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讷和他那一派史学家坚持说，收买、贿赂和企图抢劫是煽起革命活动的主要原因。在谈过以上各种情况之后，我们也许就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莫提梅-泰诺说：“在大部分群众运动中，金钱比热情起的作用更大”[1]。按照泰讷的说法，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市场妇女，是为这一目的而被雇用来的[2]；较为晚近的作家加埃，甚至于更具体地断言，工匠和帮工都是被收买来参加进攻巴士底的：“有人在工场里（他写道）以每人一个金路易的代价进行收买。”[3]1792年8月猛攻图伊勒里宫的队伍，被莫提梅-泰诺说成是“那些无耻的人，借忠诚爱国之名肆无忌惮地从事杀戮和抢劫”[4]。

自然，在大革命当时就不乏似乎足以证实这种观点的说法。无论是反对革命的保王派还是革命当局，他们在认为这样做对于自己有利的时候，都会特别随便地进行这种攻击。例如，《国王之友》的主编蒙勺瓦，声称他掌握有可以证明有人向累维伊扬暴动者散发金钱的直接证据：

我问过许多这种穷人（他写道）……我毫不怀疑，他们每人都得到了12里弗的收买费。[5]

为平定骚乱而征集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贝桑伐尔根据警探的一致证明声称，“人们看到有人煽动暴乱，甚至于散发金钱”[6]。暴动的两个主要牺牲者，亨利奥和累维伊扬都作过同样的攻击[7]。

此外，1789年7月，一个圣拉扎尔事件的见证人声称，他曾看见有人出示装满银币的口袋；同时，在关卡上，一个见证人报告说，他曾听到一个**者夸耀自己接受了米拉波的钱，据说还有一个网纱工，“为了参加这些骚乱”，他每天接受9里弗钱[8]。哈代在他那本日记上记载说，那些面包**者的首领曾经企图于9月在凡尔赛吊死一个面包商，后来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衣袋里都有33里弗[9]。为调查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而设立的警方调查团，曾要求许多见证人提出关于弗兰德斯旅团士兵、巴黎市场妇女和其他职业比较可疑的人曾受过厚贿收买的证明——推测收买者是调查团准备予以中伤的奥尔良派。泰讷及其追随者曾经随便引用这些资料来充实自己的论点。[10]

在马尔斯教场冲突事件前的社会紧张时期，批评当局的人动不动就被看成是被新政权的敌人以金钱收买的密探分子。小报《杂谈》把救济工场新近解散的工人说成是“被叛徒收买的人”[11]。在这以前，巴黎市长贝野就曾把1790年5月圣安东郊区的**（当时有3名窃盗被激动的群众处死）归之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知道有人分发金钱来达到制造危险暴乱的目的。”[12]做这种群众受贿攻击的，不仅是仇视革命的人，还有如贝野这样的君主立宪派。在1793年2月的雅各宾派议员和巴黎市政当局看来，如果说杂货暴动者的动机纯粹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咖啡、食糖或肥皂，那也是难以想象的；在警察局密探提出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提到带着成捆的指券或者大把分发金银的男女[13]。在牧月里，警察局也根据其密探的证明声称：“据说有人在圣安东郊区分发指券来鼓动暴乱。”[14]

