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是近代中国西方天主教会在华创办的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它的创办虽然较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大学和1921年在天津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要晚，但是，由于它自创办后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学者前来执教，并培养了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人才，而实际成为近代中国天主教会大学的龙首。辅仁大学虽然是罗马教廷在中国兴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但是，在中国化浪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爱国的国学大师陈垣先生的主持和领导下，辅仁大学并没有成为一所传播天主教文化的大学，而成了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文化教育与研究的重镇。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我国现代史上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不仅在中国史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著述等身，为后学所景仰，而且，他教书育人，名满天下。[1]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
援庵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旧社会教育事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把教育祖国后一代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循循善诱，善于启迪学生以治学门径，鼓励他们在扎实的根底上用功夫。他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五年，从未中断课堂教学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更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认为，办好高师是培养教育工作者和发展全国各级教育的重要环节。他年事日高，但还每年写文章鼓励新生树立雄心大志，为教育事业献身，有时还到历史系听课，还给历史系学生讲治学经验。数十年来，他教育过的学生遍于国内各地，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专家和教育学骨干。[2]
（一）辅仁大学的创办与陈垣的辅仁因缘
辅仁大学的前身是英敛之、马相伯在北京香山创立的辅仁社。英敛之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天主教爱国民主革命家，他揭露慈禧太后暴政、袁世凯卖国、斥责清政府杀害徐锡麟和秋瑾等文章名震海内外。马相伯是热心教育事业的饱学之士，曾变卖家产办学。1902年，马相伯接受了蔡元培等人的建议，在上海创办天主教背景的大学，定名为震旦，寓意“中华曙光”。1903年2月28日震旦学院正式成立。耶稣会让出徐家汇天文台，为震旦提供食宿处，并派出一些传教士担任教师。1903年3月开始上课，有学生20人，马相伯任院长。1904年到震旦求学的青年学子快速增长，马相伯求助耶稣会帮助扩建和发展这所刚刚起步的新学院。从安徽调来的耶稣会传教士F.佩林成为教学研究负责人，他给学院筹集了许多教学设备，用以将中国经典著作译为西方语言，将西语教材译成中文。但是，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的初衷是培养精通中外学术的爱国人才，而耶稣会的代表希望主要采用西式教育，培养天主教传教人才。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教会之间就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发生了冲突，同年8月，马相伯离开震旦，另创复旦公学，这也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前，马相伯到北京，与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社，专门招收天主教教徒的子弟学习国学。
民国成立后不久，马相伯和英敛之两位先生，鉴于天主教在中国仅有两所大学，乃上书罗马教廷，请派才高德硕之士，来华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后因欧战爆发，计划终止。1919年，教廷派遣代表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情形。次年，美国本笃会神父奥图尔博士来华，调查教育。奥氏旋赴罗马晋谒教宗，并访教廷传信部长，陈述理由，更晤本笃会总长斐德博士，请来襄助，以成此举。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笃会遵谕召开会议，并决定委托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会院司泰莱院长全权办理。1925年1月，司泰莱院长委任发起人奥图尔神父为校长，1月来华，于旧涛贝勒府开办公教大学，先设大学预科（国学专科）一班，名“辅仁社”，并聘英敛之为社长，英敛之以劳瘁过度于1926年1月逝世，校务由陈垣先生主持。陈垣接任后，积极扩充设备，遵教育部规章，组织董事会，聘奥图尔为校长，1927年6月呈准试办大学本科（中文、历史、哲学、英文），正式定名为辅仁大学。
来自广东的陈垣何以能够受到马相伯、英敛之和罗马教廷的信任而参与辅仁大学的创办，并执掌辅仁大学？这就不能不先谈及陈垣与辅仁大学的因缘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
陈垣对基督教最早发生兴趣，是他在父亲因肾结石病被教会医院治愈之后，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于1907年进入基督教会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学院学习西医。从那时起，“引起他想更多地了解基督教，并想研究教会历史，当时就曾搜集了一些资料”。[3]后来他虽然不满美国教师对中国学生的无礼而离开了华南医学院，但是并没有改变对基督教的兴趣。
民初来北京参政后不久，陈垣便厌弃政坛醉心学术，并深受陈金镛等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影响，“觉吾身之无处非罪，局蹐而不自安；继吾读陈子之言，觉吾罪虽多，然皆可借神力以为驱除，吾心乃稍**，而终则泰然以安也”。[4]因而他“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5]，并“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著益亟”。[6]后来，他有缘结识了著名天主教爱国人士英华（字敛之，号万松野人）先生和马相伯（良）先生，与他们结成忘年交。他在英华的引介下到北京天主教堂所办的北堂图书馆看书，收获很大。1917年，陈垣得悉英华为其主持的香山辅仁社学生出了一道考题“元也里可温考”，便试着写了一篇论文交给英华和马相伯二先生请教。二老看后大为惊喜，马相伯先生亲自为该文撰序，称赞说：“向余只知有元十字寺为基督旧教堂，不知也里可温有福音旧教人之义也。知之，自援庵君陈垣始”；陈君民初反对以孔教为国教，“度君之意，殆以腐儒论孔子教，不外以礼饮食、以礼男女而已。与其举国奉此国教，养此食色之身”，“何如奉也里可温，为战胜三仇之勇士。今君广辑考证，亦犹此意也夫？君真余师也！”[7]由此不难发现，在马相伯和英华的眼里，陈垣不仅学术功力不错，而且有弘扬基督宗教的愿望。而这时他们正在筹划在北京创办一所以弘扬国学、融通西学为主旨的天主教大学——后来的辅仁大学，陈垣的出现无疑使他们在选聘人才方面看到了希望。
