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教育权运动是1923年秋至1924年春间逐渐兴起的一场反帝爱国救亡图存运动，是1922年发生的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在停歇了一年之后得以继续并走向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有论者说：

从1922年7月到1924年3月，基督教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时光。但好景不长，1924年4月，基督教又一次面临非基督教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这场新的反教运动中，曾经鼓动并表现了1922年运动中反教人士思想主张的大量文献被重新印发，曾经联络并将广大反教人士结集在一起从事共同事业的非基督教组织亦伴随着各色各样组织的成立而重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24年兴起的运动不过是中断了一年之久的第一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参与者在抨击基督教时，纷纷集矢于教会学校，明确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此外，由于国共合作等因素刺激了各阶层人士的政治热情以及新形势下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1924年的反教运动带上了更加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色彩。[1]

本人基本同意以上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描述，但是，这场运动是否兴起于1924年，就颇值得商榷。因为，发起这场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第一主将余家菊，于1923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实际上已经就吹响了这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号角。随后，这场运动的另一位主将恽代英，也于同年1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一文，公开响应和极力宣扬“我的朋友余家菊做的一篇《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即反对“侵略的”“制造宗教阶级”和“妨害中国教育的统一”的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2]此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很快就在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和基督教界铺展开来，并发展成为在当时社会受到普遍关注的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

著名基督教界学者谢扶雅在当时也撰文指出：“自一九二三年以后，非宗教之风虽止，然其根株不灭，乘机复发。这次比上回的泛对一切宗教，乃是专对基督教加以攻击，有主义，有组织，有宣传，声势颇大。迹其来源，可以分为三类：（一）从国家主义的教育眼光，反对基督教教育；（二）从反帝国资本主义的眼光，反对基督教；（三）从佛教儒道的眼光不满意于现行的基督教。”因此，谢扶雅将1923年以后的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统称为“由泛非宗教而至专非基督教的进行时期”。[3]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开办基督教教育事业，最早可追溯到在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的支持下由同是来自于英国的传教士米怜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4]据不完全统计，到1905年，基督教新教各差会来华所创办的各式学校，包括大书院、书院、天道院、高中等学堂、工艺学堂、医学院及服事病人院、小孩察物学堂（幼稚园）等在内，共287所。其中著名的有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医学院，孙中山正是该院的首届学生；还有马礼逊学校、宁波女塾、福州的格致中学、毓英女校，上海的清心书院、中西书院、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书院、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等等。事实上，1877年来华的各新教传教组织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根据几十年来基督教教育的迅猛发展而成立了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以联络和统一指导全国各新教教育事业。到1890年，第二次来华新教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进一步成立了中华教育会，又称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是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的C.W.狄考文，副会长是神学博士的E.花之安，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法学博士J.傅兰雅和法学学士F.L.H.卜舫济。这里显示出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在清末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1888年7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罗伯特·怀尔德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成立了由当时宗教复兴运动著名领导人穆德和怀尔德领导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并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宣教对象。“从1886至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海外传教，其中2524人前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主要是大学生而非旧有的保守的上层宗教人士。他们既有年轻人的热情，又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不满足于老一代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强调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改革。他们不急于拯救个人灵魂，而企图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5]这些从美国大学毕业来华的青年传教士很快就成为在华传教的主力军，并将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传教的重要工作，对中国清末以及民国初期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890年的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谢卫楼提出“新传入的教育需要基督教来帮助中国抵御西方文明的罪恶”。他希望能够更积极地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使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使基督教文化填补不能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留下的空白。他深切地感受到鸦片还充斥着中国的大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这种不幸是基督教国家的人造成的”，而这些造成罪恶的人并没有从罪恶的深渊中自拔，而是不断追求“他们自私和肮脏的利益。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大大加剧了无节制的罪恶，社会上不道德行为更加普遍和无耻。西方文化繁衍奢侈，它又刺激和培植一种堂而皇之的自私，给追逐财富、享乐以及满足私欲的一切事物以更大的机会”。他认为，西方文化之所以如此给中国和东方世界带来罪恶，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了基督教的指导。他强调指出：“基督教宣告与各种形式的罪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人人有必须被尊重的权利，也有应尽的义务。基督教不是作为西方文化中的偶发事物传入中国，而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它是圣灵给世界注入的新生命，唯有它能够开创新中国的纪元。唯有它才能提供道德动力，增强人们抵制鸦片、酒、社会不道德行为、贪财、享乐、权势等罪恶的决心，并给人以纯正的品格。”当然，他这样说的前提是，“基督教告诉人们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使人们的心灵完美”，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做人上人，而不是培养人的优良德行如慈善精神。“儒家文化本身没有强大的推动力足以克服自私，反而使人变得冷酷和自私。基督教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道德责任标准。它已重新加强了责任感，纯洁人的思想，提高人的抱负。它使道德责任神圣化，这是异端文明从来未有过的。”儒家学说虽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表述，但是“它没有教导人们要彼此相爱，要兄弟般相处。基督教不仅教导人要兄弟般相处，还依据天父上帝的更深的真理使这种教导具有生命力”。只有基督教通过西学引进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基督教的爱的真理，才能够克服西方文化带来的罪恶，同时也能够克服儒家文化的冷酷和自私。[6]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以后，各种各级新式教育机关普遍建立，以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教育逐渐在中国成为主流。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宗教的快速增长，也促进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1907年，传教士的注意力已向培训中国教会领袖方面转移，双方都承认外国传教士们的主要工作应是培养与引导中国教会领袖。这种主张已得到广泛的推行。1907年以前，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部分是为非基督徒而设立的，以后，培养信徒的文字事业（最有效的培训方法）将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切实际情况都表明教会对争取青年、培养青年极为重视。”[7]特别是一些原本带有书院特色的大学预科学校通过联合，发展出具有真正现代高等教育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如济南的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齐鲁大学前身）、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大学和武汉的华中大学等。[8]这些教会大学的成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也推动着中国学术文化和教育方式实现巨大的变革。[9]而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随着政教分离原则的施行和社会对新式教育的热切渴望，各式公立私立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起来。教会教育当然也借着这股东风而获得迅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已经有20所基督教办的大学和一所天主教大学。到20年代末，天主教又相继创办了北京的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大学。到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教会大学包括经过重组的基督教会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占当时整个全国大学数量的近五分之二。1925年全国大学生人数21000人，教会大学的学生3500人，占总数的12%。在1928年国民政府要求统一在中国注册前，教会大学都是在美国注册的[10]，并接受各差会组成的理事会控制，因此获得三分之二的办学经费。而且，在教会大学中，外籍教师占了一半以上，大学校长都是传教士。