至于对待在这类**中被捕、受伤或被杀死的人，当局自然有一种现成的方法，那就是不仅宣布他们的怀疑，而且还要证实他们这种怀疑的正确。在他们接触到这一问题时，当时法国的警察局和市政委员会或政府委员会同英国的或其他地方的同等机关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在面对着“下等人民”对于现存秩序挑战时，总是臆断群众被人收买，而对于群众起义的补救办法是搜捕假定的阴谋叛乱者而不是解除社会的不平。所以，在累维伊扬**之后，警务委员在审讯被捕者和受伤者时，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有人用钱鼓动暴乱[15]。当官方对油脂运输工人让-尼古拉·丕平进行审讯，审问他和圣拉扎尔抢劫事件以及7月12日到14日在罗亚尔宫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般事件有什么关系时，就曾问他“是否接受过某些人的钱”[16]。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后来以在圣安东郊区犯下“倡乱罪”被绞死的米契尔·阿德里安，在被审讯时，人们曾问他“在7月12日前后是否收到过不同的人给他的钱，让他在巴黎发动暴乱”[17]。弗朗索瓦·比隆，由于1789年秋季在军校区威胁着要吊死一个面包商人而被控告，审讯人问他，“是否受过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的煽动……那些人想用钱来对他进行**”[18]。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叙述下去——1791年夏季和秋季被捕的人，受过与杂货暴动有关的审讯的那些人，以及在共和国第三年牧月被军事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传讯的那些人都受过这种讯问[19]。通常的回答是完全否认，但是有时候这种回答却更有意思。例如，我们发现，在1791年，一个万多姆广场区的家庭仆役用意料不到的反驳回答了这个老问题，他说他不仅没有因为参加政治事件而接受过金钱，而且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为此而花去了24苏——显然指的是他作为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会员所缴纳的会费[20]。在牧月，一个盲人收容院区的炮手，当问到他是否知道有人在郊区散发金钱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虽然他又加上了一句，说，“他听到有人说过，要发钱和两磅面包来鼓动暴乱”[21]。但是没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人直接承认，或有一个犯人或其他见证人曾经于进行这种交易时被捕。

况且，警察局还有更为有效的搜查犯人的方法。而且如果在犯人身上搜查出可疑的物品或者一定数量的金钱，他们有一切理由予以公布。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有记录可查的案件里，这种搜查的结果都是一无所获。不错，在累维伊扬暴动后，一个被捕的造纸工人被发现身上带有4里弗，并且承认这笔钱是他在罗亚尔宫碰见的两个人给他的——但是这是发生在**已经平息足有一个星期之后的事[22]。贝桑伐尔和蒙勺瓦提出的，并且为作家们在《历史问题评论》中所重复过的群众被人收买的说法，看来所根据的只是这样一种极不可靠的基础。此外，1789年7月14日在圣丹尼关卡被捕的4名青年工人中，有一名被发现衣袋里装有157里弗12苏银币；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笔钱如果不是偷自关卡，便是（如犯人所坚持的那样）在圣拉扎尔寺院的暴动中拾到的[23]。甚至通常是一个可靠见证人的哈代，似乎也完全受到了报告的迷惑，竟认为1789年9月的凡尔赛面包暴动者的钱袋里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钱，可是关于这次事件的警察报告对此却只字未提[24]。至于在警方调查十月事件的过程中对于群众被收买所进行的大量攻击，由于缺少旁证，大部分都不能相信，因为他们的说法很含糊，并且多数见证人都是可疑的[25]。

虽然广泛收买的证明可以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但我们却不能过于不假思索地否认一切，认为抢劫完全不是使人参加革命活动的一个刺激因素。不过，即使是这样，它也被过分夸大了，并且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很少有滥肆抢劫的现象。在累维伊扬暴动期间，我们看到有些食品商店被抢——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些**的根本原因[26]。在关卡上也发生过抢劫税关职员财物和积蓄的事件，虽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27]。在袭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事件中，抢劫的情形较严重；但是即使在这里，主要的活动也是用大车把粮食运往中央谷物市场，而抢劫不过是附带的[28]。1793年杂货暴动中，也有抢劫的情形，虽然比较轻微[29]。在革命的其他**里，根本没有多少抢劫的情形。不过，我们看到，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把1792年8月人们进攻图伊勒里宫的动机说成是抢劫。在王宫陷落以后，确实有过一定的抢劫；实际上我们看到那年8月10日到9月2日有134人因为抢劫或被怀疑抢劫各种各样的物品而被拘留于阜尔斯监狱[30]；在各区也有几个人因为同样罪名被捕[31]——虽然他们之中看来没有一个武装进攻者。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普通公民（其中包括工资劳动者）曾特地绕道把在图伊勒里宫发现的珍贵物品交到自己的区里保存[32]；而且，即使是最敌视革命的见证人也不得不承认，武装队伍不但没有宽恕或者参加抢劫，而且立即处决了他们那些非武装的支持者中间企图从事抢劫的软弱弟兄[33]。在九月屠杀中，许多企图抢劫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4]

