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旅外川人关于四川的言论，大抵以消除国内“异乡”形象为主，这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川中各种危机与乱象，一是打通夔门内外的隔阂；从立言对象和表达方式来看，又可以分为对本省人发言和对外省人发言两类。他们之所以有此努力，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处在四川人和外省人之间），使其对蜀地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尤多关注所致（在乡川人和外省人对改变四川形象的迫切感都不如旅外川人来得那么强烈）。

这些人士中，青年学生占了绝大比例。他们本是要到外面去寻找“地道的中西文化”的，但出川以后，却屡屡遭遇外省人对四川和川人的歧视。这部分是由于四川和“中心”地区在文化风气上的不同步造成的。王谟便观察到：四川学生中，“即已受过现代新式教育的青年，亦因社会的流传，尚存有十足的旧社会风味，在本省尚不大生妨碍，而出外面，其言语、举动，多有不如法之处，与外方相差甚远，是以我川子弟，一出外方，多受人歧视”。[110]另一方面则与人们对四川形成的“固化”印象有关。1919年，吴芳吉从上海寄回江津的家书中，提醒家人千万不要携带鸦片出川：“大约下江的人，一闻四川来的旅客，必以为都有鸦片，故于四川旅客，尤为注意。”[111]这种歧视不能不在旅外川人心中激起强烈的羞耻感。1933年11月5日，已经留学归来、作了北大教授的张颐（1887—1969）在北大四川同学会秋季大会上的发言，还在勉励四川同乡：“此后欲洗旧日耻辱，去掉川老鼠、烂榨菜之名，最好由砥砺学行、不尚空谈做起。”[112]

二十年代中期，旅外川人关注的重点是川内事务（这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国家，只是关于后者的言论相对要少一些），言论则多集中在四川的内部统一方面，基本上仍是通过地方自治以求全国统一的思路。显然，在国内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政治权威的情况下，“求人不如求己”是最为现实的选择。1927年后，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加之外患催逼日切，国民政府获得了国内多数人的认可，情形也就有了变化。以全国统一来解决四川内部问题的思路开始具备了现实性，获得越来越多的川人支持。因此，这一时期他们的言论重心越来越集中在如何打通夔门内外隔阂的问题上来。

一方面要出川学习最新的思潮，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外省人的歧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使得旅外川人的发言往往随着特定的听众有所改变，带有中国传统的“内外有别”色彩。在对本省人讲话时，一般都能直话直说，甚至不无刻薄；但是在对外省人说话时，则多取回护四川的态度。这种心态是理解他们诸多行为和表现的关键。

1936年春，陈衡哲在《独立评论》第194、195、196期上连续发表三篇《川行琐记》，对四川政治和社会做了不少批评，立即在蜀人中引发了极大的反感，无论是在乡川人还是旅外川人，都参加到对陈氏的言论围剿中（南京的四川同乡会且有“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的提案），而成为任鸿隽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的一个主因（当然，任氏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一些人，也加重了川人对陈的反感，参考第四章）。其实，陈衡哲对四川的批评，如吸鸦片、女学生做小妾等，确是事实，蜀人自己（尤其是旅外川人）也多有责难，且其措辞之严厉有时还远过于陈，但此前并未激起过类似的波澜。事件发生后，不少川人认定，因为陈衡哲是外省人，故看到的都是四川不好的一面。

更有意思的是，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之时，王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语势蜿蜒，深值分辨。他先说：“前几天有一位初到四川的女士，破口大骂四川人，……于是乎激动了四川人的公愤，笔者也有点不平”。进而声明：“兄弟现在也要说一点四川人的坏话，但是却不象某女士的意气用事，吹毛求疵，而是诚心改良川省的几个缺点，切望不要再像对某女士的那样骂我。因为某女士是外省人，似乎像王姬下嫁似的，嫁到了不中她意的四川，这位洋气十足，文明过度的女士，对这不中她意的四川，当然是有一番娇骂。在婆家住久了，……自然不会再骂”。而“兄弟是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真正地道四川人，当然不会骂四川的”。[113]显然，王谟对陈衡哲的观点并不完全否定，但恰在风头上，再来批评四川，也就不能不特意剖白心迹，以免再遭群骂。

