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初次带兵，正是印证其“一心运时务”理论的机会，但是在此过程中，阳明却在寄给弟子书信中有所谓“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之语，其含义是在表达南赣山中的贼是容易去除的，但心中的私欲却很难去除。为何阳明已经可以运时务了，却反而在“一心”上发生问题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私欲”让阳明无法用“明其心”的工夫来去除呢？而阳明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下手工夫与其原先“明其心”的工夫，又有何差异呢？

正德十一年九月（1516），阳明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地区。[3]对于这项人事命令[4]，阳明是迫于无奈而接受的，因为南赣群盗问题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此问题存在已久，朝廷多次派兵征抚只能达到暂时性的效果，而不能有一根本的解决；另一方面也由于此地区为一地形复杂、权责牵连三省的地方，致使朝廷屡次出兵征剿，却都在事平之后，没多久又恢复盗贼丛生的景况。就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致使前巡抚文森（字宗严，1462—1525，文徵明的叔父）不愿接下此任而托病避去。阳明一开始也是推辞的，但由于朝廷成命已下，不得不接。在短暂回越省亲之后，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抵达江西赣州府。阳明平定南赣盗的过程大致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至九月，主要是平定福建地区的盗贼；第二阶段是十月至隔年五月，主要是平定横水、桶冈盗贼；第三阶段是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至隔年六月，主要是平定龙川浰头贼。

（一）“军前违期”事件

阳明初到江西，还未至赣州府就任之时，一路上所见到的社会景况就是“流民”到处流窜。由于当时朝廷的横征苛敛，使得百姓们的生活困苦，受不了的就脱离土地来逃避追征，沦为“流民”。这些“流民”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就极容易成为盗贼集团，四处劫掠，危害地方甚巨。阳明的处置方式则是就地安插[5]，使这些流民不会四处漂移，导致更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当阳明开府于赣州时，针对南赣群盗问题，其第一道行政命令即是实施“十家牌法”[6]，通过挨家挨户的户口普查，彻底地掌握当地民众实际生活的情况，其用意在解决当地“民盗不分”的问题。其次是对当地军队的改革，重点是不再倚靠“狼兵”的力量。由于过去的巡抚到任后，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因为要对付这些盘踞各个山头的盗贼，光依靠当地的保卫力量，如机快、弩手、打手等，是力有未逮的。所以常常必须依靠所谓“狼兵”来援助，而狼兵是由少数民族所组成，战斗力虽强，但军纪不佳，故常于战后反成为地方之害。阳明后面对其部属提出等狼兵到时再出征的要求时，直接予以否决，其着眼点即在于此。[7]另外，阳明通过对这些地方守卫兵力的改组[8]，再加上新募的人员，予以勤训精练，组成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乡兵”。靠着这支新军，阳明得以迅速地平定福建地区的盗贼。但是，除了对军事制度及地方治理方法的改革外，阳明对于南赣地区社会秩序的思考，是一整体考量的结果，这反映在其对盗贼问题的看法上。

阳明对盗贼问题的认识，是亲自探询当地父老乡亲而逐渐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例如他开府赣州之时，即立“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二旗牌[9]，探求民隐。在经过近五个月时间的摸索，阳明上《申明赏罚以励人心》一疏给朝廷，在此疏中，阳明说明其观察及解决方法，他说：

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10]

阳明认为过去之所以无法彻底平盗，主要原因是朝廷过度依赖“招抚”政策，而朝廷这样做的原因，又在于地方无力于征剿。而地方之所以无力于征剿，又牵涉地方本身所拥有兵力的不足；而兵力之所以不足，不是因为没有人员，而是因为赏罚不明与不当，导致这些兵力毫无战力可言。所以，阳明向朝廷建议说要“申明赏罚”，也就是要严格执行军法，如此一来，将士们才能有奋勇杀敌的动机与动力，也才能建立足够的军力与战力以抗盗贼。此外，阳明认为过去巡抚之所以不能有效平盗的症结点，在于巡抚一职的权力不及于当地平民百姓。他在给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别号双溪，1459—1532）的信中说道：

