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的国立化进程历时甚长，其间，不管是全国和四川的政局，还是学校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国立化虽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但在不同的时间，随着不同的情势，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国立化”三字的实际意谓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控制川大，除了可以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掌握“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源的考虑，而具体目标又随着时间而变化。1933年之前，以“国立大学”为表征的“国家”是军人内争的符号资本，谁得到了这一资本，即自认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同侪；1935年以后，则成为地方与中央竞争的“战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1935年前容忍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存在，主要意在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并向地方宣示“修好”的信息。1935年以后，川大的国立化则是国民政府乃至国民党势力向地方的延伸。双方策略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而有不同，总体说来是既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所及，又要给对方留有余地。

关于知识界对国立化的态度，又可以从两个不同视角考虑。一个是“学术—政治”视角——我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学术机构或学者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主动或被迫涉足与权力机关的斗争；另一个则是学术和教育本身的视角——这里同样存在着权力关系，它是隐性的，主要与“评判”有关：通过学术界内部的评估机制和利益分配原则，它将不同的学术派别、思想、方法以及学者进行分流，或驱于边缘，或推向中心，从而塑造了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知识格局。这也是一种政治关系，为了与前者相区别，我们可以称为“学术政治”视角。

这两个层面在川大国立化运动中都有所体现。从“学术政治”视角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四川都被视为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参看第三章），这也是促使任鸿隽、张颐等把“现代化”视为一个主要治校原则的动力。[86]其实，这个看法至少是片面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情形并不相同。论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蜀中学人可能真的不行；但说到更传统的文史之学，则完全是当仁不让（参看第二章、第五章）。不过，在文史学术中，蜀人也自成一格，很少为外界知晓；更重要的是，任鸿隽等所着重考虑的，正是川中学者所不大擅长的那一类学问。对于他们来说，“现代化”是将川大地位提升至全国水平的必由之路，但这也造成了学术权力的再分配：如同向楚的例子表明的，一部分传统学者因此被边缘化，而新的学术风气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参看第五章）。

“学术—政治”视角是本章的论述重点。由这一角度看，对许多川大人来说，国立化主要是赢得自主空间和获得某些实际利益（如经费）的手段。因此，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其具体针对的对象也会变化：当中央只是一个遥远象征的时候，它可以为学校提供免于地方威胁的“道义”力量（虽然实际效益也有限）；但一旦它真的“到场”，便很容易蜕变为一种新的威胁力量，地方反而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除了现实利益的考虑之外，这背后也受到中国士人传统中“道高于势”理想的深刻影响，这决定了“国立化”作为一种策略，既可是“反地方”的，又可以是“反中央”的。换言之，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国家”和“中央”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其内在的道义性决定了它并不必然以中央政府为趋归。这一点可以从川大的国立化运动看得很清楚：在这一进程中，中央并不总是被视为“国家”的当然代表者，很多时候，“国家”反成为“中央”、“地方”和知识界争夺的目标。

“国立化”是在几个不同层面上运行的，有的属于象征领域，有的则与实力攸关，因而也势必生发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既可以是“全国化”，也可以是“去地方化”，或者“中央化”，甚至可能是“党化”；换一个角度，也与“现代化”不无交集。问题在于，这些维度之间虽然多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却又各有其侧重点，也并非彼此都能融通无碍，而更像是一座歧径密布的语义森林。从字面看，离“国立化”最近的就是“全国化”；但在制度层面，倒毋宁是“中央化”一词更加本色当行。“全国化”和“去地方化”似乎是一鸟之双翼，实际却未必尽然：“去地方化”可能是“全国化”的必由之路，也可能毫不相干。至于“党化”，更是把问题导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清晰，而是在川大国立化运动的推进过程中，经由各方力量的撕扯、对抗、角逐，逐步展露开来的——事实上，即便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推动和参与者，对此也未必心知肚明。

