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课程到科系

由于资料遗存有限，目前尚难以较为详尽地讨论历史学在川大早期阶段的发展情况。惟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新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历史学首先是作为一门课程出现的。[3]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即要求优级师范科的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08年，该校正式开办正科，其中的“一部”即文科部开设了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两课，中国历史讲授明清史，外国历史由日本教习担任，讲授罗马史和上古史。1905年成立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中，也开有中、外历史课程。[4]

在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是与“经学”、“词章”并列的三科之一（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当时担任史学正教员的是杨赞襄。从遗留下来的少量资料看，从1910年到1911年底，该科学生除了主修史学外，尚须修习词章、理学、地理、算学、篆隶、书画、品行等课程。[5]存古学堂史学科的设立是历史学在川大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开端。不过，这种三科体系并非四川存古学堂所特有，而是全国各存古学堂的惯例。就名目看来，史学主要是作为“国学”的一部分而成立的；但其具体内容如何，是否已具有近代形态，由于材料缺乏，目前尚难判断。

辛亥革命后，四川高等学堂停办，通省师范学堂几经波折，改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属于教育部划定的六大国立高师之一。按照教育部规定，1916年7月，成都高师增设史地部，但实际上并未开办。不过，国文部、英文部都开设了历史课程。以1918年为例，国文部所开为中国史（教员为祝同曾）、东亚史（教员为刘冕，并讲授心理学），英文部所开为西洋史（教员为卢观泰，并教授英语）。1923年春，中国史教员仍为祝同曾（1884—1941，字屺怀），外国史地教员为肖汉勋、彭昌南，肖氏并教授人类学课程。[6]这年春天，国文部改名为文史部，从科系设置上确定了历史学的地位。

由于仅仅作为课程存在，历史学不可能获得太大发展。从教师情况看，中国史教员杨赞襄、祝同曾在当时的四川教育界较有影响，但并未获得全国性声望，至于几位外国史教员，则即使在川内也不甚知名。比如刘冕、卢观泰二人，恐怕便是修习心理学（或教育学）、英语等专业的留学生，历史仅是兼任。这种情况在当时师资匮乏的情况下是比较常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在四川的发展水平不高。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史学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也慢慢地得到提升。1923年春的材料显示，卢氏已专任英语科教员。肖、彭二氏的情况虽不得而知，但肖氏兼授人类学，至少在学科上离历史学更近了一步。

1924年夏，成都高师预备升大，设立了首批10个系。作为其中之一，历史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单位。二十年代中期，成都高师的大学预科独立组建为国立成都大学（参看第二章），史学系的建制得以保持，并获得了初步发展。1929年该系人员构成情况如下：系主任叶秉诚（1891—1968，名茂林，以字行。四川罗江人。前清举人，曾任四川省立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主任，教授中国通史），教授何鲁之（1891—1968，四川成都人。巴黎大学文科硕士。讲授西洋古代史，代系主任）、刘掞藜（1899—1935，湖南新化人。东南大学毕业，历任河南中州大学历史教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任，讲授中国通史）、洪承中（安徽寿县人。美国西北大学文学士，曾任厦门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欧洲中古史）、张大龢（字仲和，以字行。四川华阳人。北京高师毕业，历任朝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立武昌高师、河南中州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地理教授，讲授东洋史、地理学。其时出版有《西史纲要上卷》）。[7]张森楷、祝同曾亦曾在该系担任教授，分别讲授历史研究法和中国通史课程。

1927年6月，成都高师升格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29年设立了史学系。李思纯（巴黎大学文科毕业，柏林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一年，历任东南大学教授、四川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北平师范大学讲师等）、祝同曾等为系主任。[8]

