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他问题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些我们可以试着作出一种回答。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是怎样传播给群众的？标志着革命群众特点的那种紧张、猛烈、大胆和英雄主义的特殊气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动是怎样酝酿和组织的？在领袖和时常组织起来响应他们的战斗号召的群众之间有什么联系？群众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当然，群众意见——作为构成革命群众主体的那些个人的意见——显然大部分是由无套裤党自身的直接经验形成的。有些历史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关于他们对经济危机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反应已经说明很多了，因而没有必要再多做论述。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贱民”从其他社会集团那里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号，这些思想和口号，如我们看到的，不但使他们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语汇，而且也使他们在各次革命大**中作为革命记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参加了战斗。这些思想是怎样传播给他们的呢？至少在乡村里，几乎全都是文盲，这种传播一定主要是口头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镇（阿瑟·杨格发现那些地方也是报纸奇缺[2]），1789年第三等级代表的报告也都是在大广场上或市政厅外面向他们的选民高声宣读的[3]。我们也可以假定，艾贝尔的《杜歇老爹报》（1793年陆军部免费发给各军事单位[4]）也是用来在营房里达到同样目的的工具；我们听说1791年的宪法在制宪议会通过以前，也是通过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会上朗读来加以讨论的[5]。
但是，如果认为至少巴黎无套裤党人没有直接读过政治思想家和记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种错误。在首都，识字者看来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时代的观察家和警察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在1789年这样写道：
近来，首都的工人们变得难以驾驭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书中读到了一条他们认为非常有力量的真理：工人是最宝贵的人[6]。
他这样说无疑是有些夸大，但是警察局和各区的关于这一时期**被捕者的警察报告表明，绝大多数小作坊老板、商贩和一大部分成年男子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帮工——至少能签署自己的名字[7]。虽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直接阅读卢梭或任何其他哲学原著的无套裤党人并不多[8]，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些小册子的作者和政治作家是直接向他们（包括他们当中的妇女在内）喊话的。许多小册子不仅意在反映郊区和市场的看法，而且是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的，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艾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是一个明显的恰当例子。有趣的是我们看到1789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卖鱼妇和市场挑夫的第一次对话》的小册子，里面用一个市场妇女的口吻说：“太太，我盼望我们能读书识字。[9]”1791年，民主派特别努力于打动挣工资的居民：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补鞋匠帮工和建筑工人的来信[10]；路易·罗培于1791年6月在联谊会叙述“国民中最没有知识的阶级”入会情况时写道：“报纸已经不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它们唤起了这个阶级教育自己的愿望。”[11]同年警察局所作关于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报告中，也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跃的帮工和其他工人阅读革命报刊。例如，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诉格雷讷累喷泉区的警务委员，说她阅读普律多姆、马拉、奥杜安、卡米累·德姆连作品，还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烟草工人被捕时，发现带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动商贩讲述他的观点来自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帮工力言他的意见是由于阅读民主报刊而形成的[13]。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区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报贩，他们的罪名是向这类主顾分发小册子和报纸[14]。如果积极的工资劳动者的情形是如此，我们就只能认为民主派的报刊在小作坊老板和商贩中销路一定更为广泛，这些人的文化通常高于他们的帮工，而且常常左右他们的观点。
所以，情况似乎很可能是：期刊和小册子在形成群众对当时主要政治问题的意见上起了主要作用，并且至少也有时候在为首都的巨大革命事件直接准备这样的舆论上起有重要作用。我们已经见到民主报刊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的**中所起的作用。马拉在1793年2月25日的《政论家》上猛烈地煽动群众反对商人和杂货店主，无疑助长了随之而来的杂货**的紧张气氛。此外，根据警察局告密者的说法，在共和国第三年牧月1日起义前夕，有人把500多份《人民起义》的小册子分发给适当选定的首都各区[15]。不过，大体上说来，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参加者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吸引来的。
