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十年代中期为界，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川大的史学研究分作两个时期，其变化体现在人员构成、课程体系、学术风格等各个方面，使得原本深具地方特色，以及刻意和主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学术风气，逐渐融汇（但并非“消失”）于主流之中。作为校方积极引入新史学的结果，从更大范围看，这一变化乃是川大国立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川大国立化不只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斗争，其影响力乃是全方位的。这也印证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在民国时期四川的特定政治与文化环境中，“国立化”和“现代化”乃是一体之两面（参看第四章）。

自任鸿隽时代开始，川大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离开“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政策。四十年代的校长黄季陆（1899—1985）后来回忆说，抗战胜利前后，他曾劝傅斯年将史语所迁至川大。“想不到傅先生说：川大的老先生们，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中国书，其实我们这群人都是从古籍中下过苦工夫来的。我们有我们的治学方法，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与此呼应的是，当黄氏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川大文学系的老先生们”时，“他们并不感到甚么快慰，甚至有一位先生的意见认为傅先生中文不通，读古书句读都弄不清楚，大有反对的情绪”。[95]

史语所在抗战期间，内迁四川宜宾李庄。黄季陆欲趁复员之际，把他们留在川大，可谓想入非非。不过，他的回忆也再次证明，学校当局一直存有为学校灌注新学术空气的意愿。但我在这里更想提到的是，它也提示出川大校内仍存在着不同的学术典范，而后者又与科系设置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文学系的老先生们”一语，可以视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进入文史两系学术风格的差异。这里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蒙文通。1927年，他已写出《古史甄微》，并发展出经、史分途的观念，[96]但“编制”仍在中文系。三十年代后期，他从北大重回川大，则正式转入史学系（在北大已如此）。他自己说：“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照此严格推论，则蒙氏自承“知道”史学，已到了四十年代。虽然他此后所做并未全以史家自限，然史学意味确实愈益浓厚。这一选择与学术界的风气、蒙氏自己的学术观念及学术建制都有关系。现代大学皆是分科而治，从中文系转入史学系，代表了蒙先生的专业定位。

另一个是缪钺。他四十年代初期之前主治文学，四十年代中期兼治诸子，1948年出版《诗词散论》；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其论著主要转入史学领域。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他本人的学术思想决定的。缪先生认为：“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97]其次是学侣交游的影响。四十年代，他与史语所陈槃（1905—1999）、劳幹（1907—2003）等人书信频繁，初期所论还以诗词为主，很快就牵入大量史学专题。[98]第三则与“编制”有关。1946年，缪氏从浙江大学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文系，1947年起又兼川大史学系教授，这是促成他学术重心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文史专业全部调往川大，缪先生此后一直专任川大历史系教授）。[99]

值得注意的是，缪钺在1947年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川大中文系过于守旧，史学系颇开明，系中同人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李哲生（即李思纯——引者，下同）、闻在宥（即闻宥）均与钺相熟友好。”[100]此处说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川大文史两系学风不同，中文系偏旧，史学系偏新，可以作为黄季陆回忆的旁证。[101]一方面，这里确实有川大的特殊情形：近代“蜀学”的勃兴使得川中学人的自信力大为提升（参看第二章）。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这一路学术风格就较多地保存在中文系，“文学系的老先生们”对傅斯年和史语所的反应，即是此一现象的表现。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仅仅视作川大的特例。据钱穆说，胡适三十年代作北大文学院长时，“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盖其时他“已主张哲学关门”，自然不再注重哲学；而“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102]这与四十年代川大文学院文、史分途的情形岂不如出一辙？从上述两个例子看，学术风气的不同分布，又促使不同学人向不同的机构流动，因而在更大范围内调整了整个学界的格局。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我无意把川大历史学科的学风变化，视为主流派新史学的单向扩散过程，更不是要把它看作主流学风对其他风气的征服或替代。如同文史两系的差异所提示的，这一过程的内部也呈现出多样可能。事实上，至少有两种方式为更加“传统”和更具地方特色的学术风格的保存和继续运作带来了可能。在中文系，这主要是通过一种建置性的空间获得体现的。其结果，“旧”的风气不但能够传承下去，并逐渐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这从四十年代奉部令设立的文科研究所中可以看出）。史学系采用的方式则是交融。一方面，属于主流派的徐中舒等人在学术上极具弹性，颇能包容；另一方面，史学系成员中不乏与主流派风格有所差异乃至颇有距离的学者（具体情形又随各人不同），包括本文提到的蒙文通、李思纯、缪钺在内，也均对川大史学系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能忽略不计。事实上，由于抗战爆发，东部地区原本隶属不同流派的学者纷纷入川，使这一时期的学术出现了交融互汇的趋势，较之此前壁垒严立的状况已大不相同。缪钺观察到的川大史学系之“开明”，便是这一景象的表现。

