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发动光复战斗，然而，经费筹措尤为紧张。不少寺僧踊跃筹葬和捐助款项，以支援革命军。在上海光复战斗中，沪南陆家洪的海潮寺住持智能，主动认助军饷十万两，以厚军需。[55]在海潮寺僧的带动下，各寺僧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积极为光复军筹措和捐助经费和粮食，十分踊跃。上海光复后，浙江定海普陀山寺僧人代表向《民立报》表示愿助军饷，响应革命，要求革命政府派人上山接洽。沪军都督陈其美遂委派陕西革命党人马凌甫和雷展去普陀山接洽。这笔助饷，后来成为陕西革命军购买军火的一部分专款。[56]各省光复以后，百废待兴。各地寺僧积极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捐助资产。安徽某县指南庵，素称丰富，住持僧上乘“以新政还兴，需款甚巨，地方筹措为艰、不忍坐视，当即捐助田亩以济各项经费”。随后，“又捐助庵产田亩，山场竹木等项，办理地方公益，声明分为四股：（一）为各学堂经费,（二）为巡警经费,（三）为自治经费,（四）为教育会经费。”[57]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各地许多开明寺僧，积极筹措和捐助经费，以支援革命斗争，体现出了可贵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带来的空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影响到寺僧阶层的生存；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革命浪潮，也势必会重新唤起他们“拯世救民”的宏愿；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20世纪初以来清朝当局所推行的维新“新政”，几乎都是推行压制、排斥甚至是毁灭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一直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面对正在蓬勃开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于广大寺僧来说，要么抱残守缺、坐等待毙，与封建专制政府一同消亡；要么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赢得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同情，从而在争取民族新生的同时，亦争取佛教的新生。当时，铁岩法师等所宣扬的“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正反映出他们是自觉地选择了后者。

清末许多佛教寺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积极支持和参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多的爱国佛教徒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58]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锻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型爱国爱教精神传统，从而成为中国佛教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熔炉中，爱国爱教的寺僧们也逐渐认识到革新佛教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辛亥革命以前，华山、栖云、亚凳、铁岩、曼殊等少数开明寺僧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越来越多的寺僧开始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像太虚法师，在辛亥革命以前，因受黄花岗起义的冲击和华山、栖云、邹鲁、潘达微等革命党人的影响，便产生了改进佛教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继而“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59]因此，民国建立伊始，他便积极投身于佛教革新运动,提出了震动一时的“佛教革命”三大主张，一跃而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也使一些曾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持怀疑、冷漠甚至是悲观态度的爱国爱教僧俗，开始认识到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必然性，并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来积极开展佛教复兴活动。如曾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极为悲观失望的著名高僧寄禅法师，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逐渐觉醒过来，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怀抱的幻想，转向拥护和支持共和立宪，认为“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共和”[60]，从而把振兴佛教与建设民国切实地联系在一起。另外，中华民国成立后，欧阳渐、邱希明等爱国佛教居士也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共和立宪的认识，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大业，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晚清资产阶级革命，也为近代佛教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佛教界反抗日本侵略的救国主张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运动的最艰难时期，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形态发生转变的最关键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抗日运动，改变了艰难复兴中的中国佛教的生存态势,最终使得中国佛教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不断成熟起来，并由此走上了救教革新之路。中国佛教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逐渐自觉地适应民族救亡的时代需要，又同时逐渐自觉地走上自身的革新与复兴之路。[61]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佛教界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声。他们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本着佛教的和平主义来呼吁包括日本和日据朝鲜及台湾的佛教徒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佛教革新领袖释太虚公开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认为佛教徒占过半数之日本竟然“迷昧因果之理，造作凶暴之行，妄动干戈，强占中华民国东北之辽、吉两省。复运其海军陆战队威胁天津、青岛、海州、上海，以及长江各都市，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诳言独立。十恶、五逆，一时俱作，以残毁五族共和之中华民国”，也是“逼令东亚以至南亚、全亚佛教民众入于自相屠杀之一途，将亚洲民族复兴之活路突然堵塞，亦将进于世界和平之基础忽尔摧坏”。他呼吁长期受“日本少数贵族军阀政客”所宰制的“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62]

不久后，太虚又在河南省开封市人民广场发表公开演讲，呼吁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佛教徒，应当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面目及其不可避免的罪恶下场，要坚定抗日信心，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世界和平，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说：

