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开始，川军纷纷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但川内的基本政治形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1887—1975）因忙于应付各地军事实力派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也根本无暇西顾。因此，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四川的半独立状态较之北洋时期却是有增无减。[73]但“全国统一”给各种问题的根本解决带来了希望，反而使人觉得事实上的割据状态更加难以忍受。因此，相对于南京政府的“无为”，一些四川人，特别是旅外人士，对打破四川半独立状态的呼吁要激烈得多。北伐开始，尽管川军纷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仍有一批川籍国民党人及与国民党联系密切的青年知识分子，呼吁把四川军阀列入征讨目标。1928年9月，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召开资州会议，讨论组成新的四川省政府。当时即有人在上海出版的《蜀道周刊》上指出，四川军人所谓“革命”，实际是为了逃避真正革命的到来：“客军入川的声浪，不断的传到省内，于是他们计从心上，马上召集资州会议，商量组织省政府等问题，拿这省政府的大帽子对外可以抵御客军，对内又可使剥削民众的诸种手段，有所保障。”[74]

但南京政府并未进兵四川，反而在公布的四川省政府组织名单中，基本承认了资州会议的权力分配方案。这一名单出台以后，立即引起了舆论批评。《蜀道周刊》是其中一个重要平台，连续发布文章指出，这是对北洋政府治川政策的延续：“从前北京政府治川策略，‘以川乱川’。现在南京政府的治川策略，是否挑拨川乱？不能断定。但这种不察事实的派[做]法，其结果又能去北京政府多远呢？”[75]如果“革命政府”的行为与“反革命”并无两样，则又何贵乎革命？这不能不令向往革命的人士失望，甚至转而积为怨气：“这种办法，在深居高拱于南京的党国要人，也许认为煞费苦心，再冠冕没有了，但是从咱们四川人（百姓）看来，就好的方面解释，可说是‘药不对症’；若从坏的方面解释，不啻‘为虎作伥’”。[76]

作为推动国家统一的努力，这一时期的川籍国民党人力图使四川“国家化”与“革命化”。1928年9月，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创办的《新四川》杂志出版，并在《发刊词》中宣布此刊物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把四川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区域，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所属的一个行省”。[77]此处“真正”二字，值得注意。盖四川军人易帜之后，也一而变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国民党人倒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在“党国”体制下，这意味着“统一”仍是一个未实现的目标。而四川军人的这一套手段，关键就在于他们对“革命”二字的利用。因此，“把四川改造成一个真正革命的区域”，就是使其“成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所属的一个行省”。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化”与“国家化”是一致的。

新省府方案公布后，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当即致电中央，表示从此一方案中可以看出，“中枢犹未明瞭吾川情况”。若此举只是为了“出于满足军人之希望，以求敷衍政令，而轻忽民众及四川同志之要求，此乃军阀政府之惯例，我国民政府，岂宜有此？”他们担心，如果中央政府“必欲迁就武人而轻民众”，则“川民虽爱戴中央，而傒苏望绝，则死不择荫，亦当自求生路”。[78]已带点“威胁”意味了，其激动可想而知。同时，旅沪党员陈天民等19人又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提出，从安定全国的角度看，四川“军阀”自组省府，实是“破坏法纪”，“风气自为”，理应查处，否则，“若将来他省效尤，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79]不久，旅京同志会也发表宣言，请求中央以武力解决四川问题，“长痛不如短痛，作一个一劳永逸能得长治久安的善法”，以“完成国民革命”。[80]

值得注意的是，旅沪同志会的电文指出，四川情形特殊，不能“照中枢处置他省惯例”，组织一个省政府。因这正中军阀下怀，给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把持省政，于国于民，皆无益处。“兼值川省党务中断，尚未着手组织，民众散漫，决无能力监督省府，党的组织既未健全，一切建设，均无基础”，因而“真正人民的省政府实无产生之可能也”。在此情势下，只能“暂缓”设立四川省政府、西康绥靖委员会。[81]组织省府既是各省“惯例”，正可为国家统一的表征。若只关注地方“特殊性”，便必然不够“国家化”。但是，当时川省的政治形势，又使得过于注意形式统一，反会埋下分裂种子。这正是这些川籍国民党人反对中央决策的考虑。然而，国民政府所处的地位及其在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势，又使其不能不更多地看重形式上的国家统一。

