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王宜昌在《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有一个‘异乡’在现在底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僻处西南底四川。”王宜昌在三十年代中期因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得名，彼时却还只是一个旅沪的青年学生。他自己是四川人，却为何会把四川称作“异乡”？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从王氏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是站在“外省”立场上做出这个结论的：“外省人士，不有认为四川是文化落后，野蛮混乱的么？外省人士，不有认为四川是崎岖阻险，神秘难知的么？”王宜昌宣布，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与四川的“难知”，“使人们都明白四川是怎样的不异的‘异乡’，使人们明白四川底现状与历史发展，使人们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发展她们底将来。”[4]

事实上，本书前边已经引用过二十世纪初署名“山河子弟”的四川留日学生所写《说鹃声》，其中号称四川隐然“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参看第二章）。他的意思当然不是真要提倡四川独立建国，恰恰相反，他这样说主要还是为了激发川人的救国热情，换言之，也可以说是想“使人们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发展她们底将来”。不过，在这里引起兴趣的是，与国内其他地方比起来，四川到底是“异”还是“不异”，这两人的看法显然不同。在山河子弟的表述中，四川不但与众不同，而且“异”得厉害；王宜昌的言说重点则更多地落在四川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的一面——事实上，他的目标正是希望借此消除外省人对四川的“异乡”认知。

在近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四川究竟是不是一个“异乡”，不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如我们所见，山河子弟和王宜昌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和论证策略，对此一问题做出了相反的回答。中国地广民众，若把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拿来做比较，答案自然是它们有同有异。但是，“有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即是一处“异乡”。而王宜昌的观察，却的确可以从其时外省人对四川的印象中获得不少支持。简要而言，所谓“国中的异乡”，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四川与外部多有隔绝，因此，基本上处在外省舆论关注的范围之外；其次，全国主流舆论界对四川的有限认知也以负面消息为主。对于那些足不出夔门的人们来说，这种忽视乃至批评当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它在外省人中造成的诸多不良印象，却常令那些旅外川人陷入尴尬甚至难堪境地。为此，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四川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问题。本章想要讨论的就是，四川是怎样成为一处国中“异乡”的，旅外川人面对这一认知，又如何反应？

外省人士对四川的异样感受，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从地理上看，四川四面环山，自成单位，与全国的几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加之其时铁路未修，交通不易。古来巴蜀和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的地势又极为险峻，出入皆不方便。从李白以后，“蜀道难”一语就广为传颂，在二三十年代的报刊上，仍是人们提及四川时必用的表述。因此，地理因素是四川与外隔绝，成为（或被认为）“异乡”的一个物质上的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那里，这种地理上的隔绝又进一步造成了心理上的陌生。时人对四川的描述中，还有一个常用词——“僻处西南”。如果说“西南”还具有更多的地理上的意味的话，“僻”字就明显属于评判意味的概念，更直观地暗示出表述者所持（也许更多是下意识的）立场：他们自居为中心。

地理的闭塞和交通的不便，导致外间的人们难以迅速而准确地了解到四川的状况，也造成蜀人难以获得外部信息。当然，如同“蜀道难”三个字所提示的，四川在国内的边缘位置，并不始于二十世纪，倒毋宁是自古而然。不过，晚清以来，当整个中国都被卷入趋新浪潮中去的时候，四川虽然也不是一成不变，反而也有很多人在努力求新，但相对而言，其“闭塞”一面反而看起来更为突出了。1918年，在外游历的吴芳吉（1896—1932）致函川中旧友，抱怨“蜀中古籍易求，新书难得，而杂志报章尤少”。[5]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这一状况仍未有大的变化。1925年年底，舒新城（1893—1960）应邀入蜀，任教成都高师，一路上“最感不快的”，“就是在新闻纸上得不着新闻”。由于“邮递与排印的种种迟缓”，《新蜀报》的消息竟比上海的报纸晚了十几天，而这还是川东地区“消息最灵通的”报纸。他因此感慨：“我记得某君作《四川游记》说四川人民对于中国的大事，只有历史知识，决不会受新闻的影响；当时我很觉得这话有点过于唐突，现在身历其境，又觉它不是全无道理。”[6]