近世以工业为经济中心之新的社会国家，都练成强有力之陆海空军，来侵略弱小国家民族；最著者，为西方之英、法、德、美、意、渐及东方之日本，他们俱是抱着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武力侵略，甚至亡人之国，灭人之种，无所不用其极。中国自清季以来，无一时一刻不在列强压迫之下，受其荼毒，已变为不堪状态……列强压迫中国之最甚者，要算日本。在过去的马关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等，且置不论，最近又逞其旧技，变本加厉，以万宝山之案，酿成朝鲜排华，屠杀无辜侨胞；以中村事件借口出兵东三省，强占我国领土，残杀焚掠，肆无忌惮，东北精华，一扫而空。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要想救水深火热之中国，非三民主义不可。三民主义即是救国主义，亦可为救民主义，所以中山先生革命，既不是为自己，亦不是为少数人，是为救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然中国国民对此，多半不甚了解，但他们对于佛法，确是都知道是济世利人的。因他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几分认识。盖佛法之对象，为世界的含识众生，人类的社会国家，是与三民主义同出而异名。职此之故，欲实行三民主义，若借佛法为他的先锋，庶能解除一切隔碍和误会，达到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的自由平等目的。[63]

上海的《威音》杂志也即时发表社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及其对东亚和世界和平的严重破坏。社评说：“自日本强占东三省以来，直接侵害中国土地人民，扰乱东亚和平，间接引起世界问题，后患不堪设想。”该社评批评佛教界中“大寺院内那些方丈长老执事以及闭着眼睛装聋的那些禅子”，他们容心世外，理乱不闻，把国家民族的危难置之度外，完全抛弃了佛法救世度人的根本精神，同时，同情那些“长者居士新僧名彦，莫不义形于色，情见乎词，或就佛法的宗旨上而叹世间罪恶，或就国家的观念上而疑佛法无用，或以为日本号称佛法昌明，何以行为如此之蛮横，或又以为密教多说护国摧敌，岂果圆满慈悲之佛，独有偏私于日本”。该社评担忧“有一种人，初于佛法，未深研究，虽逢善友，亦未深信，今遇斯事，益生疑惑，谓吾民族孱弱如是，岂复空言般若高怀慈悲之时，唯有整军经武，敌忾同仇，杀以止杀，乃真救人救世，何用佛法玄虚，导民消极。况弘佛者动言，日本信佛固无妨其强大，今假使其言谛实，则日本信佛而强大，强大而乃不惜引起世界第二大战，为全人类祸，又安见佛教之能慈悲救人，是强与弱，救人与自救，皆无关于佛教也”。不过，该社评也明确指出，这种因日本作为佛教国仍然侵略中国从而怀疑佛教无用甚至有害的观念，并不符合佛法的真义。因为“日本信佛者虽众，其所信之佛，果足尽我佛慈悲圆满之量与否，吾人方甚怀疑。疑者，疑日本之佛，非疑我佛之佛也”。该社评还指出，对于佛法的学习，不能只得其表，应该更看重佛法的慈悲精神如何真正体现在言行上。就如看待日本，“以为日本佛法昌明，当看日本人在在表现于吾人于世界者，何无一点佛法相似之精神，岂其人民所受于佛化之教化，犹未足变易其气质，则何以谓之昌明，抑亦其所以教化人民之佛化，本来如是，则其所谓佛法，甚可惊异矣”。该社评认为，此次日本侵略东北三省，有三点是不可不认真对待的：“一吾人当以佛法精神谋根本之团结。二吾人不可使佛法为机所转，三对日本人之佛教怀疑。”该社论还特别指出：

国爱不患有内乱外侮，而患失其信仰中心。洪杨之不得人心，为其依附耶稣，当时中国尊孔，曾左有以成功耳。今土耳其变政，其宗教依然为维系之中心，虽彼青年亦在支配之下，盖信仰之中心若失，则国势立见崩溃。如我青年，惟旧是除，惟新是尚，斥孔落伍，毁佛迷信，即其自身，尚无专守，遑言众人，得所瞻仰，而孔落伍矣，佛迷信矣，徒使天下滔滔，无所顾忌，人心失所归依，国本早已动摇。凡吾学大乘菩萨者，宜亟亟发挥般若之理，使各去其权利自私之妄，更进劝发慈悲之心，使各尽其真诚互助之事。佛法于吾国家，二千年来，深入人心，虽暂隐晦，根蒂甚牢，由此正其信仰，固其国本，亦即我佛当机之说耳。