至于陈垣是否真的信仰过基督教，论者有不同的看法。1918年时任南开学校教习的基督徒张纯一曾在一封给陈垣的信中自称“教弟张纯一”，陈垣的长子陈乐素先生依据上述所引陈垣先生于1919年所撰《〈罪言〉序》和《重刊〈铎书〉序》也认为，陈垣先生是信奉基督教的。[8]而著名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曾于1927年亲自去信询问陈垣先生是否信奉基督宗教，陈先生在回函中明确地回答说：“余数月前曾讲演回回教入中国历史，人多疑余为回回教徒。近辅仁大学校长，人又疑我为天主教徒。不知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也。”[9]这也就是说，陈垣在1919年前后虽然对基督宗教有一定的信仰，但是，这只是他个人暂时的一种心理倾向，并没有发展为加入教会、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算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他对基督宗教确实非常关心，但是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并没有严格地区分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以为凡是信仰基督者，均可称为基督教。”[10]因而他研究晚清以前的天主教来华史，统称为基督教入华史；而且，他认为他研究佛教等宗教的历史，也有供基督教徒借鉴的意图，比如他于1946年写给著名天主教徒徐宗泽的信中就曾明确地谈到，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本专为传教士有所供镜而作”，“今日能借镜佛教史，亦可促成公教进步也”。[11]这也就是说，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不排斥，更是寄予厚望。
陈垣虽然不是天主教徒而能够成为辅仁大学的校长，还与他主张信仰自由有关。他曾给《东方杂志》一位编辑的信中，明确批评该杂志所登载的一篇论述吴渔山的文章“谓渔山入教不足为讳”，认为“渔山不独入教，且曾为教士传教三十余年。信仰自由，有何足讳？”因此，英华和马相伯在北京筹办公教辅仁大学时，寄厚望于陈垣。正如陈垣后来回忆所说：
余自民元北上，即与先生（马相伯）暨英敛之先生过从甚密。余素主信仰自由，而独服膺基督。英、马二先生则笃信天主教者。惟自雍乾以后，教会文风凌替，外国教士中，求如利西泰（玛窦）、艾思及（儒略）之能与士大夫晋接自如者，固不可多得；即中国教徒教士求能如徐玄扈（光启）、李我存（之藻）或吴渔山之以学术见称于世者，亦不可多得。二先生目击心伤，久以文艺复兴为己任，乃先有香山辅仁社之创设，继复联名上书教廷，声请办学。时则二先生有所计议，余往往得首先闻之。二先生有所刊布，余亦得先睹为快。[12]
在1920年，当陈垣请求马相伯先生为其手书明末王觉斯赠汤若望之诗时，马相伯在积极肯定和赞赏王觉斯为明末难得的“人中龙象”的同时，竟将陈垣看作今日的王觉斯。他说：“新会援庵先生于史学有特长，而于天学（指天主教——引者注）之流传中土史，尤三致意焉。见余八十有一，而手不甚颤，力索余书，为他日之纪念，故录右诗以明坐云则坐之意。”[13]因而当英华于1926年逝世时，“临终以（辅仁）大学校务托付陈垣，陈垣受托后，继续筹办建立大学事务”。[14]陈垣因此成为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并由此而在辅仁大学获得了继马相伯、英华之后其他人难以相比的重要地位，从而与辅仁大学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因缘。
辅仁大学往后二十六年的历史也确实说明，陈垣没有辜负马相伯和英华所寄予的厚望。“面对国内国际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陈垣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超凡的处事能力、精湛的教学方法和勤奋的治学精神，使辅仁大学始终朝着民主、自由、爱国的方向发展。即使在日寇占领北平后最艰苦的岁月，他痛定思痛，尽力维护着这座沦陷区仅存的、唯一被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大学。他带头节衣缩食，与在京师生共患难，更加认真和勤奋地开展教学和国学研究，从而使辅仁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国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以至于当时罗马天主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也不得不‘盛赞先生为学之勤与撑持辅仁之功’。”[15]
（二）积极推展国学基础教育
注重国学基础知识的教学，是陈垣领导辅仁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基础知识的教学，是一个教师能否胜任其职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学生素质，打好进一步学习专门知识的基础的根本要求。陈垣自十八岁起，就在广州教学馆。这是一座为少年开始读书启蒙所开设的蒙馆。在那里，他为少年学子从最基本的知识讲起，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基础知识水平。后来，他为了躲避当局因其在报刊上宣传激进思想而逮捕他，转到家乡新会的篁庄小学任教员。在篁庄小学，他几乎包揽了一个班上的所有课程的教学工作，既教国文、算学，又教体育、艺术。一年后的1907年，他又回到广州，担任广州振德中学教师，为学生们教授文化知识。20年代他到北京，先后开办北京孤儿工读园和平民中学，不仅担任校长，还亲自教授文史课程。正是这样一种经历，使陈垣后来谙熟基础知识教育，强调基础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辅仁大学时期，身为一校之长的陈垣先生，主要负责教学工作。“他非常重视基础课程的设置，当时他主张不论文科、理科，都在一年级设置国文课，作为必修。这个课全校统一教材，统一考试。除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担任这门‘大一国文’课外，他自己也常亲自教授这门课程。这个课要求每两周作文一次，每班择优张贴在楼道两壁特设专栏内，以为观摩，称‘以文会友’。由于有‘大一国文’课的设置，所以当时不论文科理科的毕业生，文字都能达到较好的水平。”[16]作为基础知识教学的“大一国文”课程，在辅仁大学及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陈垣先生之所以要求在全校开设这一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既能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包括古文基础知识），又要培养较高水平的写作能力”。[17]不过，有一个时期，理科学生对学“大一国文”兴趣不大，觉得那是文科学生应当学的，他们可以不必学习。陈垣先生得知后，“曾亲自动员，提出理科学生不能单纯依靠中学所学语文，若缺乏较深的国文知识，缺乏文字表达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无法通顺地表达出来”。[18]
实际上，陈垣先生认为，不仅国文知识基本较差的理科学生，应当学好“大一国文”，就是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学生，更要进一步学好国文。因为学好国文基础知识，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如果国文不行，就谈不上学习国学。国文不能，就不可能研究好国学。
