。[57]

阳明此疏说到乱后，江西父老要求他履行此政治承诺，无奈朝廷并不认可，因此每年征缴税粮的命令又来，导致他在当地政务无法推行，所谓“令之而益不信，抚之而益愤愤，谕之而益呶呶”，更可见其时任事之难。因为当时究竟要不要蠲赋或追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阳明，他在批示下属所呈之公文中说道：

据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极，屡经奏免粮税，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随复部使催督，一以为蠲免，一以为追征，非惟下民无所遵守，亦且官府难于施行……呜呼！目击贫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视征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怀，曾无拯援之术，伤心惨目，汗背赧颜，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将谁归咎！[58]

阳明此批示最后的感叹，充分表达出他当时的无奈。[59]最终，阳明仍然向现实低头，濠平之后，经过近一年的时间，阳明重新上江西捷音疏，疏中内容主要是加上了许泰、张忠、张永等人的名字，使这些人也名列功劳簿上。此后，阳明就接连上疏，用各种理由如归省葬、秋粮稽迟待罪等，要求致仕回乡，可见其当时失望的心情。

阳明对政治失望的心情，表达在其《纪梦》诗中[60]，他诗序中说道：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1520），卧小阁，忽梦晋忠臣郭景纯氏以诗示予，且极言王道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道实阴主之。[61]

阳明以东晋人郭璞（字景纯，276—324）的事迹自况，郭璞曾经力抗王敦的谋逆，因而被杀。阳明于此以宸濠喻王敦，认为当时朝中大臣有如王道地位一般的人，才是宸濠谋反的主谋者。阳明所指为何呢？最有可能的人选应是当时的吏部尚书陆完（字全卿，号水村，1458—1526）。[62]陆完与宸濠的交通情事，在濠乱平后，被宦官张永揭发出来。[63]这种朝中大臣与宸濠暗中勾结的情形，绝非只有数人而已，而由于阳明没有交出簿籍，在朝中仍有宸濠余党主政的情况下，其处境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时的主政者又不得不对阳明的“军功”做出处置，因此如何评价阳明的“军功”，就成为当时朝野争论的焦点。诚如往后历史的发展，直至嘉靖皇帝的继位，阳明才正式获得褒奖，这距离宸濠之乱平，已经过了近两年的时间。

（二）从政到讲学

阳明历经“忠泰之变”后，其心境上已有很大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再眷恋于仕途，归乡情切，并且将专心致力于他所体认到“圣人之学”的阐扬。例如其弟子张鳌山（字汝立，号石磐）被诬指与宸濠有来往时，阳明透过邹守益传话给张氏，邹守益记云：

方张子遇诬时[64]，某上书先师申救。及侍侧，恳恳言之，公莞然曰：“寄语汝立，不做好官，且做好人。”某瞿然自矢（失）于升沉毁誉之表。[65]

阳明面对其弟子的危难，只说要其“不做好官，且做好人。”其实这也是其“夫子自道”。为什么阳明要说此语呢？阳明说此语之时，其“良知说”已经形成（论证见下节），故他的意思是说在政治权力场中，是非标准是不一定的，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标准却是上天早已赋予的。因此，能否做好官取决于他人，但做好人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人生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在历经忠泰之变后，一方面由于其在江西任上政务的难以推行，对于政治的企望愈来愈少；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周遭门人朋友等，都因其故而被打压迫害，如冀元亨、张鳌山、伍文定[66]等。此时阳明的人生重心从政治转而为学术，这在其与弟子王艮（1483—1540）的谈话中即可看出，王艮的年谱记云：

纵言及天下事，公（阳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公曰：“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曰：“当时有尧在上。”……公语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此真学圣人者。”先生初名银，公易之。[67]

阳明针对王艮论及当时政治的事情，淡然以“君子思不出其位”来回答，即便他深为王艮的气魄所摇动，但仍然坚持其不参与政治的心，并以此来惕励王艮，也因此将其名改为“艮”，字汝止。阳明通过此改名，一方面惕励王艮，因为“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语即是艮卦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他不欲参与政治的心态。[68]而阳明这个改名的动作，与周敦颐将艮卦放在《通书》之末的用意是一样的[69]，强调“不为主静”。就因为阳明已经对政治不抱任何期望，故此时所写的诗文，处处见其退隐之心，其诗有云：

归兴长时切，淹留直到今。含羞还屈膝，直道愧初心。世事应无补，遗经尚可寻。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70]

诗中不但自认于世道无补，唯一可做之事就是钻研学问，并且说到陶渊明是其知音，可见此时阳明的心态，不但无意于仕途，并且认为其唯一可做之事就是学术方面。当其归越之时，路经浙江钱塘，瞻仰名臣于谦（字廷益，号节庵，1398—1457）的祠墓，留下一铭，铭曰：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71]

岳飞及于谦两人，同样都在立了军功之后，却都没有善终，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于谦则是因为在英宗发动政变后，被论斩弃市借其家。阳明此时想起两人的事迹，其心中的感受可想而知。

对此时的阳明而言，荣辱得失利害在其悟得“良知说”后，已经不放在心上，因为他认为圣人并不是以勋业气节显名于世的，他说：

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72]

经历忠泰之变的阳明，对“圣人”的本质，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过去他那“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到此转而以一个人能否时时存天理为第一位要做的事，而能否运时务就成为第二位了。例如：

先生初登第时，上《边务八事》，世艳称之。晚年有以为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事，有许多抗厉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或又问平宁藩。先生曰：“只合如此做，但觉来尚有挥霍意。使今日处之，更别也。”[73]

从此问答中，可以看到阳明对于该如何因应“时务”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在处理实际事物上，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的心态，是否含有私欲，也就是说过去他处理的态度多多少少有抵抗流俗之意，这就会造成处理事务上的偏差。而如今只要能够依循良知天则，自然不会有抗厉气的问题。也就是说，“运时务”的关键仍然在“一心”，也就是端看此心是否能循天理。

将阳明这样的说法，放在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下，已经偏重在对“一心”能否依循良知的要求上。而这样的看法也表现在其为弟子王学益（字虞卿）之书屋所做之赠诗中，诗云：

之子结屋，背山临潭。山下出泉，易蒙是占。果行育德，圣功基焉！毋亏尔篑，毋淆尔源。战战兢兢，守兹格言。[74]

诗中引《易》经《蒙》卦彖辞“山下出泉”，与周敦颐《通书》最后所引的蒙卦是相同的。[75]阳明提醒王学益不要汩乱本性，必须“育德”，因为这才是圣人之学的基础。故从阳明归越之后，立书院讲会，汲汲于宣扬其“良知”说，可以证明他的确认为一个人处世应物的关键，端看是否能遵循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