今闽寇虽平，而南赣之寇又数倍于闽，且地连四省，事权不一，兼之敕旨又有不与民事之说，故虽虚拥巡抚之名，而其实号令之所及止于赣州一城。然且尚多抵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于违抗之罪，事势使然也。今为南、赣，止可因仍坐视，稍欲举动，便有掣肘……夫弭盗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盗之本。今责之以弭盗，而使无与于民，犹专以药石攻病，而不复问其饮食调适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11]

信中明白说到由于“巡抚”职权并不能干预民事，所以其权力是被限制在赣州城内的，再加上行政机关制度的设计不良，导致相关单位间的互相掣肘，根本无法解决民间百姓的问题，故要想解决盗贼产生的问题，就必须连同百姓的问题来考量。所以，在此信中阳明也对王琼提及，要不将其权力划归于两广巡抚，要不就提升此地巡抚的权力，才能够安民与弭盗。阳明对盗贼的看法与要求，得到王琼的正面回应，王琼因而建议朝廷，将此巡抚加“提督”之衔（正德十二年九月）。在朝廷所下的敕谕中说道：

特改命尔提督军务，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但听便宜区画，以足军饷。但有盗贼生发，即便设法调兵剿杀，不许踵袭旧弊，招抚蒙蔽，重为民患。其管领兵快人等官员，不问文职武职，若在军前违期，并逗遛退缩者，俱听军法从事。生擒盗贼，鞠问明白，亦听就行斩首示众。[12]

这项人事命令，对阳明在处理南赣群盗的问题上，可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这解决了阳明当时主要的三个难题。第一是“军马钱粮”的问题，没有后勤力量的支援，没钱没人，打仗是很难成功；第二是对底下官员的约束，虽说阳明曾任兵部主事，但带兵打仗可是初体验，面对常年生活于军旅之中的军士官兵，没有足够的权力，军令是难以贯彻实施的；第三是对当时朝廷因应南赣群盗问题所提出“三省夹攻”计划之实施，有了转圜的余地。

朝廷的“三省夹攻”计划，是经过通盘考量过的，考量点在于此地为三省交界的山区，如果单单从江西、湖广或是两广地区任何一方出兵征剿，势必会让盗贼四处流窜，而无能一次彻底歼灭之。但这个计划看似有其道理，但却不符合实际的军情，原因有二，一是此计划容易为盗贼所探知，盗贼也因之而有所防备，征剿的困难度也因此大增；二是三方面地区的兵力并不相同，除了阳明所属官兵为“乡兵”外，其余两方皆有“狼兵”助阵，因此会让盗贼为避狼兵之锋，而往江西来。阳明在给王琼的信中说道：

差人既发，始领部咨，知“夹攻”已有成命。前者尝具两可之奏，不敢专主“夹攻”者，诚以前此三省尝为是举，乃往复勘议，动经岁月，形迹显暴，事未及举，而贼已奔窜大半……况南、赣之兵，素称疲弱，见贼而奔，乃其长技。广、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贼所素畏，夹攻之日，势必偏溃江西。[13]

阳明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以及当时南赣的兵力组成不同，来说明他之所以不赞成“三省夹攻”计划的做法，但是这个计划却因湖广巡抚秦金（字国声，号凤山，1467—1544）的坚持，而无法取消。阳明在给讲学友兼部属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1483—1565）的信中说道：

虽今郴、桂“夹攻之举”，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龙川乎！夏间尝具一疏，颇上其事，以湖广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录去一目，鄙心可知矣！郴、桂之贼为湖广兵势所迫，四出攻掠，南赣日夜为备，今始稍稍支持。然广东以府江之役，尚未调集。必待三省齐发，复恐老师费财，欲视其缓急以次渐举。[14]

从信中可以知道，阳明对朝廷“夹攻”的做法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的，但如今因为他的“提督”之衔，使其在出兵的时机上，有较大的弹性，不会被“夹攻”计划的日期所限制。

