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李璜、曾慕韩等人编撰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经商务印书馆紧急出版后，迅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充满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思潮和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正如基督教界的谢扶雅在1925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撰文所说：

自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出版以来，教会教育在我国的势力与企画，引起教育界中人极大的注意。少年中国学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内有《基督教与感情生活》与《教会教育问题》二文，痛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弊害，在最近两年中，教会学校之闹风潮者，不下二三十处，因与教会学校行政当局意见冲突而退学的学生们，发出宣言，连带攻击基督教教育，不遗余力。于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与收回关税、收回司法权相提并论，喧嚣于国中。[47]

刘以钟认为，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接受国家的监督，不能任由宗教教会来灌输宗教道德。他说：“宗教与教育，应有何等关系？久为学者所争。最近则分离说大占优势。所谓伦理教化运动者，发起于英伦，遍及全世界。据其所主张与实验，则脱离宗教之道德教育，伦理正确收效显著。现该运动之势力，日益膨胀，将使十数年之后，学校教育全脱宗教之范围，是世界之趋势也。况道德教育，既以国家为中心，所采德目，不能与固定要旨相背驰，故不容宗教混入学校教育，使国民道德失其中心，而根本为所动摇也。”因此国家主义倡导的教育，必须是：一，无论是私人或宗教团体所设立之学校，均须接受国家之监督，遵照学校规程，不得施宗教教育及其仪式；二，凡学校内（除大学哲学学科外），不得行违反国定道德要旨之宗教讲演。[48]

恽代英读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之后，表示对“所言民族主义的教育，我大体均赞成”，并就其中所论述的“国民性的教育”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以补充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

他说，国人都知道外国人现在主要是采用经济侵略方法对付中国，但并不知道经济的侵略，必须从经济上去抵御。因此，“我们要救国，最要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我们要夺回关税主权，要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这在我认为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以此来看待教会教育的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

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国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们岂非全国经济上挟着优势？他们每年从外国募化来许多款项。他们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宣讲所、青年会，以及其他种种机关，有许多人的祖孙父子，都靠他们做衣食父母。他们又借外人的势力，出入官署，包揽词讼。至于外力侵入的机关，他们更可以有介绍职员的优先权利。你看入教会学校的，那一个不是脑中存着一个将来吃洋饭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评的，然而，这实在是徒劳无功。他们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见了几个比较勇敢真挚的教徒，他们都承认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假冒的、名不副实的。我问他既然这样，何不使他们出教？何不先将他们感化成为真的教徒，再向外面传教？何必还要闹那些甚么“归主运动”？若中国人名义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系假冒的、名不副实的必定有甚么好处吗？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答应。不过，他们是人家豢养来专做这种事的，他们只好不想我这所说的问题，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们怎敢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认清了基督教是浅薄、虚伪，他们为自己的饭碗，为妻子儿女的温饱，亦只好抵死的这样去做。有些基督教徒，自命为很能舍身为教会做事，因为他们收入不多，而肯终身不易其业。然而，我们要知道，基督教能得这些舍身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处呢。[49]

教会中是否有如恽代英所说的来中国混饭吃的、有侵略野心的呢？1919年开始就在北京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任职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刘廷芳先生就从多年的经验中说道：“坦白的说，欧美友邦人士，在中国服务的人，有些是不诚实的，是来混饭吃的，是有侵略野心的，是被政府及其他社团所利用的。”[50]不过，恽代英说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徒认清了基督教的浅薄和虚伪，因而并非真心的信奉基督教，恐怕没有那么绝对。因为，为了自己的饭碗和妻儿的温饱而来信奉基督教的人，大都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文盲，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那些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因信奉了基督教并在教会机关工作，很难说他们大多只是假心假意地对待基督教。由于多年的军阀混战，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确如恽代英所说：“现在全国生活的路子日益逼狭了，除了当兵、当官、官匪以外，还有一小部分凋敝的工商、教育界。然而工商因为时局的关系，既无发达之望，而教育界与官、兵、匪的生活一样，一天天到了日暮途穷的样子了。一批一批的毕业生，到社会上都找不着事做。纵然找了一件事，保不住三天五天，又被人家排挤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比较安定的生活，相形已有一日之长。何况吃那种饭的人，有免费的房屋住，有免费的学校为子女受教育，有了兵患、匪患或其他横逆，可以安危受外国牧师、神父的保护，俨然在本国政府之下，享有治外法权。这如何不使一般人以教会或其他吃洋饭的事业，为终南乐土？我们与他谈基督教理之妄诞，有何益处？”

