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中央”的疏离，恰是川大在1933年以后陷入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国立”招牌本是在刘文辉庇护下获得的，随着后者失势，学校对中央支持的需要遂更加急迫。可是，国民政府远在南京，又并不真把川大看成嫡系，故学校虽有不少抗争，仍不得不仰赖地方政府之鼻息，“国立化”只成为川大师生的一厢情愿。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四川被确定为“民族复兴策源地”及四川“地方中央化”进程的展开（第三章），川大的“国立化”才被真正摆上桌面。

作为国民政府推动“国家统一”的实质性步骤，“地方中央化”标志着中央权力在地方上的扩张，而川大的国立化也首先通过教育部对学校管理的强化体现出来。1935年5月，教育部首次向川大派出视察专员。7月，教育部根据视察报告，同时向四川省教育厅和川大下达训令，在四川全省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一、重庆大学（以下简称“重大”）定为省立，先设理、工两院，其原有的农学院和文学院并入川大；二、原四川省立农学院并入川大；三、原四川省立工学院并入重大；四、重大原有学生需一律甄别呈部备案；五、省立农、工两院经费分别划拨川大、重大。[27]和成都大学一样，设立重庆大学，也是1926年四川善后会议通过的议案之一。不过，它的正式创办要到1929年了。重庆处于刘湘的势力范围之内，刘氏也因此成为重大的实际支持者，甚至还一度亲自兼任校长。重大成立后，一直未向教育部备案，为此常常遭人诟病。比如，1934年初，刘湘刚刚宣布“川政统一”不久，就有人指出，“重大乃因防区制下特殊之产物”，要求将重大并入川大，“以树统一之先声”。[28]作者所说的“统一”，主要指的是四川省的统一；而此次院系调整和重大性质的审定，则更进一步，成为“全国统一”的表征。

由于有此一重背景，因此，随着中央势力在四川的伸张，川大在国内高校中的地位也开始上升。1935年春夏之间，川大突然“群贤毕至”：天津《大公报》总编张季鸾（1888—1941）、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1889—1971）与《大公报》社长吴鼎昌（1884—1950）先后到校演讲。张氏从“国际现势”的角度，论证了四川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29]翁、吴二人的立意差不多，前者讨论了“外来之力量与文化”对于四川发展的作用，后者则呼吁“四川人士与省外人士共同努力，造成新四川”。[30]从身份来看，这三人或官或民，其中吴鼎昌乃是典型的“旅外川人”；在思想上，他们皆属于自由主义者，不过彼时受到亡国危机的刺激，也都倾向于维护国民政府的地位。由此，他们在演讲中都着意强调，四川人应打破省界，担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指示出其时亲中央的自由知识分子之关怀所在。7月1日和8日，正在成都视察的蒋介石连续两次指定在川大举行“总理纪念周”并讲话。[31]蒋的谈话内容虽无若何新鲜之处，却象征着川大作为中央驻川机关的角色得到了最高当局认可，真正成为中央的“自己人”。这在川大国立化运动的进程中，属于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它同时也使川大进一步沦为中央和地方的角力场所。

双方的第一个回合体现为川大校长的任命问题。如前所述，校长人选一向是四川军人控制高校的主要手段。刘湘既然把王兆荣视为刘文辉一派，在中央军入川后，遂向蒋介石提出更换川大校长的建议。其时国民政府急于与刘氏交好，且王兆荣本由刘文辉礼聘而来，和中央并无实质性的交谊，故此议立刻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不过，二人实是同床异梦，目的不同。因此，选择谁为继任者，双方意见并不一致。刘湘提出的候选人是前成大校长张澜。[32]张、刘关系相当密切，早在1932年2月“二刘大战”结束后，成都知识圈中就流传出刘湘欲以张澜代王兆荣的传言，[33]此时则变为正式的动议。但张澜与国民党一向不睦，其时又在起劲宣传“川人治川”——此议被时人认为就是针对“地方中央化”而来的。[34]因此，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事实上，国民政府最终选中的是正在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通常简称“中基会”）干事长的任鸿隽。