王氏显然是有意识地运用“内外之别”的心态，以调动蜀人的同情。不过，他紧接着又做出一个微妙动作，将川人区别为两个社群：“非是原为四川人，惯熟四川的事情，而又在外面住得久的，比较了解外面情形的人，将外面与四川两相比较，不能发现四川人的特别的地方”。换言之，旅外川人对四川问题的认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未曾出过夔门的川人难以比拟的。这里隐藏着一种优越感，但作者的表述又平平无奇，甚至带有一番辩解意味，与前此批评四川时的直言不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虽和那一特殊时段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提醒了我们问题的另外一面：旅外川人和在乡川人仍存在着心理隔阂，而王谟显然是感到这一点的。

事实上，不少旅外川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出川前就已接受了四川是“落后地区”的观念，面对故乡，往往以改造者自居，对四川事务加以评论时也就往往自觉不自觉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态度。换言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以为四川的“土著”是“落伍”的，需要他们去改造。但在面对外省人的时候，他们又常常感到有为四川辩护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体面。不过，正如陈衡哲事件所提示的，这里边仍然表现出川人心态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旅外川人的言论主要集中在证明四川并非“国中的异乡”一点上，但不久，四川是“中国的缩影”说越来越多地出现，四川岂止“不异”，根本就已成全国的代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四川作为“民族国家最后的防线”的政治地位越来越显赫，无论是在乡川人还是旅外川人，似乎也越来越难以容忍外人对四川的批评，一遇风吹草动，当即激愤不已。[114]

然而，不管是“国中的异乡”还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四川在全国舆论中的形象变化，都不是四川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而与整个国家乃至国际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宣称，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使川人知道现时是怎样一个世界，自己所处的中国是怎样一个中国；使国人深切的明瞭四川，更明瞭四川对整个中国的关系；使川人瞭解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整个中国对四川的关系，四川在中国所占的地位，四川对中国应尽的责任”。[115]四川、中国与世界如此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这提示我们：要深入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统一运动，就必须既注意到“国家”和“中央”层面，又注意到“地方”层面，同时也不可忽视“国际”因素；且这三者并非平行并列，而是深度交缠在一起的，即使我们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地方”，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1] 相关研究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考的系谱》第8章《构筑“中华民族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217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的一系列文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89～431页；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美]易劳逸（Lloyd Eastman）：《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日]石岛纪之：《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收在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8～297页。

[2] 对二三十年代四川的研究，多集中在“军阀史”领域。1987年以前国内的研究和资料出版概况，见孙代兴：《西南军阀史研究述评》，收在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7～47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有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此书有中译本：[美]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抗战期间的有关情况，参考本书编委会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刘君的《简论西康建省》一文（收在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21～331页）亦涉及相关问题。

[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系列“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著作中，多涉及各省旅外人士对本省“现代化”运动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都没有把旅外人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加以考察，因此有可能掩盖了旅外人士言行的特殊性以及他们与在省人士的区别。王劲、杨红伟对近代甘肃“留学生”（主要是国内留学生）对地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做了研究，见《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4] 王宜昌：《关于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1930年，第1页。

[5] 吴芳吉：《与李宗武》，1918年6月7日，收在《吴芳吉全集》中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5～576页。

[6] 本段和下段，均见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53、127、147页。

[7] 舒新城的这个观察，可以得到不少趋新人士的佐证。一位留沪的川籍学生也说：四川“有组织的负文化使命的”新书店只有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颇难满足一般欲求新知的青年之需（默情：《四川文化的一般》，《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23页）。关于“华阳书报流通处”，参考魏峡：《陈岳安与华阳书报流通处》，《文史杂志》1990年第6期；王晓渝：《“灯塔”、“大总管”与华阳书报流通处》，《文史杂志》2006年第6期。

[8] 李璜便在回忆录中指出多条证据，表明成都士风在清末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趋新成为风气，详见其《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增订本），香港：明报月刊社，1982年，第18～20页。