那么，如此众多的巴黎无套裤党人参加这些事变，到底是受了什么动机的驱使呢？他们和鼓励他们、发动他们的人在革命目的上有何种程度的不同呢？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革命群众不但远不是消极的工具，而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争夺政权的各政治党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例如，在贵族反叛时期，我们看到从事**的职员和帮工群众怎样在新桥焚烧不得人心的掌玺大臣拉玛扬的肖像和高呼法官们的口号“打倒拉玛扬！”“亨利四世万岁！”[35]以后，在累维伊扬暴动时期，当人心已经归向于即将到凡尔赛开会的第三等级时，示威者（虽然很多人相信这是由于保王派密探们的煽动）高呼当时的革命口号：“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第三等级万岁！”[36]在7月里焚烧关卡和洗劫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时，群众也喊出了同样的政治团结的口号“第三等级！”——虽然有时候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变成号召穷人起来对富人进行反抗[37]。在“贱民”的头脑中也逐渐有了“自由”“人权”等新思想，我们看到，在8月，一个由于发表蔑视拉斐德的言论而在凡尔赛被捕的制炮匠帮工，就曾以“人权”为理由要求当局对他进行公正的审理[38]。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当国民会议中君主立宪派和宫廷派在国王否决权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的时候，巴黎“贱民”公开地拥护前者反对后者，并且我们还看到军校区的失业工人以及格累夫广场和罗亚尔宫的工资劳动者和士兵，在事件正式爆发前几天，就表示他们准备随时去把王室弄回巴黎[39]。这一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自然是示威者和**者采取了反教士的口号；在凡尔赛，示威者对待教士议员们很少有礼貌，并且向他们高呼“打倒瓜皮小帽！”[40]。

在1790年的社会平静时期，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响应国民大会的号召到马尔斯教场集合，庆祝革命爆发的第一周年。但是，没过几个月，民主派和共和派的社会政治观点就开始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身上得到了反应。这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很清楚地表现在1791年7月的马尔斯教场示威上，哥德利埃俱乐部号召这次示威完全具有一种政治目的——签署请愿书，质问国王在出亡瓦雷讷以后是否还有权继续在位。在国民自卫军到达之前，有6000人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或画了十字，其中可能有许多人并没有清楚地了解请愿书的内容；但是，至少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在审讯时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相信请愿的目的是“为了改组政权机构”。在由于和示威有关而被关入阜尔斯监狱的将近130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对国民议会、市政当局或武装民兵表示政治上的反对而被捕的[41]。

在1792年8月武装推翻王室和1793年5月到6月驱逐吉伦德党这些事件上，我们不能提出同样的文件证据；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些起义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它们的贯彻执行不是依靠非武装的（或大部分非武装的）革命群众，而是依靠集中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前一事变中，还有来自马赛、布列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武装部队的支援）展开战斗。同样，这些行动也标志着把巴黎无套裤党人完全卷进去的多月政治酝酿的最后成熟。一个重要的新因素是，布里索派发起的反对欧洲各王室的革命战争运动，这一运动正如战争本身在开始阶段一样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关于这一点，1791年秋季志愿去守卫边疆的工人、工匠和帮工的长长的名单就是证明[42]。另一点证明是大批作坊和工场工人们的捐款，他们把这项“爱国捐款”送到国民议会，以供应1792年部队的粮秣和装备[43]。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攻陷图伊勒里宫以前的一场开幕战——6月20日群众闯进了王宫，由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成千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公民向国王呈递请愿书并高呼流行的“爱国派”口号；就在8月10日革命爆发的前四天，大批公民也曾聚集在马尔斯教场要求国王退位[44]。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爆发前，也有同样的政治酝酿。那年3月警察密探的报告就已指明，人们在俱乐部和市场上公开讨论有必要举行一次新的起义来清洗国民大会。在4月，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派决定给这一运动规定一个明确而固定的目标，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实际行动爆发以前就有无数的代表团和请愿书要求驱逐吉伦德党的议员[45]。最后，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暴动中，闯入国民大会的群众要求给山岳党的政治纲领以支持和释放被捕的雅各宾派；用针缀在他们的便帽和罩衫上，与“面包”字样并排在一起的，是“1793年宪法”这一政治口号[46]。