此处恽代英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上，应该只是少数现象，因为教会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位置来安排那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来就职。他的采访，也只是个例。但是，当时传教士和教会因为仍然存在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享有治外法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这些不平等条约及传教士和教会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证，确实是广大爱国的中国人都非常反感和坚决反对的。因此，恽代英在文中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基督教的浅薄和虚伪，而是着力于揭露基督教如何利用帝国主义势力来对中国产生实际的影响。他说：

基督教是用武力扶掖到中国来的，所以中国人终有些憎恶他。但是他早已抛弃武力政策，而改用经济势力来怀柔我们中国人了。景陶兄（余家菊）说不知何故中国国立机关之职员，如邮务员、铁道员之类，率为教会学校学生所占领。其实这何难解说？我们的邮务，原来是客卿的掌握中。而铁路又多与外资有关系。外人正欲以教会对于中国青年施其“类我类我”教育。自然，凡有势力所到，乐得为此惠而不费的事，使教会学生的出路能引得一般人垂涎注意，庶几“中华归主”的运动格外容易成功。自从盐务落到外国人手上，稽核所便又成了教会学生一个大销场。现在又在酝酿铁路共管。只要铁路一天又完全到外国人手里，又不知多几多西崽的吃饭地方。所以教会学生的出路，教会或青年会的介绍职业，与外国人的攫取中国权利，彼此有相对的关系。因此，希望教会学生爱国，那有这一回事情？

原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已经由原来**裸的武力政策，改变为经济的和文化教育的政策。这种分析，正是恽代英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高明于国家主义者余家菊的地方。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使恽代英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及其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系的认识，从余家菊等人的政治国家主义进入到经济国家主义。正如恽代英自己所说：

总而言之，基督教的势力，完全建筑在经济上面。不是基督教能使中国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是外人以经济上的利益诱饵我，以经济上的贫乏压迫我，遂使我国的人，发生托庇于教会的心理。我以为基督教必须攻击，但非经济上争得独立，恐究不易攻击得倒呢。（前次非宗教运动发生时，教会中人不惜说是义和团精神的复兴。这无非因义和团是外人所曾征服，因又欲利用外力来扑灭非宗教的思想。亦可见基督教原本不讲教理，他们所仗，只是洋大人可以再兴八国联军。这是他们最引为荣耀的事。基督教终只配称为“洋教”而已。）[51]

恽代英在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9月发起批判基督教的教会教育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不久，就积极参与这场反基督教运动，并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标志着正在迅速崛起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已经试图引领这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思想文化运动。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投身这场重要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当中。

就在恽代英于1923年底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强**会教育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同时，也有人在《前锋》杂志上发表了《教会教育盛行的原因》一文，更直接地阐述了教会教育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该文说：

外人在中国办学，是由条约取得的一种权利，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同是侮辱中国的一种行为。他们是认定中国为野蛮国，为半开化国，所以有待他们来开荒。他们的根本观念既错误，所以一切举指（止）与态度无一不错，并且他们借教育为传教的一种手段，他们现在除努力建设高等教育（？）以外，同时还要努力从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他们要给中国人自办的教育外，别立一个教会教育的系统，最后的目的，便是要在中国立一个基督教不拔之基，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化之国。

他还指出，为什么这些来自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传教士那么热衷于兴办教会学校呢？因为他们要为各处租界及通商口岸等处所设立的殖民地式的办公机关以及教会所属的各种机构培养中国职员，而中国的国家财政等机关有不少都在外人手里，也需要大量的中国人才。因此，教会学校实际上就是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服务的工具。他说：