20世纪20年代初，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深切地感觉到：“作为教会的任务，教育工作必然被公认为基督教事业的正式组成部分。在1907年大会上还没有教育工作报告，现在则设立了教育特别委员会，并且完成了对中国基督教教育工作的调查研究，指出它未来的责任。现在教育职员的人数已经差不多和布道员人数相等，今后将出现一个中国本色教会空前发展的时期，各种教会事业增长速度下降的现象必将克服。”[11]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教会领袖认识到，大力推广普通教育也是注重培养青年的特别方法，一些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中国青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一组数据足以证明这一趋势已经呈现。“1907—1920年间，受餐信徒人数约增长速105%，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332%，比信徒增长率快两倍。同时期内，教会学校的教师人数增长374%，按立职员增长200%，非按立职员增长37%。”“1914—1920年间，全国教会受餐信徒人数平均增长率为6%，1920年当年的增长率也是6%。六年之中，因死亡或其他原因脱离教会的信徒人数绝不会相当于增长人数的一半，可见，1920年受餐信徒人数增长之所以如此之高，正是由于改变了过去的方法，更多地吸收了学生信徒的结果。”因此，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认为，在中国的“基督教面临一个新的战略性问题，就是应立即设法吸收有学识的青年人为教会服务。有些地方的教会中，有学识的青年人已经支配教务政策了。注重教育事业固然耗费了不少基督教团体的力量，但也为教会增添了大批重要成员。1900年以来加入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来自教会学校。这件事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注重教育事业，目前教会的情况将是个什么样子？教会注重培养青年教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效果，就是信徒教育程度的提高比全国人民教育程度提高得快。全国平均每75人中仅有学生一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三人中就有学生一人。此外，教会和各团体中还有大批毕业生。能识字读经的信徒已大有人在。这证明中国教会领袖的潜力在迅速加强，教会中受过教育的信徒已经成了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努力才能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这是个明显的事实。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信徒加强教育，增强人民的自决心，使之能逐渐指导教会宣教政策、热心办教育的人，也证明注重吸收并培养青年人实为发展教会事业的良策。”[12]

就在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正在展开为期三年（1918—1920）的全中国范围的基督教事业调查刚刚结束后不久，1921年9月，由美、英、中三国教育家、神学家和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在北美基督教差会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在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巴敦（Ernest D.Burton）的率领下，开始在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调查。调查团成员16人，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这次调查工作到1922年初结束，最后编写成《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一书，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美国的北美差会部出版发行。该书同样非常强**会教育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教会学校之重要，并不关乎已设校数及学生之多寡，实可以其毕业学员在国内及宗教上所占地位，及学校本身所做事业证明之。此等学校创办之方法，纵有多种缺点，其所得资助纵不适当，然彼等实尝养成多数之男女人士，而此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并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方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将来宗教之兴盛，工商业与政治得受高观念之浸润，俾中国得有一种健全之国民生计，并得因彼固有之才能及伟大之天产，能在国际间取得彼天赋之地位。当悉惟此等人士与其后起之同志是赖。总之，教会学校实已证明其存在之权利。[13]

在该书中，他们还明确地表达了发展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基督教教育对于在中国教堂全体事业贡献之最著者，乃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个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14]

这与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旨在“让基督教占领中国”（或“中华归主”），其实是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也就是说，基督教到中国来传播和发展，离不开他们要在中国生根、繁衍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期望。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国教育调查团，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欧美基督教差会及部分中国基督教知识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他们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前夕不约而同地高度认识到发展中国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在国内外公开宣布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事业。而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选择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影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同情基督教、支持基督教乃至加入基督教的目的。而就在此时，与基督教轰轰烈烈地开展教会教育事业针锋相对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也开始相继兴起。

中国人关注到教育权问题的重要性，可追溯到清末反对教会教育的斗争。1907年《外交报》发表文章《论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危》，开门见山地指出：

