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大“国立化”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史学系的改革

如前所述，国立川大成立后，史学系组建之初，何鲁之就提出了一套与主流派新史家颇多异趣的教育方针，而具体的人事结构和学术风气更是延续了此前的格局。三十年代中期，在任鸿隽提出“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目标后，情况开始迅速改变。为了更细致地观察这一点，此处不妨从人事、课程两方面对任鸿隽长校前后川大史学系的基本情况做一对比。

1935年版《国立四川大学一览》中的《教员录》显示，1934年度，史学系主任仍为何鲁之，教授则有张大龢、叶秉诚、洪承中、周谦冲（1903—，湖北黄陂人。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历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束世澂（1896—1978，安徽芜湖人。南京高师文史地部毕业，东南大学文学士。历任中央、金陵大学教授）、张景汉（字云波，以字行。河南荥阳人。北师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河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与辅仁大学讲师），副教授叶德生（四川德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本科、教育研究科毕业，曾任各中学教员）。规模较前有所扩充，但人员的学历结构并无太大变化。其中，何鲁之、周谦冲皆为法国留学生，束世澂系“南高学派”成员，张大龢、张云波、叶德生均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蜀学”传人有叶秉诚（时祝同曾转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任史学系主任）。

课程设置方面则做了较大改动。其必修课包括“中国通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每学年讲授一个时期。其中上古为秦以前，中古为秦至五代，近古为宋辽金元，近世为“明至现在”）、西洋通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安排在前三个学年。其中，上古自古代东方诸国至西罗马灭亡，中古自蛮族入侵至文艺复兴，近古自宗教改革至法国革命，近世自维也纳会议至欧洲大战。第四学年则安排世界近世史，自“欧战以后至现在”）、“东洋史”（前三学年）、“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历史哲学”、“历史目录学”。[50]与此前课表比较起来，必修课只保留了三门通史系列、史学理论及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方面的课程，删除了大量的专门史课程，结构似更紧凑，对于史学人才所需基础知识的认识更为清晰了。另一方面，通史课贯穿始终，虽可讲得细密，但也多少妨碍了学生向“专”与“深”发展。

在选修课方面，新体系的变化不大，基本上是以前成大体系为主，兼容了成师大体系的部分内容。具体则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古生物学、金石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地质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中国法律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外交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殖边史、西南民族研究、史学名著研究（仍分中国古典及“世界新史学”两部）、史学原论及研究法、史前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国际问题研究、殖民史、欧洲社会运动史、西洋文化史、社会进化史、希腊史、罗马史、日本近世史、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欧洲文艺复兴史、欧洲大战史、世界革命史、西洋哲学史、欧洲外交史、史学史。[51]

这一体系也有几点迹象值得注意。首先，在“金石学”、“历史地质学”外，添设“考古学”，对近代考古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其次，于此前的“世界革命史”、“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等课程外，又加设“中国革命史”、“殖民史”、“国际问题研究”，受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影响至为明显。第三，增设了“中国殖边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课，已开始关注边疆与民族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人们的国难意识日益浓重。“殖民史”、“国际问题研究”、“中国殖边史”和“西南民族史”等课程的出现，显然与此有关，透露出以史学经世的意向。现虽已难以找到有关的课程记录，但其基本取向或可从其时正在川大史学系就读的吴天墀（1913—2004）一篇研究藏文化的文章中发现一二：“吾人读本国近百年史，但见疮痍满纸，血污丛集，忧愧之感，已多难堪；而今者国难严重，远逾昔日，国疆破碎，民族解体，情势岌岌，不可终日”。东北、外蒙、南疆均在名义或实际上独立，“收拾整理，已艰应付；乃尤有甚者，西陲藏族，二十年来，时肇纷争。兵连祸结，绵绵不绝。影响西南安危，动摇国家根本，诚中华之隐忧而不可不急图挽救者也”。[52]吴文正是在此情形的刺激下写出的。1936年，史学系加授“东北史”一课，由张云波讲授，更明确针对“日本学者近年以来，高唱东三省非吾土之说”而发。[53]该课的主要宗旨有三：“一、阐明东北数省在历史上之重要；二、加深学生对于东北数省之认识；三、增强学生收复失地之观念”。[54]这些地方都可看出，川大的民族研究固有地缘之便，而时局刺激更为主因。