不仅如此，陈垣认为，学好国文，搞好“大一国文”教学，也是一个教师搞好历史和其他国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国文不好，就不可能读历史文献。不能教国文，也就不可能教历史和其他国学课程。牟润孙先生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受业于在该所兼职的陈垣先生。1932年毕业时，陈垣觉得他还年轻，介绍他先到中学去教国文，打好国文基础，于是他进了辅仁大学附中，教了四年国文。牟先生后来回忆说：“先师（指陈垣——引者注）时时对我说，不能教国文，如何能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那时候中学用的国文课本，是文言语体合并选在一起。所谓文言，今日称之为古汉语。先师又时时以教学相长勉励我，要我好好备课。说：‘讲国文要好好去研究训诂，更要紧的是读音，读错了字则无从追改。’经过了四年时间，在陈先生不时训诲之下，我对于要讲的文章，每个字的读音、训诂，以及文章的结构组织，都仔细用功夫去追求，它的效果真是很大，当时对于学生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自己则因此改变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匆匆翻书的坏习惯。以后遇见要有精读的书，肯去细心体会，养成一字一句读书的习惯，其基础确是在这四年里养成的。回念先师栽培教导之苦心，终生难忘。”[19]
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为了加强“大一国文”基础知识教育，亲自为全校挑选优秀的国文教员。1941—1946年在辅仁大学就读的史树青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学校各系大一国文，都由先生指定校内教学经验宏富、学有专长教师担任。记得张鸿翔、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牟润孙、苏晋仁诸先生，都曾任课。课本用校内集体编辑的《国文读本》，先生曾亲自担任一个系大一国文、讲授《国文读本》。校长亲自讲授大一国文，引起了全校师生对大一国文的重视。”[20]启功先生于30年代后期起由陈垣聘为辅仁大学“大一国文”教员，他对陈垣先生重视“大一国文”也深有感触。他说，陈垣先生对于全校各班的“国文”课，一向不但亲自过问，每年都要自己教一班的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些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讲解要求学生受到哪些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向任课的教师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要‘会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的会考。”[21]
陈垣先生一向热爱青年，扶助青年的成长，对于那些好学上进的青年学子，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引导他们，提携和奖勉他们。启功先生1933年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亲友的介绍下来北京找陈垣先生谋个职位。陈垣先生看他年纪虽轻，学养还不错，就推荐他到辅仁大学附中教一班“国文”。过了两年，附中有人认为启功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解聘了他。陈垣先生反觉得启功不仅有资格教中学，而且还有资格教大学。于是他直接聘启功在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
柴德赓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垣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时的学生，一向勤奋好学，颇得陈垣的指导和帮助。他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被陈垣先生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师，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当他出版了《谢三宾考》后，陈垣先生极为奖勉，并向学界推荐。他于1945年2月23日给方豪的一封信中，特别告知此书，“乃柴君精心结构之作，在近年出版界中似尚是第一流文字”。[22]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20年代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受业于陈垣的蔡尚思先生，“曾经侧重教育家的态度方面，把当时的老师们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上等的类型，师生间没有什么界限；另一种是下等的类型，对学生摆架子。陈师（指陈垣——引者注）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中年人，我第一次去访问他，他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而很高兴地肯定我给他的信，问来问去，谈谈笑笑，非常风趣，真是和蔼可亲。我离开北大后，他来信仍然特别称我为‘吾尚思’，这是何等亲爱的表示呀!我自有师长以来，也没有遇见这样一个好老师!有一次我写信给他，涉及经学上的一个名词，他一见面就对我详详细细地指出其所以然来，我觉得非常心悦诚服，真要多多向老前辈请教。这是陈师平时同研究生接谈的一些特点。”[23]
陈垣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教导辅仁大学的教师和担任教师的亲属，对待青年学生，要多给予爱护、关心和帮助。他曾说：“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24]又说：“初教书，先要站得稳，无问题。认真多奖励（即尽心之谓），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25]启功先生回忆说，陈垣先生对待学生，要求“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教师对待学生，“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发生，又怎么发更大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作为青年教师，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们的佩服。[26]陈垣先生不仅如此教导青年教师，他本人也是这样实践的。因此，多少年来，只要是他亲自教过的学生，他对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印象。
正如长期担任陈垣助手的刘乃和先生说，陈垣先生“对他教过的每个同学，大体都能了解，往往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学生又来看他，他一般仍能叫出名字，甚至能够说出这位同学读书时成绩的优劣，文章作得好坏，书法写得如何”。[27]试想，如果不是全身心地关心、爱护每一个青年学生，如何做得到对每一个教过的学生那么了解?“有人以为他要求学生严格，认为和他不易接近，或者有畏难情绪，不敢选他的课。但真正和他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他对功课要求虽然严格，但对学生，有如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凡是听过他课的人，离开他后都时时想念他，也无不感谢他的谆谆教诲。”[28]
