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的四川，政治上陷入内争，既不太参与全国性的行动，也为全国性目光所忽略，成为一处国中“异乡”（参看第三章）。四川的高等教育身处其中，自然也无法逃出这一状况的影响。从名义上讲，成都高师是从1916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正式定为国立学校的，但实际上，一直到三十年代初，仍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国立学校的经费本应由国库供给，但成都高师的经费是在四川省教育经费下垫拨的，且后来升格为成都师大后，这一状况依然持续，没有任何改进。当然，那一时期全国的教育经费都很拮据，[7]但是，成都高师所面临的这一状况，也深刻地受到四川政治格局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就有一笔“国费”掌握在四川地方军人之手，即四川盐余。该款项自民初就被地方军人截留，1918年，北洋政府在无奈之下，遂将其正式划归地方，使得截留在名义上合法化了。[8]高师自改为国立以后，就一直谋求使用这笔款项，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也乐得顺水推舟，均表赞同。但“地方割据”已是事实，中央对地方亦不得不抱“逊让”态度。比如，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就表示，师大经费使用盐余一议，“事属可行。但事实上能否如数划拨，本会难以悬断，故该校预算书交由该省教育厅会同财政厅审核办理见复”。[9]这里的表述就很有层次：师大既属国立学校，其经费划拨当然应由中央批准，此所谓“可行”也；可惜中央对四川的管理只停留在名义上，此所谓“事实”也，故最后还只能交给地方。其结果不出教育行政委员会之所料：由于地方军人不肯让步，此事终于不能成功。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自己还立足未稳，为求国内拥戴和国际认可，急于求得“统一”，哪怕只是一个形式和名义，也是非常珍贵的。1928年东北易帜前，蒋介石建议把张学良（1901—2001）列入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就表示“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但在“反政府”方面看来，强调形式之统一并无若何实质意义。李宗仁（1891—1969）即致电张学良称：“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张也一度告诉蒋，东北军“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希望达成“不拘形式之统一”。[10]其时蒋介石关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所谓“法统”，故可在实际上做出让步。但对于李、张这些“地方实力派”来说，“精神统一”既可免去“割据”之名，又可以保留较大的自由度；“形式统一”却真使自己沦为“地方”：即此可见双方关怀的差距所在。至于四川则因基本上不与“中央”为难，故自北洋政府开始就能维持大体上的“自治”（参看第三章）。

然而，“实”若不能保，“名”也可能随之流失。一般情形下，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之名是由中央“垄断”的。然国家既由地方合成，在中央无实力“专断”的情况下，由于物质资源控制在地方手中，反而使得地方比中央更有实力运用“国家”这一象征资源。更重要的是，这种“僭越”行为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间的赞同和中央政府的“容忍”，在在表明那一时期“国家”在人们的认知和实践中的多歧性。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最能表现这一点的，是国立成都大学的兴办。

成都大学这个名称，原系1924年起接任高师校长的傅振烈（1893—1972）提出，其意图是借此将高师升格为大学。高师升大本来是高师学生和四川地方社会所欢迎的，但问题是，傅振烈的建议是要把高师变成一所普通大学，而不是很多人所期望的师范大学，这样一来，等于斩断了高师系统，使得原本在四川教育界占有极大势力的“高师帮”无所依存，因此，它遭到了不少学生和毕业生的反对。

此议提出不久，傅氏即因其背后的支持者杨森败出成都而被迫离职。继杨森之后控制成都的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却对成大的牌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6年初，在他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年拨国税盐余60万元作为经费的决议。[11]在刘湘的提议下，四川省长公署并聘请与刘交好的张澜为校长。显然，就法理而言，成大等于地方上新办的一所大学，不应冠名“国立”，但由于其与高师具有模糊的历史渊源，自始便心安理得地使用了国立的招牌。比起名分来，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成大因属于刘湘支持的学校，获得了高师（师大）孜孜以求而无法获得的国税支持，一跃成为成都各高校中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最强者，不能不使高师（师大）这所真正的国立学校不满。