省会成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堂堂国立（成都）高师”的图书馆，“无论在普通的报纸杂志方面或专门的教育书籍方面，似乎比我家所备的还有限。……图书馆内亦有若干定期刊物，但除了省外各校赠阅者外，都是本省的东西，而关于全国及世界的各种新闻则又无不从京沪报纸中转载而来。故在此地欲求从新闻纸中瞭解天下大事，其难至少也与上青天的蜀道相等”。新书店也很少，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自己的服务部外，新出版物最知名的经销商就要算是“华阳书报流通处”了，但这家店铺面不大，“每年的营业有时还够不到糊口”，可知并不受欢迎。[7]

由于报纸杂志少，新闻又不“新”，二十年代四川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偏于“古”而疏于“今”。换言之，这一时期大多数四川人心目中的中国与京、沪、宁等东部大城市的人们所体会到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时间差”。当然，这不是说四川人甘于“落后”。事实上，近代（尤其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四川（主要是成都、重庆这两座大城市）普通的社会心态大抵仍偏向于“新”的一边。[8]不过，像四川这样的内地，在国人集体趋新的大情势下，所扮演的通常是“跟风”角色。[9]四川人认为新的事物，在“中心”地带看，有时已落伍了。例如，1927年，吴芳吉接受张澜（1872—1955）邀请，来到国立成都大学任教，在给朋友刘永济（字弘度，1887—1966）、刘柏荣的信中说：该校“教师分新旧两派，若吉则最新之人也”。[10]这份自我鉴定是否准确，或有不同看法。但按照二十年代晚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准来看，写信和收信（刘永济夫妇、刘柏荣夫妇）的两方虽然都不一定算是守旧派，却绝非“最新之人”，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事实上，吴芳吉本人曾明确反对以新旧立门户，而对待成都大学同仁仍不免新旧之见，[11]甚至颇有几分得意地自诩为“最新之人”，正在不自觉之间流露出旅外川人的视角。与吴氏的观察相应，一位成都大学的毕业生后来也回忆道，1927年，“中国新兴文艺”终于“迟迟地”“输入了四川这荒凉的园地”。[12]此说未必准确，但大体也可以成立，不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迟迟地”三个字——它再次把时间差的问题明朗化了。

新闻不“新”的情形在三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改进。《新生周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成都的报道透露：“和文化宣传最有关系的报纸，在成都也有十多种”，那些“比较灵通的报馆”更是“都置有收音机一部，把每天南京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的新闻报告来照登”。不过，作者对成都的思想文化状态的整体评价仍不满意：这里找不到“几处稍微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造成“一般人在思想上只有落伍”。但他强调：“这并不怨一般人不努力，实在是因为环境上缺乏求知识的便利”。[13]也就是说，客观上的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是造成国中“异乡”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政治方面看，民国以来，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主政的四川军人可以分为两批：第一批以熊克武（1885—1970）、但懋辛（1886—1965）等为代表，基本是国民党人，早在辛亥革命时候就居于领导地位；第二批军人包括刘湘（1888—1938）、刘文辉（1895—1976）、杨森（1884—1977）、邓锡侯（1889—1964）、田颂尧（1888—1975）、潘文华（1886—1950）等。从年龄上看，这些人与第一批军人属于同一代人，但经历却有重要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辛亥时期还只是一些下级军官，其地位主要是随着民初的历次内战而迅速提升的。因此，从掌握政权的时间来看，我们不妨把他们看作一代新人（本章称之为“新兴军人”）。这两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不大相同，基本上，国民党人显得更“有理想”，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国性事务中；新兴军人对自己的利益更为关注。

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地方政权全部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全国色彩更强的国民党人来说，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据傅渊希（1896—1997）统计，1913—1933年间四川共发生30次战争，其中“有民主革命战争四次，即‘癸丑’、‘护国’、‘护法’、‘援陕’之役，其余二十六次都是军阀混战”。[14]从时间上看，这四次口号正大的“民主革命战争”集中在1913—1918年，基本上是由国民党人领导的。自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后，川战乃真正成为四川之“内战”，也日益在舆论中丧失道义的正当性。1925年，杨森发动“统一全川”之战，就有人在《蜀评月刊》上撰文，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作者也注意到前述两批军人之间的差别：当年“护国护法，还算借题发挥，能掩众人耳目”；至于新兴军人的战争“究竟为作何事？实是无理取闹”。[15]《蜀评月刊》同一期还刊登了以“江安全县人民”的名义发表的一份宣言，谓：“我蜀自首起民兵，以覆清室，在人民之本意，本欲自立民国，以大洗永为奴隶之羞，乃大权误落军人。军人又不学，日以内讧为无名义之丑战”，遂致全川祸乱不已。[16]“无名义之丑战”，正和“无理取闹”相互发明。这份刊物在上海出版，作者恐怕多数都还是旅外川人，这些评论显然代表了他们的共识。