事实上，国立川大成立初期，由于省内政局不稳，学校经费困难，教学和科研都未取得大的进展。即使在校内，史学系也显得不够活跃。此前创办的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杂志》均已停止活动，在当时学校主要的学术发表园地《国立四川大学周刊》上，也很少看到史学系师生的作品。目前所见到的只有王珏的《郑和与西洋》、张云波的《由〈史记·封禅书〉、〈秦本纪〉、〈六国世家〉及〈汉书·郊祀志〉观察各地之崇拜》和前揭吴天墀一文，远不如中文系师生亮相频繁。《国立四川大学季刊》是一份“学报”性质的刊物，1935年7月才出版第1册，由文学院承办。其“论著”一栏发表有束世澂的《殷商之社会组织》、叶秉诚的《金会宁考》、张云波的《辽代契丹人及奚人之分布》、周谦冲翻译的《美国与世界第二次大战》4篇论文。中文系则除了庞俊、向楚、赵少咸（1884—1966）三人发表有4篇文章外，还有6篇学生所写论文，显示出较强的实力。

这也与这一阶段川大校内乃至整个四川学界的“风向”有关。1932—1933年，在川大学生中，围绕着“荀子是否儒家”的问题曾有过一场小小争论，《国立四川大学周刊》围绕着这一主题发表了十数篇讨论文章，足见到川大青年学生的风会所趋。反观史学在这一校内“公共空间”中的寥落，“国学”显然比史学更受欢迎。

任鸿隽长校后，有意识地在川大引进“新学术”。自1936年起，他先后邀请了李济（1896—1979）、吴文藻（1901—1985）、秉志（1886—1965）、张奚若（1889—1973）、傅斯年、丁燮林（1893—1974）、蒋廷黻（1895—1965）等到校演讲。任氏很重视这一活动，为此专门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了5000元的演讲基金，并特别提醒学生，“要利用这个机会去亲近一下当代的学人”。[55]可见任氏心中的学人有“当代”与“非当代”之分，而标准当然是学术风格。在这批学者中，李济与傅斯年正是新史家中的领袖，其中李氏演说的题目就是《建设中之中国新史学》，介绍了主流学者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而吴文藻在川大毕业生典礼上讲“毕业大学生应具备之基本条件”的第四点也是“致力新历史学”。[56]这些演说对于在川大推行新的学术风气显然不可能毫无影响。

更重要的则是校内的人事革新。任鸿隽利用自己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各个学科都聘请到一些成名学者到学校任教。以1936年史学系的人员构成情况为例：教授丁山（安徽和县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中山、山东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何鲁之、周谦冲、祝同曾、张云波、范祖淹（江苏昆山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员。从事欧洲史研究）、杨筠如（1903—1946，湖南常德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山、暨南、山东、河南大学教授。研究中国上古史），特约教授徐光（江苏宜兴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曾任北大德文教授、外交部秘书、中央大学史学系欧洲史教授），讲师郭秀敏（四川资中人。北师大地理系毕业，曾任中学地理教师）、谭其蓁（1888—1959，四川荥经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前公立四川大学外国文学院院长）。[57]陈衡哲似亦曾短期受聘。

经过这番人事革新，史学系人员构成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者是增加了几位来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研究院等被视为主流派新史学大本营单位的学者。尤其是丁山，当时已是国内有名的史学大家。其次，留美学生的数量也在增加。自然，将一个学者的治学取向、学术风格等归结为受学单位甚至是任职单位的影响，不免有过度简化的危险；根据某一年份的材料孤立地看待人事变化，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将之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中，其意义自然得以显现。