[9] 此自晚清以来已然，详论见第二章。还应注意的是，四川社会追逐外界新潮流的过程，也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有缓有疾的。李璜在回忆录中云：“四川在民十五六时，只学界新人物的头部留法如今式样，川人名为‘拿破仑头’；而一般人则将头发铲平，名为‘日本式’。”（《学钝室回忆录》上卷，第227页。）从这方面来看，到了北伐之后，四川普通人的风气还停留在清代末期；然清末四川固已颇入时也。

[10] 吴芳吉：《与刘弘度刘柏荣》，1927年10月1日，《吴芳吉全集》中册，第854页。

[11] 据成都大学毕业生赖皋翔回忆，吴芳吉在成大时，与年轻教授甚融洽，对老教授便“不那么好”（《忆吴芳吉先生》，收在《赖皋翔文史杂论》下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21页）。

[12] 李嘉：《四川新文艺运动》，《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31页。

[13] 征言：《成都生活的形色》，《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1934年5月12日，影印本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74～275页。

[14] 傅渊希：《四川内战年表（1913—1933）》，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5] 凤兮：《对于此次川战之感想和希望》，《蜀评月刊》第7期，1925年6月，“言论自由”栏第12页。

[16] 《江安全县人民对于时局之宣言》，《蜀评月刊》第7期，“来电”栏第6页。

[17] 高兴亚：《冯玉祥和刘湘的秘密往来》，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蓉参史料》第2集，1990年，第42页。

[18]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本章所用为合订本第11册，下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19] 川人不大有争天下的野心，自清末已然。庚子前后，周善培接受汪康年委托，回川动员会党中人起事。周很沮丧地发现：四川会党人数虽多，“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周善培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转引自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20] 高兴亚：《冯玉祥和刘湘的秘密往来》，第42页。

[21] 戴季陶：《忠告川军将领》，《新四川》（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主办）创刊号，1928年9月1日，第3页。

[22] 傅葆琛：《四川的病根究竟在哪里》，《蜀铎》（北平师大四川同学会主办）第2卷第2期，1936年7月31日，第1页。

[23] 1928年起，曾扩情多次受蒋介石委托，前往四川各军活动，几乎处处受到欢迎。详见曾扩情：《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06～116页。

[24]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1～2页。文后的按语是何人何时所写，整理者未加说明，但对文中“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做了解释，使我们知道其时中共领导人对四川的认知。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材料是否是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学界有不同意见，不过这与本书的主题无关，此外不展开讨论。

[25]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pp.25，28，71.

[26] 参考[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0～221页。

[27]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Thetford，Thetford Press Limited，1986.pp.39，47.

[28] 胡光麃：《波逐六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274页。

[29] 李振吾述、陈慧一记：《川游见闻》，《生活周刊》第6卷第11期，1931年3月7日，影印本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8页。

[30] 絜非：《罩在雾里的四川》，《生活周刊》第5卷第49期，1930年11月16日，影印本第5册，第810页。

[31] 此处与下段均见士初：《四川真相》，《生活周刊》第6卷第15期，1931年4月4日，影印本第6册，第319～321页。邹韬奋的评论，见该文后“编者按”。

[32] 电文载于《新蜀报》1927年1月19日，转引自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第226页。

[33] 默情：《四川文化的一般》，第23页。

[34] 陈三井访问，李郁青纪录：《熊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第12页。

[35] 黄稚荃：《罔极之恩》，收在《杜邻存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36] 胡先骕：《蜀游杂感》，收在《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348页。

[37] 任鸿隽致胡适，1922年8月13日，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160页。

[38] 这一时期，各省旅外同乡组织都有类似的活动，比如，谢国兴注意到安徽省旅京、津、沪的同乡团体经常利用大众传媒，以发通电的方式，“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互通声气，对省内的政局变化或行政措施发表意见与形成压力”（《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02～204、590页），与本章所谈到的情形有相似处，可以参看。

[39] 吴虞：《吴虞日记》下册，1922年10月1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40] 《上海蜀评社章程》，《蜀评月刊》第1期，1924年12月，第62页。