另一方面，曾和冯玉祥（1882—1948）、刘湘等都有过来往的高兴亚（1902—1981）说，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17]“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异常激烈，能够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属不易，遑论“统治全国”？这当然是太不切实的念头。刘文辉声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就败退下来。[18]这算是四川军人中的特例，比起刘文辉，川中大部分军人要实际得多，政策以力求自保为主。[19]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据高兴亚说，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20]但是，四川军人向外寻求援助的努力也并不成功。1928年，戴季陶（1890—1949）在告川军将领的公开信中直揭其事：“各军所谓代表先生，汉、宁、沪、粤、豫、晋、平各地，无处不有十人八人，各为其主，逢人说项，互相诋毁，川军劣迹由是尽情暴露，一切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信用，完全扫地。”[21]四川一省，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那些雄踞一方的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也很少与川军结盟。这样，结交外援不过是虚张声势，结果还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亦使四川军人失去了积极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机缘，偏居一隅，良有以也。

川人傅葆琛（1893—1984）也发现：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22]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与大局无关，“外边的人”忙于逐鹿中原，自顾不暇，更谈不上“管四川的事”了，而这也给了四川军人一个闭门内战的机会。从实际看，二十年代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南北政府对待四川的实力派多采取承认现状的政策，分别委以官衔，借以羁縻；而这些“官衔”又往往成为后者内战的凭资，颇可看出其“窝里横”的特质。[23]

不但是国民党和各地方实力派，共产党也对川军的力量甚为轻视。1934年12月，中共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一个根据地，次年的遵义会议推翻了这一决定，准备改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根据中央档案馆所藏陈云（1905—1995）于1935年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其时政治局做此决定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此地“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整理稿中有一段加了括号的话，似是事后对此决议的反思：“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会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24]这个印象大概正和川军在全国性的军事活动中表现得过于消极是有关的。

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Robert A.Kapp）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军人，国内关于四川新兴军人的记录和叙述都是极少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出版的全国发行的报刊上有关四川的报道十分简略，国民政府出版的各种报告、年鉴、统计材料等，关于四川的信息也多有缺失。[25]在现代国家中，中央政府对各地统计数据的征集、整理、保存、使用，既是保障其行政权力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宣示国家统一的象征手段。[26]在这个意义上，四川在全国统计资料中数据的缺失，既是其内部分裂的表现，更表现出它与全国行政系统的疏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谈到，现代出版事业对信息的沟通，打破了天然的地理隔阂，诱导人们“想象”出并认同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存在。[27]当然，对共同体的想象完全可以靠历史追溯来完成，但现代传媒通过不断地强化这一想象的共时性维度，直接推动了人们的民族认同。事实上，从时间的角度看，民族国家首先存在于“当代”的维度上，“往昔”更多的不过是滋育此一“当代”共同体的养分而已。在此意义上，若舒新城对川人的品评——只知“历史知识”而不受“新闻影响”——是成立的（然而实际并不如此），则四川就真是一个“异乡”了。反过来，四川出现在全国性媒体上的概率不高，同样加剧了这一局面。其直接后果就是外省人对四川状况的陌生，甚至是淡漠。蜀地很少出现于主流媒体中，主要原因显然不是战争频繁造成采访不易，因国内其他一些地区同是战火纷飞，却能频频“出镜”也。事实上，现代传媒的新闻报道，常受读者阅读期待的影响。因此，导致四川出现频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外界对蜀地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致，这当然又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隔膜。

本来已经不多的报道又往往集中于对四川乱局的描写，使事情变得更糟。胡光麃（1897—1993）后来回忆说：“因为多年川局扰攘不宁，外间的人们简直不明究竟，甚至连川籍的吴鼎昌和胡政之几位先生在天津所办的《大公报》，还把四川冠上了‘魔窟’的绰号，使得‘下江’的工商界人士闻而裹足，都不愿到四川去。”[28]既“不明究竟”，又不敢身历其境，“印象”实际上即是“想象”。1931年，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李振吾应邀访问四川，回到浙江以后发表演说，便和一般的论说有些不同：“外省人士，对于四川状况，多以新闻消息为根据，其隔膜情形，与外国人士视吾国相同。其实川省现状，并不如吾人意想中之混乱。”[29]川省之于外地，正如中国之于外国，可知“国中的异乡”不是王宜昌一人的感受。而李振吾说得很清楚，此一“意想”主要来自“新闻”——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对四川负面形象的形成负有主要责任。