自1936年9月开始，新的历史教学方案开始执行。史学系一方面为文、法两院的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作为公共课，另一方面也调整了历史专业学生的培养思路：“其在一二年级内须注重基本训练，中西史乘兼修，务于彼我史乘得有明确之认识、坚实之修养。三四年级方从事专门训练，所有功课分为中史、西史两组，学者可各就所选，进而为断代史、方面史、国别史及各种专题之研究。”专业基础课程均放在前两学年完成。如第一学年要修完中国上古史（杨筠如担任）、中国近古史（张云波担任）、西洋上古中古近古史（何鲁之担任）、中国地理（郭秀敏担任），第二学年要修完中国中古史（杨筠如担任）、中国近世史（张云波担任）、西洋近世史（周谦冲担任）、世界地理（徐子明担任）。后两学年开始分组。“中史组”第三学年的必修课为隋唐五代史（祝同曾担任）、宋辽金元史（张云波担任）、中国史学史（彭云生担任）、中国学术思想史（杨筠如担任），选修课（任选二种）包括清代学术史（张云波担任）、中国哲学史、希腊文化史（何鲁之担任）、中国文学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胡鉴民担任）、考古学、金石学、专题研究；第四学年必修课为中国文化史（祝同曾担任）、清代学术史、历史方法与教授法（范祖淹担任）、先秦史学（丁山担任）、尚书研究（以上两门必选一种）、中国哲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范祖淹担任）、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金石学、专题研究（以上任选一种）。“西史组”第三学年的专业必修课为欧洲各国成立史（范祖淹担任）、欧洲各国扩土史（范祖淹担任）、西洋史学史（周谦冲担任）、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第二外国语，选修课有罗马帝国史（何鲁之担任）、英国史（谭其蓁担任）、法国革命史、西洋哲学史、清代学术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专题研究；第四学年必修战后欧洲史（周谦冲担任）、希腊文化史、历史方法与教授法、工业革命史（范祖淹担任）、第二外国语，选修德国史、英国史、美洲史、西洋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专题研究（任选一种）。[58]

根据“课程编制大纲”的解释，这一课程体系的主要目的是：

使学者明瞭吾族及各民族之由来，及其繁衍至今或业已灭亡之经过，并就此项史实，阐发各民族盛衰兴替之原因、隆污升降之轨则，俾吾人察往知来，有所取鉴；且以人类生活为有目的之进展，抽绎史乘，方可审察此目的为何，人类演进距此目标尚有几许途程，吾族生活在政治、社会、学说及实业技能上至何阶段，其与他族比较优劣若何，目前须如何努力乃不至落伍，而可与他族交□而并进。[59]

笔者寓目的川大历史学科“课程说明”式的文件以此最先，故无从与此前比较；而本科教育除了培养专业学术人才外，主要恐怕还是“面向社会”，故这份大纲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强调较多，也在情理之中。显然，这份文件延续了此前重视“历史智识”培养的教学思路，同时也明显突出了历史目的论色彩，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缺乏但在近代以来受西人影响最深的地方。[60]

大纲强调，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学生打好基础，再进而从事更专业的研习；同时也要求学生修习工具课程如国文、英文等，均是此一时期任鸿隽在全校推行的教学改革思路。[61]不过，与此前比较，史学系的这一课程安排实际上增强了学生的专业化程度。首先，此前学生中并无中史组、西史组的区别。其次，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必修课以三门通史为主干，贯通了四年的学习，在这一新体系下，则被压缩到两年；相应地增加了断代史、方面史、国别史的学习，不少课且由选修进为必修。第三，此前一直出现在表上的“历史哲学”没有了，被更加实用的“历史方法与教授法”取代（“教授法”似乎也暗示了其时史学系毕业生的主要去向）。由于这一时期史学系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缺（原因不详），因此也很难知道谁是这份课程安排的主导设计者了，但其有因有革，也可由以上讨论见出。

这一时期，停顿已久的学生专业团体也重新组建。1935年12月25日下午，史学系师生组织的“历史研究会”成立。杨宗翰（1901—1992，时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张云波、陈衡哲在成立大会上做了演说。研究会选举何鲁之、张云波、周谦冲、束世澂、吴天墀等7人为执行委员，聘请陈衡哲为名誉指导，杨宗翰、周太玄（1895—1968，生物学家）、祝同曾、洪承中为指导。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是“调查成都近郊”，并计划出版专刊。[62]之后，史学会活动不断：1936年5月，由张云波、束世澂带队赴陕西考察。[63]5月15日，邀请陈衡哲做了题为《研究西洋历史的步骤》的演说。[64]1939年4月，改名为史地研究会，研究部下设中史组、西史组、西南民族组、考古调查组、地理组，并计划“发行纯学术性之定期刊物”。[65]从目前遗留材料看，这两次出版计划似乎都未实现。不过，从这一团体的机构设置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川大史学专业日趋细密化的情形。该会虽主要是个学生团体，但也多少反映出“官方”和教师中的某些意旨，故其变化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新学术”的引进

任鸿隽在川大仅仅两年就辞职而去，但他所奠定的“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方向仍为后来者所遵循。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学者群聚西南，也为不同学术流派在川大校内的相互借鉴、融合提供了机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川大史学系逐渐预入国内史学界的中心地带。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一过程绝非“主流”典范向“边缘”的单向流动，毋宁说是二者的交会融合。