侵略中国的是外国的帝国资本主义，为这种帝国资本主义为虎作伥的，便是这种中国学生。而这种学生的产生，便由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作前驱的教会所包办。在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既容易混一碗不名誉的饭吃，所以一班不明白的父兄便迷信教会学校，情愿打发他们的子弟到里边去……总而言之，破坏中国教育的统一，蔑视中国的国语国文教育，养成国民媚外的习性，培植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实在是教会教育已成的罪案，也就是中国改造前最大障碍物之一。[52]

1923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公然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今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人又说：“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响导》周报发表文章《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愤然地指出：

英美人这样反复声明他们在中国办教育的宗旨，昏聩的中国人总应该醒觉了吧！中国人果然有点醒觉了，效法清华留美之阴谋侵略的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朱经农君怀疑于先，北京学界戒严于后，同时奉天教育界且有收回教育权之实际行动，虽至腐旧《申报》记者亦表同情于收回教育权之主张（见四月二十六日《申报》），他并说：“外电并谓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即外人教育权）者，现唯有中国一国，此吾国向所未闻之意义也。”不过，我们在《以后一切对华侵略将以教育形式出之》（见本周报一十一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见《前锋》月刊第一期）、《中国教育问题》（见《前锋》第二期）等论文中，都大声疾呼的说过，可惜《申报》记者心史君都未曾注意。《申报》记者心史君并详论最近土耳其收回教育权及奉天收回教育权两件事，这两件事实是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实例，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53]

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从1924年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主动地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当中。可喜的是，与此同时，《申报》等本来倾向保守的报刊也积极同情和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这反映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中一个较普遍的共识。陈独秀特别提到欧战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曾在土耳其设立各级大中小学校，最多的是法国，其次是德国，“不用说，这些学校之目的和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样，都是养成奴隶人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一战爆发后，土政府不再承认以前与列强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首先将法国的学校给关闭了。1918年协约国胜利后，德国的学校也关闭了，只留下同是协约国的美国学校。可是，现在土耳其发现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侵略与法、德并无两样，因此在收回司法权和关税权之后，也收回了教育权。[54]他高度赞赏土耳其人的这种坚决维护民族主权的意识和举动：“土耳其人这种独立不羁的气概，实在令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教育家愧死！外人替他办教育便讴歌外人；军阀捐钱给他办教育便讴歌军阀；‘有奶便是娘’，还论什么条件！”

对比土耳其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收回教育权的举措，陈独秀对中国人的教育主权意识深感忧虑。他说：

全国在点的城镇几乎无处没有教会学校；除无数小学普及穷乡僻壤不计外，即在城市之中等以上的学校，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全国一三七五校中，外人设立者占一六二校；男女学生二六九一○八人中，外人所学校之学生占二八五三四人。他们在中国所设大学，几乎无一省没有；他们势力最盛的是南京、上海、广州三处，最可耻的是广州、南京，教会学校以外，中国自设的大学及高师中，也有许多留美学生或教徒为大美国及教会宣传德意，这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伤心之事。至于外人直接设立的学校，不服中国政府管理权，以耶教经典代替中国的伦理道德功课，更不用说了，所以外电说：“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者现唯有中国一国。”试问讴歌教会学校清华学校及欢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诸君，对此外电所云作何感想？[55]

1927年6、7月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用武力解决“满蒙”的方针，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报秘密奏折，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事实上，日本蓄谋侵略中国已久。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向东北渗入，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通过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全面加强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和教育侵略，仿照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开设“公学堂（小学），添设师范学堂，招收中国学生，推行日本风的学校，以造就日本化的中国人”。“学生但知有清国日本，不知有中华民国。”学生听讲时，有巡警监视，“不准教员讲中国人之爱国话”。于是，1922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教育厅长谢荫昌提案要求禁止非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天省境内开设学校，已开设者一律收回，遭到日本外务省的强烈反对。陈独秀痛感：“日本人在奉天之教育的侵略，是何等肆无忌惮！但我们同时应该知道英、美教会在中国各省所办的学校，何尝不和日本人在奉天办的公学堂是同样宗旨，‘三育’、‘圣三一’便是标本，决不可像英、美留学生一面怀疑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一面却讴歌英、美对文化事业！”他大力呼吁：