在王琼的大力支持下，阳明顺利地于十月平定横水、桶冈贼，但这个胜仗，却引起湖广兵的不满。主要原因在于阳明并未依照兵部所定的“夹攻”日期，于十一月一日出兵，而是提前半个多月出兵，并且于十月十一日就已经到达广西边境。阳明这样的做法虽说有权力上的依据，但是不可讳言也让远道而来的湖广兵，所得功劳甚少，致使其心生不满。阳明给顾应祥的信中说道：

湖兵四哨，不下数万，所获不满二千。始得子月朔日会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见责，所谓“文移时出侵语”，诚有之。此举本渠所倡，今所俘获反不能多，意有未惬，而愤激至此，不足为怪。[15]

由于湖广军队是由狼兵组成，战功的有无牵涉其所能得到金钱财富的多寡，因此会心生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此时阳明不但没有追究湖广兵“军前违期”的责任，反而下了一道犒赏湖广兵的命令，令中说道：

参看湖广官兵既已约定十一月初一日进剿，自合依期速进，今本省官兵攻破桶冈已将半月，始闻各兵前来。揆之初约，实已后期。但念各兵千里远涉，亦已劳顿，若能悉力搜剿，尚有可冀之功。且宜略弃小过，先行犒劳。及照梆、桂地方，原系本院所属，相应差官押束。[16]

这个表面上说要犒赏的命令，但实际内容却隐含阳明诘责的用意。由于阳明有权力决定何时出兵，因此没有必须依期的问题，反而是当初坚持要依期的湖广兵，反而违期了。在军事行动过程之中，“军前违期”是很大的过失，其所要承担的责罚是很大的，如同敕谕中所说的“若在军前违期，并逗遛退缩者，俱听军法从事”。当然这惩罚与否和惩罚的程度，就端看阳明的态度。此命令最后阳明说到郴桂二地是其所属，更是在强调其有权力管束他们。此犒赏命令从头到尾，无不在宣示阳明的权力。然此“军前违期”的事件，放在阳明之前一再强调“申明赏罚”的想法下来看，其说法与做法之间是有扞格矛盾在的，而其不能“申明赏罚”的做法，也表达在他给当时湖广巡抚秦金的信中，信中说道：

昨者贵省土兵以郴桂不靖之故，千里远涉，生与有地方之责，而不获少致慰劳之意，缺然若有歉焉！故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输此心焉尔！乃蒙厚赐远颁，并及从征官属，登拜之余，感愧何已！喜闻大兵之出，所向克捷，渠魁授首，党类无遗，兹实地方之庆，生亦自此得免于覆饣束之戮矣！欣幸！欣幸！旬日后，敬当专人往谢，并申贺。[17]

此信的内容如果放在阳明与秦金过往的交情来看，不会有问题，但问题是对照上文来看，不但信中无一语提到“军前违期”之事，阳明更低调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秦金在湖广地区歼贼的成功。从阳明带兵的历程中来看，他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及做法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从现今阳明所存留的奏疏、公移、牌令来看，在在强调“军法”与“赏罚分明”的观念，但却于此事不能坚持其所持的观念。当观念与现实状况无法契合之时，如何能够做到“言行一致”，成为阳明心中相当大的困惑与不安。用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来比喻，如果阳明认为“军前违期”该罚，自然应有惩罚之行，如果未能行惩罚之行，自然无该罚之心。但显然阳明于此，并未能有一符合其说的做法，反让人有“乡愿”的感觉。

（二）本心之明：祛除私欲的关键

阳明这种处理军务的态度，在其带兵的过程之中，应该是常常有的，因为“赏罚”问题，对军队领导者来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每一次“赏罚”的决定是否恰当与及时，则一直是阳明带兵打仗时最大的心理负担，所以他在给门人杨骥（字仕德，号毅斋）信中说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8]“山中贼”自然清楚不过，而“心中贼”则是此“赏罚”问题。在征剿完三浰贼后，阳明有了短暂的休息，可以专心于讲学之事。《年谱》于此时记云：