国之大政，教养而已。养之事惟一，而教之事有二。有禁之为非者，法制是也；有导之于善者，教育是也。二者皆国家成立永久之要素，必以本国之人任之，然后有以培其爱国之心，扩其乐群之力，以蕲日进于富强。未有以乙国之人任甲国教育之事，而其国不即于衰弱者也。今之君子，知法制之为我国权，而不可授之外人矣。乃独于教育问题，关系一群之生死存亡，有什伯于行法裁判者，任外力之侵入，而夷然不思所以抵制之。其无乃知二五而不知十乎？

该文作者虽然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宣扬“忠君亲上”的封建主义思想，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教育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结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如该文所说：

列强之经营东亚也，其商业、工艺、路政、矿产之属于物质者，几几囊括而席卷之矣。于是计划所及，乃渐舍物质而趋精神，遂有争我教育权之议。通商诸埠，西人私塾林立，不待言矣，势力伸张，骎骎普及于内地。自英人以教育偿款设立大学于太原，美人继之，长沙大学接踵而起。各省教会之托名善举，创办私学者，更不可胜数……不及十年，吾恐委巷阛阓之童孺，将尽舍国庠而入西校矣。前途之危险，宁甚于斯……夫至全国教育之权，尽握他人之手，宁复成其为国也耶？[15]

次年，《外交报》又发表《申论外人谋握我教育权之可畏》一文，进一步论述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夺中国教育权的阴谋。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庚子以后，彼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建设学校也，推荐教员也，美其名曰扶植中国之文明，切其辞曰实行博爱之主义。吾国民方感其雅意之份殷拳，而不察其阴谋之眈逐。合朝野上下，以心醉而欢迎之，而彼之计行矣。夫天演竞争，日新月异，彼之极虑殚精而计出于此也，曾何足怪？所最不解者，吾国人当此一发千钧之会，犹未能同心御侮，努力合群，以拒西来之降洞，而乃以至可宝贵之时光心力，用以操一室之戈，而甘为渔人之鹬蚌相耳。且彼之用心，岂惟挑动满汉之恶感而已。法人之于云南也，则构扇于汉、苗之间；英、俄之于蒙古、卫藏也，则教猱于回纥、拓跋之族。而入手之方针，则皆假传教宣讲之名，以巧施其作用。今其机已朕矣。度三数年后，神州大陆必偏爱此问题之影响，内讧迭起，骨肉仇雠，彼族乃乘机利用之，而中国乃真亡矣。[16]

上述之言，并非耸人听闻，结合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再看看同年《外交报》所刊登的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就不难想见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教育权之激烈及其用心。该文说：

美、德人士之经营中国教育，或主政治，或依宗教，常抱有一种信念或理想于其间，故能一志锐意，以达其本旨。日本之从事中国教育……初未尝有大计蕴抱于胸中，上不能如美总统谕文所挟之抱负，下不能如美国资本家捐产助学之成绩，夫如是，而欲与国际竞争之列强，角逐于汹涛骇浪之际，岂可得哉！岂可得哉！他日不幸，而落美、德之后，则日本于中国，必无得占势力之一日矣。[17]

这是日本人在日本的《外交时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外交报》之所以转载此文，就是要向国人展示日人正在公开地宣扬要与美、德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教育权，实际上就是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加上清政府为了皇家一族之封建利益而不惜丧权辱国，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在中国开办教育（包括教会教育），不容否定这种教育的目的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虽然近代以来欧美各国的来华传教士及其差会并非都受到各自所在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和资助，但是，不容否认他们与各自所在国政府之间相互利用、各得其所的历史事实。

教会学校的学生如果不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在那个爱国运动高涨的时代，就很容易被看成是不爱国的，甚至是同情和支持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的。因此，教会办的学校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就会引起社会上非常强烈的批评甚至排斥。但是，由外国传教士把持的教会学校，要想达到与中国人办的公私立学校那样表现出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斗争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不能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差会所在国的各种经济、人员等方面的支援。

因此，我们不可否认，西方对华传教活动，“不可避免地与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运动有直接关联。尤其是对于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和充满夷夏文化观念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来保障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权利，这些年轻有为的学生传教者们就不可能顺顺当当地来中国传教。通过他们所带来的实际为中国社会所急需的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教育，就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传播到中国来并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不能否认西方近代来华传教士利用了帝国主义势力，这使他们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阴影”。[18]

也如美国著名中国基督教史专家杰西·格·卢茨在其名著《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序言》中所说：

从1850年至1950年的一百年中，中国连续的革命与新教传教士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时并行不悖，有时是融合一起，有时是激烈对抗……中国的知识界直到1895年才偶尔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工作表示关注。虽然教会学校对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明显的挑战，而这些学校仍然严重地脱离中国的知识界，也很少成为中国评论家评论的主题。到20世纪，基督教在改革中国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得到承认，基督教学校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西方教育的样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焦点。它们也成为中国人评论和写作的主题，特别是在20年代和5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运动期间更是如此。[19]

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生，也与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民主宪政运动有直接关系。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和宗教之区别。欧阳渐、李政刚等人发起成立“佛教会”后，孙中山很快答允依法备案，并亲笔复函佛教会，除表示对佛教会诸君子有志振兴佛教文化之外，还特别提到：“近世名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维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20]政教分离，也就意味着教育与宗教的分离。

虽然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晚清开始的教会教育事业获得很大发展，并表现出鲜明的宗教与教育合一的特点，但是，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就一直未停止过。