我们希望奉天人，收回教育权更进一步，勿以小学、师范为限；我们更盼望全国教育界，不但对于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应该怀疑，对于英、美在华教育侵略也应该反对；就是对于教员中美国化的留学生及教徒也应该廓清；勿让收回教育权不受投降条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专美于前！[56]

与此同时，《学灯》也发表《论文化侵掠中之教会教育》一文，强烈指斥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文化的侵掠，自然不只是教会教育一种，可是，教会教育，我们承认它是列强对于中国文化侵掠中的最重要部分”。教育是一切文化的源泉，“现在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能够来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发达的教育。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当然不止文化侵略一种，“不过，文化侵略是亡中国的一个命脉罢了！我们现在中国人一息尚存，非尽力的起来抵制他们不可呀！”今年五四纪念活动，学生要求举行纪念，结果被强压以致罢课。教会学校取缔学生的爱国行动，“这岂但伤及中国之国体，并也干涉个人之行动，这种死的奴隶式的教育，非亡国奴何以需此！”何况基督教的教义鼓吹无抵抗的博爱主义，“现在中国正处在列强分食的时候，如果我们照了这话行去，岂不是要催促中国早点灭亡吗？”[57]

1924年4月，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开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们向全国发表宣言，请求援助，“反对那‘奴隶式’的教育，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争回教育权”。[58]5月，该校学生再发布第二次学生宣言，提出：“外国强盗，始终想以教育方式，侵略中国，灭亡中国，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哪能轻轻放过这回的运动？”[59]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会上通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第一条，请求政府制定严密之学校注册条例，使全国学校有所遵守。第二条，注册分甲乙两种：凡学校及与学校相类之机关，须一律经过乙种注册，凡学校按照政府订定课程最低限度办理，并无妨碍中国国体情事，经视察无讹者，得行甲注册。”“第四条，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应由政府勒令停办。第五条，凡幼稚园小学及中学有宣传宗教课程或举行宗教仪式者，不予甲种注册。”[60]

陈独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通过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有历史的价值。他说：

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右派分子，竟为全国青年的呼声所迫，容纳了左派分子之主张，通过了此案。将来实行至何程度，现在虽不可知，而最小限度，（一）总可以使外人感觉中国人心犹未死尽，无形的文化侵略究竟不像有形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那样便当；（二）总可以使在外人势力之下麻醉久了的青年明白教育权应该收回，是中国教育界所公认，并不是什么过激派的主张。

不过，陈独秀对于这份收回教育权议决案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在“极力称赞教会学校之成绩”的研究系范源濂等人的操纵之下，其中有不少会员都是基督教徒或毕业于教会学校，只是由于国家主义派陈启天等人奋起力争，才勉强通过了这个议决案，因此，陈独秀认为：

我们认真讨论起来，与其主张“收回教育权”，不如主张“破坏外人在华教育权”；因为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目下二百五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教育界，都不会有收回的决心；至于破坏的责任，便不须依赖政府与教育界，只要在教会学校受奴隶教育的二十万男女青年有这样的觉悟与决心。[61]

自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请求政府当局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决议案之后，全国的一些重要知识社团和教育组织都纷纷决议收回教育权议案，要求政府尽快收回教育权，以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也是在1924年7月，全国最大的知识界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五届年会，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其中第四条云：“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第七条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注意英美帝国主义，以矫正一般人因对内而忽视对外，因对日本而忽略对英美等恶弊，更应矫正一般无识者亲善英美的心理。”[62]