任鸿隽祖籍浙江，但从父辈起就定居四川。他本人生于垫江（今属重庆），也以川人自命。1909年，还在留日期间，任氏就加入同盟会，很快做到四川分会的书记、会长。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和杨杏佛（1893—1933）等人作为“稽勋生”赴美留学，回国后历任北大化学系教授（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1923年）、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1927年）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鸿隽先后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32年），但均未就职。他是胡适（1891—1962）密友，属于自由主义思想圈子中的一员，参与发起了《独立评论》，也是这份刊物的积极撰稿人。[35]不过，和这个圈子中的很多人一样，三十年代的任鸿隽虽然对国民党的政策颇多批评，但出于维持国家统一的考虑，又不得不认同于国民政府，其立场近乎胡适所谓“诤臣”。[36]他对“地方割据”一向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对三十年代崛起的四川新兴军人的批评尤为直接。在三十年代初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任鸿隽指责川军闭门混战，致使四川沦为“四川人之四川”，力主中央“用实力严行制止”之。[37]显然，无论从人脉还是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来看，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是王兆荣、张澜等人所不能比拟的。

任鸿隽之前虽屡次推辞国民政府的任命，此刻则有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之所措”，深感加快建设“内地鄙塞之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遂“毅然辞去中基会职务而就川大校长”。[38]有此一重考虑，无怪他一经到任，就提出“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目标，作为治校方略，其中“国立化”又居首位。任鸿隽提出，川大此前的“国立”二字名不副实，应尽快“把‘国立’二字真实化”。[39]说的是川大，其实针对的还是“四川人之四川”。最能代表他对“国立化”的理解的，是下面这段话：“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川大是“中国的大学”，“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40]换言之，国立化不仅是“全国化”，而且也特别地体现为“去地方化”。

除了对政治上“分裂”的警惕有关外，任鸿隽还有更深一层关切。在他看来，中国的“分裂”，一部分责任要归因于传统的乡土观念。他曾自述道：“吾父在时，无日不思返浙江原籍。吾辈则乡土观念甚轻，以为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画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41]其实，他不是一点也没有“某省某县人”的观念。1919年，他留美回来，首途归川，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欢天喜地，……以为十几年未见的故乡，可以计日而到了”。[42]不过，他是自觉地想以“中国”的大认同取代“某省某县”的小认同。事实上，任鸿隽这段解说中，确可看出在晚清数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两辈人之间的代沟：任鸿隽这一代读书人，是民族国家思想在中国的第一代推手。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包括乡土意识在内的各种“次级”认同，和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观念之间，基本上是对立的：前者仿佛一些杂质，必须精心剔除，否则即会污染或至少冲淡人们对国家的挚爱。

不过，晚清以来，人们对乡土意识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认识，实际上非常复杂，且经过了一些重要变化。二十世纪初和二十年代初，均曾有人倡导经由“爱乡”而“爱国”的思路。[43]不过，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外患已在眉睫，安内以攘外的紧迫性大为增加，乡土意识越来越被视为国家观念的对立面，即使是深具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人也难以逃脱这一观念。任鸿隽如此，张季鸾、翁文灏、吴鼎昌等人在川大的演讲，亦莫不如此。黄炎培（1878—1965）1936年3月4日来到川大演说，也寄语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做国家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44]

出于同一考虑，任鸿隽表示，学校不鼓励学生成立“同乡会等狭义的组织”。他希望川大学生，“要准备将来作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作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45]事实上，他在川大推进的诸多措施，就集中在如何“消除”学校的地方性因素方面，包括刷新人事、扩大生源、整理课程、完善设备等。其中，以教师人事和招生来源的变化最为突出，本章就以这个两方面为例，对此略做说明。

从教职员的籍贯分布来看，1935年上半年，四川省籍人士在学校重要职员（包括秘书长、各课主任、各院院长、各系主任等）中占了80%，在教员中占了约73%；1936年下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为约39%和约59%；与此同时，外省籍人士所占比例则相应地分别上升为约61%和约41%。[46]在重要职员中，外省人已经远远超出了本省人，占了近三分之二的数目，而这还不算像任鸿隽这样省籍认同并不明显的川人。虽然相对于大量的教师而言，重要职员只占少数，但他们的职责和所处的地位却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可忽视。更何况，教员的省籍变化也还是非常明显的。

