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接任川大校长后，继续推进任鸿隽的基本政策。在1937年7月1日举行的就职典礼上，他提出治校三原则：第一，继续提高学生程度，使与其他国立大学同等而不含地方色彩；第二，充实设备，提高研究兴趣，使文化水准和欧美各大学同等；第三，更进一步使中国学术能与欧美各国齐头并进。[63]简言之，仍是国立化与现代化。其中，国立化又带有明确的“去地方化”意味。

不久，随着抗战爆发，东部大批高校师生内迁，为川大国立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创造了条件。9月，张颐在迎新大会上，欢迎从各地来的借读生时表示：“本校既属国立，合全国为一家，应无主客之分。”[64]事实上，包括新生和借读生在内（其中借读生的人数超过了新生），大批东部学生的涌入，的确迅速改变了川大生源的地域结构。截至1938年，川大在校生共1318人，其中川籍学生912人，再加上西康学生17人，占全校学生比还不到71%。在外省学生中，以江苏、安徽二省为最（分别为82人和74人），籍贯分布的范围也扩大至27个省份。[65]到了1939年4月，时任校长程天放（1899—1967）就对外宣布：“战前川大地方色彩较为浓厚，因学生大多数为川籍。战事发生后，外省学生人数达三分之一以上，现时可为一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66]教师的省籍构成也发生了一些类似变化，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主要衡量指标，比这来得重要的是，享有全国性声望的学者在教师队伍中大幅提升。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大量知名学者受聘川大。有些学生甚至一度有“四川的北京大学”之感。[67]

不过，如前所述，“国立化”既有“全国化”与“现代化”的意思，也常常被理解为“中央化”。后者又包括了两方面含义：一是中央对学校的支持，一是中央对学校的控制。最初，后一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川大控制权的争夺。一般来说，川大师生因饱受地方军人的压迫之苦，在此竞争中，都会选择站在中央一方。但是，随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权力的日益稳固和扩张，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四川由僻远之区一下子变成京畿重地，中央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控制范围也开始扩大到知识界。这就使得川大师生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此前，在川大人的心中，中央主要被视为一个象征性（后来则是实质性）的支援力量，现在却变成一个“对手”。其间的转折畸变，颇能体现出那一时期政治与学术的复杂纠葛，以及“国立化”的一名多意。

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四川内战频繁，川大师生对地方军人极为不满。二十年代初曾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姜亮夫回忆说，高师学生是“在枪炮声中读书”的，这使他们“对四川军阀非常厌恶”。他自己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时，曾慷慨陈词：“今天在这里的一切人要明白，这块地方属中央，不属四川省；成都高师要象个国立大学，不要被地方扰挠！”此话一出，“掌声不绝达二三分钟之久，大家情绪振奋！”[68]这段话是多年之后的回忆，在细节上容有不尽准确之处，但仍生动传达出处于这一特殊时空条件下的学生们的共同心声，而此中就把“国立”与“中央”联系起来，把“地方”视为二者的对立面。

当年高师人所谓的国立化，主要是为了对抗地方军政力量对学校生活的干预，这也是很长一段时期内川大师生对国立化三字的理解。前引1924年高师学生反对傅振烈为校长的宣言中，就强调地方势力无权管理国立学校。二十年代后期，师大虽在“实利”的驱使下有主动“地方化”的倾向，但遇到危及生存的问题，仍会搬出“国立”的牌子。比如，1928年大学院根据郑宾于等人的呈文提出合并三大的意见时，师大强烈表示反对，理由也是：“本校直属中央，凡发生变更及废止，依法应遵中央明令办理，此外似不容任何人干涉或支配。”[69]这一传统到了国立川大的初期仍被继承。1933—1934年川大为制止刘湘变卖皇城校产所发表的各类宣言和对外谈话中，也反复强调：“本大学校产之皇城地址，历经中央核准”，因此，“地方军政机关，倘未呈奉中央核准，实属无权处置”。[70]

换言之，此一时期川大师生对国立化的向往更多带有自卫性质。他们也知道中央在四川形同虚设，无法起到实际上的保护作用。但国立之名仍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保护力量，至少可使地方军人处在“不义”境地，引发社会同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中央的重视。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实现真正的国立化，并无更多证据。事实上，至少对高师和师大师生来说，最希望国立化的大概就只有经费保障，其他方面就难说了。1926年，成都各省立专门学校就注意到，“高师预算，因号称国立，不肯受省政府之限制；又以前川省为自给省份，并不肯受教部之考核”。[71]地方不便管，中央管不到，国立学校的身份实际上使高师获得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恐怕才是高师人真正向往的“国立”状态。高师如此，其他几个学校又何尝不然？