所以不容怀疑，这些革命群众对于国民议会中的政治集团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目标、思想和口号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且也有所领会，他们接受这些政治团体的领导，并且为它们的利益而示威、请愿或者拿起武器。这些本来是自由、民主和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目标、思想和口号（以革命向左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为依据），但巴黎“贱民”（起义者和示威者大部分来自他们中间）中的积极分子接受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摧毁旧制度和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看来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符合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工资劳动者、小店主和作坊老板本身的特定要求[47]。所以，我们虽然和泰讷以及他那一派的见解相反，承认领导者的政治思想对刺激群众革命活动起有作用，但是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部分的解释来接受。它对于如累维伊扬暴动、导致向凡尔赛进军或推翻吉伦德党的社会不安、1792年和1798年袭击杂货商店等这种非政治性的运动，以至芽月和牧月**的基本性质并不能作出解释——而这些运动却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而且被卷入的人民大体上是来自猛攻巴士底、推翻王室和签署马尔斯教场请愿书的同一个社会集团。尤其是，它不能解释几乎始终存在于“贱民”中间的造成社会不安的一般要求，而这种要求正是我们所研究的整个时代的特征，如果没有这种要求，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在本身是巨大的政治**中动员群众队伍。要想得到一个更为满意的解释，我们必须于领导者时常变换的政治口号之外找出更固定的因素，必须详细研究参加者本身的社会要求，并证明乔治·勒菲富尔论点的正确性：“群众的参加意味着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动机。”[48]

这种研究表明，在革命时期，正像在整个18世纪一样，我们最常看到的群众骚乱的动机，就是“贱民”迫切需要廉价而又充分供应的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对此有保证的必要的管理措施。这一点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的这种迫切要求因为和一切资产阶级集团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财产观念相矛盾，往往在他们和甚至最进步的政治领袖之间的联盟上造成紧张关系。如果市场和郊区的普通老百姓只满足于戴上三色帽徽和红帽子，空喊几句激进的爱国口号，而不十分关心于满足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解除他们自己的特殊疾苦（例如，如果累维伊扬的**者，在高呼无可指摘的“第三等级万岁”口号的同时，没有坚持捣毁像亨利奥和累维伊扬这样真正第三等级的忠实同志的财产；或者，如果市场妇女仅仅满足于向凡尔赛进军把王室逼回巴黎——如君主立宪派所需要的——而不那样猛烈地**和呼喊着要求更多的面包和更好的面粉），那对于罗亚尔宫的记者们、革命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议员与演说家们说来，当然是很令人愉快的。1792年和1793年的杂货暴动也许最能说明这种利益的分歧。第一，雅各宾派郑重提议，只要零星消费者自动地不去购买像咖啡、食糖等这种“奢侈品”——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商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第二，在当局拒绝采取措施，**者强制执行他们自己特殊形式的物价管制的时候，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都斥责他们受了皮特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骗。“7月14日的人们并不是为糖块而斗争。”[49]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矛盾，很少有革命领袖——雅各宾派也不过是在1794年的短时期内——准备解决这种矛盾。但是，至少巴那夫对于这一问题及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有些认识，当他在向自己的选民谈到1789年10月事件时，他把资产阶级的纯政治目的和人民所主要关心的经济要求划分得很清楚——“这里边掺杂着面包开始缺少的问题”[50]。

拉布鲁萨教授研究了革命爆发前若干年的物价波动和预算情况，他的研究重新强调了物资缺乏和物价高昂（特别是面包）是18世纪法国社会动乱主要原因的这一课题。他指出，在这些年中，特别是小麦长期缺乏和价格高涨给城市居民中较贫穷的人群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这种情况在1787—1789年期间达到了高峰[51]。当我们了解到，比如说，一个巴黎建筑工人为了维持他的正常消费而不得不用在面包上的钱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788年8月的约50%上升到1789年2月和7月之间的80%以上，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为什么巴黎工资劳动者对于旧制度如此仇视和他们为什么愿意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这个旧制度[52]。