细心梳理此一事件中某些面相，也进一步启发我们对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研究加以反省。许多关注这一课题的学者热衷于采用国家行政力量“基层化”的视角，尤为关注“国家”向地方“社会”的权力延伸过程，其理论前提则是将各级行政力量视为一个整体，均当作国家化身，从而构建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结构。[87]在此架构中，“社会”代表着民间或基层的自治力量；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则被描述成一个“国家”权力逐级下降，“社会”逐步退缩的过程。这种视角当然不仅仅限于中国史——事实上，它从社会学家如吉登斯等人有关“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中汲取了不少灵感；[88]也确实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支持。不过，若我们考虑到某些以往被关注得不够充分的现象，并试图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出发，寻找新的诠释角度，对此问题的认知或者会更为复杂。

至少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在传统中国，“官”、“民”之分似比“中央”与“地方”的区别更加重要。后者在现实政治中当然存在，且所谓“藩镇”与“朝廷”的对立或对抗也不是偶一为之，但在理论上思考并进而区分“中央”与“地方”，已经是晚清以后的事了。这里不无吊诡：尽管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中国并不存在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观念，但将所有的行政层级都笼统视为“国家”的代表，却可能更接近“前现代”的官、民之分；把“国家”正式区别为相对独立的“中央”和“地方”，却是一彻头彻尾的“现代”现象。[89]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史”之间的关联仍需进一步思考。同时，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生活中的长久冲突，更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中，各级政权的实情与理论上的一体性相去甚远：不同层次的政权并不一定利益一致，更未必都能代表“国家”。在考虑它们的整体性时，更应注意各方从自身立场出发呈现的具体面貌：在很多情形下，他们就只是某一级政府（中央也只是一级政府），而不是“国家”。

第二，中国文化中“道高于势”的传统并没有随着“道统”的破裂而彻底消失，相反，它通过对“学术自由”等西来观念的渗透，仍在发挥力量。在这一视角下，“国家”并不是一个行政操作单位，而独立于中央和地方这样一些层级划分之上，具有更加超越性的地位。因此，虽然“地方割据”的现实迫使中央作为“国家”的代表者而受到知识界的拥护，但此一身份仍需经过道义考量，在有些情形下，“中央”不但不能代表“国家”，甚至被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就此而言，川大国立化的诸种维度之间的错综关联，提示我们必须将“国家”这个概念放入更为细致、具体而变动的语境中，才能解释其中蕴含的多种可能。

[1] 《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1914年），收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41页。

[2] 与之相对的是外国在华所设大学之中国“国家化”，这在既存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性质略有不同的清华学校也存在此类问题，具体可以参看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化”与“国立化”的英语表述均是nationalization，实际关涉到民族主义对外和对内的两面，至于本章所论主要以后者为主。

[3] 为了行文方便，除了必须区分国立川大和其前身的地方，本章以“川大”代指该校的各个阶段。

[4] 孙任以都（任以都）：《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收在[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2页。

[5] 实际上，本章乃是根据我的一部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所做的缩写，更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该书。

[6]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8～282页。

[7] 参看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主办）第11期，1983年6月。

[8]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6～381页。

[9]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批文第144号（1927年9月26日），成都：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档案”第1卷。

[10] 李宗仁致张学良电（1928年7月17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1日），引文均转引自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84、91页。观点则是笔者申述。

[11] 张惠昌：《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善后会议”》，收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12] 《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成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30年，第69、101～107页。

[13] 吴芳吉：《禀母书》、《与吴雨僧》，收在《吴芳吉全集》中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87～888、900页。

[14]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65.

[15] 四川省长公署公函（民国十五年省字第474号），“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档案”，第2519卷。

[16] 《高师反对傅振烈校长》，《商务日报》1924年2月23日，第6版。

[17] 张澜：《致赖心辉》（1925年9月），收在《张澜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18] 《成都快报》1930年9月23日，第4版。

[19] 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从成大、成高的纠纷到成大、师大、川大的合并》，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页。

[20] 四川省教育厅公函（十七年教字第10369号），成都：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卷。

[21] 《函教厅摊发本大学经费》，《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2卷第18期，1934年1月8日，第7页。

[22]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十一年中央教育机构设置及编制的演变》，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3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23] 《民国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8页。

[24] 《教育部职员录》（193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档案号：154-1。

[25] 《奉发假预算确难遵办》，《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2卷第3期，1933年9月25日，第9～10页；《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成都：四川大学，1935年，第3页。按“补助费”确与“国立”地位不符。但当时有不少国立大学和川大一样，并未完全享受中央拨款。王兆荣对“平等”要求之切，可见其“国立”意识之强。