如前所述，二十年代以来，四川之所以能保持半独立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远处西陲”的四川军人虽常常援引外力，但都是内斗，通常并不直接参与逐鹿中原。因此，对“中央”的威胁，就要比其他军事实力集团小得多。忙于自保的“中央政府”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四川问题由蜀人自己解决，事后再予以追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面临各地军事实力派的压力并不比北伐前的北洋政府更少，萧规曹随，不得不然。川人的不满虽然迫切，但无碍“大局”，只可暂时不顾。

1928年，有人在《蜀道周刊》上指出：“‘四川僻居一隅，目前的治乱，对于大局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干系。大局一日未定，谁有余力顾及无大干系的局部问题？’这也是同志们口头常说的话。”可知此说在国民党人中是颇有市场的。作者宣称：“四川是中国一大行省，四川问题，应随整个的中国问题一同解决”。[82]显然，把川乱当作一个局部问题，使作者颇感侮辱。而有此感受的川人其实还不少。《新四川》上的一篇文章便提到：“四川是二十二行省中之物产最丰地域极大的，她既是整个中国的一个行省，而不是化外之民”，中央决不应该“忽略了四川的一局部”。[83]这里所说的“局部”，和前文所说的“局部”，意思显然又不同。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大约都是年轻的国民党人，他们不约而同提到四川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当然不是废话，而同时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要借此鼓动国民政府继续革命，扫除蜀中的“割据”势力；一方面也借此维护受伤的自尊——这可以从“化外之民”四个字中看得清清楚楚。事实上，革命青年之所以要参加革命，当然是为了救国，而这“国”中是包括了“乡”的。现在革命“成功”，家乡却被排除在革命之外，怎能令他们心服？不过，这种意见既然在国民党内不占主流，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成功说服中央。

共产党人也曾发出类似抱怨。1924年9月28日，共青团重庆地委代表何薪斧便要求团中央“对四川与各省看待平等，因四川素号天府国。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足证明四川人历史上都含有革命性，若果得人指挥，必能成功，不落他省之后”。10月23日，罗世文（1904—1946）在给共青团中央的信中也提到：“区会从前只有拟议，并未成为事实，现已早行停止。惟据中兄意见，以为川省交通不便，无组区会必要，但渝校同人均谓，川省正因交通不便，且□特殊情形，应早行成区。”[84]此处“中兄”就是团中央，“渝校”是团市委。国共两党的川籍人士对各自的中央忽视四川的现象都感到不满，再次证实了四川作为国中“异乡”的地位。

根据时人认知，解决四川问题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中央由上而下”解决之道，一是由下而起的“川民自决”之道。[85]当然，由军人出面，也是一种可能，不过军人早已丧失民心，此路本就不通。从国民政府的处境和态度看，自上而下的道路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二十年代中期“川民自治”思路也就延续下来。

前述川籍国民党人在这方面所做努力不容忽视。他们同样关注到川民的“自觉”问题，不过，他们所说的“自觉”，又有自己的特色。在他们看来，四川民众“事事都只晓得一个自己，不晓得有社会有国家”。因此，要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引起他们的国家观念，提高他们国民的资格，和做人的意识”，就成为当务之急。[86]与二十年代中期的观念相比，这一看法显然更强调全国眼光，而通过国民党这一“组织”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个人”的力量进行民智开启的工作，也更合乎那一时期的集体主义共识。实际上，国民革命的迅速成功，使得三民主义信仰迅速突破了国民党这个具体的组织范围，在社会上（主要是边缘知识分子群体中）一时具有了更广泛的号召力。这样，所谓“川民自治”实际上已成为“党治”。不过，“训政”本来即在党义之中，党人有此思维，可谓顺理成章。

但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四川的力量十分薄弱，根本无力承担这一职责。1928年，有人回顾道：“本党在四川的基础，最初是建筑在少数先进同志的身上，莫有具体的组织，即或有，不过是挂着国民党的招牌（有时还要取掉）。总理北上以后，宣传的力量，渐及西陲”，但不久，随着国、共分裂，“四川党部，亦并为二，斯时斗争，异常激烈，……斗争的结果，还是被投机的军阀一齐捣毁两省党部，本党在四川的基础，几乎动摇”。[87]党的基础仅靠少数人维系，与更重视“具体的组织”，正是国民党改组前后的一个重要区别。但对组织的重视，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加团结，相反，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加剧，反而导致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小组林立，勾心斗角”，很容易为“军阀”利用，“更足以使民众消失其对本党的信仰”。[88]由于四川并不在“革命”的直接目标中，这一状况自然不会随着北伐的“胜利”而改变，国民党人要用三民主义“唤醒”川民，本身就是一件难事。