也是在同年7月，广州学生界发表《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侵掠弱小民族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最高明最狠毒的方式，不在乎政治上亡人国家，而在乎用无形的文化侵略之手段，以达其有形的经济侵略之目的。……我们知道文化侵略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我们再不能被其愚弄多谢帝国主义者之教育，现在已有许多外人在华所办的学校，如‘圣三一’、‘圣心’、‘广益’、‘三育’、‘建道’、‘协和’、‘培心’各校学生起来为反抗帝国主义者之文化侵略而罢课或退学了。由奉天卷地唤起，波及到珠江流域都沸腾起来响应。”[63]

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痛斥外人借传教而办教育之非。

同月，上海组成新一届非基督教同盟，成立五人分工负责的组织委员会，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决议发表宣言，每周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一次，明确其宗旨：“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一切事业。”他们还积极推动在各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支部，在苏州、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山东、山西、广州、北京、东京等处，都先后成立了支部，各自还编辑出版各种形式的非基督教报刊。长沙、武汉等十多处支部还组织了反基督教游行示威活动，散发传单，发表演讲等。长沙非基督教运动的口号是：（1）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2）取消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3）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

10月，全国省教育会第十次联合会在河南开封市举行，会议通过议决案，认为“教育为一国最要之内政，外人自由设学，既不呈报我国政府注册，复不受我国政府之考核，此侵犯我国教育主权者其一。各国教育各有其应具之本义，外人之民族性质及国家情势，与我国不同，办理我国教育，自必扞格难合，此违反我国教育本义者其二。况外人之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情同市惠，迹近殖民，潜移默化，将至受甲国之教育者爱甲，受乙国的教育者爱乙，于丙于丁等亦然。独立精神，全被毁灭。此危害我国学生之国家思想者其三。试更就外人在国内所设教育事业之内容考究之，主办人员，非多为宗教之宣传，即系有意于政治上之侵略。教育事业，其附属品耳。……此忽视我国学生应有之学科者其四。”会议决定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亟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64]

1925年2月，在全国知识界和教育界有重要影响的《中华教育界》杂志特别编辑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收录非教会教育文章共十篇。同时，曾琦、陈启天等创办中国青年党机关刊物《醒狮》周报，“力倡国家主义，从国家主义的教育眼光，反对教会教育。每期中，都有此项文字发表”。

另外，广州新学生社、广州知用学社、中国青年团、国民党广州青年俱乐部、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等众多各界爱国组织，都纷纷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并以各自的形式发表文章和开展活动。有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为了传教，发生了多次赔款割地的事实，而且他们利用传教，根本破坏中国民族的独立性。也有人指出，教会学校专制、恐吓、强迫、虐待、守旧、禁止爱国、妨碍个性发展，是亡国奴养成所。还有人指出，基督教是历史依靠压迫阶级而存在的，在资本制度时代，替资本阶级效忠，压迫掠夺劳动阶级，分得余润以维护荒谬的教会和垂死的教主；等等。[65]

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反基督教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推向**。五卅运动前，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就已经有了退学运动，五卅运动发生后，武汉的华中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许多教会大学以及南洋大学等都掀起了退学潮，圣约翰大学甚至全体学生退学。全国上下各界人士和各种爱国团体都纷纷支持和积极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斗争。

1925年7月25日，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召开，蔡元培未能亲临出席，但准备了一份题为《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的英文演说词，请人在会上代为宣读。文中他除了回顾和总结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更多篇幅是论述中国现代教育，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教育。他特别重视科学教育和民众教育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最需要的教育。他还着重谈到教会教育，指出到目前为止，在浸礼会所办学校中入学的学生总数已接近30万，在天主教所办学校中入学的学生总数也有约20万5千余人，较之清末，无疑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他仍然明确地指出，教会办学校，“就要宣扬某种宗教教义，就产生新的效果，造成新的影响，从而与我国传统教育相抵触。中国的教会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及其他重要的学科。正自行建立另一套与中国国家教育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不过，总有一天会证明，这种教育制度是为中国的国家教育制度所不能相容的”。进而他以“宗教教育的危害性”为标题，予以突出的阐述：

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国的教育家们几乎一致反对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孩子们天性十分单纯，很容易受到成年人的影响和塑造。同时，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和传统习惯是非宗教性的，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权利，我们就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教育他们，即给他们以养成独立思考能力所必需的知识和智力。[66]