该社评对于日本利用佛教的罪恶野心给予极力的揭露和批判。日本早在清末民初就积极效仿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传教士来华传教而侵略中国的办法，多次要求和胁迫中国政府同意并保护日本派佛教僧侣到中国来传播佛教，日本佛教界也是“随国家政策以为向外之侵略，于东方则大倡中国布教之说，于西方则一意轻薄中国佛法，自谓佛教大乘，唯在日本，又以人皆知其佛法受学于中国也，则又倡为中国宗失传或日本青出于蓝之说”。日本佛教界和日本政府的罪恶之心，昭然若揭。更有甚者，5月间日本召开宗教平和会议，以迎接来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和平宗教会议，日本佛教徒准备提案，其中就有佛教是否视战争为罪恶的问题，多有极端反对者，主张用平和的方式来解决战争。可是，“如是胜会，冠冕佛法精神，顺应世界潮流，夫复何言，所不幸者，闭会未久，突然我东省有攻城夺地杀人越货之大变，使记者诵其‘我等认战争为罪恶’一句，能不怀疑乎？”[64]

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佛教徒，特别组织了一个佛教反日大会宣传团，并在成立大会上，呼吁国民政府及各地军政首长和全国民众，应当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民族的真面目。日本乘我国刚遇水灾救难之危，“悍然出兵强占我国沈阳长春等地，炸毁奉天兵工厂，屠杀我国同胞，**强掳，无所不为，凡有血气莫不发指，本团虽属佛徒，然亦国民兴亡之责，匹夫与有，已于本日正式成立反日宣传团，实力工作，以期唤醒同胞，而作武装同志之后盾，并望全国同志一致团结，息内争而御外侮，振民气而壮国威，众志成城，无攻不破，慈悲救国，端在此时”。[65]

位于华中地区的衡阳花药寺住持僧人释寄居，对于日本无端侵占我东三省义愤填膺，发起组织抗日救国输送队，以为政府对日宣战之后盾。他们还特别发布《告全国僧伽书》，大力呼吁诸山长老暨各禅门英俊尽快行动起来，以各种有效的方法，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斗争。该书云：

窃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传统之大陆政策，侵略中国，已非一日，数十年来，灭朝鲜，割我台湾，强占我琉球，夺取我旅顺，订二十一奇耻条约，演五卅未有之惨案，近更以万宝山案挑衅未成，竟恼羞成怒，不惜乘我国内数省洪水为灾之际，突借口毫无根据之中村事件，悍然出兵东省，捕我官吏，杀我人民，毁我武库，焚我名城，劫掠我财物，**我妇女，种种暴行，不一而足，其目无公理，辱我国体，恣所欲为，肆无忌惮，不独为近世史上所绝无，抑且有史以来所未有，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兹，痛恨曷极，倭奴之肉，可得而食，倭奴之皮，可得而寝乎。兹者，全国人民，莫不群情愤慨，义愤填膺，电呈中央，对日宣战，愿为政府后盾，共救国家危亡，惟我佛门僧伽，当此大祸临头、国家千钧一发之秋，依然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对于国事，毫无过问，纽于积习，埋首如故，殊不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吾人既为国家一份子，自应向一分责任，若乃冷血自居，苟安偷生，则国将不国，教于何有？僧于何存？寄居夙根浅薄，功行未深，而学不足以励俗，言不足以动听，虽有爱国之心，苦无爱国之能，唯有瓣香顶礼，祷告我国，诸山长老，禅门英俊，值时猛醒，一致团结，发海潮音，能狮子吼，勿再沉于盲修瞎炼，秉我佛大牺牲之精神，以救国自救之志愿，积极组织抗日救国输送队，预备作政府宣战之后盾，群策群力，共赴国难，一心一意，以挽危亡。国教前途，实深利赖，临颖迫切，不暇择言。[66]