川大生源一向以四川为主，兼有部分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学生。以1934—1935年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6%强，外省学生中云、贵学生又占到近80%。[47]1936年夏，任鸿隽决定在平、津、宁、沪、粤、陕等地设立考场，“使省外各地青年都有来学的机会”。他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本校属于整个国家的，不因为地理上的限制，而成为西南的一个组织”。[48]这次学校招到新生和转学生共164人，其中外省学生占了15%，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省区分布上看，新增6个距四川较远的省份。[49]这些措施虽然没有在短期内改变学生籍贯的基本构成，却使川大在向“属于整个国家的大学”努力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任鸿隽的另一治校目标是“现代化”。他提出：“四川大学要与[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50]对于任鸿隽来说，国立化和现代化是内在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主要保障和实施手段，后者也是前者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任鸿隽在一次面向全校师生的讲话中曾表示：“中国的文化，都偏于沿海口岸。”[51]显然，他所说的这个“文化”主要还是指西来的“现代文化”。按，任氏本人的“国学素养”甚高，对中国文化传统也抱有深切的了解与同情，完全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不过，在他看来，“现代化”仍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此而言，四川确实处在“文化落后”的地位。[52]就此标准来看，则“沿海口岸”才代表了“理想中国”。因此，川大要真成为一个“中国的大学”，也就必须要求其成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

任鸿隽治理川大的两大主张，可以看作二十世纪中国史上两个基本主题的缩影：一个是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是现代国家建设。它们的侧重点不同，但自始即是“一家眷属”，相伴而生。它们也都指向一个共同诉求，即任鸿隽所云：“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这意味着，在国立化与现代化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决定力量——“世界”。由此一背景出发，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中国人”和“某省某县人”的认同纠结上：二十世纪初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自觉地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思考时的参照架构，也因此使得“国家”成为他们心中几乎是唯一重要的认同对象；前人则无此需求，最重要的身份倒真是通过“某省某县”界定的。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任鸿隽提倡的川大“国立化”和“地方中央化”的关系。这二者的确有同调之处，至少，在“去地方化”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但它们的侧重点亦有不同。对任氏来说，他所服务的对象是“中国”而非“中央”——尽管他也必须依赖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支持。不过，在地方中央化初期，国家和中央的区别还没有被明确意识到，而中央政府对任鸿隽的支持也可谓不遗余力。据现存记录，从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南京两地多次接见任鸿隽，并表示愿意亲自主持任氏改建川大校舍的计划，明令四川省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和国民政府分别承担其费用之一部。[53]另外，1935年4月，国民政府派员整顿四川财政，川大经费改由嘉定（今乐山市）中国银行按月拨付，无须再向盐务稽核所交涉，前此一直使学校困扰不堪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54]这些成就的获得，显然都离不开地方中央化的大背景，尤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有关。

中央的支持是川大国立化程度提高的最重要保障。不过，正如在谁接替王兆荣这一问题上所显示的，地方势力并不想放弃川大这块地盘，而这就必然或明或暗地与中央发生冲突。作为中央与地方的竞争空间，川大的国立化进程紧密地与双方权势格局的变化绞缠在一起。[55]川大和四川地方政府围绕皇城校址产权的争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成都皇城原为明代的蜀王宫，入清为贡院，后辗转拨付成都高师作为校址。早在1926年，时任川康边务督办的刘湘就曾与时任四川省长赖心辉一起决定将皇城城基丈量变卖，当时即经高师予以否认。国立川大成立后，又多次与地方政府交涉，均未有结果。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刘湘在9月决定，出售皇城地皮，以筹措“剿赤”军费，余额则拨付川大，另建校舍。此议一出，川大师生群情激昂，力加反对，除了在各媒体上发表宣言外，还致电行政院、教育部、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国立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及旅外川籍闻人、地方士绅、刘湘之外的四川各军军长，争取同情。经过半年的抗争，此议终于因“剿赤”失败而不了了之。不过，此事不但暴露出，处于地方军人的激烈竞争格局中的川大不能不仰人鼻息，而随时有破产的危险；同时也提示出一些意义更为深远的面相，而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到此事件中的“表象”层次，且须将其放入近代中国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评估。