很显然，在这种国际场合，蔡元培完全避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而是专门从教育学的角度来阐释教会教育的严重“危害性”。不过，蔡元培对待教会教育的问题，虽然也拥有反帝民族救亡意识，但是，他更多的是从教育本身来阐述为什么要使教育与宗教分离而寻求教育独立。这并非要完全取消教会学校，而是反对教会教育。教会学校，只是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而教会教育则是专指教会干预教育，对教育施行宗教化。

1927年3月，他应邀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所教会大学里，他当然没有批评教会教育，而是以“读书与救国”为主题。谈救国，当然不能不涉及当时正在进行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但是，他又从教育的角度，认为真正收回教育权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为中国还不能没有教会所办的这些学校，中国还没有能力在完全取消了教会学校之后如何接纳这些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同时，他仍然从教育和人才的角度，指出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教会学校的学生很少参加爱国运动，就以为他们无爱国的热忱，而是要认识到，“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功夫”。但他同时指出，不要误会是完全反对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只是觉得“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赞同的”。因为，他觉得，救国固然十分的重要，但绝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能实现的。况且，中国现在是急需人才的时候，学生们认真读书学习，将来毕业了就能够真正地为爱国事业做出贡献。[67]

1930年，蔡元培在为《教育大辞典》所写的“大学教育”词条时，特别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68]这实际上说明，他反对的不是教会，而是教会在中世纪干涉教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蔡元培亲自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对于教会教育，也持有与蔡元培几乎相同的看法，就是他并不反对教会办学校，但是他反对教会在学校里搞宗教传教活动，并主张收回教育权。他在1924年的一次燕京大学教职员聚餐会上发表谈话，就教会教育所面临的难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的传教事业与二十五年前已经大为不同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觉得今日的教会教育面临三大难关：第一难关，就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他说：

这几十年来，中国受西洋人的欺侮总算很够了；好几次的反抗，都归失败。最后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运动。自从那回之后，中国人知道这种盲目的、无知识的反动是无用的了。所以20世纪头十多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外国人处处占优胜，处处占便宜；中国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这十几年来，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与民国的成立鼓起了中国人的勇气，唤醒了民族的自觉心。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到了欧战发生，欧洲残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镜”，中国人对于西洋列强的真相渐渐有点明白了，怕惧的心理渐渐减低，自觉的心理渐渐发展。欧战期内，国际贸易的大变迁，国内产业的发达，列强在远东的压迫力的暂时驰缓，欧战后国际形势的大变动，俄国的革命，德国奥国的衰败，这些事实都够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心理上起许多大反动。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大反动。这种反动的表现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废止不平等条约等等运动，都是实例。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69]

胡适虽然对于这场民族主义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感到有人有些过激倾向，表现出盲目的排外，但是从整体来说，他是非常支持的。取消协定关税，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教育权，禁止外人在中国传教和废除外人在华的一切特权、租界，撤退外人在华军舰及军队等，这些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长期被迫接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胁的结果。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了民族的自觉心了，不能再忍受帝国主义列强还是那样欺压中国人民。他说：

他们为什么不许外人在中国传教办学呢？因为他们相信凡帝国主义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开学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掠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军。……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扑灭，因为那种迷信的、野蛮的举动本身就站不住脚。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根据在一个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开的目标，有可以动人的理论，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70]

胡适将这种新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看作教会教育所面临的第一大难关，强调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这就意味着依恃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后盾的教会不能再无视中国政府的管辖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可以肆意妄为，强行传教。为什么不能在学校传教呢？除了教会教育涉及中国的教育主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胡适所谓的第二难关，在中国兴起了理性主义的趋势。他说：“二十五年前，传教事业的敌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后，传教事业的难关是开明的理性主义。我们现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作药了，我们现在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渐渐明白了，但我们有人要进一步疑问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能不能成立，我们有人要问上帝究竟有没有，灵魂有没有。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当然，上帝和灵魂是否存在，是拿不出现代科学证据来的。既然如此，在学校里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导学生这些宗教的问题呢？