释大悲对于日本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发动对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战争也痛切地指出，日本以佛教立国，应信佛法因果之理、依正之义，而今却强占我东北，“何殊饮鸩止渴，多行不义，其后曷昌，同种相残，天理不佑”。他呼吁民众要尽快从迷梦中醒来，“念国亡家破之惨”，吸取“朝鲜痛史”之教训而奋力抗击入侵之敌。[67]随即贵州、湖南、浙江、四川等各地佛教界也奋起响应。各地佛教道场还纷纷举行息灾法会，而江西、北平、上海、杭州、衡阳等地佛教僧众还主动投军或组织救护队，“奋起作救亡运动”。[68]

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69]，中国佛教界也迅速做出反应。太虚指出，日本侵华，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必将给新兴的现代日本国及其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奉劝日本应当以和平而不是战争进于亲善。[70]闽南佛学院代院长大醒强烈抨击所谓要求中国军退出上海的《中日停战协定》的荒谬性。[71]该院教务主任芝峰针对日本佛教会给中国佛教会的函电而发表《忠告日本佛教徒》，指出中日都是佛教国家，本应当以佛教的无缘大慈精神而和睦共处，可是日本佛教会在复函中完全抛弃了佛教的伟大和平精神，公然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完全成了日本军阀的鹰爪。他呼吁日本佛教界应当赶快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反佛教反人道的本质，加入到反军国主义的和平阵线中。[72]

“九一八”事变后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凌辱的东北佛教徒，也不乏以佛教的精神而英勇地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朱子桥是东北沦陷后的抗日名将，包括佛教徒在内的许多各界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他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当时慈云和尚也在其中。[73]还有王连恒领导的普济佛教会，“自民国17年以来，在满洲一部分地区流行，在该县的第3区、第6区也流行”，积极参加了朱子桥领导的抗日活动，直到1933年被日军“探知抱有反满抗日的密谋后”，被勒令解散。[74]但实际上其抗日救国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几乎完全陷入灾难的深渊，中国佛教也遭受到了空前的厄运。1939年2月从扬州逃难到汉口的祥瑞法师亲身闻见：“上海的龙华寺炸毁了，大场的大佛寺也炸毁了，杭州的灵隐寺全部遭火焚了，丹徒的会隐寺的烧毁，老和尚和客僧六人惨被枪杀，镇江的竹林寺大部化为灰烬，金山江天寺的僧侣除被残杀外，其余的都拉到南京抬炮弹，焦山定慧寺的东部殿宇，都成焦土，扬州的天宁寺的僧道六人同时遭惨杀。”“比丘尼方面被毁的寺庵，更是无法统计了，在未逃出的尼众，不但青年的要奸污，即六十岁以上的老尼，亦强迫兽行，因此与其拼斗而被残杀，或自投水吊死，不知凡几。”[75]其实，这只是祥瑞个人所见所闻，日寇对中国佛教的摧残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扬州福缘寺为当地著名丛林，僧人数十，戒行谨严，为地方善信所敬仰，自扬州失陷后，常受日寇扰害，迫不得已，主持和尚遂率全体僧众乘汽油船逃亡，不幸被日军发现，以为反动，顿时四十余人全被枪杀，河流变赤。[76]著名的天台宗祖庭湖北当阳玉泉寺，在1940年夏曾遭日军血洗，25名僧众被杀害，毗卢殿方丈寮等被焚毁。[77]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以至于佛教界进一步警醒：“我不信敌人还有人性，更不信敌人还信仰佛教！”[78]