1930年4月出版的《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中抱怨道：“本大学自民国十六年六月经前大学院明令定为国立，并颁发关防。启用以来，迄今届满三年，尚未蒙政府确定国税为本大学经费，以致办理困难，待遇教授不免浇薄失礼”云云。其中，“明令定为国立”和“确定国税为本大学经费”两句，原文以大号黑体字排印，显系“关键词”，影射成大的国立乃“僭称”，自己才名正言顺。此书还收入了时任代理师大校长周光鲁呈教育部文两篇、呈财政部文一篇、致四川省政府公函一件，内容都是要求拨款。[12]这一方面证明了师大确实“办理困难”，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师大“正名”的高调声明显得软弱无力，极具讽刺意味：没有实力支持的“名”，或可使“言顺”，而终不能使“事成”。

更重要的是，在有些人的认知中，“实力”还可决定“名分”的真伪。时在成大任教的吴芳吉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几封信中提到：“成都所有省立学校，今年十一个月之中，仅发过薪水两月。故凡省立学校教师，无不啼饥号寒，难于度日”；惟“成大系国立，情形稍好”云云。“成大虽穷，究能月得几成，较诸省立学校不名一钱者，固在天上”。[13]其实，较诸成大，师大更是“国立”，但因使用省款，反有被吴芳吉“开除”出国立大学的危险。也就是说，至少在吴芳吉的眼里，“实”（经费）已有意无意间成为判断国立与否的标准了。

实际上，其时的地方“军阀”并不认为所谓的中央政府真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刘湘就曾暗示，如果自己因为是“带兵的官”而被认作“军阀”的话，那么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军阀”。[14]既然如此，“国”这块牌子便不是只有国民政府才能垄断，正可“有力者居之”。在这种意义上，中央与“国家”之间并不具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关联，至少，这种关联并不具有排他性，有时还得“实力”说了算。

当然，那看起来比较“虚”的一面也同样重要：毕竟国家在形式上是统一的，而中央政府至少在口头上是被大家共同拥戴的；同时，既存的各派势力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已经完全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因而，维持一定的平衡仍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势下，“国家”那象征性的一面便开始发挥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为各方力量的微妙周旋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模糊空间：作为一个既能包容“中央”，又能包容“地方”的概念，在此空间中，大家能够有较多的回旋余地，而不必短兵相接，伤及彼此情面。因此，成大虽“僭称”国立，却并未遭受中央政府的明言申斥。相反，在地方的屡次催促下，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发下训令，“准予”成大“成立”。[15]但北洋政府也留了一手：训令含混其词，只是表示同意成大成立，却并未冠之以“国立”的名号（然而也没有明确否认之）。

既然“实”比“名”更有力量，真正的国立大学也不得不向地方靠拢。这从高师（师大）学生对于校长人选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1924年，杨森任命其秘书傅振烈为高师校长，立刻遭到高师学生群起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高师属于国立，校长应由中央简任，不应由省政府任命：“西南教育被**久矣，堂堂校长，屡出兵间，敝校国立于斯，亦数苦其荼毒。”[16]不过，地方军人并未因此改变初衷。1925年9月，时任四川省长赖心辉（1886—1942）聘请张澜出任高师校长，[17]仍是一仍旧贯。及至学校升格师大，由于经费不充，办学困难，校长更换频繁。除了首任代理校长龚道耕以外，其余三任均为四川省政府“照会”，实系任命，而都未遇到反抗。1930年9月，校长周光鲁辞职，师大学生甚至组织请愿团，呈请驻防师大所在皇城地区的李家钰（字其相，1892—1944）边防军总部“照会贤能，接充校长”。[18]与当年傅振烈受到的待遇对比起来，真令人有前倨后恭之感。

短短数年，师大学生已呈主动“地方化”之势。1924年高师学生反对傅振烈宣言中“屡出兵间”一语，明显表达了对军人干政的不满。但那毕竟还是具有省政府名义的军人，今日则师大学生所寻求“庇护”的李家钰，不过适当驻防现场，名更不正，却能成为主动争取的对象；可知“校长出兵间”已大致为教育界一些人所实际认可了。事实上，在大学格局的背后本来就存在地方军人的竞争：成大的设立即自始受到刘湘支持，因此，欲与刘湘相抗衡的刘文辉对于师大则颇为偏向；在公立川大成立过程中，另一位著名军人赖心辉也起到了最关键的推手作用。时人回忆说，“三大鼎立”，实际是“各有派系把持”。[19]不过，被实际操控是一回事，还可说是无可奈何；主动去接近甚至请求管理，就是另一回事了。