所以，从当时的文献中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面包的价格和供应问题经常是1788年起义运动和革命最初几年期间的群众**的根源，这并不奇怪。例如我们看到，1788年8月审判厅书记在多飞内广场和新桥上发起庆祝召回最高法院的运动，与面包价格的突然猛涨正好是在同时——几天以后，郊区和市场的“贱民”参加了**，并使**的性质有了变化。再有，半个月的暂时平静之后，**又以再生的力量重新爆发，其原因可以归之于拉玛扬被免职所引起的狂热，也可以同样归之于9月初面包价格的进一步上涨[53]。在11月和12月，面包继续涨价，到4月累维伊扬暴动事件发生的时候，4磅重的面包在整整三个月内一直保持着14苏半的奇高价格。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面包的昂贵和欠缺正是**的主要根源，虽然它并不是**的直接原因[54]。姑且不谈其他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在**中间呈给国王的报告也着重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反对累维伊扬，但实际上却为的是要求减低面包价格。”[55]在这种临时性的爆发之后，面包原因几乎在长期的群众运动中一直是主要的刺激力量，这一运动发生于5月末，到7月12日至14日达到了**，到10月5日至6日达到了另一**，直到11月初也没有看到它的平息，这时，使君主立宪派得以牢固掌握政权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早已完成。

在以攻占巴士底为**的七月革命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哈代在他的日记里生动地描述了群众心理，以及当局不断担心会爆发一次比4月底圣安东郊区规模更大和更猛烈的骚乱。在5月、6月和7月初，他曾经9次记载在市场布置特别岗哨以平息面包**的情况。6月13日，他记述了警察局为怕发生社会骚乱曾经批驳面包商把4磅面包的价格从14苏半提高到15苏的请求。在这次政治革命的前几天，一群人公开焚毁了《人民的希望》这本小册子，因为它提议要有两种价格的面包——每磅3苏的和5苏的。哈代写道：“下层阶级的人民不了解这样做的目的。”[56]在七月革命期间，同样的问题经常出现。7月13日早晨，人们有组织地进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到中央市场，并且还可以听到在各屋子里抢劫的当地人高呼“让我们找面包”；同时，对于那些接受罗亚尔宫政治领袖的命令去烧毁关卡的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来说，问题更是十分简单——保证有廉价的食物和饮料：如一个在捣毁夏约关卡办公室家具的制锁匠所说的，“我们有3苏钱就可以买酒喝了。”[57]

自然，我们已经充分证明，在政治上达到了把王室拥回巴黎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显然与巴黎饥饿群众的面包供应问题有更大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7月22日杀死了富龙和他的女婿贝梯埃之后的平静只是短时期的。8月初，在丰收以后，面包价格曾降到12苏；但是，一部分由于干旱，预期面包房能有充足的面包并未实现，结果是一直持续到11月的面包缺货使群众运动始终在兴奋状态中。接着就是市场妇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厅和面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向凡尔赛的伟大进军。这次**值得注意的特点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号——“去找那个面包房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以及妇女和她们的代言人马伊雅坚持要求国民议会使巴黎人民有东西吃[58]。