在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方面，1929年成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情况如下：必修课包括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东洋通史、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外交史、世界外交史、西洋文化变迁史、史学原论及研究法、历史哲学、历史目录学。选修课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生物学、历史地质学、金石学、统计学、中国民族史、中国经济史、西洋经济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美术史、欧洲美术史、欧洲政治史、欧洲社会运动史、印度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日本近世史、法兰西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世界大战史、欧洲文艺复兴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史学名著研究（其中又含中国古典史学名著和“世界新史学”名著。中国史著包括前四史、《元史》、《明史》、《通典》、《通志》等，学生须做提要）。史学系要求学生除必修课外，每学期至少选修五门以上。[9]

成都师大史学系在课程方面也和成大史学系差不多。惟必修课中将东洋通史改为东亚各国史、西洋文化变迁史改为西洋近代文化史、中国外交史改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世界外交史改为世界近世外交史，添设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法制史、考古学、世界现代史和师范院校必修的历史教学法，将成大选修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名著研究等科目改为必修，将成大必修的中国政治史改为选修。师大的选修课没有成大丰富，除了与成大重合的课程外，还开设了中外交通史、史前史、西洋法制史、美国史、小说史、殷墟文字研究等课。[10]

从两校课程体系来看，必修课除了通史外，极重专门史（尤其是当时所谓“文化史”）。另外，有关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工具性的课程至少有三（史学研究法、历史哲学、历史目录学，史学史亦与此相关）。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国内不少大学的史学系都开始组建专门性的研究团体，出版专业刊物。成大在这方面不后于人，也有“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杂志》之设。《史学杂志》第1期出版于1929年7月，然无后续。杂志所刊均是成大史学系师生的作品，因此，为我们分析此一时期成大史学系的学术路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详下）。

（二）二十年代的人员结构与学术风格

就名单来看，历史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显然较二十年代初要高得多。细分起来，则主要由两类人员构成。第一类是近代“蜀学”传人。[11]李思纯曾说：“晚近蜀人以史学鸣者”，有张森楷、杨赞襄、叶秉诚、祝同曾等人。然张氏“雄豪，非儒者象”；杨氏“早卒，学亦未精”；叶氏“从政，多亲世务”。惟自己和祝氏“充实光辉，萃然君子”。[12]这当然只反映李氏个人看法，且涉及人品、性格，非仅就学术造诣而言，不能视为确论；但也基本可知，在“外来”学者大规模进入四川之前，张、杨、叶、祝诸氏在地方学术界较有声望，而均参与了川大历史学科的发展。

在这四位中，张森楷最为长老。1879年，尚在锦江书院就读时，张氏就开始了学术研究，一生有著述27种，包括经学、小学等方面，而尤以史学著作为多，其中用力最大的为《二十四史校勘记》337卷、《通史人表》296卷、《史记新校注》133卷等。张氏治史，盖从校勘学入，曾云：“整齐故事，讠是正文字，诚治史者入门关键。”其从事史学研究之初，“即发起地理、人物两大纲，作为史学校勘着手的基础”，后乃专事人物。《通史人表》一书，参考《史记》、《汉书》表例，“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其取法《汉书》人表，又变班书之九等为十六目，将分类标准由人物臧否改为更客观的“名位”。该书参考书目不下千种，被罗振玉等称为“孤学”与“独创”之作。其《二十四史校勘记》则被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采纳多条。[13]

张森楷在川大任教的时间不长，更具代表性的是祝同曾。他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清末加入同盟会，身与革命。民国成立后投身教育，历任四川各地中学历史教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在川大教授“中国通史”课程，直到1941年辞世。时人谓：“川中习中国史者，无不出自先生之门。”[14]可见其资历之老。李思纯说祝氏学术如下：

凡诸名物典制政俗，所以兴废存亡之故，口诵□持，援据详要，沉酣其中。其治史以烂熟正史为务。壮年点读廿四史，多过于诸史纪□，强半成诵。尤当熟诸史异同，明其得失……条分缕析，言之历历，其发现有远的[过？]于王应麟、王鸣盛、赵翼之外者。每升座授课，言辞风发，引证繁博，诸生耳受笔追，苦不能尽。愚常读《史通·曲笔》篇中，有“秦人不死”句。注云：未详。质之先生，应声曰：“见《洛阳伽蓝记》。”其强记如此。[15]