胡适认为，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的第三大难关，就是来华的传教士们已经没有了二十五年前的那种坚强的信仰、冒险和牺牲的精神了。他们到中国来，“有不能在本国吃饭而来中国教书的，有来养病的，有来休息的，有来玩的，有来混饭吃的，有来收买古董的”。这样一些人来中国，如何能够面对新形势下的中国需要呢？因此，胡适认为，教会教育的出路，一是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好少数几所出色的学校；二是要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尤其是不能向儿童传教。[71]

1925年6月，教育界学者朱经农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将教会教育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出身于教会学校并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为例说明教会学校并非完全扼杀了青年学生的爱国心，但是他仍然指出教会学校应当向中国政府注册并接受监督，应执行中国教育部分制定的课纲，应取消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和信教的制度，要注重中国固有文化的教育，“不可入主出奴，养成一种纯粹外国化的中国国民”。[72]

1926年3月，徐文台发表《关于收回教育权》一文指出，洋大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利用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件，顶着慈善事业的招牌，“教会大学之教育果何物耶？因为大学、大学生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帝国主义也就因为大学教育的发展，收到莫大的功效了。他们以政治经济的侵略，控制中国”。“至于他们内部这爿学校呢？一、吸收基督教奴的绝妙机关；二、吸收不到，亦可借此传教，从文化上替帝国主义的政府宣传，自文其过；三、圣经以外的功课，那不过是陪衬的东西；四、强迫我们不参加爱国运动；五、苛待学生，洋教员拳打脚踢，雅礼的风潮，便因此而起；六、以免费各项办法，收买学生，引诱我们做他们走狗；七、圣经教育，根本不合教育原理。”[73]

从1923年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青年》《青年之光》《新学生》《响导》《醒狮》《中华教育界》《革进》《行健》和《申报》等数十种各党派团体和大学等所主办的报刊，都纷纷发表鼓吹和响应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文章，并编辑出版了多个特刊或专号。由此可以想见，这场以收回教育权为主题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以知识界为主导的文化反帝民族救亡图存运动。

[1]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2] 代英:《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钟离蒙、杨凤麟主编:《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上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十册，第24—25页。

[3] 谢扶雅:《近年非宗教及非基督教运动概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上海）广学会、中华续行委办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5年版；（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1983年再版，第19页。

[4] 著名学者王树槐根据美国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史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1929）一书的记载，将近代第一所基督教学校确定为嘉庆十八年（1813）伦敦布道会来华传教士米怜在满刺加设立的学校。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57页。当然，也有说“基督教设立学校，自一八三一年始。”见《教育季刊宣言》，《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1925年3月。

[5]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6] ［美］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15页。

[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页。

[8] 参见［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102页。

[9] 有关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历史评价，参考章开沅、［美］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 有学者说：“教会学校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无视中国政府的主要，自成一体。教会大学虽然建立在中国土地上，但是在外国注册立案。如：苏州东吴大学于1902年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注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州注册；南京金陵大学于1911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权沦丧，教会大学对中国法律不屑一顾。这些教会大学被称为中国领土上享受法外法权的‘外国文化租界’。”习五一：《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一）》，《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1期，第20页。

[1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页。

[12]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142页。

[13] 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159页。

[14]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15] 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688页。

[16] 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17]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574页。

[18] 凡夫（何建明）：《回应与思考——〈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读后》，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9] ［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英文原名是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即《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说明它不是一般地描写中国教会在中国办大学教育的历史，而着重探讨近百年中国教会大学与中国各方面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来加以研究。”见该书第3页。

[20]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21] 《杭州美国浸礼会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694页。

[22] 马相伯：《一日一谈》，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6—1107页。

[23] 陆永玲：《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2—1293页。

[24] 蒋维乔：《论教育与宗教不可混而为一》，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页。

[25]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402页。

[26] 蔡元培：《一九○○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年），《蔡元培选集》，第425—426页。

