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既不爱“管外边的闲事”，报刊事业又不够发达，即使有意见也很难找到公开发表的园地，因此，要了解二三十年代蜀人对四川和国内局势的意见，旅居外省的人士成为一个重要渠道。他们大都不满意于四川状况，又深受省外思潮的鼓**，对夔门内外的情形都有了解，革新志愿强烈，但又身不在其位，故一般只能通过文字抒发己见。

在旅外川人中，青年学生占了很大比例。1930年，一位在上海的成都大学毕业生谈到：“四川的青年，尤以高等自觉了的青年，都觉得四川受了地理的限制，交通的阻厄，不能满意的接受中外的新的文化和思潮，……还有许多人都认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里得不着什么，想要从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国文化中心之上海北平去得到地货[道？]的中西文化。”[33]显然，作者本人就是这群“高等自觉了的青年”之一，这段描述也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事实上，让孩子去外省求学也是不少家长的心愿。据熊丸（1916—2000）回忆，当时“只要家里有点钱，或还算过得去的人家”，都会把孩子送到南京、上海或北京去读书。[34]1930年，黄稚荃（1908—1993）自成都高等师范毕业，她父亲黄沐衡（？—1944）因为看到四川“军阀割据，无异土寇，在四川无前途”，遂劝她去日本留学。[35]

旅外川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学成或有所专长的知识分子。胡先骕在1933年观察到，四川很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但是，“以政局紊乱之故，少数确有专门学问之人才，类皆不愿牛骥同皂，宁在外省服务”。[36]比如，任鸿隽（1886—1961）留美回国后，就与夫人陈衡哲（1890—1976）一起回到四川，欲图发展实业，但终于发现，“四川这个扰乱的样子”，“非四、五年之后是没有什么事可办的”，遂不得不离开，前往北京。[37]

第三部分人是一批四川籍的国民党元老，如熊克武、杨沧白（1881—1942）、朱之洪（1871—1951）等。不过他们大都已经退居政治舞台边缘，平时对时事少有评论。在国民党内比较主流一点的，如戴季陶和张群，也不太发表主张（事实上，戴氏本人其实并大不认同于四川，而是喜欢强调自己祖籍在浙江）。这一时期川籍国民党人喜欢发表有关四川言论的，多是还未占据重要地位的年轻人，他们既对四川状况多有批评，也不大赞同国民党对四川的放任和羁縻政策（尤其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而主张中央对四川“军阀”进行强力干预。

最后是商人，以上海为主要旅居地。即使从做生意的角度考虑，他们也要对四川的局势，尤其是川政统一问题多加关注。

他们还办了不少刊物，发表对川事主张。据笔者所见，除了蜀评社的《蜀评月刊》外，还有1928年发刊的《新四川》（南京）、1928年创刊的《蜀道周刊》（上海）、1932年创刊的《川事评论》（南京）、1933年创刊的《蜀青》（上海）等。此外，民国大学（北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浙江大学农学院、大夏大学（上海）等高校的四川同乡会与同学会都出版过自己的刊物。这些刊物的背景不一，政治立场也不完全一样，关注四川发展，是其共同之处。

如前所述，旅外川人兼具川内、外两种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并不全面，也是具有一定的偏向性的），因此，他们对川局的主张，也多会从全国与蜀中两方面进行思考，和国内一般舆论界比较起来，既有相同的一面，又各有特殊性。比如，二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一个主流就是向往统一。[45]这当然也是旅外川人所追求的，不过，对于他们来说，“统一”二字别有一层更紧迫、更直接的含义，那就是，欲求统一全国，先求统一全川。

二十年代，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退出，北洋内部也因分裂而争斗不已，南北政府皆无力再顾及蜀中；四川的新兴军人则历经多次混战，羽翼已成，亦不愿再受制于人。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作为仲裁和协调的中心，各军之间的内战遂亦愈演愈烈。吴晋航等指出：1918年以前，川军增加数量不大；自1918年到1920年，由于防区制的推行，数量“成倍增长”。但是，“1920年扩编的川军，还是经过各军共同点编而成的，其编制和番号还是统一的。在这以后，直到1932年二刘（刘湘、刘文辉——引者注）之战结束，川省几乎无岁不有内战，而每经一次战役，即有一次扩军，其扩军的方法亦与前不同，即：番号与编制均由各个军阀自行决定，漫无限制”。[46]这正是群龙无首的征象。