曾在成都高师受教的姜亮夫先生也回忆道：祝氏讲《中国通史》，“经常用《通鉴》、《二十四史》、《六经》的材料。而且祝先生都是成篇地背。我们只来得及写书名和篇名”。[16]至其著述，据李思纯所列有三：一是《通史》，但只写到五代；二是《律音义跋》，考证江苏局刻《唐律》附影宋钞《律音义》不出于北宋大圣本；三是据《朱子年谱》、《宋元学案》、《齐东野语》等材料写成，以补《宋史》不足的《唐仲友事略》。此外，并“裒集诸史中蜀獠乱事”数十条，“拟为文论之”，然无存稿。[17]

无论著述丰俭，张、祝等人的学术风格与二十年代以后国内的史学新典范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其共同特征是：

1.重视正史。他们二人都周览“二十四史”，治史均自文献学入手。从内容上看，张氏的历史校勘学、祝氏对诸史异同的考辨等，均沿袭了清代以降的学术问题，而与新史家旨趣迥异。1938年2月，陈述（1911—1992）曾在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经过在史语所的半年学习，“略窥老旧史家与今日史家之异趣，似旧日多以书为本位，现代则多重历史问题”。[18]可谓片言居要。而张、祝诸氏所做，确是“以书为本位”的学问。

事实上，祝同曾对于自己和新史家的风格区别不无自觉。李思纯谓，祝氏于“晚近”史家“或好征引杂书小记，以疵疑正史；或专攻史中细端，自翘□为专家，而不读全史”的风气颇不满意：

先生之言曰：正史固不足全信，然杂书小记之未经审考，其不足信，乃较正史尤甚。取以致疑正史，未见其可。又必熟读全史，乃可专研其中某篇。若徒炫新奇，专攻枝节，而昧于全史，亦非求真之道。又云：正史未得真相，不妨博求例证；其已□真相者，不宜妄疑，□欲推倒。居常每举荀子“信信，信也；疑疑，信也”，以教学子。盖其不妄信妄疑，真符于近代史家所谓科学精神。[19]

此论与当时处在主流之外的一大批学者对所谓新史学的批评同声共气。[20]李思纯本人当然也持同样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V.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原论》是一部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名著，在观念上与傅斯年提倡的学风同出一源。[21]但在这里，李思纯盛赞祝氏的做法才合乎真正的“科学精神”，实际却直指高唱“怀疑精神”的新史家乃是“妄疑”，并“不科学”。

2.崇尚淹通博雅。张森楷说，自己“读儒先所称天人性命诸学说，多格格不能入，独于古人行事与其时之典章制度，暨其国家废兴存亡之迹，每一关览则为之心开，或废寝忘食以终穷其究竟”。因而，“当吾蜀经学方盛时代，而森楷以专门史学特闻”。[22]其所云“经学”，应特指廖平一路的今文传统，而不是考据学意义上的经学，盖张氏的学问门径即出于后者。另一方面，就史学本身而言，张森楷和祝同曾所治均不限于断代，大抵均属严耕望所谓“博通”一路，与新史家“仄而专”的研究取向格格不入。[23]