“七七”事变无疑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声讨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浪潮。太虚在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向日本佛教联合会发去电文，转告日本“全国佛徒及军民”，“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遗地球至惨之祸！”[79]其后，他不断发表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和讲话，认为曾长期受惠于中国文化之滋养，与中国有悠久友好交往历史并自称“崇儒信佛”的日本，居然被少数军阀所绑架，“不顾祖先积德之艰，纵其**杀之滔天罪恶，加以受恩久长之中国人身上，是实同不肖子弟以浪**倾败其祖宗所遗之家业者无异”。[80]进而，他向全中国佛教徒发出了“降魔救世，抗战建国”的号召。[81]各地佛教徒纷纷响应，积极投身于宣传抗战、支援抗战和救死扶伤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1939春，太虚门人苇舫发表《应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一文予以回应，呼吁佛教界尽快组织南亚访问团宣传抗战，以回击日本在南亚对中国的诬蔑宣传。[82]不久，太虚发表文章积极响应，并就组织赴南亚的佛教访问团的工作方案作了阐明。[83]重庆国民政府遂拨出专款，委派太虚为团长自行组织佛教访问团，赴南亚各国宣传中国抗战以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这次中国佛教赴南亚访问团于当年10月底从云南出境，到次年5月4日返国，先后到达缅甸、印度、锡兰、马来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和接待，拜访了各地的政界、佛界和其他界别的一些重要领袖，广为揭发日寇的侵略野心及其对中国佛教的摧残的事实。正如太虚回国后总结此行时所说：“（他们）所到处，都将日本诬中国已无佛教的恶宣传粉碎了，并且以本团能出为国际宣传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佛教，近年更加发达兴盛的趋势，又为缅、印、锡诸佛教领袖反复讲明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缅、锡、暹等基本相同，并有缅、锡、暹佛教所没有的大乘部分，引起其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兴趣及非常的好感，由此连类而及，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并且，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人的要求，也是南洋各信奉佛教民族及印度民族的共同要求，中国抗战的胜利，无异于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胜利，因此而“唤起了佛教国际共同的反侵略热情，无不希望中国的早获胜利，缅、印、锡、越等，咸以未能有何帮助中国的实力为憾事，争以言论鼓励及精神祈祷，以求中国抵抗侵略的速获成功”。[84]这次佛教访问团的南亚之行，受到海内外各界的普遍赞誉。[85]

当时，因大部分地区逐渐沦陷，佛教界深遭厄运，民国以来相继出版的数十种佛教文化刊物大多被迫停办，而重庆的《海潮音》、桂林的《狮子吼》、香港的《觉音》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宣传抗战救国救教的三大主要文化阵地。《狮子吼》创办人暮笳在创刊词中明确地指出，该刊创办于抗日的烽火之中，就是“针对敌伪的荒谬宣传，尽量发挥佛教的反侵略思想，从佛教岗位上，来巩固抗日战线，支持长期抗战”，“使《狮子吼》成为一支宣扬佛教文化的笔部队，深入到祖国的广大原野”。[86]著名革新派爱国寺僧巨赞、道安等成为该刊的主笔。该刊也正如其创刊宗旨所言，发表了大量的反映佛教界抗战爱国和救国救教的宣传、鼓动文稿，虽然到1941年底出版第11、12期合刊后停刊，但它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觉音》原名《华南觉音》，是由一批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学僧所创办的，既讨论僧制改革与佛学问题，也大量刊登反映佛教界抗战爱国救教的宣传文字，及时将太虚和各地佛教徒的抗战事迹及言论传递给海内外，成为抗战时期联络和团结海内外爱国救教佛教徒的最重要的一份刊物。

在抗战宣传上，佛教界确实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正如太虚在1941年总结中国佛教界的抗战事迹时所指出的：“文字宣传，则《海潮音》以二十年来之佛教月刊权威，四年来集佛教缁素学者抗战救国言论精华之大成，所以坚决国内佛徒之勇气，唤起国际间佛徒之同情者殊巨！上海沦陷前之《佛教日报》，广州、汉口未沦陷前之《金卍字》及《正信周刊》，四年来渝、蓉之《佛化新闻》，香港之《觉音》杂志，及近年出现之浙江《人间佛教》，成都《佛化评论》，桂林《狮子吼月刊》，仰光《耕荒月刊》，陜西《觉报双周刊》等，亦无不在佛教立场上，发挥配合抗建纲宗的理论。”[87]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佛教界更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教救苦救难精神投身到各种实际的抗战活动之中。各种形式的僧侣救护队、僧侣掩埋队、僧侣慰劳队、抗日僧军团、佛教救国军、佛教救国会、佛教伤兵医院、佛教救难所及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等佛教界、特别是僧侣组织的各种救护慰劳团体层出不穷。江苏宜兴龙池山澄光寺恒海和尚甚至领导成立了游击队，与国民政府军配合作战，在苏、锡、常、宜地区英勇打击日寇，最后弹尽粮绝，壮烈成仁。[88]