1903年，美国浸礼会主办的杭州蕙兰书院的学生，因不满学校“于教外之学生，必劝其入教，一而再，再而三，再三而仍不愿，则彼必扬言曰：若某某者不信上帝，终和，在其无望矣”，“其最不可忍者，则彼之自背其教，专用压力是也”，五十三人愤而退校，“实为中国教会学堂惊天动地第一次革命”。[21]

1903年，著名天主教耶稣会中国政治家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手订章程，施行学生自治制，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22]1905年，法国耶稣会出面干预震旦学院的教育和管理，要求将学校变成完全耶稣会式的，取缔学生自治，取消马相伯主管权，反对学生参与者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学生们为了抗议耶稣会的干涉而全体退学。[23]马相伯支持学生退出震旦学院，另办复旦公学，并出任校长。

1910年《教育杂志》发表蒋维乔的文章，蒋氏明确主张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而不能混合在一起。他说：“科学愈发达，人智愈进化，各种原理，与宗教所说，凿柄不相容，则其势力，亦日渐式微。故欧洲自近世纪以来，政治首与宗教分离，而宗教仅受法律之保护，教育之修身科，虽仍多与宗教混合，然一二大哲，讲明伦理之学，思以和平中正之道，以易宗教者，实繁有徒。教育与宗教不可混一之故，亦彰明矣。”[24]

到了民国初期，随着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方面，从民初开始一直积极推动教育与宗教分离和收回教育权的蔡元培先生，对于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民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在《民立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结合他在教育部与诸同人起草学校法令之经验，提出中国当前最急需的教育，应当是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和世界观及美育的教育，五者不可偏废。其中他特别谈到“教育家何以不结合于宗教”的问题，认为宗教排斥现象世界，有厌世派，不利于现代之需要。[25]1915年巴拿马举行万国教育会议，正在法国的蔡元培受北京教育部的委托草拟了一份会议发言《一九○○年以来的教育之进步》，他认为自1900年以来世界教育的进步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在学理方面，为实验教育学之建设”，二是“在事实方面，为教育之脱离于宗教”。对于后者，他特别赞赏法国近代以来不断强化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因：1886年，法国“已易学校之宗教科为道德及文化”，教士会成员不得充当国民学校教员。1901年，法国又规定各种集会，非经特别允许，不得立教士会。1912年，法国再规定“无论男女，凡委身教会者，均不得复为国民学校教员”。从此，法国的普通教育完全脱离教会势力范围，只有教会的私立学校不在禁止之列。[26]在蔡元培的手稿中有一份同文的纲要稿，特别提及“教育行政，宜渐脱教会及政府之管理，而递于教育团体。”他还强调近世教育之趋势，以人为本位，不得强人以就之，“在实利主义，然不可不济以世界观及美感之教育”。[27]

1916年3月间，蔡元培与吴玉章、李煜瀛、汪兆铭等陪同法国学者、名流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被选为中方会长。该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的，莫过于教育，而考察各国或民族之教育之区别，在君主和教会两者之障碍，“各以其本国、本教之人为奴隶，而以他国、他教之人为仇敌”。他认为：“现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中毒。自一八八六年、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三次定律，又一扫教会之霉菌，固吾侪所公认者。”他因此反思中华民国成立四年来的教育状况，赞赏法国自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崇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大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教育，认为“今者承法国诸学问家之赞助，而成立此教育会，此后之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而为开一新纪元者，实将有赖于斯会”。[28]

很显然，华法教育会的成立，与蔡元培极力推崇法国近代以来逐渐推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同年末，他应邀在江苏省教育会发表演讲，针对当时教育界所面临的“恐慌及救济方法”，提出要重视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和道德（精神）教育。其中就道德教育，他首次指出，在当今科学发达的时代，宗教已走向没落，应以美术取代宗教。他说：

而今之人，则不知道德为何事。说者谓救济道德，莫如提创（倡）宗教。然吾国本有所谓道教、佛教、儒教，其后又有回教，又有耶教。我国人本信教自由，今何必特别提倡一教，而抹杀他教。况宗教为野蛮民族所有，今日科学发达，宗教亦无所施其技，而美术实可代宗教。[29]

这可能是蔡元培第一次提出要“以美术代宗教”的观点，他后来将之更明确地表述为“以美育代宗教说”。

1917年3月，蔡元培参观清华学校高等科（大学）并发表演说，提出对清华学生的三点希望，一是发展个性，二是信仰自由，三是服役社会。在谈到信仰自由时，他说一些人看到西方社会有着优良的品行风俗，求其故，得自于宗教，由此对比我国的黑暗腐败，觉得是我们没有宗教的缘故，于是有人推崇或信从基督教，也有人推崇孔教；其实他们不明白，西方这些良好的风俗，都是由于近代以来教育普及、科学发达和法律完备所造成的，并不是宗教的功劳。他特别指出：“道德与宗教，渺不相涉。故行为不能极端自由，而信仰不可不自由。”“昔之宗教，本初民神话创造万物末日审判诸说，不合科学，在今日信者盖寡。而所谓与科学不相冲突之信仰，则不过玄学问题之一假定答语。”所以他强调：“吾之抉择有完全之自由，且亦不能限于现在少数之宗教。”[30]蔡元培将近世西方社会风尚的形成，完全排除在受基督教的影响之外，而都归功于科学、法律制度和教育普及，这显然是有偏颇的，但蔡元培正是以这样的形式，凸显了宗教已经过时的观点。