毫无疑问，这几次校产危机的实质当然是实力说话：尽管行政院、教育部都表示强烈反对刘湘的决议，但皇城校址能够侥幸保住，最后仍主要取决于刘湘本人的态度；不过，这不等于说双方的言论交锋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它反映出双方如何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予以“合法化”的路径，而这势必带我们突破川大校园，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此空间中，可供人们选择的证明自己言行正当性的方式是有限的，因此，它向我们标示出此一社会中人们共识的边界所在，而最终，这种边界又来自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从1926到1933年，这场争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皇城到底属于国产还是省产这一问题上。川大一直坚持，皇城既系旧贡院产业，“而旧贡院全址，在前清时即属国有财产，中华民国成立，迭经中央核准，陆续完全拨充前高师、前师大及本大学管理用益”。省政府则坚持皇城产权归地方所有。[56]但这里双方都犯了时代误置的错误：官产而有“国产”、“省产”的划分，是晚清新政以后才出现的观念，此前并无明确区分。[57]也就是说，这里双方所使用的概念，根本就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产物。因此，双方都可从历史上找到证据，但也都不能说服对方。在没有一个高出二者之上的权威力量予以裁决的情况下，这场争论只能旷日持久而不分高下。

这一状况随着地方中央化的推展而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1936年5月起，为了推动学校的“现代化”，任鸿隽决定改建校舍，先从清理校产做起，这样，双方围绕皇城归属权的问题再起波澜。但此时川大已非从前可比，能够更有效地寻求中央的支持。而四川省府的态度也有了转圜：他们一面坚持前议，称皇城地基“系属官产，应归省有”，一面又表示：“自今日起，承认皇城旧址全部为贵校管业。”措辞甚是讲究：“承认”的主体在我，“管业”也并非“所有”，虽然做了实际性的让步，也保全了颜面，不算认错服软。与此同时，省府还在学校要求下，命令公安局协助川大清理校产，表示出积极合作的态度。不过，问题的解决并不像看起来这么顺利：省府表示，此前被地方政府出卖的城基，只能由川大自行赎回。[58]为此，川大一面力争产权国有，一面表示经费有限，并请求中央向地方施压。一时间，三方函电交驰，而终无进展。1936年10月，省政府又突然提出新构想，建议川大迁出城外，另找一处地方。任鸿隽和教育部最初对此并不赞同，但耐不住省府一拖再拖，终于答应。

显然，在地方中央化初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力量虽然进入了四川，也逐渐占据了一定优势地位，但既然其政策要通过地方政府方能落实，就必须给后者留下足够的面子，表现在川大校产这样一些并非“军国大事”的问题上，最后仍要中央方面做出一定让步。当然，必须注意到，地方政府的态度也确实软化了不少。

这样，“地方中央化”一词再一次把我们带回了“国家”与“中央”的关系上。在理论上，国家与中央互为表里，但如前所述，在不少地方实力派看来，“中央”本身的资格就很可疑，更谈不上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在国民政府的宣传中，地方中央化乃是国家统一进程的实践，但地方人士则更倾向于“望文生义”地将此理解为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张，而这不免使他们对任鸿隽这样一类支持国民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发生误解。作为对地方中央化的回应，川中产生了一个略具敌意的新名词——“中央人”，任鸿隽就被归入此列。[59]尽管他自认所做的一切皆源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但他在川大积极推动“去地方化”，使他与国民政府颇多不谋而合，而蒋介石也对他大力支持，在在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猜疑。

这里的地方人士，并不只是四川军政界，也包括了很多“社会贤达”。他们并不参与权力斗争，对地方军人的内斗亦极为厌恶，但地方中央化政策仍令他们反感——这个名词带有一定的歧视性色彩，至少在川人听来如此。它把“地方”视为一个整体，也促使原本充满分歧的地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60]

最能表现出一般社会人士对“中央人”的排斥态度的，是《川行琐记》事件。1936年春夏之际，任鸿隽的太太、新文学作家、历史学家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篇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对四川社会做了严厉批评，被川人认为意存歧视，掀起了轩然大波。加之任鸿隽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不少教师，复经地方军政势力的有意识运作，在省、旅外川人相互呼应，终于迫使任氏在1937年夏辞去川大校长一职（参看第三章）。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围剿”任、陈二位的人中，并不全是与地方军政势力有关者，也包括了不少青年学生、地方文人乃至李思纯（1893—1960）这样的地方知识名流。[61]

任鸿隽辞职后，刘湘通过张群向教育部长王世杰（1891—1981）推荐晏阳初（1890—1990）继任，再次试图将川大并入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62]按理晏阳初并非刘湘一派，其资力也并非不可为川大校长，但大概正因其系刘湘推荐之故，王世杰并未应允。经过再三考虑，他向行政院提名任鸿隽推荐的哲学家张颐代理川大校长，获得认可。校长人选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竞争中处在重要地位，通过控制校长的任免权，川大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