[26] 张澜：《呈国民政府行政院稿》（1931年5月26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卷；又收入《张澜文集》（题为《呈行政院文》），第108页。

[27] 教育部“江”电（1935年7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卷。

[28] 述尧：《四川今日之大学教育》，《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1934年2月，第31页。

[29] 《张季鸾先生莅校讲演》，《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3卷第28期，1935年4月15日，第6页。

[30] 《翁咏霓、吴达铨两先生讲演》，《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3卷第36期，1935年6月10日，第9页。

[31] 《蒋委员长训词》、《蒋委员长莅校举行纪念周》，《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3卷第40期，1935年7月8日，第1～5页。

[32] 吕振修：《追求光明的大学校长王兆荣》，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3～334页。

[33] 《张表方拟出川》，《社会日报》1933年2月28日，第4版。

[34] 参看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75～76页。

[35] 任鸿隽似并未加入国民党。四川大学档案馆中藏有一份“新运会人事调查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539卷），其中关于任氏信息，“是否加入国民党”一栏空白。

[36] 参看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在《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5～267页。

[37] 叔永（任鸿隽）：《如何解决四川问题》、《中国的出路》，分载《独立评论》第26号，1932年11月13日，第2页；第56号，1933年6月25日，第7页。

[38] 任鸿隽：《五十自述》，收在《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687页。

[39] 《本校举行本学期开学典礼》，《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5卷第1期，1936年9月21日，第1页。

[40] 《川大前日开行学礼》，《新新新闻》1936年9月18日，第10版。

[41] 任鸿隽：《五十自述》，第677页。

[42] 任鸿隽致胡适（1919年4月16日），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第37页。

[43]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2～123页。

[44] 黄炎培：《大四川之青年》，《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25期，1936年3月23日，第3页。

[45] 《校长报告》，《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5卷第22期，1937年3月29日，第3页。

[46] 分别根据《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5年版）的《本大学职员一览表》、《本大学教员一览表》和《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6年版）的《职员名录》、《教员名录》统计得出。

[47] 《国立四川大学在校学生籍贯分布表》（1935年度），收在注册课编印：《国立四川大学教务统计一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89卷。

[48] 《本校举行本学期开学典礼》，《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5卷第1期，第2页。

[49] 《二十五年度新生及转学生籍贯统计表》，收在注册课编印：《国立四川大学教务统计一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89卷。

[50] 《川大五届毕业典礼昨午举行》，《华西日报》1936年6月25日，第10版。

[51] 任鸿隽：《四川大学的使命》，《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2期，1935年9月23日，第2页。

[52] 任鸿隽：《赴川考察团在成都大学演说录·任叔永先生之讲演》，《科学》第15卷第7期，1931年7月，第1168页。

[53] 《任校长改建本校校舍计画书》、《蒋委员长梗代电》，均见《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3期，1935年9月13日，第1～2页；《蒋委员长召见任校长》，《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4期，1935年10月7日，第5页；《本校建筑费蒋委员长电拨的款》，《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10期，1935年11月18日，第1页。中央方面的态度，又可参见翁文灏：《翁文灏日记》上册，1936年4月4日、5月26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46页。

[54] 《财部指定川大经费》，《新新新闻》1935年5月12日，第5版。

[55] 关于四川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参看[日]石岛纪之：《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王玉娟：《刘湘政府（1935—1938）对川省基层行政人员的任用倾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56] 四川官公产清理处与川大就此事交涉的来往公函，均收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2560卷。引文出自四川大学1934年1月22日致四川官公产清理处公函。

[57] 一个有关的讨论，可参考杜恂诚：《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58] 四川省政府公函，二十五年财字第343号，“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628卷。

[59] 任以都口述，张朋园、杨翠华、沈松侨采访，潘光哲记录：《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89页。

[60]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比如在川人中享有盛誉的徐炯就力持“《春秋》大一统”原则，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央一方。参看子休（徐炯）：《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川报》1935年6月2日，第6版。

[61] 参看王东杰：《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62]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5页。

[63] 《新任川大校长张真如今日就职》，《新新新闻》1937年7月1日，第10版。

[64] 《本年度新生周续志》，《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卷第3期，1937年10月4日，第11页。