学术风气的明显变化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到五十年代初期形成。根据有关材料，1940—1947年曾在川大历史系任教的学者有周谦冲、何鲁之、冯汉骥（1899—1977，湖北宜昌人。武昌文华大学文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硕士、人类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研究四年，讲授人类学、西南民族学、考古学等课程）、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毕业，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北大兼任讲师。讲授古文字学、中国近世史、殷周史料研究等课程）、祝同曾、束世澂、蒙文通（四川盐亭人。曾任成都、成都师范、中央、河南、北京大学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李思纯、吴天墀（四川涪陵人。四川大学史学系毕业）、楼公凯（浙江义乌人。中央大学文学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文弼（1893—1966，湖北汉川人。北京大学毕业，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教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罗志甫（1898—1988，广东兴宁人。留法，曾任教于北京中法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讲授西洋史）、杨人楩（1903—1973，湖南醴陵人，北师大、牛津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西北联合、武汉、北京大学。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中期两度任教川大）、胡殿咸（讲授中国古代史，后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德国人。世界著名汉学家）、戴蕃豫（1910-1989，研究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等，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闻宥（1901—1985，江苏松江人，震旦大学进修，历任中山、燕京、山东等大学副教授、教授）、缪钺（1904—1995，江苏溧阳人。北京大学肄业，历任河南、浙江大学教授）、孙次舟（？—2000，山东即墨人，研究中国古代史，受到“古史辨”学派影响）、邓少琴（1897—1990，四川江津人，自学成才的文博学家）、谭英华（1917—1996，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中国古代史、西方史学史等）、李思纯、卢剑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研究世界史）等人。[66]此外，胡鉴民（1896—1966，法国里昂斯坦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季谷（1895—1968，浙江绍兴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剑桥大学研究院硕士。历任北京、北平、中山等大学教授）、萧一山（1902—1978，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清华、北京、中央、河南、东北、西北等大学）、吴廷璆（1910—2003，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研究日本史，曾任山东大学讲师）、任乃强（1894—1989，四川南充人，民族学家）、杨东莼（1900—1979，湖南醴陵人。留学日本，曾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周传儒（1900—1988，四川江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德国柏林大学博士）、钱穆、柳诒徴（1880—1956）、萧公权（1897—1981）等亦曾在此期间任教（钱、柳主要担任文科研究所史学组导师，萧公权主要在法学院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

这份名单中的绝大部分学者在当时已是成名之士，且多是抗战以后才加入川大史学系的（蒙文通在成大、成师大时期一直在中文系，国立川大成立后就离开了成都；李思纯则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就长期未在川大任教）。叶秉诚、祝同曾等晚清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学人先后辞世，名单上以二三十年代才成长起来的学者为主。在较新一代的学人中，建系初期的不少成员也逐渐淡出。对比二十年代末乃至三十年代前期的人员构成情况可知，四十年代的川大史学系已焕然一新（当然仍有延续一面）。

其次，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史学系主任一直由何鲁之担任，系里的基本方针（包括人事、教学等）也均出其手。但自1935年度开始，史学系主任的位置就一直空缺，直到1937年9月，应时任代理校长张颐之请，朱光潜以文学院院长身份兼任该职。但朱氏是美学家，担任这一职务显然不合适。虽然目前很难知道其内情，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川大史学系缺乏“核心人物”的隐相。1940年初，朱光潜转教武汉大学，史学系主任由周谦冲接替。此后10年中，李季谷、束世澂、冯汉骥、徐中舒、胡鉴民等均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李思纯则长期担任川大师范学院史学系主任）。比较起此前何鲁之长期在位的情况，系主任的频繁更动，一方面反映出此一时期学者流动性较强（尤其在194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才济济的盛况。

人员更动必定引发学术风格的更替。以四十年代的川大史学系而论，任教时间最长的大概要算是徐中舒与冯汉骥了。不管是从“学术出身”还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实践上看，徐、冯二位均被认为是主流派的新史家，对川大史学风气的形成，及其在国内学术地位的提升，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不过，如前所述，此前的学校当局已经有意识地将新史学的典范引入川大，聘请徐、冯二公本是这一政策的一部分。