仅仅几天后，蔡元培应邀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演说，标题就是“以美育代宗教说”，对一年前提出的“美术实可代宗教”的说法稍做修正。在演讲中，他首先指出宗教已经过时：“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31]这话其实是有矛盾的：既然科学已经解决了宗教内容，那么为什么宗教又变成了一种历史习惯而继续吸引着“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呢？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驳正了他自己在几天前完全否定近世西方社会风尚受到过基督教影响的观点。

蔡元培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演讲中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而是继续详细阐明他的主题观念：美育为什么能够代替宗教？他说，宗教是原始时代的产物，那时人的精神知、情、意三方面只能依赖宗教而得到满足。但是，近代以来，科学发达，生物进化论已经解决了人类的来源问题，即知的问题；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又解决了道德伦理变迁的问题，即意的问题，就剩下一个情的问题科学未能解决。但是，情属于美感，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至今日，各种美术形式都已经脱离了宗教，所以人的美感也可以脱离宗教。[32]蔡元培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宗教界人士的反驳，但在当时那个提倡科学、批判宗教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名著名爱国教育家和政府要员，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此文观点还是赢得了广泛的影响。

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提倡教育与宗教分离，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明显有否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之嫌，也超越了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这一观点无疑有利于蔡元培进一步地批判教会教育。正如五四时期少年中国会的主要成员和《少年中国》杂志负责人左舜生所说：“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论文，到1922年‘非宗教大同盟’起来了，他更主张教育应该离开宗教而独立，持美育代宗教之说更坚。他这一说能否站得住姑且不谈，但这个强调美育的新风气，却是由他所倡导，而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因此受了绝大的影响，不能不改弦更张，却是事实。”[33]

1919年9月，蔡元培在《日华公论》杂志上以日文发表了《战后之中国教育问题》一文，认为“一战”前的世界教育偏重国家主义，战后将奉行世界主义，并对军国民教育、绅士教育、宗教教育和资本教育分别进行了剖析。在谈到宗教教育时，他带着批评的口吻说：“各教会开设的学校，不用说都是以传布教会势力为主要宗旨。欧美各国政府，除法国外，都规定学校开设宗教课。学校中如偶有异教徒学生，则允许免修，另由所属异教教员讲授。”他还说，我们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很多是模仿德国和日本的，所以晚清时期的教育“尚武”氛围较浓，如今各军阀所办的学校，仍然如此。而各学校中如果有教会人士担任教师，他们就会引导学生皈依宗教，一些守旧的学者，则想把孔教当作国教，并规定在学校的教科书当中。在剖析宗教教育时，他更进一步指出：

至宗教教育，虽都讲平等博爱，但由于搞唯我独尊，反而排斥其他宗教习惯。历史上曾因此而发生过战争。青年头脑里所浸入的却是与平等博爱完全相反的东西。而且，各教并列，所根据的越超经验以上，不能以学理论证其是非。应遵循信仰自由原则，待青年成年以后，听其直由选择为宜，不该把成人的信仰，强加在青年身上。法国在1912年，即制定宗教不介入教育的法律，大战以后，瑞士教育家也有同样建议。今后必将普及到各国无疑。[34]

毫无疑问，蔡元培对宗教的排斥，不限于基督宗教，也包括中国的传统宗教，甚至包括当时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北洋军阀支持下所提倡的孔教。

1921年，针对人们普遍追求取法西洋教育，蔡元培在《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指出，真正的西洋近代教育，有几种大方针，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在谈到第二种大方针时，他引用近代欧洲实证主义哲学家孔特的历史观点，即将人类进化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时代：宗教迷信时代、玄学幻想时代和科学实证时代，认为“欧洲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强调指出：“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35]

很显然，蔡元培是将宗教与迷信、虚幻或幻想等同起来，并与科学对立起来。既然宗教与现代教育所极力提倡的科学相对立，教育自然就没有必要与宗教混淆在一起。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观点，并以《关于教会教育的意见》为标题，发表在1922年3月出版的《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3期上。蔡元培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明确地批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共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不但这样，基督教里面，天主教与耶稣教又不同；不但这样，耶稣教里面，又有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等派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教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至于到底如何实行于越然的教育，他主张采用法国制，即在大学里，除了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课程，其他学科不必设立神学科；而且，在各级学校里，都不得有宣传宗教教义的课程，也不得举行宗教祈祷仪式，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36]

不久，上海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而北京接着兴起了非宗教运动。他在4月9日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讲，重申他之前对宗教的分析，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进而他强烈抨击教会教育：

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我的意见，曾屡次发表过了，最近作《教育独立议》（有英文译本，送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议编辑部，其中文原稿，已载《新教育》第4卷第3期），很说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的理由，并说应规定下列三事：（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入教育的。今年忽然有一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的清华学校开会，为什么这些学生，愿意带上一个基督教的头衔？为什么清华学校愿给一个宗教同盟作会场？真是大不可解。[37]

