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或文化之间为什么需要对话？一方面是由于彼此学习、取长补短、相互成长的需要，如美国著名文明对话学者L.斯维德勒所说：

对话是两个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以通过各自的参与向其他人学习，以使其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和提高为目的的交谈。还有，当然双方也都想与他们的对话伙伴分享他们的理解。最低限度上，正是我知道我的对话伙伴更相信“那”而不是“这”这样一个事实改变着我对他的态度；并且我的态度的改变，是一种重要的变化，是一种内在于我的成长。我们所以进入对话，主要地是为了我能学习、改变和成长，而不是为了我们能够迫使其他人改变。[1]

但是，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时候，是由于彼此和谐共存、避免冲突，甚至相互促进发展的需要。著名美国学者、《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将世界文明在历史上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目前是处于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0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这些交往的词——‘遭遇’，准确地表达了它们的性质。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1500年以后，欧洲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而迅速发展起来。“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到1900年，“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2]

事实上，近代中国正是处在欧洲文明向世界扩张的强势阶段，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关系：碰撞、冲突、对话与融合。更何况，近代的西方文明处于明显的强势，它的帝国主义扩张离不开它的宗教（基督宗教）向全世界的传播，而基督宗教在这种强势之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关系。

当代著名宗教对话学者雷蒙·潘尼卡曾构筑过宗教相遇的类型学阶段论，也就是他的所谓五个凯逻斯（kairological）：1.孤立和无知；2.冷漠和蔑视；3.拒绝和征服；4.共存和沟通；5.占用和对话。[3]这种情况的特征，在明清以来的中西宗教文化相遇当中，都有程度不同和形式各异的表现。而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遭遇与碰撞，除了器物层面的和制度层面的，更多的是文化层面的。这其中，以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与对话，尤其引人注目和令人深思。

[1] ［美］L.斯维德勒:《全球对话时代》，刘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7页。

[3] ［印］雷蒙·潘尼卡:《对话经——诸宗教的相遇》，王志成译并释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