1937年8月，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灾会共同组织僧众救护队，由其大弟子南京香林寺住持宏明任第一队队长，率领一百多名僧侣队员到前线实施救护工作，“深得上海各界之同情”。同时，他还设立多处难民收容所，救护队所救之伤兵，则送医院，难民则送收容所。后来，他又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到南洋群岛筹募救护医药费，旋即带领弟子明旸乘轮南渡，先后抵达新加坡、吉隆坡和槟榔屿，召集华侨华商，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驻各地的募捐委员会，所收捐款分别汇沪，由中国佛教会转拨各慈善团体、各收容所、佛教医院及各地佛教救护队。他们的爱国行动被日寇察觉，在其回国后很快被捕并解送南京日本宪兵队，师徒二人饱尝铁窗风味并迭经种种严讯恐吓，在被关押了近一个月才被同乡保释出狱。[89]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大批难民无家可归，南京栖霞寺僧在方丈寂然、监院明常的带领下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90]

上海僧众救护队在华东地区坚持救护工作三个多月，因故被迫解散后，西安、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僧众救护队和救济会。原《狮子吼》主笔巨赞到南岳与上封寺演文等僧众，在国民政府南岳抗日训练班负责人汤恩伯、叶剑英等军政要员的指导和帮助下，联络和团结南岳佛教和道教各寺观僧道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先接受统一的训练，后开赴各地宣传抗战和救济工作。[91]而在抗战的陪都重庆，狮子山慈云寺僧众在从缅甸回国的佛教国际访问团成员的乐观动员和组织下，成立了60多人的僧侣救护队，全队共分四个小队，分头从前线将伤员担回来，并实施医护和救济，[92]被称作是“继上海僧救队而起，在陪都树立起来的一杆佛教救国旗帜”。[93]

此外还有1937年秋成立的镇江超岸佛学院宣传队、1938年成立的广州佛教金卍字救护队和汉口佛教正信会救护队及金山竹林寺看护队、四川梁山双林佛化学校医药队等各地佛教抗战救护组织。它们虽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在随时都面临强敌的死亡威胁之境况下冒险而行，确实展现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教救苦救难精神。

正在奋起中的中国佛教徒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救苦救难之言行，既是他们对国民意识和国民责任的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他们重新认识佛教、走上佛教革新之路的一种历史觉悟。

太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呼吁全国佛教青年要在抗战行动中使“向来所借以营生之职务，系违背佛理、损害人生者，应设法改良，以求有益为法为众”。[94]“七七”事变后，他在汉藏教理院防护训练队的训辞中明确指出：“今欲复兴中国佛教，亦必须寺院僧众，尤其是僧教育之学僧，能矫正向来散漫放逸、怯弱萎缩之旧习，实现出整齐严肃劳苦勤勇之精神。本菩萨之智悲，去施行护教救世、护国救人之方便工作。”[95]他后来在云南僧俗救护队的训辞中强调说，参加救护的佛教青年，除了怀抱救国救世的理想，还应当严守佛教的戒律，“充实严净道德，去从事于救护工作”，这样就能够“博取舆论之赞美，社会的同情”，从而“达到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之目的”。[96]很显然，太虚领导和鼓动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战救国运动，除了救世救国的社会政治目的，也有革新佛教、振兴佛教的内在需求。他是想通过僧众亲身参与抗战救国运动，既要改变社会对佛教的各种消极和错误的看法，也要改变寺僧各种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旧习，从而革新与振兴佛教。

《狮子吼》主编和组织南岳佛道救难会的巨赞，在抗战宣传中更提出了开展“新佛教运动”的主张，要求将革新佛教的新佛教运动与抗战救国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新佛教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抗战建国的今天所应有的运动。新佛教运动者进行工作起来，处处要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执政当局也不要漠视这一个动力。”他还说：“新佛教运动的成败在于人，人的造就在僧教育，现在的僧教育很不够，请各主持者设法改进。”[97]这一主张得到了教内外比较广泛的响应。汉藏教理院的观中和同灵、绵阳佛学社的慧栋、广东高城的澄真、广西的道安等，海内外的在家居士康寄遥、心丰、敬之等，还有教外各界、包括基督教界的谢扶雅、田汉等，更有佛教领袖太虚，他们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纷纷向《狮子吼月刊》寄来稿件。[98]

无论是太虚所宣传的救国以救教的抗战主张，还是巨赞所推动的“新佛教运动”之讨论，虽然带动佛教界走上革新之路的实际成效还很有限，但是，无疑表现出抗战中的中国佛教界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救国亦是救教、救教必须救国的历史自觉。