[41] 《蜀新社宣言》，《蜀评月刊》第3期，1925年2月，“来件”栏第59～60页。

[42] 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43] 《本社及旅沪川团体电请息战》，《蜀评月刊》第6期，1925年5月，“函电”栏第2页。

[44] 隆昌京津留学会通电和蜀评社通电均见《蜀评月刊》第2期，1925年1月，第53页。

[45]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参考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等文，均收入《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46] 吴晋航、邓汉祥、何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合订本第3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0～31页。

[47] 胡先骕：《蜀游杂感》，第339页。

[48] 叔永（任鸿隽）：《四川军阀的末路》，《独立评论》第75号，1933年11月5日，第3页。

[49] 澄心：《地方治安与军队驻防》，《蜀评月刊》第1期，第7页。

[50] 《卷头语》，《蜀评月刊》第2期，第2页。

[51] 胡吉庐：《希望吾川人士大家来为康藏现世的研究》，收在《西康疆域溯古录》（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21页。

[52] 奚湘焘：《收回路款办赈之痛言》，《蜀评月刊》第9期，“言论自由”栏第8～9页。

[53] 杰乎：《吾人对于此次川战应有之觉悟》，《蜀评月刊》第7期，“言论自由”栏第1页。

[54] 陆杰夫：《解决川局当召集“川民会议”》，《蜀评月刊》第8期，1925年7月，“自由言论”栏第3页。

[55] 袁蘅生：《川省裁兵办法刍议》，《蜀评月刊》第2期，“言论”栏第1页。

[56] 仲年：《四川之英雄》，《蜀评月刊》第4期，1925年3月，“自由言论”栏第11页。

[57] 邓朝荣：《川人快起来作民权运动》，《蜀评月刊》第6期，“自由言论”栏第16页。

[58] 杰乎：《吾人对于此次川战应有之觉悟》，第3页。

[59] 泽昭：《促进民众之团结》，《蜀评月刊》第9期，“自由言论”栏第43页。

[60] 刘矩：《吾川急宜联团自卫》，《蜀评月刊》第4期，“自由言论”栏第9～10页。

[61] 胡笔生：《新年底贡献》，《蜀评月刊》第3期，“自由言论”栏第31页。

[62] 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4～5页。

[63] 伍玉璋：《阅华洋杂货职员同益会传单的感言》、《团结——并质旅沪川商协进会的发起者》，《蜀评月刊》第5期，1925年4月，“自由言论”栏第12～15页。

[64] 张澜：《告川人书》，1918年12月22日，收在《张澜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页。按更早一些时期，旅外川人胡政之就指出，滇人确有侵川之意，然而，“在川人方面，最应注意者，须知数年来，川人治川，如尹昌衡，如胡景伊，如陈廷杰辈，谁非荼毒桑梓之辈？”故应以能否治川作为对“中央命吏”表示迎拒与否的标准，“不可囿于部落思想，而倡为反对之论”。见《川事善后问题》，原载《大公报》1917年4月28日，收在《胡政之文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2页。

[65] 朱朝谦：《治川之我见》，《蜀评月刊》第5期，“自由言论”栏第31页。

[66] 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第66～71页。

[67] 仲年：《团结自治以御外侮》，《蜀评月刊》第3期，“自由言论”栏第6～8页。

[68] 在1918年那篇文章中，张澜也提示滇黔“客军”应认识到“中国极弱，有载胥及溺之祸”，国人应“和衷共济，挽此沉灾”，否则“不独糜烂川境于不可收拾之地，必且牵动大局于永难统一之日”，则川军与客军“皆将负大咎于中国”。故此，客军应先“退让出境，以释干戈日寻之仇，再联辅车相依之谊”（《告川人书》，第30页）。

[69] 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第155页。下引孙中山语出自《就任大总统职宣言》，亦转引自罗文该页。

[70] 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第217页。

[71] 杰乎：《兵匪压逼下之邻水县民》，《蜀评月刊》第4期，“自由言论”栏第7页。

[72] 《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对四川同胞宣言》，《蜀评月刊》第8期，“来件”栏第1～3页。