蔡元培的此次演讲，猛烈地批判了宗教，可以说迎合了非宗教大同盟的需要，显示出非宗教大同盟的非宗教运动，虽然受到周作人等五位著名教授的批评，但他们获得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的及时维护和支持，现在更得到了当时另一位在知识界、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当中更具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的公开的大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演讲中很快将话锋一转，将主要批判的对象锁定在基督教的教会教育上面。这实际上是公开告诉广大青年学生和激愤中反对宗教，尤其是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社会各界民众，现今反对宗教最急迫的任务，不是一般性的批判宗教，而是要批判教会教育和基督教对教育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以蔡元培当时在教育界、知识界和新文化运动中所拥有的无人能够取代的至高领袖地位来说，他的这一演讲，无异于鼓动广大青年学生和激愤中反对宗教尤其是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社会各界民众，应当积极开展对教会教育的批判。与后来收回教育权运动稍有不同的是，蔡元培在此次演讲中还没有明确地将对教会教育的批判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直接联系在一起。

将对教会教育的批判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余家菊等人。这是促使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余家菊后来在谈到当年他和李璜、曾慕韩、左舜生等人为什么会提倡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教育时，忆及1921年他通过了留学欧美的考试，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欧洲。他说：

我到欧洲以后，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并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例如中国人以能说洋话为荣，在巴黎遇见的法国人，都抵死不肯和你说英国语；在伦敦，只有一次参观一个中学，逗引得一位法文女教师和我说了几句法文。他们的国民自尊心，绝没有《颜氏家训》上所说纷纷教子弟学胡语的那种卑鄙。我感觉中国国民必须树立自尊心，中国国家必须强盛才能自保，中国的党派斗争必须无损于国家。我心中的火燃烧起来了！我为我们的国家着急！我为来日的大难紧张。我必得唤醒国人，只有写……写……写！十一年的春天，我写了一篇《人格的动力》，载在《中华教育界》，那是发扬国民的意志的。那年的夏季，我在巴黎，写了一篇《民族性的教育》，那是鼓**国民的国家意识的。后来连续写了好几篇同性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中华教育界》。同时，李璜也写了几篇同类的文章。那年年底，我又到了巴黎，和李璜商量合出一本论文集，将性质接近的文章，合在一起，寄回国内印行……曾慕韩也来了。稿件核定之后，最后讨论用一个什么总名称？反复考究，最后决定此书的名称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寄回上海，交左舜生付印。他寄予深重的同情，商得陆费鸿同意，用最迅速的方法，于一个月内出版了，分寄全国各地了。从此，国家主义的思潮怒吼于全国。我认为，这是由于时代的要求，绝不是谁提倡的力量，更不是由于谁的感召。[38]

在《国家主义的教育》这部书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就是余家菊所写的《教会教育问题》。该文随后又发表在1923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上。正是这篇文章，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39]，极力鼓吹从基督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

余家菊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驱，近代中国的每一次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交涉，签订每一个赔款割地的不平等条约，都与传教士有关。他说：

吾不甘自居于亡国奴地位之同胞，万不可忘却武力侵略之前驱，就是传教的牧师们。试将近五十年来之外交史翻开一看，那一件痛心事不是与传教有关。其最著的，莫如胶州湾问题，与拳匪变乱。拳匪变乱之责任，虽不得不归之于清廷之昏聩与愚民之无知，而论其究竟原因，则不得不说是教士之强迫传教有以激成之。是故中华民族之一部国耻史之主要资料，无非就是宗教问题。

在余家菊看来，是传教士来华传教，引诱和逼迫中国人信教，才引起了种种教案的纠纷。而传教士们为了获得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寻求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保护和支持，才有了近代中国一幕幕国耻史的记录。因此，中国人民不能忘记传教士来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们依恃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在中国传教、兴学等特权。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余家菊，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特权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尤其感到痛心和逼迫。他说：

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中国非野蛮地方，非无人文之国度，何须别人来传教，又何须别人来兴学。他们竟能取得传教权与兴学权的，是什么原故呢？我们实不得不痛心于吾华民族性之过于爱好和平，不讲武备。一旦与外国牧师相遇，他们的背后，拥有无数兵舰，讲仁义礼让的中华民族安得不败？既败之后，订条约，修和好，割地赔款，且取予求，莫知所止，而于制人生命之教育权，彼长于灭人国家之西方人，岂反有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所以教育权之丧失，乃武力侵略之当然的结果。[40]

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疑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直接见证。而正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确保了传教士们在中国享有传教和兴学等特权，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仅实施武力侵略，也通过教育实施文化侵略。佘家菊以基督教在华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为例指出，这份报告说“现在是巩固在华基督教学校之最好时机，将来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就是从此等学校出来的男女人们”。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基督教来华的“野心之所在。然而基督教配使中国归化吗？中国果真归化于基督教，是世界之幸呢，还是世界之不幸？我愿有良心的教士们下个答语来”。他指出：

基督教会既拉起旗号，要使中国成为基督教化，口口声声说要使基督教精神充满于中国教育界。因之，基督教之精神安在？中国是否需要基督教？基督教是否有益于中国？这些问题乃为不可避免之问题。教会人士知道中国文化之不可侮，一面说基督教运动当尽力保护中国人民之固有的善良性质，一面又列举中国习惯中应该矫正之点而引以为教会之责。纵令他们所谓的不良性质果真是不良，也决不是基督教所能改正的。基督教之本身，决无此等药剂与功用。他们第一攻击的是中国人喜回顾而不喜向前，喜尊重死者，而忽视生者，及未生者之利益；喜遵从传统的意见，喜折衷于圣人之言，而不喜折衷于事实……总言之，吾人于中国之旧习惯，旧文化，盖可尽量承认其弱点，然决非基督教所能补助。如果必欲说基督教可以补助中国之短，就试问基督教之内容是什么？[41]