正是这种“开明”的风气，使得川大史学研究在积极融入学术主流的同时，还能保留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开掘新材料的同时，亦注重对基本典籍的掌握；[103]在倡导实证研究之外，也注意于“通识”的培养。此处所谓“通识”的涵义有二：首先，就历史本身，必须通其上下左右的关联（兼时空而论），才能明其贯通与流变，知其一般性与特殊性。[104]其次即是蒙文通所说的：为学要能“以虚带实”：“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105]川大历史系前辈学者类能做到以小见大，虚实相生。如徐中舒的成名作《耒耜考》，就可以称得上“解释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106]又如缪钺的诗史互证和冯汉骥根据考古材料对中国文化起源一元论的突破，均属此类。通过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川大历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前后变化中仍有延续（但不是不变）的一面。

[1] 略见刘咸炘：《中书》，《推十书》第一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19页。近年来王汎森教授对此一概念做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参看《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72～205页。

[2] 这里的“典范”一词关注的是不同学术流派与学人的学术风格；于历时性的典范更替之外，更有并存融会的一面。同时，我使用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等概念，也是描述性而非评价性的（其含义可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1页注释2）。简单地说，“中心”或“主流”指那些掌握了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人物、流派和机构，“边缘”或“非主流”则恰好相反。但“中心”未必高明，“边缘”也不一定就真的落后（参看第二章）。具体来说，所谓主流派特指由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实证主义史学风气。但这一区分落实到具体学人身上，仍有模糊性。通常所谓民国时期的“新史家”，大多指主流派，但某些处于“主流”之外的学者如本章提到的李思纯等，显然不能说是“旧史家”，这也是要注意的。

[3] 就全国来看，多数大学的历史学系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设立的。北京大学于1917年组建史学系，是国内出现最早而影响较大的史学系。参考刘龙心的论文《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在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2～543页；以及她的专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相关情形并参考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

[4]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23页。

[5] 有关存古学堂史学科，参考郭书愚：《清末四川存古学堂述略》，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06、108页。

[6]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第36、37、96页。

[7] 《国立成都大学一览》，成都：国立成都大学，1929年，第7～8页。

[8] 《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成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30年，第14～16页。

[9] 《国立成都大学一览》，第51～56页。

[10] 《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第41～45页。

[11] 有关“蜀学”概念的讨论可参考第二章。此处所谓“蜀学”传人取其最广义定义，指由晚清民初的四川学界培养出来的学人。

[12] 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1卷第9期，1941年12月1日，第6页。

[13] 本段参考刘放皆：《著述等身的历史学家张森楷》，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108页。

[14] 《史学家祝屺怀先生逝世》，《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1卷第2期，1941年10月1日，第6页。

[15] 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第5页。

[16]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5页。

[17] 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第6页。

[18] 陈述致傅斯年，1938年2月25日，转引自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收在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508～509页。

[19] 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第5～6页。

[20] 关于民国非主流学者对于“新史学”的批评，参考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收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126页；王汎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46～459页。王先生在文中认为，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批评主要来自传统派史家和左派史家。不过，像李思纯、何鲁之等人，则既非传统派，也非左派，实际是另外一支。

[21]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收在《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30～31页。

[22] 张森楷：《〈二十四史校勘记〉序例》，收在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23] 严耕望曾说：“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治史答问》，收在《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当然，“博”与“专”乃相对之辞；而新旧史家在这方面的变化，亦是随学者代际更替而逐渐明朗的（同代学者中仍有个人差异），直到二十年代末成长起来并得到主流学界认可的陈寅恪、陈垣等，也都明显具有“博通”一面。

[24]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第274页。

[25] 屈守元：《对古典文学批评具有卓识的庞石帚》，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26] 庞俊（石帚）：《养晴室笔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

[27] 唐振常：《忆舅文——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收在《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页。按《旧唐书札迻》仅系龚氏乙部之学遗留下来的一种。