因此，北伐之后旅外川人（包括旅外国民党人）要改变四川行政权力的运作结构，使其“国家化”的努力并不成功，这一努力也没有引起国内多数人的重视。

这一情形到了中央军入川之后都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大学学生邓克笃在1935年初说：“省外报纸常常用‘谜’字去解释四川，用‘耗子’（即鼠的俗名）去称呼四川人。”[89]“谜”者，“不明究竟”也，与“罩在雾里”同义。这是民国以后四川政局给人的印象。“川耗子”则是长期以来外省人对四川人的歧视性称呼（参看第二章），四川的长期内战则更坐实了这一流传已久的负面品评（“窝里斗”）。1936年，王谟也忿忿不平地说：“近年来外面的人，对于川人大有排斥的心理与行为，川人的前途，感觉危险。即如此次中央的势力入川，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们，从他们的言词中，仿佛把四川当作化外。中央管理四川，是为国家增加了一部实力，而此等不肖之辈，仿佛是为他们加了一块征服地、殖民地的样子。”[90]

王谟说“外面的人”排斥川人乃是“近年来”的事，并不准确，不过，“近年”这一时间段，也不是一时兴到之言。如果我们把武汉大学川籍学生曹光洁在1933年的观察做一参照，其意义便凸现出来：

四川的混乱情形，早已为人们所深悉的，过去虽因交通的不便，及其内部的混乱，尚不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生存的关系，而未为外面的人所深刻的注意；但是它近年来战争的频繁，以及武人的极事搜括，人民的呼吁；尤其是共产党借四川战乱的时机，而建立其根据地后，使它的情势陡然严重与紧张起来，要之外面的人对它亦不得不变更过去的态度了。[91]

换言之，王谟所观察到的“排斥”，或有可能是外面的人开始“深刻的注意”到四川的表现。

正如曹光洁所说，外省人对四川态度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四川局势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存”（意即傅葆琛说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有关。大致来看，情况是从1932年夏爆发“二刘之战”开始有了明显转变的。这次战争发生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两次事变后，国难未已，内斗不休，自然受到国人关注，报纸上充满了批评之声。其间，四川旅京同乡会分别致电刘湘和刘文辉，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内战。电文不断以“我公”与“京沪一般拟议评论”相对照，又以民族大义相招。如致刘湘电：“（我公）又谓‘于外交毫无影响’，然而在‘京沪一般拟议评论’，则以为我公若能立时停止军事行动，更能免强邻之讥评，回国际之观听。”致刘文辉电：“我公力主和平，‘步步退让’，足征我公此时尚能顾虑国家体面，关怀人民痛苦”云云。[92]可知，此事攸关“国家体面”，乃是当时舆论关注的一个重点。

大战期间，《川事评论》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作《鼠典拾遗》，罗列了与“鼠”有关的一些词汇，暗寓“川耗子”的含义，语多讥讽，类似《魔鬼词典》一类著作。其中有“五鼠闹东京”一条，便讽刺四川军人缺乏民族意识，不去抗日，反而在窝里斗中消耗国家力量：“善哉善哉，若是他们真的是有去闹东京的志愿，现在不妨储蓄一点闹东京的力量，又何至于同室操戈，互相残杀呢？”[93]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人从民族主义角度批评过四川内战。如《蜀评月刊》1925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军人唯一目的，曰捍卫外侮，保卫治安。……顾吾川则不然，无军亦乱，军多亦乱，殊与国家养兵之目的，背道而驰。……（军阀）虽身在舞台，究不知外侮为何物，治安何所指。”[94]此文与《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对四川同胞宣言》一样，都发表在五卅事件后，显然受到了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不过，这些在当时并未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言论，到了三十年代却频频出现，成为有关言论中最重要的主题。

另一个例子是任鸿隽。作为一位在国内知识界占有较高地位的川籍知识分子，任鸿隽竭力提倡消除地方观念、树立全国意识。1935年8月，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立刻提出“现代化”和“国立化”两大宗旨，并特别声言：川人“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在校不到两年时间，他实行了一系列“国立化”的措施，包括聘请省外（包括旅外川籍）教授，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宁、沪、平、津、粤等地，不鼓励同乡组织，举办国语演讲比赛等做法，在在着意于打破四川的半独立性，推动国家的实质性统一（参看第四章）。