正因为陈垣先生非常关心和爱护青年学生，所以他把直接指导学生的课堂，看作教师搞好教学的关键环节。“他从不无故请假，从不迟到早退，对全年的讲授和每堂课的内容，有预定的教学计划。他要求同学也得严格，凡是上过他讲堂的人，都会深刻记得：他上课要指名提问，答不上来要批评；布置作业一定要按期交，不许潦草塞责，潦草的要重做。”[29]
对于课堂教学，陈垣先生认为，首先就是要备好课。他曾对启功先生说：“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30]“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还要思考怎样教。哪些话写黑板，哪些话不用写。易懂的写了是浪费，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31]因此，备课的内容，必须尽量做得充分，不能马虎，而要多为学生着想。“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32]他一次给长子陈乐素的信中也明确地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33]据柴德赓先生回忆，1942年陈垣先生为辅仁大学研究生开设《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课，“真是以狮子搏象的力量来备课，从《大藏经》及有关史料中搜集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写成论文底稿，再来讲授。这种对教学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34]
在陈垣校长的影响下，辅仁大学的教师们都能积极地搞好课堂教学，及时鼓励和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
据傅试中先生回忆，有一次余嘉锡教授上课时，课室后边有同学讲话，一向严格要求学生的余先生训示说：“我开这门课，并不一定让同学们都来选读，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尽可以退选，若不好意思退选，你也可以坐在座位上睡觉，但是不能说话扰乱别人听讲。若是你对这门课有兴趣，而认为我讲的不好，我可以为你另请好的老师来讲，但是我讲这科《目录学》，不但你不配说我讲得不好，就是当代的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但是，余先生对于学习认真，成绩好的学生，能及时地给予表彰。1942年秋，余嘉锡教授在国文系开设汉魏六朝文课程，一次当堂作习作，余先生命题为“秋夜读书记”。傅先生当时作学生，改秦少游满庭芳“碧水惊秋，黄云凝暮”为“碧水催秋，红霞凝春”作为开端。当时已是抗战后期，日军败象已露，家庭经济也日益困窘。他以骈文抒写寒士秋夜苦读的情状，颇受余先生赞赏。余先生还令其抄录下来，公开张贴出去，供同学们观摩。这件事对傅先生激励很大。[35]沈兼士和张怀先生等其他辅仁大学教授，也都很注重课堂教学，及时勉励和指导青年学生的成长。[36]
（三）注重引导中国文化研究
陈垣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教导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行启发式教学，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积极开展的独立学术研究能力。
1929—1935年跟随陈垣先生求学的当代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回忆说，有一次陈垣出席两名学生的婚礼，并为他（她）们证婚。参加婚礼的同学们纷纷要求新娘新郎汇报恋爱经过，陈垣先生则很风趣地问他们“是怎么入手的”，一句话弄得哄堂大笑。原来陈先生做研究，最重“入手”，即从哪里入手，怎样入手，“入手”就是方法。陈老先生无论在哪个大学讲课，内容无论有多大差别，他所强调的就这么两点：“方法和识力。方法教给你，你就可以自行活动；识力要随读书的增多而不断增长。有的人，读了很多书，识力却比较差，这样也不算是有学问。他希望青年一代既掌握正确的方法，又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37]
为了培养学生的治学方法和独立研究能力，陈垣先生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给学生开设让学生和老师一起开动脑筋、体会前人治史方法的“实习”课程。“援庵老师教课从来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考虑要设置一个使同学自己动手，能自己查书，找材料，判断史料正误，斟酌取舍，提高写作能力的课程，要使同学学完一个课，达到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考据是非、组织文章。按着这个要求，他设了‘史源学实习’一课。这个课隔年开设，教材则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年有改易，几年之间，曾用过《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日知录》和《鲒埼亭集》等做教材。方法是上课讲授与实习相结合，两周作一次实习，即写小文一篇。作文章时首先要考出教材中某篇文章的史源，正谬纠误，提出自己见解。每次他自己也写一篇，作为范文，有时印发给同学，有时与同学文章一起张贴，便于同学们对证思考。”[38]
陈垣早在1906年新会篁村小学任教期间，就很注重引导学生直接体会教学内容，他常利用节假日带学生远足，采集生物标本，让学生们直接认识课本上所写的内容。1911年任教光华医学院时，他不仅自画人体图，进行直观教学，而且还带领学生到乱石岗挖骨骷髅，作为标本以观摩人体骨骼结构。“这期间，他也间或为群众诊病，积累的实践经验，运用在课堂教学上，同学们都认为他讲课有新思想、新内容，容易理解，对他的课非常欢迎。”[39]正是如此，陈垣先生后来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学，非常注重将自己的治史经验和方法直接传授给学生，而不是只让学生了解书本上的文字知识，从而使学生易于消化、接受。
陈垣早期学生柴德赓先生回忆说，陈垣教学生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先让学生自己去找书，找来书自己去点校，然后到他那里去对。他要学生校对书中材料是否真实，来源何处。他还曾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要学生把顾炎武引用别人的话与顾氏自己话混在一起的点校出来，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这是陈垣先生教导学生目录学知识“最有效的办法”。柴德赓后来根据从陈垣先生那里学来的方法，去研究吴士鉴的《晋书斠注》。他花了半年多时间，从头到尾地读，连小注也不放过，并且抄出来，对照原文，看吴士鉴到底引了多少书来注《晋书》。就这样，他不仅读了《晋书斠注》，还读了历代不少关于《晋书》的其他书籍。他觉得对后来的研究，得益很大。[40]
赵光贤先生是陈垣30年代的学生。他说他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听陈垣讲课，课名虽然是“清代史学考证法”，实际上是让他们读《日知录》，办法如上柴德赓所述。赵先生说：“先生教我们读《日知录》，逐条查出处，起初不知用意何在。心想有的出自正史，何必逐条查呢?查出处就是考证法吗?后来慢慢体会出来，查出处正是作考证工作的最起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训练，就谈不到考证。从《日知录》（用其他的书也可以）里找材料的出处，首先可以接触到平常不易接触到的材料，比如方志，除非是我什么地方的材料，一般是不会去读方志的，方志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只有在查出处时会查到方志，然后才会知道方志有些什么，将来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就会知道到方志里找材料。”[41]这实际上是要学生自己通过读书，涉猎广泛的材料，去发现问题，同时开阔史料视野，体会做学问的门径。