新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强调新史料的开掘、利用。1938年夏，川大校方组织成立了“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由学校秘书长孟寿椿（1896—？）任主席委员，朱光潜、曾天宇、蒙文通、周谦冲、徐中舒、杨伯谦（1892—1962）、徐元奉、桂质柏（1900—1979）、何鲁之任委员。[67]1939年4月，在学校编制“二十八年度预算”时，特意拨给该委员会经费2000元。[68]不过，“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虽有四位史学系成员参与，主要还是一所校级机构。而具体到史学系，在徐中舒等人的倡导下，所做工作尤多。徐氏受学于王国维，二三十年代参加过殷墟发掘和清宫档案整理，对新史料的意义体会甚深，并贯穿到其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徐氏在研究中也极为注意文字形体、器物的文饰图样与传世文献、地下出土实物的互证，实际上开启了以器物图案证史的途径。到了川大以后，他也把这种学术风格带了进来，使川大历史系成为国内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中心。

对新史料的注重势必要求突破书本的范围，实践“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信条。此前，川大只有理科学者才注重实地考察，文科学者则很少走出书斋。1936年5月，为了“彻底”研究“西南诸省之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等”，学校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69]这一机构的成立，一方面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实地考察和区域研究在川大蔚为风气，也对历史学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尤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最为突出。

1937年6月，经过翁文灏与任鸿隽磋商，瑞典地质学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与川大、华西大学联合组织了“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经三方制订的“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公约”规定：

1.由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及安特生博士共组川康地质考古旅行团，以四川大学为主体，其余为参加者。

2.四川大学派周晓和君，华西大学派葛维汉君为本团团员。

3.在旅行期内，由安特生君担任学术研究上之指导。

4.在旅行期内，一切标本及各种有关地质考古之照片之搜集由周晓和君保管之。

5.所测考古地图应照制三份，分别保存。

6.所得标本应交四川大学保管，但有重复者得酌量分一部分于华西大学保管之，均以供学术上之研究，惟须预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核准。

7.本团或安特生君将来研究报告书中叙及此次所得各种标本时，应注明该件保存于四川大学或华西大学。

8.将来本团或团员有将此次报告或研究所得公开发表时，须声明本公约第一条之意义并注明研究标本由本团所获。

9.本团于返成都后点清标本解散，但安特生君对某件或某类考古标本欲研究时，得依古物保管法之规定及古物委员会之核准，由四川大学给予方便。[70]

另外，史语所也派有人员参加。旅行团对雅安、泸定、打箭炉、玉龙、道孚、里塘、甘孜、丹巴、懋功、理番、汶川等处进行了考察，还在道孚境内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71]

这次调查直接开启了川大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研究的先声。不过，尽管中国早期的考古学与地质学有着密切的学术血缘关系，但在三十年代中后期，二者早已分治，而此次川大所派调查员却是地质学教授周晓和（原名周光煦，以字行，1892—1969）。他虽然自二十年代起即在学校讲授相关课程，是较早向川大学生介绍考古知识的教师，[72]但本人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毕竟有限。因此，这次考察名义上以川大为“主体”，实际上是在安特生和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的主导下进行的。

考古学、人类学研究在川大形成气候，与冯汉骥的倡导分不开。1938年，在冯氏提议下，四川大学函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联合调查四川文物。现存档案中藏有一份“四川区域内之古物调查研究之计划简明书”，虽未署名，然就内容上看，恐即是冯汉骥为这次普查设计的。根据计划书，普查的重点是：1.秦汉遗迹，包括都江堰、汉广汉郡金银器作坊、汉晋犍为郡遗物等。2.汉晋墓葬，即通常所谓“蛮洞”。考察其分布，“即可知汉晋文化在蜀中分布之区域”。3.古建筑及壁画雕刻。盖“唐代建筑及壁画之留于今者，据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在国内惟山西五台山尚存其一。本省蓬溪闻亦有此，惟尚无翔实之调查。今五台山已沦入敌手，保存与否，正不可知。使蓬溪所存者为唐代遗物，则此实为国内惟一国宝”，急宜调查。另，川中保存明代建筑与壁画极多，如新繁龙藏寺、新津观音寺等。此外，古寺、古坊常有古雕刻发现，艺术价值极高，也应调查保护。4.蜀中石刻，如汉之八阙、齐梁造像、汉画像砖等。5.新石器时代遗址。[73]