川军内战，无不以统一川政为号召，然而，多年打来打去，却并没有打出一个统一局面，相反，胡先骕倒注意到，四川的许多军人其实并不太想统一：“中下级军官最喜内战，盖内战一开，则升官发财之机会至，而战争之威胁并不大，不足顾虑也。在曾为军阀巨头者，并不欲轻有内战，能统一全川固佳，否则但求保持其固有之防地，亦足以窃号自娱。至于师旅长，则为达其领袖欲，有待时而动之意。在团营长，则子女玉帛之意尚未满足，尤喜趁内战以肆其混水捞鱼之伎俩矣。此种心理不能铲除，则四川军阀之祸，永不能灭”，统一的局面也“殊不可乐观”。[47]任鸿隽也有类似的观察：“在四川的军阀，无有一个不欢迎内战的，尤其是所谓二层将领们。因为一经战事，他们便可以身价十倍，待价而沽”。因此，“四川的内战比任何地方来得特别多”，每战一次，“军队便有相当的增加”。[48]盖几大军阀的实力相差不大。不打，不能得中下级军官之心；打得太激烈了，就不能自保。故而出现虽战争频繁，而“威胁不大”这样的“怪”现象。

实际上，由于防区制的推行，四川军、政、财、教各权都不能统一，一省之内俨然数国。因此，其时很多人认识到，打破防区制，乃是四川统一的关键所在。1924年底《蜀评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一针见血指出：“今者举国上下，正谋彻底改革。……吾川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者，即在废除此防区制度。”[49]

那么，如何才能废除防区制，求得统一呢？有人主张由中央政府出面解决问题。1924年段祺瑞上台后，一度予人“渐入太平之境”的希望，立刻有人呼吁：“惟我川民，受痛最深，徯苏尤切！想中央断不致漠然视之，必有以解其倒悬，慰其痛苦”。[50]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方今枢府”根本就“目不及川。”[51]第二年，蜀中旱灾发生，《蜀评月刊》社致电北洋政府，请划拨交通附捐洋2万元，拨还川路应还股款50万，以赈蜀灾。不久，该刊发表了一篇署名“川汉铁路第四届股东大会潼南县代表”奚湘焘的来稿，内中不无怨望之辞：“中央哪还记得起我们四川的小百姓啊。查上年办赈之初，邓锡侯曾先电中央拨还路款办赈，中央竟硬起心肠，置之不理。这回贵处俭电主张，还有希望么？”他哀叹道：“未必执政者堂高帘远，莫得眼睛看我们四川的人吗？”[52]同年5月，“倒杨之战”爆发。该刊发表评论说：双方所持理由都很堂皇，“可是自我们观之，两方面都属无意识的举动，绝没有充分的理由。北京临时执政府所下的乱命，更不必说了。只有老百姓遭殃”。[53]

依靠中央政府之路不通，解决问题还得靠川人自己。如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川民也屡次有召开“国民会议”、“善后会议”的要求。根据有人统计，这些提议包括“和平弭兵会所主张的‘善后会议’，十三县联团副处长胡南先等主张的‘川民代表会议’，国是讨论会所主张的‘川民会议’，张表方（即张澜——引者注，下同）所主张的由川康督办召集‘军民会议’，蒲伯英（即蒲殿俊）所主张的‘团绅会议’”等。不过，这些主张虽多以“民”为号召，实际上人们也很清楚，这里的关键还是军人的态度：“多数省民所抱的观念，可分两派。有一派的人们是希望各军阀能听从省民的劝告，停息战争，大家捐弃前嫌，通力合作，分主川政。又有一派的人们是鉴于迭次呼吁和平的失败，希望由某方实力派，索性作一度之彻底战争，把其他之势力削平，统一全川”。根据作者的观察，“这两种希望，在川人心中，极为普遍，尤以第一派的势力较为雄厚”。[54]

这两种方案反映了人们对川军各派实力的不同估计。第一种“分主川政”方案的支持率较高，表明大多数人对通过战争打出一个统一局面的计划缺乏信心，这显然是鉴于以往年年混战却不能统一的经验所做出的判断。因此，他们更希望能够维持现有防区制下的势力均衡状态，以实现和平。这是谋求“合作”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却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可能的方案。旅外川人中也有人寄希望于四川军人吸取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教训，放弃武力：“此次全国大乱，以曹、吴数年蓄养之精锐，合十四省之全力，不三月而土崩瓦解，卒至团城幽囚，鸡公隐遁。武力迷梦，已与各军阀示一先例。想拥兵自雄者，不难有几分之觉悟。”[55]但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倒杨”之役已经开始酝酿了。