当时省外报刊上关于四川的各种记载颇多来自传闻，因此不免相互抵牾。1930年，《生活周刊》上有篇文章说：四川军人盘剥极重，“军人们把这些钱除了孝敬姨太太买枪支而外，大都存入海上外国银行。听说除了不要利息不算，还须出百分之四的保管费”。[30]军人不是傻子，把钱存入银行，不要利息，还要倒贴，无论如何都太不合情理，这里显然是故意丑化（“听说”二字用得颇传神）。半年以后，该刊又发表一位署名“士初”的文章，对此另有一番解说：“四川省外之各军阀，剥削金钱，每存储于外国银行；四川则无外国银行，军阀所抢夺之金钱，每苦无地储存，则只有收买田地房屋。”[31]这当然更近常情些。不过，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四川军阀”们怎样处理他们“抢夺”来的金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描述“印证”了他们在公众心目早已存在的败坏形象。

我们不知道士初的具体身份，从文章来看，似乎是一位青年学生。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矛头所指主要是为四川讲了几句好话的李振吾。作者号称，李文“诸多失实”，“使我等川人见之而生忿”。具体而言，“失实”有二，一是称赞杨森在“万县惨案”中“抵御英舰炮击”，二是谓四川“民力雄厚”。后者尤使作者气愤难平。士初怀疑，李氏是因受到军阀“优待”，才会忽视川民之疾苦。其实李说得很清楚，四川不是“不乱”，而是没有外人所想的那么乱。然而这点回护之词却使身为川人的士初异常不满。原因恐怕是，作为一个四川人，他对军人的“剥削”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故分外难以容忍“取媚军阀”的行为。在士初这里，四川的民众和四川军人是不同的，但他不太了解的是，在外省人的认知中，这一区分其实并不太鲜明，都是“四川人”。因此，他也很难准确地把握李振吾的真实意谓。

不过，在有一点上，双方的认知倒是殊途同归，即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国如同“外国”：“军阀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艰难，外省人闻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详，有加以秘密国之称者。省外人视四川，几如外国人之视中国，且或更有甚焉。盖外国人虽不知中国，然常派人来华调查”，而“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鲜有闻入四川作切实调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凭报纸所载之一二简短通信而已”。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1895—1944）的认可。邹氏不了解四川实情，与一般“省外人”并无两样，但面对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意见（其实未必有本质的差异），他在“编者按”中却明确地表同情于士初。而他作此选择的依据，除了士初是川人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后者的说法更符合他心中对“四川军阀”早已存在的印象，所谓“先入为主”也。

对于四川形势的估计，好像王宜昌和山河子弟一样，士初和李振吾的意见也是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肯定四川在国人心中处于边缘位置，相异之处在于，如何估计四川混乱的程度。就此而言，在本省人士初眼里，四川之“异”的程度还要超过外省人李振吾。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四川的“异乡”形象不仅是外省人单方面想象的结果，像士初这样对家乡状况不满的川人，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这里既然涉及的是程度的判断，就和每个人所持的不同标准有关了。整体来看，四川在时人心中以负面形象为主，是可以肯定的。

这些负面形象也是和四川在地理上的“封闭”分不开的。1927年，刘伯承（1892—1986）等人发动顺泸起义后，在给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报中云：“四川僻处西陲，思想落后，反动分子，较为嚣张。内讧连年，糜烂甲于全国；敲骨吸髓，剥削不遗耕氓。”[32]这些字眼很能代表当时国内舆论中的四川形象和这一形象背后的认知逻辑：由于四川地理（主要是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位置偏僻，故川人不开化，“思想落后”；而这两方面的原因又使四川远离革命中心，故政治腐败，“反动分子”也“较为嚣张”。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本已存在的地区差异，在近代趋新大潮的推动下，由于自然地理和区位交通条件的不同，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二三十年代的四川成为国中“异乡”，就是这几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一“异乡”在实际上“异”到多大程度，一般省外人士却难以做出明确断言。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夔门内外的实际情况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才能加以比较和评判。正如李振吾和王宜昌都感受到的，蜀地之“异”，未必像人们“意想”的那么大，因此，即使可以说是“异乡”，也还是一处“不异的‘异乡’”。当然，对四川的“异”与“不异”都体会最深并且最在乎的，还是那些身在外省的四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