1938年，冯汉骥在汶川清理了一座石棺墓，成为川大学者田野发掘的先声。30多年后，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冯氏发表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导了此类墓葬”。1942—1943年，冯汉骥又主持了国内首次大规模的地下墓室——前蜀王建墓的发掘。[74]1944年，他在川大校园内清理一座小型唐墓，从朽镯中取出了成都县“龙池坊”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乃国内迄今保存最早的印刷品标本。[75]冯汉骥曾教育学生：“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不能只是坐在家中搞沙发考古。”[76]在他的引导下，注重田野调查、发掘成为川大考古学的基本精神。尽管这一时期，由于条件所限制，学生几乎很少有参与发掘的机会，但实地调查已成为考古教学乃至课外活动的重要内容。1940年6月1日，冯汉骥、徐中舒率领考古班学生10余人赴夹江旅行考察。[77]1942年寒假，李季谷率学生组成彭山考古团，赴中研院史语所彭山工作站参观，并搜集了汉砖瓦器等古物。[78]

二十年代初，川大就有人类学课程的设置。但是，真正地把它落实为学术研究，则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8年度，经川大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川大3000元研究费，用于“西南人种学及体质人类学调查”。[79]1938年夏，在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的资助下，冯汉骥只身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历时3月之久。次年，他又出任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80]1939年春，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成都宴请雷波“黑白猓玀”首领21人，校长以下共40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冯汉骥在讲演中对猓玀的民族源流做了初步梳理，指出：“今后人类学家之任务，即为研究出一种方案”，使猓玀与汉族“可以合作，在文化上可以互相应适，而消灭其以往之互相轻蔑之心”。[81]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是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不免以“开发”为目的，但冯汉骥则提出以“了解”为指向的学术目标，以今日时兴的话来讲，可谓不无“他者”眼光。此外，胡鉴民也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进行了羌族、苗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82]

冯、胡二位均是留学生出身，受过人类学科班训练，相较而言，任乃强虽近于自学成才，在实地踏勘方面，却有独特优长。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在南充中学教书，1928年出版《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一书。在写作此书过程中，他发现四川盆地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过程，均与人口膨胀有关。据此，他认为应该开发川边，以为预防。为此，他自1929年起，三次考察西康地区，搜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其间并与藏族女子罗哲情错结婚，更加深了对西康各民族情况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完成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吐蕃丛考》等著作。不但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还纠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错误说法（如《康藏旧说纠谬》、《康藏史料中若干名称之正译》等）。此外，他还曾往广西等民族地区进行考察。1946年，任乃强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83]

任氏治学有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藏族语言的掌握，而史学系另一位成员闻宥更是蜚声国际的民族语言学家。重视民族语文的学习也成为此一时期川大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校内民族研究风气的鼓动下，1946年夏，川大学生组成了边疆研究学会，会员有50余人，下设藏、苗傜、猓玀、蒙回四组。学会“有鉴于以往边疆工作人员之失败教训，深知学术之研讨、技能之学习、语言之训练，异常重要”，自始即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及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邀请学者讲授有关知识，在学校开设藏文班，举办边区文物展等，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并拟于1949年春组织松潘考察。[84]考虑到时局变动，这次考察很可能无疾而终。不过，该学会的知识准备显然已具一定的学术素养，反映了此一时期川大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实地调查固然是民族研究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缺乏历史变化的眼光，也不免流于表面。川大学者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注意从历史角度，结合文献记载综合考察民族流变。如冯汉骥的《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一文，即是将实地考察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关历史情况”写成。[85]任乃强对康藏民族和地理的考察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如研究西康民族之由来，即将新旧两《唐书》、西藏文献和自己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86]有些学者的民族史研究虽然主要立足于文字材料，但也很注意与民族学资料互证。如徐中舒1944年所写《结绳遗俗考》，除了古文献、古文字证据外，又列举当时广西瑶民和四川地区的一些事例，作为证据和比较对象。[87]

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的研究相应，抗战时期，巴蜀史研究也蔚为风潮。顾颉刚、朱希祖、卫聚贤等对此提倡尤力。在川大史学系，徐中舒是较早对此问题加以注意的学者，1940、1941年，先后发表《古代四川之文化》和《蜀锦》两文。孙次舟的《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献疑》、《从蜀地神话的蚕丛说到殉葬的蚕玉》和《关于金蚕解释的补正》等，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前所述，四川学者本有关注乡邦文献之学的传统，且在二十年代已出现了由“乡邦文献”走向“地方史”的趋势，但与近代史学的区域研究仍有距离。四十年代以后的巴蜀史研究，则已基本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转化。事实上，当时川大史学系确已树立了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我们从史地系的一份文件中即可看出这一见解：