其实，陈垣之所以要让学生自己读书，自己去实践，自己去体会、摸索，是他自己多年来亲身体会出来的宝贵经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学生入门，光讲条条框框等大道理，而不让学生亲自去体会，是摸不着门径的。赵光贤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先生诲人不倦，很喜欢对学生们讲他的治学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这些初学历史的人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先生说，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这种方式始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盛于顾亭林的《日知录》。又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先生举《养新录》中考证。东晋以来侨置郡为例，《晋书》中所记南徐州、南青州之类，多是错的，后来沿讹袭谬，直到钱氏始正其误（亦见于《二十二史考异》）。先生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学习这种方法，在这基础之上再写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听了先生的话，我又读了《养新录》及其他清人论经考史之作，觉得钱氏考证之学确乎高出众人之上，而先生所做的考证文章，取材既博，论证又精，纯是竹汀一派学风。”[42]
陈垣为了让学生们通过自己读书，更好地去体会治学方法，尤其注重课堂示范和批改学生的作业。他在讲《史通·点烦篇》时，先让学生按《史通》所说应删的字数去删削。他自己也照作一遍，再给学生讲解，哪个字可省。而他“所作的示范，真是文省而意赅，而且与刘知幾所说应删的字数吻合”。[43]在“史源学实习”课中，他的示范文更是令学生们佩服，日积月累，后来这些范文收集在一起，便是后来出版的著名的《陈垣史源学杂文》。
陈垣先生为了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很注意批改学生的作业，对学生严格要求，从不让学生蒙混过关。据赵光贤先生回忆，如果哪个学生走了捷径，想偷懒，陈先生便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一次，一位同学写了某条见于《辞源》，陈先生说不行，告诉大家自《康熙字典》以下，各类字典只能参阅，不能引用，只有像《说文》这样的古字典可以引用。因为许慎所录的古书，大半已亡佚了，因而《说文》对现在的人来说就是最权威的版本了。然而，清代人从所见到的最古的书中去找来源，何况各类字典辞典有不少错误，如果不核对原书，自然就要上当。陈垣先生总是根据批改学生作业的情况，对大家循循善诱，极力劝导学生们树立良好的严谨学风，一点一滴地去做好。所以赵光贤先生颇有感触地说：“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对我却有很大启发，终身受益无穷。从此我便养成一个习惯，不论读古书或今人著作，如觉得有疑问，一定要查原书，不怕麻烦。尤其是解放后的文章，彼此抄来抄去，谬误百出。我常警告我们的教师和同学，千万不要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抄材料。”“这都是因受先生之教而得出的一点经验。饮水思源，永远不会忘记先生的教诲。”[44]
陈垣校长对学生循循善诱的风尚在辅仁大学的教员中甚得发扬。傅试中先生回忆说，他在读大二时曾想为白石道人词集作注，打算利用前人编订的《全唐诗》，为此他向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请教。余先生听后“立刻正色告诫，全唐诗是官修的书，不太可信，宜查阅《艺文类聚》等书；继又垂询喜爱谁的诗，我正喜李贺的奇诡诗风，余师又予纠正，学诗宜从杜工部入手，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如初学即效李贺，长处不易学到，先学得许多毛病，语浅意深。接着又劝常去图书馆，北平辅大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书架壁立，名籍充塞，无事浏览，有事查阅，均极方便；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甚多，亦可托赵万里先生借阅。此虽家常闲话，而受者倍感亲切，这不就是《论语》中所谓‘诲人不倦’的精神吗!初意余师的神色可能严峻，而谒谈之下，其言蔼如，不又是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态度吗!”[45]
抗战时期就读于辅仁大学的王静芝先生也回忆说，文学院长沈兼士先生给学生上课时，不仅外表质朴而文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对学生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引导、扶助。有一次讲《说文研究》课，当向同学提问时，全班没有一人能解答。沈先生虽有严厉的批评，更有耐心的指导，帮助同学们分析问题。王先生说：“我们在这时恍然大悟，同时有一个了解，便是沈先生的问题，往往达到里层，从表面没能看出，因此回答不出。从此以后，每逢沈先生发出问题，大家都用剥开一层，寻求内涵的方法去想，便也时常能得出正确的答案。”[46]沈兼士先生正是这样不断引导和启发学生们自觉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四）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复兴
复兴中国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是陈垣领导辅仁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又一重要方面。辅仁大学的创办，正值20年代中后期全国教会大学为适应当时正在勃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需要，普遍开展“本色化”运动和“中国化”运动。绝大多数教会学校不仅根据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选派中国籍人士担任校长，而且，教会大学内部也逐渐从原来侧重宗教文化教育，转向重视科学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从原来“洋气太重”，转向“接近中国情形，切合中国的需要”。[47]