另一方面，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虽然在巴黎多数各区里受到“贱民”的广泛支持，但在许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伟大**中的一次纯粹政治性的事件。1789年11月初，由于国民议会和公社采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应了廉价而充足的面包，并稳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这时已告结束。由于指券贬值和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特殊问题还没有到来，所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与群众要求管制面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没有关系的运动。诚然，在示威前曾发生过一次相当大的工资运动，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各行各业帮工；示威以前也发生过因救济工场停办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失业工人的连月骚乱。但是这些运动虽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它的所属团体的支持，却不能说它们和马尔斯教场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关系；而且，对于这一时期在巴黎各区被捕的许多工资劳动者、店主和作坊老板的审问也并没有反映出这些工人的要求[59]。在这一方面，马尔斯教场事件似乎并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一般形式的社会骚乱。在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60]。他们的要求和抗议所采取的毋宁说是一种政治形式——证明是，在这一运动中被捕的人曾经给国民自卫军以种种侮辱并对国民议会和市政机关有许多抱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马尔斯教场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众运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作为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随着革命资产阶级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决定要在人民中间获得可靠的支持，他们正在开始起一种更为独立的作用：他们不仅提出资产阶级比较激进部分的特殊纲领，而且正在开始（虽然不是十分坚定地）以政治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到1792年春天，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群众运动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指券的贬值已经开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价上有了反映；但是带来长期的通货膨胀灾难的却是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的注意力几乎一直集中在物价问题、食品缺乏及必须迫使当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方面采取管制措施上。从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整个时期都受这种迫切要求的支配。但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在艾贝尔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帮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个适合于他们特殊需要的社会要求方案，最后迫使雅各宾派掌握的国民大会以最高限价的形式在短时期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的愤怒矛头，像以前指向面包商和磨坊主一样，首先指向了杂货商，表现在革命群众试图强迫食品商人（特别是他们当中较殷实的商户）按革命前的价格出售货物上。第一个这样的运动——1792年1月到2月的运动——只发生在少数的中央北部各区和圣安东与圣马瑟勒郊区，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它和不久以后发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61]。1793年2月的**规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62]。这一次，在动员了国民自卫军、逮捕了数十名**者和采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缓和措施以后，运动并没有停止。一般说来，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价法以后，经过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热月的垮台时期，到共和国第三年牧月的无套裤党人的最后一次起事，甚至在起事以后，运动一直没有平息。这一运动一发生就立即与雅各宾俱乐部所领导的更为广泛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后一活动导致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伦德党，这时，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看来，吉伦德党和可恨的垄断者或食物囤积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国民自卫军每天的报告，但是它们足以清楚地证明，在这几个月为了纠正和清洗国民大会而发生的**背后，存在着群众对于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深切的关心[63]。

吉伦德党的被逐虽然使政权转到了山岳党手中，但并没有能立即消除这种不安。6月里警察密探呈交的报告几乎和4月或5月的完全相同。面包房缺少面包又开始引起3月里的忧虑，到8月末，排队购买面包和面包**又成了巴黎生活中常见的特点。这就是由艾贝尔和硕默特掌握的巴黎公社所领导的1793年9月4日至5日的暴动的直接背景。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国民大会最后决定颁布最高限价法，并开始着手组织拖延已久的“革命军”，作为恐怖时期的一种工具，其用意在于保证巴黎从四郊获得粮食和肉类的充分供应。[64]在这种不间断的群众压力之下，国民大会和公安委员会靠管制政策设法制止了通货膨胀，使指券的价值在几个月内未再下跌。但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农民的敌对，造成了食物供应的不足，这些农民常常把他们的农产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或者是因为害怕征收而根本不从事生产。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委员会企图满足大生产者和大商人的欲望， 自然会给政府与巴黎无套裤党人的联盟带来十分紧张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由此产生的不满再加上工资劳动者对于政府决心实行最高工资限额的特别怨恨，使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在热月9日决定命运的那一夜他们本来是可以指望得到这种支持的[65]。