事实上，尽管历史学自1924年就独立设系，但对更老一辈学人而言，恐仍很难将之与“国学”区分开。姜亮夫回忆道，廖平二十年代初曾谓国学“以历史为基础”，经学“以哲学为基础”。[24]这是廖氏区分经学与史学的一贯路数。不过，到了二十年代，所谓“经学”的很大一部分也很难和“经学史”分开，而成为廖氏所谓“国学”的一部分。由于“国学”是一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因此，如将眼光扩大到史学系之外，不少学者所做均可归入广义乃至狭义的史学范围。以当时在成大、成师大中文系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例：蒙文通先生后以史学名家，暂且不论。吴虞、伍非百（1890—1965）等治先秦诸子，固可算入其时正风行的“思想史”或“学术史”一路。庞俊后来写有《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发表于1945年）等论文，且有《宋人亲党考》的著作计划（未完成），[25]其晚年所著《养晴室笔记》三卷，搜集了不少有关唐、宋、明、清代社会史的资料，如“宋代官吏休假”、“明代士人演戏”、“唐代米价”等，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稍强。[26]龚向农主治经学史，而所著《旧唐书札迻》与张森楷的《二十四史校勘记》一样，亦属史籍考订性质，不少条目被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引用。[27]刘咸炘在担任成大中文系教授的同时，尚在公立四川大学教史学；[28]而他根本就把自己的全体学术用“史”之一字概括（惟其所谓“史学”与一般理解的不尽相同，包括了“社会科学”在内）。[29]

二十年代学界本有不少人认为所谓“国学”即是“史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30]但事实上，“国学”包含的小学等内容，即使采取广义的“史学”概念，似也难以包含。不过，中国传统学术崇尚“通人”，本与近代学术分科相参差。在中国的大学科系体制中，国文系或中文系是唯一以“国”为学科分界的科系，故也最具伸缩性。在史学系未独立设置以前，有关的研究通常均在国文或中文系里。新文化运动后，随着各大学史学系的成立，狭义的“史学”与包括了广义的“史学”在内的“国学”在学科建制上得以分离（但学人的实际研究则未必然），新史家大都进入史学系，而治学风格更接近于“国学”的研究者多数仍留在中文系内。因此，一方面不妨说史学系与国文系的分化是史学学科制度化的重要表现，另一面也不宜将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史学系中。

3、留意乡邦文献之学。传统读书人对乡邦文献之学均有浓厚兴趣，地方志的修纂也常常得到他们的支持。事实上，至少在清代学者眼中，编写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且并不限于本乡。因此，不少人如章学诚（1738—1801）、段玉裁（1735—1815）等，都曾编写过地方志，章氏且对地方志的编纂理论有过重要思考。但二十世纪中，除了最初的几年，由于受到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曾经兴起过一个编纂乡土教科书、乡土志的**外，以近代专业史家自居者通常并不参与这一工作；而蜀地的几位名学者则亲与其役，在这方面贡献颇多。如张森楷晚年以五年精力完成《合川县志》77卷，祝同曾也撰写了《华阳县志》“疆域”、“纪年”部分，“山川”、“水道”诸篇亦多经其裁覆。在史学系之外，中文系教授林思进有《华阳人物志》，[31]刘咸炘有《蜀诵》和《双流足征录》。向楚主编、向宗鲁等人编纂的《巴县志》更因体例“因时制宜”，增补了交通、农、工、商业、军警、交涉、物产、市政、蜀军始末等内容，详尽记载了晚清以来以至抗战时期的重庆社会风貌，而备受称道。向楚说：“昔章学诚氏谓方志之作，原以备国史要闻，当用史法行之。又论文士撰文，惟恐其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故各篇增补搜集，于本末沿革，诸所引据，尤兢兢焉。”[32]可见其心得所自。四十年代，成大中文系毕业生赖皋翔写下《方志论》五篇，从体制、采择、编撰等方面对地方志做了全面探讨，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33]也可以看作此一学脉的延伸。

蒙文通认为，从地方志的兴衰中可以看到整个史学乃至学术全体的命运。两宋学术盛而地方志亦盛，“自明以下，史学衰而方志之义遂晦”，到了清代，则“更未知方志之有学”。即使是以史学名家的章学诚，论方志亦“仅琐琐于记注之规，若撰述之事于方志无所涉，是固不足以窥宋人之门径也”。是则方志非小，亦著史也。他并引用刘咸炘《蜀诵》中的话：“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也。向来于方志，上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方志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吾今以土俗贯论，豁然无碍，乃知方志与国史各有一贯”。蒙先生云：“夫区域之史，犹之一民族之史”，当“有其各具之性格”。蜀地“社会发展之迹，时之先后，固有大异于中原者”，史家所应着目。[34]蒙文发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然《蜀诵》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35]可知此时刘氏已超出通常所谓“地方志”的见解，走向了更重区域特色的“地方史”。[36]