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设酒食劳诸生，且曰：“以此相报。”诸生瞿然不安，问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赏罚，不敢放肆，常恐有愧诸君，自谓无过举矣！比与诸君相对久之，尚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几番磨擦，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时无少增损，方始心安。然已不知费多少力气矣！此即诸君教诲所在，固不必事事烦口齿为也。”诸生闻言，愈益省畏。[19]

《年谱》此段记载，没有前后上下文的脉络，而阳明弟子之所以将此事写进谱中，可见当时阳明的这个动作与说法，对在场的弟子而言是相当不寻常及震撼的，所以在事隔多年之后，仍然要将此事记载下来。阳明于此要表达的是一种心境上的转变，其内心烦恼的根源是其登堂行“赏罚”之事。在此记录中，阳明说到在带兵之初，碰到处理赏罚事情时，心中对其所下的命令是否合宜，常感不安。一直到了后来，经过“几番磨擦”，自己追寻其过错并且改正。心态改变后，在往后行赏罚情事时，即使面对其学生，也能感到心安自在。换句话说，一个人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犯错，如果没有的话，在任何情况与环境下都能感到自在轻松；但如果有的话，即使别人不说，自己心中也会有疙瘩在的。但是，为什么阳明会被此“赏罚”问题所困扰呢？就以阳明之前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只要能够依据法令，确实执行，自然能够申明赏罚，其后的种种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故阳明只要依照法令而行，不就没有问题吗？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即以前所述湖广兵“军前违期”事件为例，阳明就没有“申明赏罚”，看在部属眼里，可能会认为阳明赏罚不公，这会让阳明往后的命令执行贯彻大打折扣，部属也不再认真执行其命令。如果，一个军队的军令不能贯彻施行，那么势必也无法在打仗的过程中取得胜利，也无怪乎阳明会有这种心理负担。

阳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点就在于阳明将确实且允当地执行军法，看得太简单了。如果这么简单容易，前面的巡抚早就做到了，何必等阳明来做。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人，都知道“赏罚”问题在战时与平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平常之时，军队所从事的不外乎本职学能与战技的专精训练、装备的保养维修，以及战法的演练，此时对“赏罚”的施行容易达到合宜适当。然而，在战时却不容易做到，因为那时军士官们是以获取军功为首要目标，也因此各种争功诿过之情事也是常见的。[20]因此如何能够确实做到“赏罚分明”，成为初次带兵的阳明心中最大的问题。从《年谱》的记载中可以知道，阳明最终克服此问题，是如何做到的呢？阳明当然不是从改变其执行法令的方法或技巧等技术方面着手，而是从改变其因应这种问题时所抱持的心态着手。从阳明当时对宋代文天祥的事迹重新评价，可以一窥其心态转变之消息。阳明在《重修文山祠记》中说道：

文（三）公之殁，今且三百年。吉士之以气节行谊，后先炳耀于世，谓非公（文天祥）之风而兴，不可也。然忠义之降，激而为气节；气节之弊，变而为客气。其上焉，无所为而为，固公所谓成仁取义者矣。其次有所为矣，然犹其气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士流于矫拂，民入于健讼，而犹自视以为气节，若是者容有之矣！于公之道，谓非操戈而入室者欤？……人亦孰无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义在我矣！而又何羨乎！[21]

阳明此文是为表彰跟随文天祥殉国之人的祠所作的，主要在阐述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文天祥的做法才有忠义的行为，而是因为这些人将其内在的忠义之心，扩充表达出来，即可有此忠义的行为。而此忠义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无须去歆羡文天祥。这篇文章有另外的版本，其文云：

忠义变而为气节，气节变而为客气。客气之于忠义，何啻霄壤，始固发自天性，后稍决裂也。而龂龂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至不通于四方之谊，亦或不免焉！[22]

阳明于此主要在说明“忠义”与“客气”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忠义”与“客气”两者看似天壤之别，但其初始皆从天性而来，其性质是后来才分开的。[23]而后来的士大夫们汲汲于争辩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问题，皆采用朱子之说，来说明客气与忠义的关系，却没有了解到现实状况究竟是如何。阳明通过文天祥及其跟随者的例子来说明，如果能够发明或扩充每个人的“天性”（忠义之心），就不会有“气节”“客气”等流弊。