[28] 黄稚荃：《向楚对辛亥革命及教育学术之贡献》，收在《杜邻存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7页。

[29] 刘咸炘：《中书》，第32页。

[30] 有关论述参考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362～363页。

[31] 林思进：《华阳人物志》，《华西学报》第1期，1933年9月；《华阳人物志世族表》、《华阳志总分诸序》，《华西学报》第2期，1934年6月。按《华西学报》系华西大学中文系所办，该系主持人多为蜀学耆老。此处所引诸文均被放入“文史部”，是这些老辈学者所持“文史之学”观念的反映。

[32] 向楚：《重修巴县志叙》，《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1集，成都：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文科研究所，1943年，第3页（篇页）。

[33] 赖皋翔：《方志论·序》、《方志论·编撰》，均收在《赖皋翔文史杂论》上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年份不详，第152～173页。据整理者张学渊先生按语，此稿已大部散佚。

[34] 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收在（《古地甄微》《蒙文通文集》第4卷），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07～108页。

[35] 据刘复生教授手抄《蜀诵》，其《绪论》写于“丙寅十月十三日”，应即1926年。

[36] 在此一意识的引导下，表彰“蜀学”也成为这批学者的特点之一。详见第二章。

[37] 参考李德琬的三篇文章：《鱼藻轩中涕泪长——记李哲生一九二六年晋谒王国维先生》，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1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7～29页；《记陈寅恪遗墨》，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3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7页；《吴宓与李哲生》，《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

[38]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讨论古史再致顾先生》，均收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朴社，1926年。

[39] 《历史学中国文学两系主任之变更》，《国立成都大学校报》第14期，1928年5月，第2页。

[40] 《文学院二十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录》，1931年12月23日，收在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202卷。

[41] 诚中：《史学观念之变迁及近代史家对于历史之解释》，《史学杂志》（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第1期，1929年7月，成都：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出版，第10～15页。

[42] 有关讨论可参看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69页。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区别起见，如无明确界定，本文的“新史学”或“新史家”主要指主流派而言。

[43] 刘掞藜：《发刊词》，《史学杂志》第1期，第4页。

[44] 王汎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第426页。

[45] 李思纯：《译者弁言》，收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原著，李思纯译述：《史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再版），第2～8页。

[46] 萧萐父：《〈推十书〉影印本序》，收在刘咸炘：《推十书》第1册，第5页。

[47]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在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页。

[48] 以上两段，参考叶秉诚：《史心》，《史学杂志》第1期，第7～9页。

[49] 二十年代，四川音乐家叶伯和的白话诗集出版，颇受时论批评，叶秉诚独称其“超以象外，得其寰中”。闵震东：《叶伯和传略》，收在《枕涛存稿》，自印本，2004年，第216页。

[50]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成都：国立四川大学，1935年，第6页。按，此处仅列入了专业课。

[51]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5年，第7～8页。

[52] 吴天墀：《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3卷第34期，1935年5月27日，第1页。

[53] 《华西日报》1936年2月21日消息剪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7卷。

[54] 文学院推行“国难教育”计划书，“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46卷。

[55] 《校长报告》，《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5卷第22期，第2～3页。

[56] 《成都快报》、《华西日报》1936年6月24日剪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7卷。

[57]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成都：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第4～5页。

[58]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6年，第12～19、47～53页。这一课表中最奇怪的地方是将中国近古史安排在第一学年，将中古史放在第二学年，打乱了历史发生的次序，似是为了使授课教师不至过于紧张所致。这表明其时教师数量似略显不足，同时也体现了其时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路。

[59]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6年，第47页。

[60] 参考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收在《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程嫩生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9页。

[61] 详见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2页。

[62] 《本校史学研究会开成立会》，《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17期，1936年1月6日，第5页。

[63] 《新新新闻》1936年5月3日剪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7卷。

[64] 《陈衡哲先生在本校讲研究西洋历史的步骤》，《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33期，1936年5月18日，第5页。

[65] 《史地研究会将出版定期刊物》，《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29期，1939年4月24日，第8页。

[66] 《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录》，成都：国立四川大学，1940年，第6～7页；《本年度教授阵容一般》，《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7卷第6期，1945年10月1日，第2页；《本年度教授阵容一般》，《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9卷第1期，1946年10月14日，第4页；《本年度教授阵容一般》，《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第6页。川大史学系在1941—1947年名史地系，故这一时期有很多地理学者在此任教，本文未列入。