在国内日益高涨的弭兵呼声中，不断有人建议四川军人向基本不大参加国内军阀混战的杨增新（1864—1928）和阎锡山（1883—1960）学习。或云：“今日之英雄，非段非孙，非袁非吴，非张非冯，而为不有战功之杨增新与阎锡山”。这是因为，杨、阎能安境自保，“行所无事”，使人民安居乐业。“此亦不世之才，而当今之杰也。吾川执政者，其又有意乎？”[56]或云：“若说为保持饭碗之计，阎某之在山西，未尝不可奉以为法。”[57]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阎锡山在山西能安境自保，部分原因是他一头独大，无人与他抗衡，四川军人却是派系林立，又彼此牵制，没有人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杨增新更是孤处新疆，远离中原。这都不是四川军人所能具备的条件，因此他们即使想学阎锡山、杨增新，亦不可能，而这也正是其时多数人不把统一四川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人身上的主要原因。不过，从这些建言中，我们不难看出提议者那种内缩的眼光和心态。

另有一部分人则觉得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军人身上，无异与虎谋皮，因此希望从更根本处解决问题。他们强调四川政局不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般平民，自己不明白对于地方应负何种责任”，一切委于军人，亦受制于军人。[58]对此，他们提出川民自治的主张，其中又包括了自觉、自卫等方面：“欲解决川局频年之纠纷，与夫川民之倒悬者，究有何法？曰：首在川民之自觉。”[59]自觉是觉悟自己的身份与权利，有了自觉，才有自治的可能，但这也是川人最为缺乏的一种素质：“吾川因风气闭塞，交通不便，人民间有养成独立之习惯，而缺乏团结的精神。县区乡镇畛域之分甚严，各自为谋，各不相顾，任人分别**，尚不自觉”。不过，仅有意识上的努力，仍是不够的，自治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就是自卫：“‘求人不如求己’这句话，很可作我们的箴言，我们应当拳拳服膺，紧紧遵守，认定自卫是自立自治的基础，认定自卫是解决人生一切困难的工具。”[60]

根据当时不少旅外人士的共同看法，川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无法团结，难以合作。1925年初，《蜀评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川人壁垒森立：行业之间有界，无论工、商、学，“皆冰炭不相融，每致冲突”；地域之间有界，“各县区分，各自为谋”。[61]三十年代中期，北平师大四川同学会会刊的主编王谟也说：川人“乡谊”虽厚，“但是团结力则甚薄”。他认为，这与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都有关系：首先，蜀地多山，难以像平原地区那样，形成聚居环境，多数是“单家散居”；其次，川人多移民后裔，原本就风俗不同，语言各异，自然容易造成感情不睦，互相猜忌。在他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社会习俗问题，不但关系到“川人的向外发展”，也影响了“本省的政治”。[62]

不过，在这方面，在乡川人的感受显然就不如旅外川人那么深切了。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外旅居的川人时常遭到各种歧视（见后文），或更多地感觉到歧视的存在，故更能体会团结的必要。1924年，重庆华隆、大盛两商家因受战事影响周转不灵而倒闭，供货商上海华洋杂货帮亦因期付交易受到波及。华洋杂货帮组织的职员同益会认为，华隆、大盛的破产是因其资本不够充裕所致，因而“推及全川川商，均为一例”，要求付现交易；1925年春，又登出广告，“指告川渝各帮”。在此情形下，川商也联合组成“旅沪川商协进会”，处理相关事宜，维护内部团结。当时就有人在《蜀评月刊》上发文，要求大家“合力经营”，并“深望此会能永久存在”。其理由是：“一人苟安，人人苟安，沪上将无川商立足地，而宰割之来，必有甚于华洋杂货会者！”[63]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川人内外意识。

事实上，早在1918年，张澜就指出，自辛亥以来的川祸，“无一次非滇黔军人野心侵略而成”。[64]此时，类似观点更成为《蜀评月刊》上的一个重要主题。有人强调，外来力量的“宰割”乃川乱主因：“吾川自民国成立以来，皆授制于人，而又不能治，反为祸乱极甚之区”。他由此看到川人自治的必要：“人既不可治，当求诸己矣。”[65]这里的外人，主要指的是外省人，倒还不是其时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该刊另一篇署名“仲年”的文章，对此更多发挥：“环吾川者，为西藏，为青海，为滇、黔、湘、鄂、陕、甘，皆吾中华民国之领土，而吾四川兄弟之省区也。”然而，回忆民国以来，“北军入川，陕军入川，鄂军入川，滇军入川，黔军入川，以及某某入川”，在在令人想到，“吾川之外侮，并非帝国主义之英、法，而为吾兄弟之省，而为吾左右之邻，而为吾四万万中之同胞，天下痛心之事，孰有过于斯者！”连用排比，一咏三叹，其情绪之激动，跃然纸上。