第二类学者包括何鲁之、刘掞藜、李思纯等人。他们或是留学生，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属于新一代学人（非指年龄而言），其专业化程度较前类学者更高。大体说来，这批学者也有两个特点。

1.对新文化运动持保留或批判态度。何鲁之、李思纯均是留法学生，多少受到了其时欧陆人士的影响，不大看得起美国文化风气——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个人的思想取向，也似更接近于一般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具体而言，何鲁之是国家主义者，青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思纯曾执教于以反新文化运动者聚集而闻名的南京高师（后来相继改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接近《学衡》派，与王国维、吴宓（1894—1978）、陈寅恪（1890—1969）等均有交往。[37]刘掞藜本来即是所谓“南（京）高（师）学派”的传人，在学术界因最早（1923年5月13日）发表对“古史辨”的批评一举成名。[38]李、刘二位都和南京高师有关，并非偶然。事实上，成大史学系的人事、学风等与“南高”学派有着密切联系，而由“南高学派”学人主持的南京中国史学会所办《史学杂志》第4期（1929年9月1日出版）也刊发了成都大学出版的《史学杂志》第1期要目，正反映出这些学人之间的同声应和。

何鲁之于1928年3月起接替叶秉诚，担任了成大史学系代主任一职。[39]“三大”合并后，又成为国立四川大学史学系首任主任。1931年12月，在文学院讨论课程标准制订时，有人指出：“近来国内各大学对于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故于规定课程亦因之而异”。以史学系而言，就有两种不同的路数：“一为偏重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学每系如此；一为注重历史智识之研究，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即系如此”。对此，何鲁之提议，史学系应侧重“对史学上之智识之研究”，盖“能研究中外各国历史有心得者，不难为整理旧史之人才。故本系宜以养成研究史学之人才为主”。[40]按何氏所说“历史整理”，即当时一般所谓“新考据学”，更强调纯学术的专业研究，是学术界的“新”派，主要分布在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主导风气，则强调历史应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即何氏所谓“历史智识之研究”，从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中汲取了甚多营养，在当时属于“旧”派。何鲁之显然对后者抱有浓厚的同情。重要的是，此一教学原则一经确立，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若干年内川大史学发展的基本路向，包括教师的选聘和学生的培养等，都要围绕这一目标进行。

2.注重史学理论的探讨，强调史学“智识”的重要性。虽然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们也非常热衷于引进和介绍当时欧、美的“新史学”理论。其中都是比较流行的，一本即是由李思纯翻译的《史学原论》，另一本是由何炳松（1890—1946）翻译的美国学者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所著《新史学》。虽然李思纯就任教于成大，但从1929年《史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理论性的文章看来，鲁滨孙“新史学”对该校师生的影响似乎还要更大些。刘掞藜所写《发刊词》就数次征引鲁氏观点，而另一篇专门论述近代西洋史学观念变迁的文章指出：十九世纪以后，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向之以哲学之演绎而肯定史观之计划”，逐渐为“新兴之‘史实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所代替”，要求史家“根据过去之事实以说明现在，根据现在之事实以预测未来，利用各种新科学之智识及科学上之归纳方法”，以使史学科学化。其中又可分作八派，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历史之社会心理的解释”。此派认为：“凡限于一种范畴以内之原因，决不足以解释历史进化之一切状态及所有之时期。无论何时代之历史进化，仅能于该时代之社会心理中求其解释。史家之职责，即在对于社会心理之成因，加以研究、发现、评价，及说明之工作。”而鲁滨孙正是此派的代表之一。[41]