为了使教会大学的学生，“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艺”，以便“影响中国人民生活与思量”，[48]各教会大学都在扩充和改良国文系，加强中国文化（国学）课程。有的人甚至建议“设立中国文字、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社会学之专科”。[49]这些都说明，2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教会大学已普遍重视中国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的教育，这对于刚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来说，为发挥其多年锻炼出来的国学教育与研究才能，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氛围。从辅仁大学草创之初开办“国学专修科”时起，辅仁人就开始了国学知识教育与国学人才的培养工作。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以后，实际负责全校的教师聘任、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他积极领导全校开展国学知识教育与国学人才的培养。大学本科班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就是“国学专修科”的毕业生。
1929年，根据教育部大学必须有三个以上学院的规定，辅仁大学组成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陈垣特聘著名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刘复（半农）为教务长、沈兼士等著名国学家为教授。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学教师的实力，1930年他聘请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国学家来校任教，如朱希祖、郭家声、刘复（教务长）、朱师辙、尹炎武（国文系主任）、张星烺（史学系主任）、马衡和范文澜等。至1935年，仅在历史系授课的，就有容肇祖、余嘉锡、柯昌泗、张星烺、陈垣、谭其骧、刘彦、姚从吾、陆开钧、储皖峰等著名国学家。[50]这一国学教师队伍的阵容，在当时全国教会大学，乃至所有高等学校中，都是不多见的。
以国文系和历史系为主体的文学院，是辅仁大学国学人才培养的中心。其对于国学人才培养的宗旨是十分明确的：“每系于一、二年级，授以各种基础科目，至三、四年级，即导以自动研究各项专题。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51]这说明陈垣所领导的辅仁大学国学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适应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参与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型人才。
正是由于陈垣所领导的辅仁大学注重国学人才的培养，因而在历届国文系、历史系和哲心系（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中，以国学为题做毕业论文的，占以上三系（专业）毕业生总数的比例非常高。据笔者统计，仅1937—1948年，其中不包括1942年和1944年，共十个年头，辅仁大学国文、历史、哲学方面的毕业生，总数442人，而以国学为论文题目的，就有419人，占毕业论文总数的95%。[52]
按照一般的理解，国学包括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即经学、子学、小学、史学、文学等。陈垣先生对历代最为重视的经学和子学不太重视，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53]他自己“平生不讲经学”，[54]就是以《日知录》为范本开设“史源学实习”课时，因他“从不搞经学”，因而跳过《日知录》卷一至七的经学部而从卷八讲起。[55]这并不是说他反对或否定传统经学、子学的合理内容，而是觉得它们容易导致主观化和空泛。他受清代钱大昕等考据学的影响，又受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崇尚实证的学术和专门的学问。这种观念，对于他本人的教学和他所领导的辅仁大学的教学，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辅仁大学，没有中国通史之类课程，史学系中国历史课程分为六断，即六个断代史：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哲学史、思想史等，校中无此课。”[56]因此，陈垣为辅仁大学国文、史学等系所聘请的教师，都是在专题史、断代史等具体问题上有实证研究的专门人才。文学院的旨趣之一，就是“导以自动研究各项专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刘复、柴德赓等国学教师的研究成果和实际教学中，也明显地反映在辅仁大学学生国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中。如1939年国文系、历史系和哲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都是诸如“二十四史姓名备检”“广雅疏证声韵表”“历代俸禄比较研究”之类专题性的。[57]
陈垣先生的国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陈垣自少时即受宋末忠臣义士遗事遗迹的影响。清末孙中山领导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运动，使正值青春年华的陈垣热血澎湃。1905年，广东人民展开了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爱国斗争，陈垣便与潘达微等几个热血青年志士一起，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爱国思想。1907年他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一年后因不满美国教会当局不尊重中国教师和学生，愤然离开博济，与友人创办了一所新的医学校，起名“光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弃医从政，与人合办《震旦日报》，积极鼓吹反帝反清爱国思想。
陈垣虽然后来受聘担任西方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校长，但此时的教会大学正步入中国化时期，西洋人再也不能像晚清民初那样肆意妄为。况且，辅仁大学的创办，从一开始就贯彻英华、马相伯这两位中国著名爱国爱教天主教徒和教育家的办学思想。陈垣受英华、马相伯之遗命接办辅仁大学后，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英华、马相伯先生在筹创辅仁大学时所灌注的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积极推进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
陈垣先生努力推动国学教育的国际化、现代化，始终与近代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据郑天廷先生回忆说，1921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师生集会上，陈垣先生明确地说过，现代中外学者谈起汉学（中国国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就没有提中国的国学研究，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58]辅仁大学成立后，陈垣的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希望通过国学教育，让更多的中国人研究国学，发达中国国学。据翁独健先生回忆，1928年，当他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时，在课堂上就听到陈垣先生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59]