[73] Robert A.Kapp认为，1927—1937这10年中，四川省的独立状态和军事力量达到了最高峰。见前揭氏著，pp.34，62.不过，1935年后，四川的“独立”在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参考第四章。

[74] 一夫：《组织四川省政府问题的商榷》，《蜀道周刊》（上海蜀道周刊社主办）第2期，1928年5月，第4页。

[75] 南浦：《四川裁兵的矛盾现象》，《蜀道周刊》第2期，第11页。

[76] 刘明：《中央整理川事的阴阳和结果》，《蜀道周刊》第3期，1928年11月17日，第5～7页。

[77] 《发刊词》，《新四川》创刊号，第1页。

[78] 《党治下的四川省政府组织问题——中国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致中央艳电》，《新四川》创刊号，第30页。

[79] 《资州会之反响——旅外川籍党员陈天民等对资州会议之快邮代电》，《新四川》第2期，1928年10月1日，第34页。

[80] 《中国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为救川请愿宣言》，《新四川》第2期，第21页。

[81] 《党治下的四川省政府组织问题——中国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致中央艳电》，第30页。

[82] 崇实：《一个错误的观念》，《蜀道周刊》第3期，第28～29页。

[83] 醉春：《怎样才能促成党治的四川》，《新四川》创刊号，第16页。

[85] 弱水：《四川裁兵的研究》，《蜀道周刊》第2期，第26页。

[86] 微微：《四川青年目前的几个重大使命》，《新四川》第2期，第7～8页。

[87] 庸夫：《从整个党的现状说到四川党务》，《新四川》创刊号，第11～12页。

[88] 庸夫：《四川党务的危机与其救济的方法》，《新四川》第2期，第11～13页。

[89] 邓克笃：《论今日之四川及四川人》，《中国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创刊号，1935年1月30日，第37页。

[90] 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6页。

[91] 曹光洁：《川局及其今后》，《国立武汉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创刊号，1933年，第27～28页。

[92] 《川战中之重要文电》，《川事评论》创刊号，1932年11月27日，第24页。

[93] 半觉：《鼠典拾遗》，《川事评论》创刊号，第22页。

[94] 幸之：《治蜀刍议》，《蜀评月刊》第8期，“言论自由”栏第36页。

[95] 陈新民：《吾民之自决问题》，《蜀评月刊》第3期，“言论”栏第20页。

[96] 弱水：《四川裁兵的研究》，第22页。

[97] 周开庆：《四川人应有的自觉与自信》，《蜀铎》第2卷第2期，第7页。

[98] 王谟：《发刊词》，《蜀铎》第1卷第1期，1935年12月15日，第1页。

[99] 觉剑：《川战感言》，《川事评论》第2期，1932年12月31日，第19页。

[100]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01] 周开庆：《四川人应有的自觉与自信》，第7页。

[102] 邓克笃：《论今日之四川及四川人》，第37页。

[103] 述尧：《发刊词》，《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1934年2月，第2页。

[104] 张孟休：《红军扰川前的二刘之战》，第39页。

[105] 朱朝谦：《治川之我见》，《蜀评月刊》第5期，第31页。

[106] 邓朝荣：《川人快起来作民权运动》，第14页。

[107] 详见张孟休：《红军扰川前的二刘之战》，第50页。

[108] 大公：《川民自决与消弭川战》，《川事评论》创刊号，第12页。

[109] 《发刊词》，《蜀风月刊》第1卷第1期，1936年10月8日，第1页。这份杂志刊头由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蒋志澄题写，通讯处为“成都蜀华中学校转本社”，应即是该校或其师生所办。

[110] 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5页。

[111] 吴芳吉：《禀父母》，1919年8月28日，《吴芳吉全集》中册，第592页。

[112] 廖远兮：《会务报告》，《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第126页。

[113] 本段和下段，均见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第3页。

[114] 此外，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地方中央化”政策，也遇到地方军人和社会的反弹，在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事件中，就有这部分因素的推动。详见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6～218页。

[115] 述尧：《发刊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