随着统一的呼声在国内日益高涨，旅外川人也在做出更多的努力，一方面唤起川人的“国家观念”，一方面也要消除四川在外省人心中的恶劣形象，打通夔门内外的隔阂。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为少数“先知”提出的某些看法，得到了更多的赞同。

早在1925年，就已有人指出，从全国视野看，四川地势险要，并非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般无关大局，相反，它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川省据长江之上游，称天府之宏区，地大物博，应潮流而举足；一治一乱，扼时局之先机。”[95]与前述民族主义的言论相似，此说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二十年代晚期，尤其是三十年代之后，类似评论则日益流行。1928年，《蜀道周刊》上一篇署名“弱水”的文章说：“四川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的确可以算是西南重镇”。凡欲“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逐鹿的人们，绝不能放弃四川。谁对于四川没有把握，谁便不免于西顾之忧，而且牵动其整个的计画”。作者且哀叹：“可怜的四川，便因此重要，而演出十七年来无限的悲剧。”[96]此论其实不无夸张：二十年代以来的川战主要还是内乱，真正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省外政客大都未把四川放在眼中，更没有多少人担心什么“西顾之忧”。不过，作者的重点显然不在渲染四川之“可怜”，而是要借此凸显四川之重要。

改变国人对四川看法的最根本力量，确实是“外力”，但这个“外”不是相对于蜀中，而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的，那就是日本侵华步伐的加速。在川籍国民党人周开庆（1904—1987）看来，“九一八国难发生”乃是四川地位在国人心中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节点。[97]到了1935年，王谟为《蜀铎》所写《发刊词》，调子就起得更高：“吾川从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吾全民族存立上观之，均为我国最重要之省份。”这里“全民族存立”几个字，明显就是针对日本侵略而说的。此种“国际化”视野，是前人论证四川重要性时所未提到的。换言之，正是民族危机凸显了四川的重要，而这也意味着必须把四川放入全中国这一命运共同体中衡量：“故善治者，首先治蜀，蜀若治则全局可定，蜀若不治，全局亦难安定。”[98]

1932年“二刘大战”之后，有人曾指出：“川省虽僻远边陲，实居长江上游。”[99]同一个四川，关键是怎么看它。大家从前看到的，都是它“僻远边陲”的一面，因此也就认为其无关大局。现在则要证明它与大局有关，且关系密切，故其“居长江上游”、“扼时局之先机”的潜能就立刻凸显出来。据此，我们再看弱水文中“可怜的四川，便因此重要”一句，或可有更多认识：这正是眼光开始改变的表现。此言延续了二十年代中期《蜀评月刊》宣传的“外侮”说的思路，都认为四川的悲剧是外来因素造成的，但意图和结论都不相同。那时的逻辑是：四川人不能自主，故要谋求“自治”；此处则是在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放弃四川，否则必有后顾之忧。换言之，它和王谟1935年那段话的意图是一样的。不过，两篇文章发表年份不同，实际蕴含的意义仍有差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川的重要性基本都是川人自道，不无“王婆卖瓜”之嫌，但三十年代中期，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随着外患压力迫在眉睫，南京政府调整了备战策略，四川最终被确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100]与此同时，以“追剿”长征中的红军为契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也在1935年初进驻重庆，拉开了四川“地方中央化”的序幕。这样，四川在全国的地位开始真的重要起来。前引王谟的文章就是在此背景下发表的，比起1928年弱水那段话，显得更加自信。显然，中央军入川和四川成为民族复兴策源地这两件事，大大提升了一些蜀人的地方自豪感，而这又与他们鲜明的国家意识连在一起——事实上，王谟“治国先治蜀”的呼吁，根本就是对“地方中央化”的呼应。

1936年，周开庆骄傲地表示：“四川天赋之厚”，本来已是中国的“生命线”，现在“在地势上又成了我国家民族最后的防线”。他号召川人对此多加体会，以树立对国家的责任感：

四川人对于开发四川建设四川负着特殊的任务，即是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复兴，负着特殊的任务。……我们这种见解，只是说明在今日的四川，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必定要有这一种认识。必定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还必须抱着“有了四川，有了四川人，中国终究要强盛起来”的决心。[101]