[1] 关于近代中国佛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参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侃：《中国近代民族觉醒与传统文化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2页。

[3] 杨仁山：《观未来》，《杨仁山全集》，周继旨点校，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4] 杨仁山：《支那佛教振兴策一》，《杨仁山全集》，第331—332页。

[5] 杨仁山：《南洋劝业会演说》，《杨仁山全集》，第342—343页。

[6] 杨仁山：《与夏穗卿（曾佑）书》，《杨仁山全集》，第446—447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1页。

[8] 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1页。

[10]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150页。

[11] 杨仁山：《与夏穗卿（曾佑）书（附来书）》，《杨仁山全集》，第447—448页。

[1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苏曼殊之真面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 苏曼殊：《苏曼殊全集》，第1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1—154页。

[14] 苏曼殊：《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155页。

[15] 印顺编著：《太虚法师年谱》，台湾正闻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16] 《论社会主义与佛教之关系》，《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7] 释太虚：《太虚自传》回忆其早年剃度前夕所见：“当时由散兵游勇出家的莽流僧，往来于宁波、绍兴、嘉兴、及小九华寺的甚多。看到他们与寺外的无赖们联成一气，酗酒、聚赌、犯奸、打架等等，向来所不曾见过的社会恶劣方面，觉得僧中也不都是良善的。”《太虚大师全书·杂藏·文丛》，第58册，第180页。

[18] 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29页。

[19] 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第412、414页。

[20] 杨树达：《〈八指头陀文集〉序》，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第540页。

[21] 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第415页。

[22] 冯自由：《乌目山僧黄宗仰》，《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 《〈庚子纪念图〉时人序跋、题记》，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9页。

[24] 《〈庚子纪念图〉时人序跋、题记》，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0页。

[25] 蔡元培：《佛教护国论》，《蔡元培选集》，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0—983页。

[26] 宗仰：《张园演说辞》，《中外日报》1901年4月1日，原题为《方外宗仰上人演说》。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7] 朋云戈忠：《宗仰上人洞识时务，曾在张园演说，倘愿蓄发，尤为新政改革之一美举。诗以劝之，录呈病怨吟坛教正》，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19页。

[28]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19页。

[29] 宗仰：《征题〈庚子纪念图〉》（1901年7月4日），原载《同文消闲报》第419号。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5页。

[30]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84、187页。

[31] 《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7页。

[32]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24页。

[33]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25页。

[34]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62—164页。

[35] 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219—230页。

[36]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64页。

[37]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66—69、79—84、191—193、198—200、202—204、206—207页。

[38] 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第431页。释寄禅在诗中还自注云：“天童玲珑岩，鬼斧神工，莫名其巧。中产万年藤，可为柱杖。”

[39] 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第430—431页。

[40] 冯自由：《乌目山僧黄宗仰》，《革命逸史》，第3集。

[41]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171、173页。

[42] 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39页。

[43] 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9页。

[44] 参见荣朝甲辑：《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6辑，卷四至七。

[45] 以上所引均见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第51—56页。

[46] 冯毓孳：《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梅秀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第521—525页。

[47] 参见何建明：《晚清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爱国佛僧》，《理论月刊》，1998年第6期。

[48] 《为中和同志画梅自题》，《江苏》，第九、十期合本。

[49]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50] 《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制言》，第10期。

[51] 《阿弥陀佛》，《申报》辛亥（1911）九月三十日。

[52]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5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68页。

[5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68页。

[55] 《上海大革命·寺僧助饷》，《民立报》，1911年1月17日。

[56] 参见马凌甫:《回忆辛亥革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6—97页。

[57] 《各埠通信·僧人热心助捐》，《申报》，1911年10月29日。

[58] 参见乐观：《奋迅集》（僧侣抗战工作史），广西佛教居士林，1943年7月版。

[59] 《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太虚文集》，第7、14页。

[60] 《八指头陀诗文集》，第523页。

[61] Xu Yu，Buddhism，War and Nationalism：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s，1931-1945，New York：Routledge，2005.