阳明此时的说法，相较于过去，在“心”的概念上有一重心上的移动。过去，阳明认为天下不能达到“三代之治”的原因，主要是人们无法克制“胜心”“客气”所致，所以必须去除“私欲”，回到“明德”的状态。而如今他认为由于“客气”与“天性”是同一根源而来的，故如果能扩充“天性”，“客气”自然不能为患。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明德”呈现出来，“欲望”自然不能为患。这意味着，过去阳明从克治“客气”出发，试图回到天性的做法，转而认为只要能够使自身的“天性”扩充，即不会陷入“客气”的问题。但是，要如何扩充自身的“天性”呢？对此，阳明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到他当时所认知到的“用力处”，他说：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有皆曰人非尧舜，安能无过？此亦相沿之说，未足以知尧舜之心。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与果与人异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24]

这个书信有两个要点：首先，阳明认为每个人的“本心之明”，就如同太阳一般，会自己判断是与非，只怕自己知错不改。这个的看法，是延续其龙场时“明德”的说法，所谓“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但是当时认为这个“明德”有时会因私欲之蔽而不明的，所谓“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两相比较下，即可发现，阳明过去认为“私欲”是会遮蔽此“本心之明”，如今则认为，此“本心之明”一直都存在，也就是说太阳一直都在天上挂着，也就是会观照此“私”的存在与否，接下来的问题即在于要不要勇于去除此“私”了，也就是说要不要通过改过来去除私欲。其次，说明一般人与圣人的“心”是相同的，都能自知己过的，然而一般人知过不改，与圣人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的情况不同，这也就是圣凡之别。也就是说，客气为患对每个人（包括圣人）而言，都是相同的问题，但圣人可以发挥“本心之明”来改过，而一般人却掩藏“本心之明”不去改过。这个说法肯认了龙场时圣人亦有私欲的前提。参照阳明对“赏罚”问题的思考，阳明之前因为困惑于无法于每一次赏罚皆做出合宜公正的判断，而耿耿于怀，但是如今他之所以能够心安自在，原因在于其认为他所做出的赏罚判断，虽不是每一次都能合宜公正，但是只要能够改正，即能心安自在。而此改正的动力，即源自于一个人自身的“本心之明”，唯有时时扩充此“本心之明”，那么任何举措的是与非，自己都能判准，有错即改，即是圣人一般。

阳明这样的说法，是经过一段摸索的过程，而逐渐意识到“本心之明”在“去私”工夫过程中的重要性。而阳明之所以能形成此意识，关键点在于对“圣人”与“凡人”异同的思考。过去阳明认为圣凡间是不同的，其差异在于“心”明不明的问题，因为常人为私欲所蔽，故不能明，而圣人不为私欲所蔽，故能明。但是，为何圣人不会为私欲所蔽呢？难道圣人没有私欲吗？如果圣人也有私欲，圣人又是如何处理私欲的？阳明回答弟子蔡宗袞问圣人间的差异时说道：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有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25]

阳明这个说法意味着圣人亦有私欲，如同金矿一样，经过锻炼之后，才成为足色精金，也就是经过“去私”的工夫。而这圣人有私欲的说法，是完全与过去理学家对圣人的认知背道而驰的，阳明又用“才力”来区分圣人间的不同，更是骇人听闻。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说明阳明的说法：圣人与人一样，得天之所赋予的道，在降临人世之时，杂有外在的气质，也就是杂有“人欲”，但是圣人可以去除此杂质，故可以呈现其当初来自于天的“道”，即使有不同程度的拥有。而凡人与圣人一般，通过“去私”的工夫，亦可为圣人，证明了“圣人是可学而至”，这替阳明所谓“圣人之学”提供更有力的说法。但是，这里的“存天理去人欲”是什么意思呢？是否是程朱学者所谈的工夫呢？当然不是，阳明的意思是，扩充此“本心之明”来去人欲存天理。例如他在回答弟子对于为何圣人间才力为何会不同的问题时说：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26]

