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国立、省立和私立之分。理论上，国立大学由教育部直辖，校长由中央政府任命，经费来自国库。省立大学是各省所办，经费和管理都由地方负责。国立大学是中央政府基于对全国教育发展的通盘考虑设立的，其数量不一，“地点亦不从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无分省界”。[1]不过，在事实上，国立大学不但总是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地方”，且往往由省立和私立大学发展而来，故除了少数几所之外，大多伴有一个“国立化”过程。[2]这一过程牵涉到高等教育体制的各个方面，尤因两类学校主管机关不同，常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势力较量，其激烈程度又随着中央对地方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小而变化。

在这方面，国立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的事例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是1931年由设在成都的三所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27年9月成立，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升格而成，以下分别将此两校简称“师大”、“高师”）、国立成都大学（1925年6月挂牌，以下简称“成大”）和公立四川大学（1927年8月成立，以下简称“公立川大”）合并而成的。[3]作为一所国立学校，川大自始就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受到二三十年代四川及全国政局的影响，其国立化程度又成为衡量中央和地方当局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指标；大学师生作为身处其间的第三方，也不得不随着自己所处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对中央和地方各有应对，使得此一进程更为复杂。

川大的国立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1935年以前。这一时期，四川为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不及，处在半独立状态。学校虽名“国立”，实是一所地方性大学，时常受到地方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困扰。为了对抗地方势力的控制，维护学术自主，川大师生积极寻求中央支持，成为此期国立化的基本特征。二、1935年到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两位校长任鸿隽和张颐大力推进现代化和国立化两大政策，在竭力推进川大迅速提升学术水准的同时，也致力于将川大从地方势力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着力消除学校的地方色彩，以强化其作为一所“中国的大学”的性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川大视为扩张其权力、与地方实力派竞争的一条管道，使得川大的国立化带上了“中央化”的印迹。三、随着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四川从边陲地带变为“天子脚下”，川大的国立化进程也基本完成，学校被牢固地掌握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手中。但另一方面，此一结果也使得川大人深感学术自由受到威胁，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他们此前的关系大体是比较融洽的。

对于这一个案，早有学者加以注意。任以都教授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曾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描述为“中央政府扩张权力”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得以“进步”的双向过程。[4]不过，对这一事例，她只是一笔带过，所述也集中在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难以洞察此事背后更为复杂的多元因素。事实上，她关注到此一事件，与她本人就是任鸿隽的女儿有关，这一身份帮她驶入了历史长河中这一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小小港汊，但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她的论断准确而锐敏，展示出专业性的直觉。本章的描述，全得力于她的这句提示，无论如何表示感激之情，皆不为过。[5]自然，四川大学的校史中对于这些事件亦有述及，但它们的主要意图在于展示和评估此一时期川大的教学与科研状况，对于各种政治和社会性力量（尤其是校外力量）如何参与并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关注严重不足。[6]

如果跳出川大校园，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看，川大的国立化运动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首先，川大的国立化进程是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的一个侧面。对此问题，既存研究多从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切入，忽视了其本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统一不但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国家”所及的各个领域，远非狭义的政治史所能涵盖，且具体内涵也更为多元。以川大而论，在国立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国立化的具体含义和目标也都不尽相同，实际上反映出时人对于“国家”的多重体认。其次，它也展示了中央和地方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内，围绕着“国家”这一深具象征意义的事物进行的权力互动及其演变过程，启示我们对“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state-making）理论在近代中国的表现以及它的适应性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询；同时，知识界身处中央与地方之间，又必须对二者加以应对，这也使得我们的主题必须突破狭义政治的领域，转而去寻索那一时期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微妙互动。

简单地说，本章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这一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个案进行粗略但力争具有深度的描述，进而对中国现代“国家”观念及其具体落实情形做一粗浅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川大国立化进程历时较久，内情复杂，不少重要问题多由细事积聚而成。因篇幅所限，此处只能撮其要者，以明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