1929年，陈垣又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的演讲中，呼吁国人加紧整理敦煌文献等国学史料，否则“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后来，他又在课堂上多次向学生们强调努力学习，赶快振兴国学，为国争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陈述先生回忆说，当时“陈先生的崇高民族气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给青年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
九一八事变后，陈垣先生又多次向学生们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61]因此，他教导青年学子应加倍努力学习。据朱海涛先生回忆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日本人策划的“华北国”正在酝酿之中，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在北大红楼清晰可闻，陈垣在讲课时沉沉地说道：
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62]
这段话非常鲜明地体现出陈垣具有很强烈的学术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
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仅体现在他在课堂上直接向学生传播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思想，从而激发青年学子刻苦学习的爱国热忱，同时体现在他的教学内容也积极地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史运动保持一致。
20年代，陈垣极其服膺清代嘉定钱大昕的考据之学，专重考证，因而教学内容以钱大昕的考证学著作，如《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等，作为主要参考文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再也不能冥心于史料考证，而“颇趋重实用，”于是“推尊昆山顾氏”，将顾炎武的《日知录》作为“史源学实习”等课程的主要阅读和参考文献。日军侵占北平后，中国形势进一步恶化，陈垣的满腔热血使他“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把此前向学生讲解的《日知录》，改换成注重发扬民族气节的全谢山《鲒埼亭集》，“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他明确地说，他的教学风气的多变，“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63]解放初期，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更明确地谈到他何以教学与学术风气屡变。他说：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平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64]
可见，陈垣不仅在课堂上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激励学生、抨击汉奸卖国、日寇侵华，而且在其著述中托词以表达其爱国情怀。他于抗战八年间，足不出户，著书立说，教导学生，始终不与汉奸、日寇接触和妥协，甚至痛斥汉奸的无耻行径，带领辅仁大学全体师生勤奋学习和工作，为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正是他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的具体实践。
陈垣校长的抗战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赢得了辅仁大学广大师生的极大尊敬与拥护。辅仁大学虽然因德籍教会人士支持的关系而幸免于被日伪控制，但是广大辅仁师生在陈垣校长的领导和感召下，始终坚守民族大义，以各种特殊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抗日救国热忱。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教授、国文系主任余嘉锡教授等都断绝与日伪的一切关系，并利用各种形式激发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65]余嘉锡痛恨日军的残暴，将其书斋改名为“不知魏晋堂”，著述自题籍贯为武陵，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避秦时乱的逸民自比。[66]他原是在北大兼课的，北大被日伪政府接管后，他立即辞掉所兼该校的课程，为了民族大义，他宁可开罪在伪北大执教的许多老友，忍受饥寒，也不肯在伪北大教书。[67]
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不仅在辅仁大学授徒，也秘密领导开展北平地下抗日工作，当时许多学生都受其影响，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正如王静芝先生所说：“对辅仁大学来说，若不是有兼士先生的抗敌工作，而不（像当时的北大、清华和其他学校那样）需甄试。而辅大由于抗战争时期的爱国表现，一直是我们辅大校友引以为荣的事。”[68]
总之，注重国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开展中国文化研究，努力复兴中国文化事业，不仅使辅仁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教育与研究的重镇，也使辅仁大学全体师生始终充满着爱国热情。这是陈垣先生作为一名教育家留给后人的重要的教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1] 关于陈垣先生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见刘贤：《学术与信仰——宗教史家陈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页。
[3] 刘乃和：《从事教育工作70年的老教育家》，《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4] 陈垣：《〈罪言〉序》。
[5] 陈垣：《重刊〈铎书〉序》。
[6] 转引自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注1。
[7] 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
[8] 陈乐素：《陈垣》，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7页。
[9] 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第288页。
[10]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11] 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第328页。
[12] 陈垣：《〈马相伯先生（良）文集〉序》，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3] 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第66页。