这里边的实质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曾任公立川大文学院长的向楚曾回忆说，他长院时曾请徐炯讲学，因为“此校乃省立，有伸缩余地”；“但不久三大学合并，此事便废”。[72]向楚这段回忆非常重要：所谓省立大学比国立大学更有“伸缩余地”，如何理解？如同我们前边所看到的，号称国立的学校还不完全抵御地方军人的干预，何况省立大学？那更是名正言顺。因此，这句话不能脱离具体的事件加以理解。徐炯名列“五老七贤”之一，是二三十年代四川有名的“守旧派”，与“新思潮”格格不入。但是，这一时期四川社会的整体风气，确实偏向于“保守”一面。因此，徐炯在地方上的威望很高，包括军人在内，都对他礼敬有加。这就是向楚能聘用他的一个主因。但一旦真正实现国立化，学校就必须奉教育部的功令行事，在人事方面的自主性随之消失。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向楚本人却是川大国立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之一。这大概是因为，其时中央尚远，具体会管到何种程度，向楚并无体会，但地方军人的干预却是眉毛边上的威胁，故其向往“中央”，并不奇怪。

不过，四川政局动**，地方政府本身就不稳定，对学校自然疏于管理。加之彼时四川尊老重文之风仍然盛行，读书人受到相当的礼重，军人也不例外，至少他们需要借此提升自己的威望。而在事实上，他们所关注的也还是地盘和权势，并没有一项专属于自己的“主义”要维护。因此，军人对教育的破坏，主要体现在频繁内战造成的后果上，特别表现为办学经费的紧张和教、学环境的恶劣。[73]他们虽也任命校长，但看重的是权力本身，通常并不干预教师进退和校内的思想，故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并不利于学术和教育的发展，但不能说军人统治已经威胁到学校的“学术自由”。

中央就不同了。执政的国民党有一套奉行的“主义”，干涉教育的兴致比北洋政府和地方军人都要浓厚得多，也更为具体细微。此在川政统一初期尚不明显，因其时的“主要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的竞争，且教育部长王世杰笃信自由主义，对“党化教育”并不起劲，任鸿隽更是“党化教育”的积极反对者。[74]故在任氏长校时期，“党义”虽是部定课程，川大却并未开设。由此也可见出，任鸿隽将国民党与国家（甚至中央政府）区别得很清楚。张颐的思想与任鸿隽非常相近，在这方面最初仍是萧规曹随。但抗战爆发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下半年，川大的“党义课”正式开班。此课虽不为多数师生所喜，但既是“规定”，也只有虚应故事。

更重要的变化是在1938年初，陈立夫（1900—2001）接任教育部长后。作为国民党内最积极的党务工作者，他颁布了一系列以整齐划一全国教育为目标的政令，被舆论认为积极推动“党化教育”。[75]作为国立院校的川大，也无可避免地处在这股风暴的中心。当年底，在陈立夫运作下，国民政府免去张颐的川大代理校长职务，发表刚刚卸任的驻德大使程天放为校长。程天放系江西新建人，美国意里诺（今通译“伊利诺”）大学政治学学士、硕士、加拿大都郎度（今通译“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曾任江西、安徽、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安徽省政府代主席、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安徽大学校长等职。他在政治上属于CC派，与陈立夫关系甚好。[76]程天放在浙大校长任上，就曾竭力推行“党化教育”，[77]在学术界口碑不佳。因此，这个任命的发表，使得川大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文学院长朱光潜（1897—1986）、农学院院长董时进（1900—1984）和理学院长魏时珍（名嗣銮，以字行。1895—1992）立刻在教师中发起“拒程运动”，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在这三位领袖中，朱、董二位均为无党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拒程”，主要是为了防止程天放在川大推行“党化”；魏系青年党员，该党在川大势力较大，他参与其中，除了维护“学术自由”之外，也不排除有防御国民党抢夺青年党地盘的因素。另一部分川人则抱着“川人长川大”的想法，认为川大校长由外省人担任，不免视蜀中无人，是为大辱。然而，党派之争和地域之争都属私斗，而非公言，故三派基本都统一在“学术自由”的口号下。他们通过通电、宣言、运动私人关系以至公开罢课等方式，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这场运动持续27天，并获得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支援。

在校园以外，运动也得到了成都绅耆和四川军人邓锡侯、潘文华等或明或暗的赞助，而这里仍可以看出地方与中央竞争的潜台词。川大师生对此实际心知肚明，甚至主动地利用这一关系，向地方势力求助。据吴虞听闻的消息，川大教授派出代表，面见时任四川省府主席王缵绪，请王主张公道。但王氏云：“此国立大学，我不便言。”[78]这毋宁是一讽刺：川大与地方当局此前一直摩擦不断，且每引“中央”为援；现在成为“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却要开始对付中央政府，并转而试图借助地方力量。表面上看起来，不免“见风使舵”之嫌，但其间仍贯穿着一条不变的红线，即是希望学术能独立于政治干涉之外。

问题是四川地方政局也非复当年。川军中最有实力的刘湘已死，刘文辉远在西康，邓锡侯、潘文华等均无实权，执政的王缵绪则是亲中央一派。他所说的“不便言”乃是推辞，事实上，由其掌握的四川省政府机关报《兴中日报》自“拒程运动”开始，即大加讨伐。但这里有趣的地方在于：王氏以川大系“国立大学”为托词，则此四字的效力和滋味，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陈立夫的强力支持下，程天放到校视事，“拒程运动”告终，张颐、朱光潜、董时进、魏时珍等人辞职，离开川大。