选修课不宜规划过于方整固定。学分虽有定明，但课程则不必全国划一也。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自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88]

不管是人类学、考古学，还是区域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和空间的关注。这也成为川大学者治史的又一特点。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从“分布之迹”入手，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89]同年，蒙文通发表《古史甄微》，提出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在任乃强看来，“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事万物莫不受时空之影响也”。这一认识奠定了他的学术路径：“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90]尽管也许并无徐、蒙这样明确的“多元史观”，但自川大史学系创建之初，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就一直是必修课程。1939年4月，史学研究会改名史地研究会，地理学从辅助地位成为史学的“伙伴学科”，意味着史学系办学方针的微妙变化。到了1940年，史学系12人中就有四分之一的人从事地理方面的教学，不但数量较前有所增加，且形成了自教授、讲师到助教的学术梯队，史、地结合的“体制化”已呼之欲出。1941年，史学系改名史地系，意味着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方针正式确立。此后，许多地理学家如王文元、黄逢昌、余俊生等均来系任教。直到1947年，教育部指令川大将史、地两科分设，地理系转入理学院，史地系的名称才宣告结束，但注重地理差异仍是川大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除了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此时期设立的另一个对考古学、人类学调查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是博物馆。国立四川大学博物馆于1937年上半年开始筹建，8月8日成立了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筹备处，教育学家邓胥功（1886—1976）担任主任委员，丁山、张颐、胡鉴民、张云波、周晓和、孟寿椿、钱崇澍（1883—1965，生物学家）、桂质柏（图书馆学家）担任委员。[91]

根据筹委会计划书，博物馆拟定两年为筹备期，主要任务是设置器物、辅助研究。所搜集器物包括三类：“历史的参考品”（实物、模型、标本、拓片、照片、图画等）、“艺术的欣赏品”（建筑、图画、雕塑）、“本大学各系有关的研究品”（实物、标本、拓片、照片、图画等）；搜集方式包括：求之于商家、访之于藏家、参加或自己从事发掘、登报征求、劝募捐赠、寄存、托人代为搜集和购买等。另外，博物馆设立研究室，主要任务是陈列有关书籍和参考品、“编纂古今中外关于考古及美术等的书目”、“调查各地之美术及古物，并究其起源以及现代之趋势，分中外古今两大类，以明文化上之转变”、编纂中外美术家及作品的索引、调查美术刊物与机关并建立联系、调查四川各地古迹与古物、搜集国内各民族物品等。此外还要从事藏品的清查、登记、修补、保存、考订、摄影、传拓等工作。[92]博物馆是从考古、艺术和民族学科的角度来定位的。经过努力，一年之后，川大博物馆即收得汉晋画像刻石36件、土俑305件、古陶瓷器1038件、西藏佛像及喇嘛所用法器128件、历代钱币1470件、川边民族文物50余件、汉晋六朝砖45件、宋明墓志10余件。[93]

1941年1月，四川省政府会同四川大学博物馆设立了四川省博物馆，由冯汉骥出任馆长。四川省博物馆自始即是在川大的支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该馆设立了“历史考古组”和“人类民族组”，显然与当时川大校内的学术风气有关。其规程规定，馆内的学术研究由川大协助，同时，研究经费也由川大酌量承担。开馆时将川大博物馆藏品参加陈列。此外，省博物馆理事9人，除省教育厅长和川大校长为当然理事外，并由川大推举三人。[94]按照组织规程，川大博物馆只是将藏品拿出“参加陈列”，但实际工作就此结束（今日四川大学博物馆则原本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系院系调整的结果）。

总之，较前相比，这一时期川大历史学科研究风气出现了以下几个重要改变：一是目光突破传统文献范围，开掘一手材料和新材料；二是走出书斋，进行田野考察和发掘；三是对于非汉族及边疆地区研究兴趣的增长；四是在区域研究中，用地方史视角替代了地方志视角；五是对空间和地理因素的注重；六是新学科的开辟（如考古学、人类学等），以及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七是专门性学术团体与机构渐趋活跃，出现“集众”研究的倾向。此外，理论意味更强的学术方向如历史哲学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句话，其“专业性”更强了。这些变化中，无论是新的史料观，新的研究课题、方法，还是对科学化、实证化标准的提倡，以及对理论的相对轻视等，在在都体现出新史学眼光的影响。这表明，从国内学术整体来看，川大史学研究自三十年代后期起已渐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