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汉代传入的佛教和唐代首次传入、元代再度传入、明清时期三度传入的基督宗教，都是外来文化。可是，这两种外来的宗教在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佛教来华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和道家、道教文化之间，从相遇到最后相互吸收、创新共存，经历了汉晋至南北朝的长期冲突、对话和相互融合，到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佛教宗派和佛教文化。可以说，在唐代以后，即便仍有不少如玄奘等中国籍佛门高僧去印度取经，同时仍有不少西域僧人到中国来传播佛教，但是，佛教文化已经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难舍难分。中国需要佛教，而佛教离不开中国。也就是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教）之间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互补共生共存的稳定结构。因此，直到清朝后期，佛教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直到清末，由于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中国化的佛教才开始面临如何建构自己的新的生存方式的问题。这一次，佛教不是担心会不会被中国社会传统所接纳，而是担心会不会被新型中国社会所淘汰。因此，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两千多年后所面临的一个生死存亡的突出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单独是对于佛教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教），是一样的。

相比较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及其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基督宗教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公元7世纪的唐代的景教（基督宗教的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开始，基督宗教在中国就一直为如何变成中国的宗教和文化而不懈努力。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唐代的景教虽然受到中国皇帝和政府的热情接纳，但是，由于它过于依赖于当时正处于强盛时期中国的强势文化——中国佛教的表达形式，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中国文化主体性身份，终究没有逃脱在唐武宗灭佛时一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到了明代中后期，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那时的西方正处在向全球扩展的时期，耶稣会士们到中国来，虽然也遭遇到重重阻力，但是，他们坚信基督宗教优越于中国宗教。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虽然采取了附儒、融儒等方式，努力使基督宗教融入中国社会文化当中，但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势力而拥有的以基督宗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绝对优越感，他们只是从基督宗教人文主义的一个层面来接受儒学的近似观念，而从根本上排斥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和道教，并批评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以及儒学缺乏对上帝的终极关怀。即便是有了清代康熙和雍正时期发生激烈冲突的“礼仪之争”的历史教训[1]，也未能改变近代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根本排斥。这固然由于有了强大的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作为支撑，同时也与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本身拥有的排他性和文化的强势性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近代来华的基督宗教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仍然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化过程，否则，基督宗教不能在中国生根，更不可能让“中华归主”。[2]从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的推动下，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3]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4]，才真正自觉地全面开展起来。

从唐代到近代，佛教与基督宗教有过多次的相遇，有过和平共处，也有过冲突和相互排斥。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的传统佛教知识分子和新来的基督宗教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宗教知识精英们，都逐渐意识到各自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国情所应当要做的急迫的工作。佛教拥有成功的中国化经验，却不知道如何适应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发展要求。而基督宗教拥有在西方成功的近代化经验，却不知道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是，共时性的存在和相似而急迫的时代需求，使它们在不情愿而又不可避免的相遇中相互吸引。佛教迫切需要基督宗教已经取得的近代化的成功经验，而基督宗教也迫切需要佛教已经取得的中国化的丰富经验。

[1] 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化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 “中华归主”一名出自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基督教徒合作组成的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委员会所编的《中华归主》一书。该书原文为英文，出版于1922年，由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翻译，今改名为《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委员会开展此项工作的原意是，通过这个调查，了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现状对未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以此期待中国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英文书名表达的是传教士们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期望，但是，正如该中文译本的《重印说明》中所说：“书中主要是社会经济、政治、地域、文化等情况调查，并不明显体现‘中华归主’的宗教主张。”

[3] 参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 参见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