当然，有许多巴黎人后来都为罗伯斯庇尔的灭亡感到惋惜。但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有这种反应，而在当时，他们对于雅各宾派领袖的被捕、地方委员会的清洗、政治团体的封闭，乃至他们自己创立的最高限价法的废除等，都或多或少是无动于衷的；不过，当主要由于政府的政策而造成疯狂的通货膨胀和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时，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运动就形成了。这一运动在1795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得到了动力，最后在芽月和牧月爆发成为严重的**。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与残存的群众团体和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合在一起并从其中吸取了力量，但是它的始终不变和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仍然是对面包的迫切需要[66]。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某些历史学家曾经对之屈服的**，惯于把革命时期的群众起义说成几乎完全是受暂时的经济原因的支配——好像每一个运动实质上都是“饥饿暴动”一样。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不仅看到，随着革命的进展，无套裤党已经完全接受了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和响应了行动号召；而且还特别看到，马尔斯教场示威和导向这个示威的整个准备活动，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说无套裤党人对于像攻打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里逐出吉伦德党等这些纯属军事政治的行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了。至少在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情形下，饥饿的威胁或物价的高涨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对于共和国第四年葡月事件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干涉——和几个月以前，他们积极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这两次事件中群众对于面包缺乏和通货膨胀都是同样地十分关切[67]。根本区别当然在于政治情况有了变化和葡月叛变者抱有与牧月起义者完全不同的目的[68]。所以尽管通货膨胀继续，半饥饿状态仍然存在，积极的无套裤党人却不准备把他们对于热月国民大会的敌视扩大到使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感到愉快的程度。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据此驳斥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说，“贱民”由于政治上不成熟，所以会不顾自己的利益或意图而准备盲从任何煽动者；另一方面，它表明如果要满意地解释群众为什么参加或不参加这些运动，必须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都适当地考虑在内，如果只集中考虑一方面而不考虑另一方面，结果只能产生一幅被歪曲了的画面。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可避免的结论仍然是：这一时期推动革命群众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动机，是对廉价而充分供应的食品的关心。这一点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释群众革命的根源，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持续不断地发生社会**——这是首都这些年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从这种**发展来的。它还更可以说明“贱民”为什么有时候会爆发出独立的行动，超过或者违反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利益，并且被这些同盟者指责为“反革命”——例如累维伊扬**者爆发出来的盲目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杂货暴动中强制执行一种群众限价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努力等。但是，如果没有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领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动，这些运动就会由于无目的而成为不可思议的，并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无套裤党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说的那样，没能够吸收这些思想，那么，他们对于革命进程和结果，就不会起正如他们事实上所起的那么大的影响。

[1] 莫提梅-泰诺：《恐怖时期史》（M.Mortimier-Ternaux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862年至1881年巴黎版，8卷本，第8卷，第455页。

[2]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29页。

[3] 阿·加埃：《1789年的**者》（A.de Gallier，“Les émeutiers de 1789”），载《历史问题评论》，第34期（1883年），第122页。

[4] 莫提梅-泰诺：《恐怖时期史》，第2卷，第105页。

[5] 蒙勺瓦：《回忆录》（Montjoie，Mémoires ），第1卷，第91—93页；转引自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58页。

[6] 贝维厄和巴里埃勒：《贝桑伐尔男爵回忆录》（Berville and Barriére，Mémoire du Baron Besenval ），见《法国革命回忆录选辑》（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21年巴黎版，两卷本，第2卷，第346页。

[7] 《亨利奥先生的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9）；《累维伊扬先生的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8）。

[8]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Z1a 886。

[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88页。

[10] 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审讯记录（特别参看第20、29、45、71、87、89、91、144、161、164、373、387各号证人的证词）。

[11]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26日。

[12] 《箴言报》（重印），第4期，第465页。

[13]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1793年2月26到28日的报告）。再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53页以下。

[1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42页。

[15] 参看1789年5月1日警务委员博瓦累在市立大医院对23名受伤者的审讯（国家档案馆文件：Y11033）。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1789年7月29日）。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8（1789年10月21日）。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9（1789年11月16日）。

[1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国家档案馆文件：W546，F7（字母排列顺序）。

[2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6—367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35，第4号卷（重点是作者加的）。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1789年5月5日至6日）。再参看警务委员奥丹对于运到蒙特罗公墓待认领的18具尸体的检验（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019）和上文的第44—45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149页；15683。

[24]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讯记录，对开本第7—21页。

[25] 参阅本书第76—80页。

[26] 参阅本书第49页。

[27] 参阅本书第54页。

[28] 参阅本书第55页。

[29] 参阅本书第121—122页。

[30]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6140。

[31]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88，对开本第514—544页；153，对开本第48页；157，对开本第200页；173，对开本第43—44页；262，对开本第40—41页。

[3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8，对开本第546—571页；219，对开本第32页；262，对开本第42—44页。再参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297—298页。