程天放长校后，川大校内“党化”教育的倾向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程在校内大建国民党组织，并亲自介绍川大师生400多人及私立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1890—1955）等人加入国民党。1941年教育部四川省教育视察团视察了在川各高校（含内迁的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后表示：“就各校党务团务工作现状言，似以四川大学及华西大学为最佳。”[79]可见两校在党化教育方面的成功。

就学理而言，国立化的结果并不一定影响到学术自由，川大的情况和程天放个人的政治背景及“拒程运动”引发的政治化效应有关。不过，类似的情形并非川大独有。一般说来，北洋政府“主义”色彩较弱，教育政策相对宽松，教学质量也自然大打折扣。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教育管理，而学术环境也多少受到影响。[80]

“拒程运动”及其结局具有多重的启示意义。首先，运动的失败展示了“学术自由”与国内政治局势之间的关联度。如前所述，1935年以前，川大虽在地方军政力量的控制下，但大多数时间仍能享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若获得了地方军人的“庇护”，还会得到一些实际利益（当然，此利益亦是相对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立”学校身处中央和地方之间，并非一方所能专控（当然，这也离不开四川军人内部山头林立的状况）。学校虽然在物质条件上付出了不少代价，却能机动灵活地调动象征性资源和人脉关系，谋求相对独立的地位。随着国立化的真正进行，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观，学术品质也确有大幅提升，但同时也伴随着自主空间的压缩。此中一个关键是外在于学校的：之前虽然学校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但学校的自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的自主性；然而，随着“去地方化”政策的推行，整个地方势力大规模退却，中央力量高度强化，学校一旦与中央发生冲突，就必须直接站在第一线，没有任何转圜，其结果自然不问可知。

其次，这也提示出国民党中央和知识界对于“国家”的不同看法。拒绝中央任命的校长一类事件在平、津、沪、宁等被任鸿隽视为“中心地区”的国立大学早已屡见不鲜，而川大则因长期处在边缘，相对“平静”许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程运动”的发生也可以看作川大国立化成功的表现。但这个“国立化”显然不是从制度性角度定义的，也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期待，我们毋宁说，它指的是经过各个国立大学的既往实践而形成的一套“校园文化”。[81]这种文化既和从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也建立在中国自身的士人传统之上。正如川大教师在“拒程”宣言中所强调的：“政治有党派，而学术无党派；政治有恩仇，而学术无恩仇，此所谓学术独立者，并非强为高论，实学术本身之性质有以致之。”[82]我们可以清楚听闻“道高于势”的回声。不过，“道”原本和超出“国”的“天下”相联，此处的“学术”则与“党派”相对而与“国”相应。知识界本不以为“国立化”即“中央化”，更非“党化”——这一区别虽在现实中常常被打破，但在知识人心中仍是异常清晰的。因此，较之其各位前任，程天放是川大校长中最为“中央化”的，却是最不受川大人欢迎的。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立化”程度的提升和“党化”教育的加强相应，程天放也试图与地方派搞好关系。以向楚为例：他虽是国民党员，但党派色彩不浓，而又为人谦和，社会关系广泛，在地方上声名甚著。[83]作为川大元老，他在王兆荣时期一直担任文学院院长，并经常出面与地方当局交涉，多少扮演了一个类似于“秘书长”的角色。到了任鸿隽和张颐时期，文学院院长一直由新派人物担任，向楚在校务活动中也较为沉寂。“拒程运动”开始后，由于要获得地方社会的支持，向楚等人的地位得到“复兴”，往来于各派势力之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程氏到校后，向楚再次出任文学院院长，并多受倚重：根据档案中所存记录，1939年1月—1942年10月，程天放外出16次，其间，校务由向楚代理8次之多，占了一半。[84]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事实上，无论是拒程的一方，还是程天放，大都在四川地方上没什么根基（朱光潜是外省人，就不用说了；董时进虽是川人而长期旅外，经历与任鸿隽、张颐相似；就只有一个魏时珍，在川时间较长，社会交往较为广泛），而他们在向楚这样一位地方贤达身上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优势。显然，地方社会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政治潜力（“民国”这一国家形象的树立又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力量），使其在中央、地方和学术界的竞争中占据了一个超越性的地位。这种潜力当然不一定变为现实，但各方出于与政治有关的目的而对此一非政治性的力量加以有意识的利用，正说明其能量未可低估。

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在研究一些新兴的自治国家时发现，由于许多新政府试图塑造一个与前政权有别的新形象，而导致了传统的复兴。[85]向楚的遭遇与此颇有神似之处。程天放相当于“新政府”，任鸿隽与张颐则是“前政权”。也许在地方人士的眼中，他们都是“中央人”，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同由“中央”派来，任鸿隽和张颐的效忠对象首先是“国”，而程天放则更多地考虑到“党”，至少，“党”和“国”在他那里是不可分割的。至于向楚，则类似于弗思所说的“传统”的力量。这当然不是说“党”和“地方”之间的配合是实质性的，那也不过是特定情境中的特定组合罢了。但这也证明，国家和地方之间绝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要准确理解它们的相处方式，必须将之放入具体语境中，且充分考量那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只是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组范畴之间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