地方观念与国家意识紧密交融，不可离析，且互相强化，而这又与来自国际的压力分不开。实际上，这条线索早在二十世纪初山河子弟的那篇文章中就已出现，时隔30余年，虽时起时伏，而未曾中断。这个现象向我们提示出二十世纪中国国家统一运动面临的一个基本处境：在历史上，“天下混一”只需涉及“中央”与“地方”即可；但近代的民族国家却无法把“国际”排除在外。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非孤立之物，而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至少，其合法性必须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在民族国家理论中，清晰划定内外界限（通过国境、“主权”等概念表现）的确是一个国家独立与否的核心指标，但是，它存在于“国际”之中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纯粹的“内部”只是理论的假定：国内、国外是联动关系，“外部力量”且尤为强大，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波及“内部”变易。

另一方面，一些“恒常性”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人们对四川的诸多批评，无不从其所处地理位置做文章，并不自觉地将地理的边缘置换为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边缘。然而四川被确定为“民族复兴策源地”，也恰好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不过，和布罗代尔所说的不同，地理、生态等恒常性因素并不必然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确，它们制约着历史的可能走向，但它们的力量也必须经由和一些非恒常性因素的互动才发挥出来：四川的地理位置无法改变，但这种位置的“意义”是可以改变的；四川地位的变化，又进一步导致川人心态的变化：他们更加自信，也更具全国眼光。

这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四川从“国中的异乡”变成了“中国的缩影”。1935年初，邓克笃在一篇文章中说：民国以来，川战频繁，持续既久，派系又多，导致全体川人都受到歧视。然而，包括军阀混战在内的各个方面，四川其实和其他省份都无实质性的差别：“四川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世界的一国，牵一发而动全身，四川的情况和中国其他各省并无十分的大区别，最多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102]而一份写于1934年1月的文章就已“特别”表示：“四川是中国的缩影。”[103]那么，四川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整个中国都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不能成为四川被人看不起的理由（按照“缩影”说的逻辑，看不起四川，也就是看不起中国），反而更加突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同一期张孟休的文章里也提到：“用一句最时髦的话来说：‘四川是中国社会最尖端的描写’。”[104]显然，这样的看法至少在旅平的川籍学生中是非常流行的。

其实，这一讲法也并不新鲜。二十年代以来，旅外川人对四川的批评中，就常常运用“中国之最”式的修辞手法。这里随便举出两例：“自鼎革于现今十有四载矣。……被其（军阀政客——引者注）毒者，无省不然，而尤以吾川为最甚。”[105]“我们川省的兵祸匪祸，在全国中，可以算是第一了。”[106]不过，这两类言论的意图又不一样：后一类预设的读者乃是“我们”蜀人，因爱之深而恨之切，情绪不加掩饰，用语时显苛刻，其意在于强调四川与外省命运虽同，而程度各异；“缩影”说的预设读者中虽然也包括了本省人，但主要还是对外省人而发，故而更加强调四川与外省貌异而实同。

《大公报》把四川称作“魔窟”，主要是针对军人来的。但外省人往往把川人视作一个整体，使有人感到有在这两者之中做出区分的必要。1932年底“二刘大战”爆发，国内舆论纷纷批评川人缺乏民族观念，四川旅平学生便在联名通电中，专门对此加以辩白：“川中军民屡请出师东下，以援十九路军收复失地。政府不发明令，并为刘湘所阻，国人不察，反谓此等非常之举，不能望诸川人，其实川人不全任其咎也。”[107]南京《川事评论》中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我们把四川人分成两类：一是军阀，一是平民。”[108]不过，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大都还是蜀人自己。事实上，直到1936年，成都《蜀风月刊》的编委还在抱怨：四川有“魔窟”的恶名，究其实乃是由“少数特殊阶级的行为”所造成，结果却累及全体，“使国人对我们发生了许多不良的观感和成见”。[109]不过，有一点显然已经不同了：这些原来更多只能在外省报刊上看到的话，现在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本省出版的杂志上，这本身就是“中央”进入“地方”的一个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旅外川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呼应关系（尽管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分歧），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有一共同敌人，即是“国中的异乡”——这看起来指的是四川，但又不能和四川画等号，而是四川的某些人和事，“军阀”则是这些人事的集中代表；至于他们的目的，则是要使这个“异乡”彻底融会到“国中”去，成为一个“不异”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