[33] 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136、195页。塞涅克引证了保王派图尔泽耳夫人的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帮强人相互禁止在图伊勒里宫抢劫，如果发现某一个人想把宫中的某些物品据为己有，就毫不姑息地把他处死。”

[34]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11页。洛德莱向拿破仑说，“屠杀者并不抢劫”。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9—68页。关于本章以后所谈的大部分资料，可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动机》（“The Motives of Popular Insurrection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历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第26期（1953年），第53—74页。

[3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KK641，对开本第17页。

[37] 阿瑟·杨格也趋向于把“第三等级”和“穷人”等同起来（关于例证，可参看《法国和意大利游记》，人人丛书版，第172—173页）。再参看本书第49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6。审讯他的警务委员的反驳也很有趣，这位委员说：“他不断谈到自由、人权等字眼，这就足以说明他在精神上已准备参加暴动。”

[39] 参阅本书第75—77页。

[40] 参阅本书第70—73页。至于革命中的反僧侣运动和以后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贱民”自己的深刻感情和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非群众的来源，如专门职业阶级或开明贵族等，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有利于后一种说法的证明似乎相当有力量。

[41] 参阅本书第90—93、96—97页。

[42] 沙森和昂讷：《革命时期的国民义勇军》（Chassin and Hennet，Les Volontaires nationaux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9年至190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6—136页。

[43] 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58—392、1403、1422、1747—1749号。的确，1792年3月，大约有250名店主、工匠和帮工（帮工只占少数）签署了一份《巴黎市工人的声明》，公开地反对革命和反对鼓动战争（国家档案馆文件：C284，第115号，对开本第249bis，250—251页〔手抄本〕；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1162〔印刷本，有重要改动〕）。不容置疑，1792年秋季以后，战争日益变得不受欢迎了，虽然从文献上很难充分说明这一点。

[44] 参阅本书第105—106页、109—111页。

[45] 参阅本书第124—126页。

[46] 参阅本书第153—156页。

[47] 这并不等于说无套裤党人——特别是店主、作坊老板以及他们当中的其他小有产者——在任何阶段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在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期间，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些分子在巴黎各区非常活跃的时候，有许多表明他们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要求的请愿和决议〔参看马尔科夫和索布尔：《巴黎无套裤党人》（Markov and Soboul，Die Sanskulotten von Paris ），散见于第2—5章〕。然而，除去1793年9月4日到5日的运动以外，这些在鼓动参加革命运动上并没能起任何作用。

[48] 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aise. 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141—142页。

[49]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46—49、151—157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W12，第200—201号。

[51] 塞-埃·拉布鲁萨：《法国的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aise ），第42—50页。

[52] 参阅附录七，第一表。

[53] 参阅本书第36—38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72页。

[54] 参阅本书第47—49页。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C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48页。

[5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10、312、320、332、341、344、348、351、378、384页。

[57] 国家档案馆文件：Z24691；Z1a886。

[58] 参看本书第二篇第五章。

[59] 参看本书第二篇第六章。尽管工资劳动者的这些独立的运动——特别是1791年和1794年的运动——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但它们在鼓动参加这一时期的**上似乎并没有起任何显著的作用（当然，除非我们把热月9日工人在市政厅前的示威也包括在内）。最常推动工资劳动者的经济动机，自然是他们和全体“贱民”所共有的那一种——对于价廉而充足的面包的需要。

[60] 然而，当一个妇女在以侮辱拉斐德和国民自卫军罪被控时，她尖刻地回答说，如果控告人和挣面包吃的人有同样的痛苦遭遇，她就不会这样袒护他们了（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53，对开本第7页）；还有一个厨娘，当她被问到如何解释对国民自卫军的仇视时，她说，由于面包商缺少找零的钱，因此感到买面包时很困难（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5，对开本第117页）。

[61] 参阅本书第101—103、105—107页。

[62] 参阅本书第119—124页。

[6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36882；AFⅣ 1470；F1c111赛纳27。

[64] 参阅本书第131—132页。

[65]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九章。

[66]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十章。

[67]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十一章。

[68] 诚然，这里面也牵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牧月彻底失败之后来从事一致行动有纯技术性的困难；但是这丝毫也无损于这一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