既然高等教育的格局背后实际是地方军人力量的反映，因此，一旦后者发生变化，前者自然也要随之变动。国立川大的组建，就为这一点做了最为生动的注脚。1931年9月底，新任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命令将“三大”合并组成“国立四川大学”，并于11月9日完成。先是，早在1928年，旅沪川人郑宾于（1898—1986）等就呈请国民政府大学院，合并四川省内各大学，以组成国立川大，大学院并向四川省教育厅转发了这份呈文，认为其“所陈各节，似尚切实可行”，要求教育厅“从速筹划”。[20]但因为各校立场相距太大，又各有后台撑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中央方面也无下文追究。但是，1931年的这次合并就不一样了。从动议到具体办法，都是经刘文辉主持。尽管各校依然表现得不情不愿，但是，在刘文辉异常强势的推动之下，仅1个多月就完成此事。与1928年相比，前后效率，判若天壤，真是形势不同了：大学合并实际就是要在高等教育界打破地方军人势力的平衡，前一次议及合并，各军势均力敌；这一次，则是伴随着刘文辉势力的迅速上升：他不但做到了四川省在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正是志得意满时刻。

事实上，通过“三大”合并，刘文辉的确将刘湘、李家钰在四川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势力全部收编到自己旗下，成为他“统一”四川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国立川大成立后，刘文辉多所赞助，“视若己出”，与刘湘对成大的态度，可谓如出一般。那么，国立大学对“二刘”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的权力扩张计划中，高等教育到底居于何种地位？这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四川仍是一个尊文重教的社会，“军阀”亦不例外，至少，营造一个关注桑梓教育事业的形象，对稳固他们在地方上的立足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国立”头衔的吸引力显然来自于这个“国”字，而“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象征性资源。如同他们常常利用“中央”授予的各种头衔对其他军人发号施令一事所表明的，在地方政治竞争中，掌握了这一符号资本，就会被认为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用（至于实际是否达到，则又是另一回事）。由此可知，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尽管由于政局持续动**，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国家”实际已成为一个虚悬象征，但在四川这样的“基层”仍具有不小的说服力——当然，这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四川军人安然地接受并满足于“基层”的地位（参看第三章）。

然而，“国家”的招牌既是“有力者居之”，其实际效力必随地方政局的变化而转移。1932年下半年，刘湘和刘文辉爆发决战，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宣告四川“统一”。由于川大常常被视为刘文辉势力范围，因此，在刘湘治川初期，遭遇了不少麻烦。

首先体现在经费方面。川大成立时，按照教育部的批示，拨用前成大的年60万元为经费，大部分由川南、川北两个盐务稽核分所从盐款中拨用支付，一小部分由省教育经费支付。虽然川北盐务稽核所划拨部分自始即分文未得，其他两处则向无拖欠，学校尚可维持。但是，自战争一开始，川大经费就被刘湘、刘文辉双方以各种方式提走，战后也没有恢复正常，每月均有拖欠；学校遂陷入旷日持久的经费危机中，为此与刘湘交涉不断。刘湘当然不愿意给，但又必须顾及形象，乃以“拖”的方法对付。1933年12月，成都报纸报道，刘湘要求四川省教育厅，如有现款，则“尽先拨给省立十二校，……余款再行拨发各受补助学校”。这条消息没有明言不给川大拨款，但川大当局显然意识到刘湘的意图，当即未雨绸缪，致函省教育厅声明：“本大学按月应拨省款，实系本大学经费之一部，……自无视同补助之理。且此项经费，本年以来，贵厅拖欠至十余万，所有省立各校，均较本大学领到□数为多。”[21]从这些迹象上看，在地方当局的考虑中，川大被排在省立学校之后，成大压倒师大式的情形依然未变。这并不意味着刘湘不喜欢川大的国立牌子，而是表明他是从军人内争的角度为川大定位的。“国家”虽好，但以实际衡量，有时也可不要。