在余家菊看来，中国确实需要许多近代西方先进的文化，比如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历史和社会科学、对教育研究的态度、游戏与娱乐之道德方面的价值、注重品格发展的教育，等等，但是这些都出自西方的非基督教文化，并不像这份报告中所说的与基督教文化有关。“我们不能承认其与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发生何种渊源。他们虽然很谦虚地说是‘一半’起源于基督教文化，我们则认为完全是张冠李戴，未免有点自欺欺人。基督教在历史上不但不是上述诸端之发源地，而且常为其障碍物”。而西方的与所谓的基督教的文化“实有许多罪恶”，如果这样“使中国成为基督教化，实属自误误人。我今敢正告教内教外诸人士曰：改革中国的恶习是一事，宣传基督教又是一事；采取西方文化是一事，排斥基督教又是一事。慎勿鱼目混珠，并为一谈”。

进而，他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教会教育带来的危害：一，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因为教会的目的就“在克服中国人固有的精神，而代以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本是侵略的宗教，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凡信仰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凡信仰异教的，都是野蛮民族。教典上说，凡信仰上帝，必定昌大，不信仰上帝的必定灭亡。他底精神上，根本只许自己存在，不容异教立足”。正是由于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新旧教派、同一教派内部及与其他宗教之间的争斗和互相杀戮。二，基督教制造了宗教阶级，激化了社会纷争。中国社会历史都是四民杂处，三教互补，没有阶级的观念和歧视的意识，然而基督教对于他教既采取攻击的态度，必然导致唯我独尊，按照与我的关系和是否是基督教徒而分出不同的等级，并给予不同的对待。“教会在中国，现时尚在培植势力时代，其所用的方策，在师范生之培植，在与美英之在华工商势力相结托，以为其毕业生谋丰衣足食之道；在利用青年会之社会服务的招牌，以侵入非教会学校。等到此等步骤渐次成功，而外交上的机会又使得若干基督徒入主内阁，或直接间接握有教育上之最高权时，他们底中国基督教化运动，必由社会的而变为政治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使一部分人完全基督教化，而自成一个基督教社会。由此培植成一个基督教阶级，然后利用这个基督教阶级去宣传，去侵略，名义上又可以打起中华基督教的招牌，完全国货，并非舶来品，但实际上是个穿着中国服装的西洋人。三，教会教育妨害了中国教育的统一。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都需要有教育的统一。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教育的精神和目标应该是统一的，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在欧洲，已从原来的政教不分的时代，进入到了政教分离的时代，传教士们从欧洲来中国传教，不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不遵守中国的法律，而另行自己组织和管理，岂不是在中国的国土上另建一个基督教王国？如果允许各个宗教自己办学，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和指导，那一个中国岂不成为不同的宗教国家了？

因此，余家菊认为，要解决教会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必须对各个宗教一视同仁，且仿照欧洲法、德、瑞、俄、英等国的办法，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使教育完全独立。他说：

即就教会之本身言，教育对于各宗教保守中立，不但有利于国家之昌荣，亦且有利于教会之生存。基督教利用学校去传教，其他之宗教亦必效尤而起，结果，教育界为各宗教所分割，国家反无所用其经营。国民清福为各宗教所分领，国家反无从施以融和。于国家之生存固为不利，于教会之自身，至多亦只是得失相消而等于零而已。

更何况，教育是一种文化事业，它的职责就是启发受教育者，使之能够利用已有的基础创造新文化。“文化之进步，全赖理智活动之敏锐，故教育以启发理智为一大目的”，然而，“宗教之要素为信仰，凡经典上之所叙述，皆属天经地义，不可怀疑，即于常识所认为不可能的事，亦必曲为辩护而看作真确不可移易。”在西方文化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受到了宗教的迫害，被杀戮、被火焚，不知有多少。哥白尼被罚，伽利略被囚，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宗教与教育，势不两立。混宗教于教育之中，是使教育根本失其作用。”同时，余家菊也指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而“宗教是利用人们情感与理智之不谐和，因而建立种种无稽之谈，烦琐之仪，以满足其情意上之要求，兼以压抑其理智之活动。要之，宗教的信徒及其传播者，其精神多少是变态的，其人格多少失其健全。此宗教利用人心弱点而不事养正之大概情形，与教育之真义相去甚远。拥护教育的人，不得不反对宗教”。[42]

将宗教徒都看作精神变态、人格缺失的人，以此来否定教会教育，显然是余家菊反宗教立场所带来的偏见。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不仅积极肯定耶稣的人格精神，而且还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出警告说：“教会学校办理虽不完善，而所以能得社会上一部分的同情，是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接近社会及纪律的卫生的训练这两点，实在比较中国公私立的学生都好得多。”“所以，我敢警告非基督教的学生，若没有猛勇的觉悟与改革，在优胜劣败的原则上，我恐怕不但不能战胜教会学校，还要让他的势力蔓延全中国教育界，此事宁不痛心！”[43]