[67] 《本大学成立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卷第35期，1938年6月20日，第4页。

[68] 国立四川大学川军抗战委员会公函，1939年4月28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2卷。

[69] 《任鸿隽氏谈整顿川大》，《北平晨报》1936年5月19日剪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7卷。

[70] 翁文灏致任鸿隽函件，1937年3月26日，《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公约》初稿及修改稿，均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495卷。

[71] 《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常会记录》，《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卷第3期，1937年10月4日，第14页。

[72] 如他曾在《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1卷第14期（1933年4月17日）上撰文《原始人类》，介绍“北京人”的情况。

[73] 《四川区域内之古物调查研究之计划简明书》手稿，“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3卷。按，此文件说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发现的是新石器时代遗址，未知孰是。

[74] 童恩正：《冯汉骥小传》，收在冯汉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75] 林向：《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3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76] 张勋燎：《冯汉骥先生师门从学考古记》，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77] 《史地研究会通讯》，《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8卷第17期，1940年6月11日，第4页。

[78] 《彭山考古团返校》，《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12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4页。

[79] 《国立四川大学二十六年度校务进行概况》，《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1期，1938年10月3日，第3页。

[80] 冯汉骥：《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页。

[81] 《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招待雷波黑白猓玀茶话纪事》，《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28期，1939年4月17日，第4～6页。

[82] 胡鉴民：《苗人的家族与婚姻习俗琐记》，《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8卷第3期，1946年4月1日，第1～4页。

[83] 《作者小传》，收在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559～561页。

[84] 《边疆研究学会近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15期，1948年12月1日，第18页。

[85] 冯汉骥：《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第37页。据该文整理者张勋燎教授说，原稿每页版心均印有“西南民族史”字样，推测即作者计划中之专著《西南民族史》的部分内容。

[86] 任乃强：《康藏民族之由来及其细分》，收在《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第14～21页。

[87] 徐中舒：《结绳遗俗考》，收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08页。

[88] 《对于教育部史学系课程标准草案之意见》，具体时间不详，“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225卷。

[89]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收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第26～32页。

[90] 任乃强：《自序》，收在《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第1页。

[91] 《各会议会员及各委员会委员名录》，收在《国立四川大学简况一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组，1940年，第6页。

[92] 《本校博物馆筹备委员会进行计划书》，《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5卷第22期，1937年3月29日，第11页。

[93] 《国立四川大学二十六年度校务进行概况》，第3页。

[94] 《四川省博物馆组织规程》、《四川省博物馆理事明[会？]简章》，《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0卷第1期，1941年2月21日，第8页。

[95] 黄季陆：《国立四川大学——长校八年的回忆》，收在《黄季陆先生论学论政文集》第3册，台北：“国史馆”，1986年，第1743页。

[96] 参考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158页。

[97] 缪钺：《治学补谈》，收在《缪钺全集》第7、8合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98] 参考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5～124页。

[99] 直到晚年，缪先生与叶嘉莹教授合作，治学中心复归古典文学，也反证此前若干年内他侧重史学研究，并非对文学不再感兴趣，而很可能受到编制的影响。

[100] 缪钺：《与杨联陞、缪鉁书》，1947年8月13日，收在《冰茧庵论学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0页。

[101] 不过，这一区分也不宜过于突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川大经教育部批准，设文科研究所，以中文系为主导，然实际分为中文、历史两组，钱穆、李思纯、徐中舒、束世澂、柳诒徴、蒙文通等均曾担任导师。1947年，文科研究所奉教育部令改为文学研究所，蒙文通仍在该所指导学生研究“西南民族之分布”。见四川大学中国文学所办公室：《川大中国文学所概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第4、5期合刊，1947年12月15日，第2页。

[10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44页。

[103] 对1949年以后的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位老先生如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对此均有明确提示。分别参见王辉：《立德立言、归于不朽》，收在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9页；蒙文通：《治学杂语》，第3页；缪钺：《自传》，《缪钺全集》第7、8合卷，第172页；张勋燎文，第71、64页。

[104] 比如蒙文通说：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把握住历史的变化处”。又说：“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见《治学杂语》，第1、33页。

[105] 蒙文通：《治学杂语》，第1页。

[106] 语出陈寅恪：“来函”，《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