当时的主流派所拥护的“新史学”和非主流派致力的“新史学”之观念异同，并非本文所关心的课题。[42]此处要指出的是，非主流派极为肯定“通识”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可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应注重其连贯性。史学的意义也不仅是对孤立课题的解决，而尤体现在对现实的启示意义上。刘掞藜强调：“治史所以明过去而知现在，利用过去以了解现在，而谋有以应付现在。”因而，他主张成大史学系应培养“创造历史”和“研究历史”两类人才，二者又密不可分。[43]主流派史家则更强调实证性的问题研究，“对于带有主观价值色彩、道德教训意味，甚至通论色彩的东西都相当不以为然”，[44]自然不会认可培育“创造历史”的人才一说。这一差异也可以简洁地归结为何鲁之所说的“历史智识”与“历史整理”的对立，且恐怕这正是两派学人差别最大的地方。不过，在尽量扩充史料、对材料加以客观辨析，乃至多元史观等方面，双方的距离实际恐怕并不一定如一般想象的那样遥远。

就此而言，在成大、成师大乃至三十年代初的国立川大史学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颇有契合之处。李思纯在二十年代初即指出，刘知几（661—721）、章学诚的著作所“探讨之道，辨晰之事”，与西方哲人所说“合轨符辙，无有异致”。具体而言，在“史料之搜集”、“校雠考证”、“纪载之真实”等问题上，中国传统史学与《史学原论》相合者各有四点；在“历史鹄的”、“文章体式”等主题上，相合者各有一处。只不过《史学原论》较刘、章二氏的讨论更为全面而已。[45]

刘咸炘、蒙文通等均受到章学诚启发，而章氏在近代以来尤以“理论”思维知名。萧萐父（1924—2008）注意到，刘咸炘的著述“多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代史学述评”方面的，“‘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46]蒙文通的史学论著则以研究具体问题为主，但背后亦有更上一层的追求。他尝自言：“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里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47]丁山（1901—1952）三十年代中期亦曾在川大史学系任教，能够敏锐地觉察此点，正可见“惺惺相惜”之处。

而不少“传统”学者对于新的社会科学也颇为关注。刘咸炘以“史”之横说即为“社会科学”，便颇见及二者在寻求“历史智识”方面的共同点。同样，叶秉诚也运用“历史之社会心理的解释”，发挥刘知几、章学诚学说，谓章氏的“史德”说已较刘说进步，“顾其所谓史德者，不过关于著书者之心术纯驳而已。此乃文史之心，非史心”。而历史实“即古今人类社会的心理表现”，一切历史现象“皆由社会之心理递演错综，而后形成种种之现象”，“故历史的心，在全体社会；而社会心理学，实为研究历史进程之要素”。这种“心”，叶氏称之为“历史客观之史心”。

在此基础上，更有“历史学上主观之史心”：

故历史学家之天职，不在恃凭一己之理想，以成一家之著作；亦不在胪列各种之事实，以示博物之资料。其要在于根据历史的重要现象，以寻求此种现象之心理，而得其所以然之故，以为人类之指导。顾历史所以指导人类者，不徒在明过去社会之心理，而贵于能适应现在社会之需要，以增长将来之进步而已。

要做到此点，要求史家“须将史心放大”，“取革命的态度，以各种新科学的方法，搜集资料，融通各方，指陈精要，使人类群奉为圭臬”；更“预将史心增速”，即“利用各种发明之新理，以为研究历史之帮助”。因“新理”无不以社会为背景，无论物质、精神皆然。学者“苟能集合物质精神两面之新发明，以考究现世社会之心理作用，则其所收之效果，必较往昔为捷径矣”。[48]显然，对于“历史智识”的追求正与对“新史学”方法的注重相一致。叶氏在四川老辈学者中固是较为趋新的一位，[49]但从他的论述也不难看出“社会心理学派”在成大史学系的地位。这大概也是“社会心理学”成为该系选修课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