[14] 刘乃和：《辅仁大学简史》，《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15] 何建明：《辅仁国学与陈垣》，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16] 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3页。
[17] 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励耘书屋问学记》，第78页。
[18] 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励耘书屋问学记》，第78页。
[19]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84—85页。
[20] 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励耘书屋问学记》，第78页。
[21] 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励耘书屋问学记》，第94页。
[22]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7页。
[23]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23—24页。
[24]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49页。
[25]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52—653页。
[26]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92—93页。
[27] 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221页。
[28] 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20—221页。
[29] 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2—433页。
[30]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93页。
[31]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09页。
[32]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93页。
[33]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49页。
[34] 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
[35] 傅试中:《忆余季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24—129页。
[36] 王静芝:《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52—163页。公孙燕:《抗日爱国的张怀教授》，《私立辅仁大学》，第120—123页。
[37] 《陈述教授谈陈垣先生教育青年治学的几件事》，《治学之道》，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7页。
[38] 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74—175页。
[39] 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18—219页。
[40]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28页。
[41]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57—158页。
[42]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58—159页。
[43]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69页。
[44]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56—157页。
[45] 傅试中:《忆余季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27页。
[46] 王静芝:《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10—112页。
[47] 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
[48] 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
[49] 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
[50]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案宗第21号。
[51]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案宗第21号。
[52] 北京师范大学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案宗第760、761、762、764、765、767、768、769、770、771、772、774、775、776、777、778、780、782号。
[53] 《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54]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07页。
[55]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56页。
[56]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
[57]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案宗第767号。
[58] 《郑天挺传略》，《文献》，1989年第4期。
[59] 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转引自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60] 《治学之道》，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5页。
[61] 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6页。
[62]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7月。
[63]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
[64]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16页。
[65] 公孙燕：《抗日爱国的张怀教授》，《私立辅仁大学》，第120—123页。
[66] 傅试中：《忆余季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26页。
[67] 林辰：《忆恩师余嘉锡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50页。
[68] 王静芝：《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私立辅仁大学》，第110—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