[65] 《二十七年度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之籍贯》，“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2024卷。试比较一下战前的中山大学。直到1937年，广东籍学生仍占中大学生总数的82%还多，加上广西学生，则高达91%。黄福庆认为，这表明中大仍“局限在地区性大学的范畴，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194页）。这说明，在国立大学中，需要“把国立二字真实化”的，不仅仅是川大一所。事实上，从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格局上看，这两所学校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

[66] 《程校长招待渝蓉新闻记者》，《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7卷第29期，1939年4月24日，第2页。

[67] 王利器：《王利器自述》，收在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68]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9～280页。

[69] 国立成都师大公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报》第1期，1928年9月26日，第9页。

[70] 《函请停止变卖皇城决议》，《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2卷第3期，第11页。

[71] 《各学校请停拨高师经费》，《国民公报》1926年6月9日，第5版。

[72] 陶亮生：《先师向仙乔先生言行忆录》，收在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28页。

[73] 比如，1932年，心理学家高觉敷刚刚受聘为川大教授，驻守成都的刘文辉、田颂尧就打起了“省门之战”，川大皇城校址煤山一带作为全市制高点，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校园陷入枪林弹雨中，师生惶遽不安。高觉敷目睹此一情境，遂决定离开川大（高觉敷：《高觉敷自述》，收在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74] 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参看叔永（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分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第12～15页；第8号，1932年7月1日，第10～13页。

[75]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39页。

[76] 程天放履历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38卷。关于程天放其人，又见《程天放先生事略》，收在“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1辑，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512～516页；陈立夫：《程天放兄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萧铮：《忆南昌程天放兄》，均载《传记文学》（台北）第51卷第5期，1987年11月，第52～54页。

[77] 1936年初，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发现“浙大自程天放长校以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竺可桢日记》第1册，1936年2月23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78] 吴虞：《吴虞日记》下册，1938年12月20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0页。

[79] 《四川省教育视察团第一组视察高等教育意见》，1941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975。

[80] 不少学者都把“整顿公立院校”作为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成就”加以讨论，如吕士朋：《抗战前十年我国的教育建设》（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金以林：《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但本文所论的情形也提示出问题的另一面。

[81] 1925年，舒新城发现，成都高师“在名义上是国立，并且在名义上一切都照部章”，可是“十余年来，部章上的高等师范并没有什么变更”，所以成都高师的不少规矩“都和我十年前进过的湖南高师一样”（《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132页）。按照这个看法，真正的“国立”标准并不表现为“部章”，而是在“京津沪汉”等地学校的实践中，极有启发性。

[82] 《川大教授文化宣言》，《新民报》（成都版），1938年12月29日，第10页。

[83] 据赖皋翔云：向楚品性忠厚，较能容人，誉之者亦有“太邱道广”之叹，贬之者更直称之为“向水漩”，或称“水翁”（《忆向先乔先生》，《赖皋翔文史杂论》下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30页）。从中可以想见一二。

[84] 程天放历次外出牌告，均收在“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41卷。

[85] [英]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86] 一定程度上，“现代化”论者也包括张澜在内。有关讨论参看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第58～67页。

[87] 参考Richard S.Horowitz，“ State Maki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9期，1995年3月；[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88] 可以参考[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89] 蒙文通先生有一段回忆，有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中国旧日一家之内为私，一家之外即为国，国谓之公。旧日人民纳税，由一家输之一国，即合私以为公。自清末规仿欧洲之政，地方自治一名予以树立，非不理论辉煌足观，而地方税与国家税一名词亦相因而至。于时老师耆旧，皆惶然莫解，不知二者究如何划分。此无他，公之中复有私，固非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之所有。一朝突至，宜其扞格不能入，是不得以此为老师耆旧之不智也。”（《地方之分化与民主政治之前途》，原载《怒潮月刊》1946年第5期，收在《蒙文通全集》第6卷，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16～217页）蒙先生这里是从昔人所谓“大一统”的角度思索此一问题的，故特别注意到“地方”乃是一个新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和前面所云前近代更为通行“某省某县人”的认同一说并不矛盾：盖一侧重于政治体制角度，一侧重于社会心态角度；一个针对的是“中央”，一个针对的是“中国人”。本非同一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