于此，阳明认为去争论圣人间才力不同那是流于计较之心，真正的问题是自己要不要去做的问题，而重点就在于自己的心是否能纯乎天理。而工夫的入处即是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而为什么要将工夫放在“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呢？阳明并没有继续说明，不过他在回答冀元亨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时说：

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27]

阳明认为这个“知”是天理的灵处，是一个人做主的地方，也就是心；是天所赋予的，也就是性。所以只要这个“知”不被私欲所遮蔽，“充拓得尽”，便是完完全全的“本体”，也就是纯乎天理。参照前一引文，阳明的意思是将“良知良能”体认扩充得尽，就完完全全是本体，与天地合德，也就是纯乎天理。但是，末一句“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则在说明自圣人以下，这个“知”，会为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通过格物（去其心之不正）的工夫来回到那与天地合德的“知”（本体）。阳明认为要通过“格物”的工夫来致此与天地合德的“知”，也就是说只要能“致知”，即是圣人。但是，阳明没有说明如何在一心之中，在去其心之不正之时，又能知道已经致知了。如何知道心之不正已去而“知”已得呢？阳明的这个问题，随着他意识到“本心之明”的性质，而有了解决的契机。因为靠着“本心之明”，就可以知道“心之不正”已去，而“知”已得，这也表明阳明对“心”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过去他认为“去私”之后，心才会“明”，如今则认为“心”本来就是“明”的，能够主动判断“私”的存在，也因此才能“去私”。

但是阳明这个新说法，与其《大学古本原序》中的说法，有着差异，他说：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诚意，复其不之动而已矣！不善复而体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止至善。[28]

阳明这个说法仍是承袭早年“克念”的工夫入径，在“意”的发动处下功夫，希望回到至善本体。此《序》作于正德十三年七月（1518），然阳明“本心之明”的说法约莫是同年九月修建濂溪书院之后，才逐渐有一清晰的轮廓，这短短的二三个月间，可谓“本心之明”说法形成之时。阳明“本心之明”的说法，虽未能在《大学古本原序》中表达，但却完整表述于同年为阐释《中庸》所作的《修道说》中。说云：

《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无间，诚之也夫！……而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29]

阳明最后特别提到“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显示出他认为朱子的说法是错的，不合《中庸》意旨。此《说》最重要的概念是认为“道”（诚）是一刻也不可以离开一个人的，所以要有“修道”之功，时时刻刻，让此“道”（诚）显现出来，不可以遮掩，就能致中和。因此，如何能够让此“道”（诚）呈现出来，就是修养工夫的关键。以朱子《通书注》中对“诚”的说法，与阳明说法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分别。朱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全此“诚”，一般人是不全的，故须用格物穷理工夫；但阳明则认为只要让每个人时时刻刻呈露出与生俱来的“全诚”，即是圣人。阳明面对学生发问时说道：

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30]

阳明认为圣人能率性而为，故不用“修道”之功，凡人则必须要。但是，一般人是否也能“率性”呢？或是说圣人难道真的完全不用“修道”吗？往后阳明的学生亦有此问，阳明对此说法有了修正，《传习录》记云：

问：“《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人分上事；‘修道之谓教’，属贤人分上事。”先生曰：“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31]

阳明清楚地说到圣人与凡人都要“修道”，其间的差别在于“率性”程度的多寡，也就是在于能否时时发明“本心之明”的程度。

在过去，阳明对于《中庸》的见解并未与朱子有不同，但如今显然因为受到带兵经验的影响，而提出与朱子不同的见解，这样的转变往后也反映在他对《大学》的理解上。[32]因为往后阳明重写《大学古本序》，但对此《修道说》的内容则没有改动过一字。阳明的思想虽然已经因为军事行动的刺激，而有了新说法，但是在其还未能完整论述之前，就发生宸濠之乱，中断他继续开展其思想的过程。但是，宸濠之乱的发生，也间接促成他对此新说法的深化，也才能有往后“良知说”的提出，具体展现于《大学古本新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