[27] 蔡元培：《一九○○年以来世界之教育进步（要点）》，《蔡元培选集》，第434页。

[28] 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之意趣》（1916年3月29日），《蔡元培选集》，第435—437页。

[29] 蔡元培：《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方法——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词》（1916年12月11日），《蔡元培选集》，第480—484页。

[30]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1917年3月29日），《蔡元培选集》，第496—498页。

[31]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1917年4月8日），《蔡元培选集》，第207页。

[32]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1917年4月8日），《蔡元培选集》，第208—212页。

[33] 左舜生：《五四运动与蔡元培》，《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0页。

[34] 蔡元培：《战后之中国教育问题》（1919年9月1日），《蔡元培选集》，第537—541页。

[35] 蔡元培：《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1921年7月），《蔡元培选集》，第572—573页。

[36]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1922年3月），《蔡元培选集》，第576—578页。亦见蔡元培：《关于教会教育的意见》，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545页。两文文字稍有不同，但此处所引完全一致。

[37] 蔡元培：《非宗教运动——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的演说词》（1922年4月9日），《蔡元培选集》，第578—579页。

[38] 余家菊：《五十回忆录》，《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二辑人文，财团法人纪念余家菊先生文教奖学基金会1986年版，第788—789页。

[39] 关于什么是国家主义及其特点和中国国家主义派的特点，参见夏世忠：《“国家主义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朱其永：《醒狮派国家主义再评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于浩：《国家主义源流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40] 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305页。

[41] 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309—310页。

[42] 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700—702页。

[43] 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70页。

[44] 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703—705页。

[45] 恽代英：《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原载《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恽代英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

[46] 恽代英：《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原载《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恽代英文集》上册，第394—396页。

[47] 谢扶雅：《近年非宗教及非基督教运动概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上海）广学会、中华续行委办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5年版；（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1983年再版，第19页。

[48] 刘以钟：《教育与宗教分离》，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页。

[49] 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原载《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2月，《恽代英文集》上册，第406页。

[50] 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51] 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原载《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2月，《恽代英文集》上册，第408页。

[52] TSO：《教会教育盛行的原因》，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6—578页。

[53] 陈独秀：《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669页。

[54] “一战”时土耳其属于与德、奥同一阵营，协约国美、英、法等获胜后，1922年10月土耳其被迫与协约国签订了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激起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抗斗争，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最终这场民族革命取得了胜利。1922年10月11日，协约国列强被迫同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随后，在总统凯末尔的领导下实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了教育与宗教分离和以民族化为中心的改革，用世俗的现代教育代替宗教的神学教育，通过颁布教育法令，全部停办奥斯曼王朝沿袭下来的宗教院校，公私立学校一律禁止宗教课程，整顿外国人和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把它们统一归共和国教育部管理。参见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99页。

[55] 陈独秀：《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669—670页。

[56] 陈独秀：《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671—672页。

[57] 《论文化侵掠中之教会教育》，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712页。

[58] 《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39—740页。

[59] 《1924年5月广州“圣三一”学生第二次宣言》，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41—742页。

[60] 《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一九二四年七月于南京第三届年会），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338—339页。

[61] 陈独秀：《收回教育权》，《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733—734页。

[62] 《1927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学宣言》，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34—735页。

[63] 《1924年7月〈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42—744页。

[64] 《1924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关于取缔外人在华办学议决案》，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36—737页。

[65] 谢扶雅：《近年非宗教及非基督教运动概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上海）广学会、中华续行委办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5年版；（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1983年再版，第19—22页。

[66] 蔡元培：《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1925年7月25日），《蔡元培选集》，第610—614页。

[67] 蔡元培：《读书与救国——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1927年3月12日），《蔡元培选集》，第627—629页。

[68] 蔡元培：《大学教育》（1930），《蔡元培选集》，第657—661页。

[69]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25—726页。

[70]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26—727页。

[71]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28—731页。

[72] 朱经农：《中国教会学校改良谈》，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12—716页。

[73] 徐文台：《关于收回教育权》，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717—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