1933年下半年，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发生了。9月中旬，刘湘为筹措“围剿”川东红军的经费，决定变卖川大本部所在的皇城校产。对川大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为此，校长王兆荣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向行政院、教育部及社会各界名流呼吁求援，川大师生也发表多项宣言表示反对。这一事件拖了三个多月，虽最终因刘湘“剿赤”失败不了了之，却使川大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愈发紧张。

处在这种艰难困苦情状下的川大师生，对地方政府的态度可想而知。因此，他们极力推动学校的国立化进程，要求中央政府强力干预地方政府对川大的“处置”。但问题是，其时中央政府自有一套行为逻辑，教育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川大在全国教育中的地位实与四川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相表里。如同第三章所描述的，自北洋政府到初期的国民政府，对不太参与全国性竞争的四川军人和四川政治都不太“管”，对教育这种不急之务，当然更是如此。比如，前边说过，北京和南京两政府的教育部都是既未明令承认，也未明令否认成大为国立大学。这当然是因为中央洞悉成大背后有地方力量的支持，“得罪”既不愿，“顺应”又不甘，只有悬挂起来，以维持“法统”。

同时，“统一”既是“形式”上的，则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便有“嫡系”与否的区别。在这一套系统中，不但是名分不正的成大，即便高师、师大和国立川大，看似经过了中央明令批准，在实际上也往往并不被视为真正的国立学校。比如，在北洋政府国务院1922年编印的中央教育机构设置及编制表“隶属机关”一栏中，只列入了北京、武昌和沈阳3个高师，并无同样号称国立的成都、南京和广州三高师。[22]大概此三校均由省费办理，故不被认为“隶属”中央。由此也可以知道，吴芳吉用以判断国立与否的标准并非异想天开，应该反映了不少时人心中实际的认知。

国立川大初期，这一情形依然未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教育部《民国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中“国立各大学”部分列入了川大，[23]但1932年教育部编印的《教育部职员录》“直辖国立院校校长名单”一部分，仍无四川省内任何一所大学校长的名字。[24]这也许提示了川大已为“国立”却仍非中央直辖的尴尬地位，故国立川大经费自始就未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而是沿用前例，自行向各方交涉提取。经过王兆荣的努力，财政部在“民国二十二年度国家总预算”中终于列入川大补助费30万元。然而，这仍未达到川大方面的目的：按照规则，国立大学经费本应列入教育文化费，非国立学校才属于“补助”的对象。这样，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川大经费都被视为“补助”范围，实际是两无着落。更令川大人不快的是，这一决定攸关学校名分。王兆荣就抱怨道：这一方案使各界人士对川大地位“将有所怀疑”。直到1934年3月，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川大才在经费上“得与各国立大学一律平列”。[25]

这一时期川大的身份颇为特殊，实际可以称为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与国民政府追求国家“形式统一”的政策有关：地方只要表示拥戴中央，即可获得相应利益。但中央方面亦自有其考量：同为“国立院校”，又被分为“直辖”与否。这一方面表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共谋”关系：既要保存各自实力，又须给对方以“面子”；另一方面也提示出“国家”与“中央”的模糊性关联：这两者既相关又相异，因而创造出一种颇具弹性的效应——地方得以大张旗鼓地使用“国家”之名，而中央也在实际上为其留下了余地，只是在其中又创造出一种非正式的区分。显然，国民政府此举意在安抚诸侯，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主权宣示意味，但它的实际效果是复杂的。在相当程度上，这反而强化了地方的力量，使其“僭越”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比如，张澜在1931年5月向行政院上书，要求教育部明令发表成大为“国立大学”，这样“既足昭示国家恢宏教育，无间于偏远；亦不使人妄疑该部有漠视西南教育之心，而敢于自外”。[26]虽是索求，却能理直气壮，便与这一格局有关。他的话当然有其特殊意图，但确实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中央”立意有偏，才使人“敢于自外”。故要真正实现统一，中央必须“无间于偏远”才行。不过，当时的中央虽有意将四川收入彀中，而并不以为急，张澜的说服力也就因此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