其时万县惨案还未发生，川人对来自异国的“外侮”还体会不深，更多感到的反是“兄弟之省”的压力，而这正是四川自治运动（尤其是二十年代初的自治运动）发生的契机之一。[66]仲年由此经验推导出的结论，当然带有浓郁的地域情绪。不过，既是“兄弟”，便仍是一家；自治自决，也并非就要分裂。作者声言，川人自治论乃是呼应、配合外省人士的论调，其最终目的仍是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方今滇、黔、湘、粤，联治声高，环境如斯，尤宜一致，否则外侮之来，又岂幸免？”[67]兄弟之省，自相残杀，本来即是中国分裂的表征。川人毋宁先要立定脚跟，先不要“亡省”，才谈得上救国。[68]

川人的“外侮”，若从全国角度看，就是内乱。罗志田先生指出，近代的联省自治思潮，遥启于清末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的无能为力。[69]而二十年代四川的自治运动，也和中央权力的衰弱有密切关系。不过，在这一时期，对于四川这样的内地省份来说，中央的不可依靠，不但表现在它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侵略，更在于它不能很好地平息内争。[70]这与孙中山等人在同一时期主张联治的理由（“集权专制”不能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大不相同：此处的纠纷不是中央与地方的纠纷，而是各省之间的纠纷，其因恰在中央力量不足，难以集权之故也。

实际上，二十年代中期，外省人的势力已基本上被驱除出川，剩下的一部分黔军也在1926年被刘湘驱逐。四川的危机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当时即有人指出：“外省军人，既无桑梓之情，复无同乡之念，视所驻防地如征服区，肆意搜剥，勒捐抽税，无所不用其极”，本不奇怪。“若本省人则不然。田园家产之所在，亲族戚友父子兄弟之所居，息息相关。而乃违背民意，扰乱乡邦，岂特国家之蟊贼，且为桑梓之公敌！世间至愚至笨者，孰有甚于此乎？然而今之拥兵黩武者，多以扰乱乡里为事，真不知其是何居心矣！”[71]这位作者显然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把川乱的原因归为内在的，与前引的“外侮”说恰好相反，但他所流露出的桑梓意识，比主张“外侮”论的仲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盖在仲年看来，外省人既为同胞，实不该侵略四川，故以为此是“天下最痛心之事”；而这位作者则以为，外省人既不与川人有同乡之情，剥削四川也并不奇怪，本省人剽掠乡梓，才真正可恶——显然，这种逻辑实在已在地域意识上走得很远了。

打破防区制和破除畛域之见，就蜀人内部来说，当然具有“统一”意味；但从全国立场看，“川人团结”毋宁是四川地域观念的体现。不过，即使是地方观念，也无法脱离全国意识而存在，相反，双方倒往往互为表里，难以截然二分。对于旅外川人来说，这一点尤其贴切：他们对川政多所建言，不仅受到爱乡之情的驱使，也和他们在外省的遭遇有关；而川人在全国舆论中形象不佳，固是因为外省人的隔膜和偏见所致，但四川的混乱本来也是一个事实。欲从根本上提升川人地位，当然必须要从改良川政做起，只抱怨别人的误会，于事无补。

另一方面，二十年代的中国，除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还面对着外来的威胁，这反过来又要影响到国内的局势和主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成立，“以励行互助，主张公道，增进桑梓幸福，及唤起同胞一致对外为宗旨”。这里既谈到桑梓之情，又着眼于全国观念。该会发表的《对四川同胞宣言》更指出，中国的首要危险还是外患，但“民国成立以来，内乱到今未息，反把这样民族间不安的状态冷静下去”。内耗使得国家进一步衰落下去，人民跟着遭殃。五卅惨案的发生，就是因为英国人钻了中国人“内乱”的空子，“将我们全国人民当亡国奴看待”所致。宣言呼吁国人停止内战，“趁此时机，将民意团结一气来指挥军人去对外”。易言之，即是要攘外以安内。为此，他们特别提醒四川同胞，要有民族观念：“莫有中国民族，中国能存在吗？莫有中国，四川能存在吗？”[72]此处的“外患”，当然就是“外国”之患，而不是仲年等人说的“外省”之患。不过，这一呼吁在当时的川人中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以发表这一宣言的《蜀评月刊》而论，作为四川旅沪学界、商界的同人刊物，在五卅运动期间，其言论方向仍以强调四川自治为主，对五卅事件的关注显然不足。

这一状况到1927年以后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三十年代，随着外患威逼日甚，旅外川人的言论更是越来越多地偏向于民族观念和全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