为了使教育与宗教分离而实行教育独立，余家菊特别提出一系列主张。一是，在宪法教育章中，明确规定教育对于各宗教恪守中立。二是，施行学校注册法，所有私立学校，都不能例外，使教育事业成为真正的国家事业。对于各级学校，特别是教会学校，还应当规定：校内不得有礼拜堂；不得教学生祈祷；不得设宗教课程，大学不得设神学院，只可设比较宗教学课程；不得用任何形式提倡宗教；教师不得同时是教士及任何形式的宗教运动者；不得有其他一切关于宗教宣传的事项；不得违反注册法或不参加注册。三是，实施教师检定法，未注册的学校教员不得参加各级教育会等。规定从事宗教事业者不得为教员；任教期间有提倡宗教之行动者，立即撤回其检定许可证并加以惩戒；四是严格施行义务教育法规，“在治外法权尚未取消之日，欲禁绝教会设立之小学，只有此法可行”。但是，他又说，这些都是治标之法，“至治本之法，则任使全国国民，无论教内教外，皆确信宗教与教育之混合，有百弊而无一利，皆愿诚心恪守教育中立之原理。是则又有待于一般教育界之努力，此问题为民族生死荣枯之所系。”

余家菊特别指出：“教会学校托庇于治外法权之下，背后挟有无数兵舰，本难处置。故教育权之收回，实为一紧急问题。”[44]

不难看出，余家菊强**育与宗教分离及对待教会学校所应当采取的办法，都没有超出蔡元培所主张的范围，与蔡氏主张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凸显了教会学校的帝国主义侵略特征，因此，紧急收回教育权，不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恽代英，在1923年1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一文，该文开门见山地指出：

有人说基督教到中国来，倡办了许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我们不应当不承认他们有价值的活动。但是基督教的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主要是在骗人做他们的教徒。他们的学校全不管学生心理，教学方法。他们只知迎合社会上卑劣心理，读一点四书，做几篇古文，严厉禁止学生请假外出，不许女学生轻易见男子的面。他们的教师，第一是要聘用教徒。他们的事业，第二是引学生礼拜祷告。他们承认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45]

有人说，基督教中有迷信的成分，这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宗教中有迷信这种毛病的亦不止基督教。何以我们对于基督教特别反对呢？对于这一点，恽代英说，最好介绍“我的朋友余家菊做的一篇《教会教育问题》。他这篇文见《少年中国》四卷七期，亦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书中。他举出三点：第一，教会教育是侵略的。第二，基督教制造这宗教阶级。第三，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的统一。他所说的教会教育，实际可包括基督教活动的全部。基督教除了迷信的话头，内容是很贫乏的。耶稣个人的人格，固然亦有一节可取之处，但亦至多不过如吾国孔孟程朱。然而，外国人如此热心的用武力扶植基督教于中国，并且必须把中国的一切旧信仰打倒，教大家去信服他，这种意思不很容易知道么？”

恽代英完全认同他的朋友余家菊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的层面来批判基督教和对待教会教育问题的。他说：

基督教何曾靠甚么教理来传教？他只靠能为人家在教会学校或教堂里安插位置。他只靠可以介绍人家到稽核所、邮政局，或者洋船、洋行里吃洋饭。他只靠为乡里农民包揽词讼，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危险，所以，亦居然有着一部分教徒。本来一切下流的宗教，都只是因为衣食方便，所以博得一般教徒的。如僧如道，莫不如此。然僧道还只是以唪经拜忏寄食于一般中国人民，至基督教徒则系把生活仰给于外人的恩惠。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外国人正要用这种钩饵，使中国人全然软化于他，所以我们非反对不可。

他又说：

一切基督教徒互相勾结，而又与外国人相勾结，显然成了一种势力。他们霸占教育界，霸占外交界。他们靠外国人升官发财，外国人靠他们夺取中国的权利。最近如外交系籍英美以自重，这种卖国的心理，许多人都知道。即如教会中人，明知道护路案、共管案，英人捣鬼最多，然而始终不敢公然说一句反对英国的话。正是英国人豢养这等教徒的好功效，虚有其表是基督教的好成绩。

在恽代英看来，基督教排除异己的性质是非常明显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借着其背后各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和不平等条约对传教的保护，来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完全不接受中国教育部的管辖，甚至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各处开办各种归主运动。一些中国基督徒说，在中国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中国，可是，耶稣真的能救中国吗？耶稣拯救过他的犹太同胞吗？恽代英指出：

耶稣便是一个亡国之民。耶稣“大君的城”早已沦于异教异族之手。耶稣的同胞犹太人，在世界上亦不知受了多少次的惨杀。偏有一般胡涂人说，耶稣的道理可以救中国。我真不知道何以会说出这种昏话？一切都是哄人的话罢了！基督教实在只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你看基督教不是完完全全立于外国人保护之下吗？基督教徒不俨然在本国政府之下，受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不俨然同外国的子民一个样子吗？

恽代英认为，耶稣既然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拯救，何谈他的福音能传播到中国而拯救中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呢？更何况，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教士来华，都是挟着帝国主义的枪炮作为后盾而来的，他们也是依靠帝国主义列强与丧权辱国的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保护才能传教和开办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这哪里是在拯救中国！他态度鲜明地指出：

我们恨见外国的兵舰在内河游弋！我们恨见外国的陆战队在上海、汉口上岸！我们恨见那些怪模怪样的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教会学堂，散在中国各处！我们恨见那些灵魂与骨头都卖给了外国人的基督教徒！[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