[62] 太虚：《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海潮音》，第12卷第11期，1931年11月，《事评》第1—2页。

[63] 太虚：《中国危机之救济——二十年十月在开封人民会场讲》，《海潮音》，第12卷第12期，1931年12月，《事评》第1—7页。

[64] 《就日本侵略东省而论其佛教》，《威音》，1931年11月第35期，《论说》第1—11页。

[65] 《贵州佛教徒之反日宣传》，《威音》，1931年11月第35期，《新闻》第4页。

[66] 《衡阳僧人抗日之义愤》，《威音》，1931年12月第36期，《新闻》，第1—2页。

[67] 大悲：《日人侵据东省感言》，《四川佛教月刊》，第1年第7期，1931年10月，第1页。

[68] 《北平僧徒组织救护队》，《威音》，第35期，1931年11月，《新闻》，第3页。

[69]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无故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十九路军忍无可忍予以还击，双方相持战斗一月之久。后经英、法、美三国公使为代表的国际联盟的调解，中方被迫与日方签订所谓《中日停战协定》，中国军队退出上海。

[70] 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海潮音》，第13卷第5期，1932年5月，第23—27页。

[71] 随缘（大醒）：《停战协定》，《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第363—366页。

[72] 象贤（芝峰）：《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第366—367页。

[73] 倓虚：《影尘回忆录》，上册，上海佛学书局1993年版，第242页。

[74] ［日］大谷湖峰：《宗教调查报告书》（滕铭予译自伪满洲国民生部社会司1937年［伪康德四年］11月编印：《宗教调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各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17—18页。

[75] 苇舫：《敌人对我佛教的暴行》，《海潮音》，第19卷第3号，1938年3月，第2页。

[76] 《扬州福缘寺僧众被难》，《海潮音》，第19卷第6号，1938年6月，第65页。

[77] 张明洪：《玉泉寺僧俗罹难记实》，当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当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62—163页。

[78] 苇舫：《敌人对我佛教的暴行》，《海潮音》，第19卷第3号，1938年3月，第2页。

[79] 太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二十六年七月自牯岭发》，《海潮音》，第18卷第8期，1937年8月，第1页。

[80] 太虚：《日伪亦觉悟否——二十七年春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海潮音》，第19卷第4期，1938年4月，第6—9页。

[81] 太虚：《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佛学社讲》，《海潮音》，第19卷第7期，1938年7月，第4—6页。

[82] 苇舫：《应速组织佛教访问团》，《海潮音》，第20卷第2号，1939年2月，第1页。

[83] 太虚：《占海南岛之威胁与对佛教国之诱略》，《海潮音》，第20卷第3、4、5、6号合刊，1939年6月，第19页。

[84] 太虚：《佛教与国际反侵略》，《海潮音》，第21卷第9号，1940年9月，第2页。

[85] 《从国际载誉归渝的佛教国际访问团》，《海潮音》，第21卷第7号，1940年7月，第19—21页。

[86] 暮笳：《沉重的背着两个??字——代创刊词》，《狮子吼月刊》，第1期，1940年12月，第1页。

[87] 太虚：《抗战四年来之佛教——三十年七月作》，《海潮音》，第22卷第9期，1941年9月，第4—14页。

[88] 黄常伦：《江苏佛教概况》，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近代江苏宗教》，《江苏文史资料》，第38辑，1990年，第5页。

[89] 惟觉：《佛教界几件救国工作》，《佛教公论》，复刊第2、3期合刊，1946年6月，第7—8页。

[90] 《栖霞寺保住南京大屠杀铁证》，http://www.sina.com.cn 2005年7月7日。

[91] 巨赞：《奔走呼号一整年》，《觉音》，第15期，1940年7月7日，第23—26页。

[92] 杨慧贞：《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访问狮子山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觉音》，第14期，1940年6月，第20—21页。

[93] 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第11、12期合刊，1941年12月15日，第15页。

[94] 太虚：《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海潮音》，第14卷第5期，第7—14页。

[95] 太虚：《复兴佛教僧侣应受军训——二十六年冬对汉藏教理院防护训练队训辞》，《海潮音》，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15日，第1页。

[96] 太虚：《太虚大师对云南省僧众救护队之训词》，《海潮音》，第20卷第9期，1940年9月15日，第8—9页。

[97] 巨赞：《新佛教运动检讨特辑·写在前面》，《狮子吼月刊》，第8、9、10期合刊（1941年9月15日），第5页。

[98] 这些来稿见于：《狮子吼月刊》第8、9、10期合刊（1941年9月15日），第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