由于无套裤党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尤其是加入了各俱乐部和各社团以及各区委员会，他们就更有系统地接受了先进政治集团的思想教育。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怎样最初被排斥于这些团体的权威地位之外，后来却逐渐“攻占”了这些团体，甚至于——虽然是短时期的——把这些团体变为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而不是表达建立这些团体的政治领导人观点的工具。当1789年7月国民自卫军组成的时候，巴那夫高兴地说，它至少大部分是由“善良的资产阶级”组成的[16]。不久以后，“消极”公民无形地被排除于它的队伍之外[17]；但是，这种界限在1792年夏季被取消了；从1793年5月安利奥被任命为总司令起，它便成了主要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部队，并且在许多个月中一直是听命于雅各宾派公社的工具。毫无疑问，未来的牧月武装起义的军事干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
俱乐部和各群众社团在以雅各宾派的主张对巴黎“贱民”进行政治教育上一定也起了更为显著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在1791年马尔斯教场示威和请愿之前的那几个月中，某些俱乐部和社团，也就是所谓联谊社团，在厨师、运水工人和其他非技术工人的意见形成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这段时期“母”社哥德利埃俱乐部由于把会费降低到每月2苏，已经向“消极”公民敞开了大门[18]。在这一时期，像雅各宾联谊俱乐部、市场区俱乐部、暴君主敌协会等社团，主要都是由这些分子组成的，它们的每次集会能够吸引300人至800人不等[19]。到1792年初，到处都在成立这类社团，同年5月，戈布兰区挂毯工场曾抱怨工人们“长期守在俱乐部”[20]。一年之后，伟人祠区的一个书籍装订商在抗议雇来建筑圣日讷维叶教堂的工人行为越轨时说，“他们组织了俱乐部，并且在区议会之外或开会以后另外开会”[21]。
各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在其代表的就职会议上，它们曾请求公社和国民大会给它们的成员以补偿，“因为他们全都是以劳动为生的工人”[22]。甚至于在现代化居民区西部边界上的香榭丽舍区，在1793年6月也有了一个“由工人组成的杂有几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委员会[23]。从以前引用过的数字上，我们看到共和国第二年绝大多数委员是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工匠，只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委员是租金收入者、工场主、公务员、承包商和专门职业者[24]。虽然关于巴黎人民团体的组成，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但看来大体上与此相似[25]。这一时期的巴黎公社的组成也是一样[26]。政府对损失工作时间的人发给40苏的补助金保证了为数可观的无套裤党人经常出席各区大会[27]。情况既然如此，这些团体时常成为无套裤党人本身观点——诚然，一部分是从革命领袖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国民大会多数派观点的传播中心这件事就不足为奇了。这当然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1794年春季这些社团大部分都被封闭和各区的独立性受到限制[28]——热月以后“温和”的国民大会用大批“清洗”和改组公社、民政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及停发40苏补助费等方法更快地完成了这一过程[29]。如我们所看到的，到1795年9月，已经没有任何直接表达无套裤党人意见的社团、俱乐部、委员会和区议会了；当召开预选会讨论共和国第三年宪法草案时，只有很少几个工人参加会议[30]。从此以后，他们又只能在街头、作坊和市场上进行鼓动和发泄他们的不满了。
尽管如此，公共集会场所、作坊、酒店、市场和食品商店等处的谈论在传播思想和形成意见上一定仍起有相当的——也许是很大的——作用。警察报告和其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同时代评论都充分证明了这种看法。在贵族反叛时期，新桥和多飞内广场是议论政治和革命**的主要中心：这当然是由于它们紧邻法院，是法官和他们最有力的支持者、律师的书记和庭丁们的活动场所。1789年6月，一度在东部郊区的**中心，转移到罗亚尔宫，奥尔良公爵和追随他的那一群演说家、小册子作者和记者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总部。6月30日夜间，群众就是从这里出发去释放亚培监狱里的11名法兰西自卫军士兵，他们被关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曾经拒绝向一星期前因反对宫廷企图解除内克尔职务而在凡尔赛示威的巴黎市民开枪[31]。也是在罗亚尔宫，卡米累·德姆连等人于7月12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点燃了巴黎革命的烈火；人们也是从这里出发去破坏关卡，在寺院和枪炮作坊里搜索武器，并从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把粮食运到中央市场[32]。在为10月的进军凡尔赛作舆论准备上，罗亚尔宫也起了作用；就是在罗亚尔宫花园里和咖啡馆里，圣杜律治侯爵和他的同伴企图以煽动巴黎市民在8月底进军来加速解决问题；这里的演说家在10月4日的重新煽动上却获得了更大的成就[33]。在以后几年，罗亚尔宫（不久更名为平等厅）的拱廊和花园成了臭名远扬的娼妓、投机者和赌徒的出没场所，而不再是政治记者和演说家的活动地点；但在热月之后，它又重新成为**中心：在1795年春季，它成为“纨绔子弟”和无套裤党人的舌战之地，在葡月以前的日子里，这里曾发生过保王派青年和共和派军队之间的更为猛烈的冲突。在其他场合，罗亚尔宫可能不如格累夫广场有名，因为这个广场和人烟稠密的各区很近，并且就在市政府的门前（我们已经看到它在7月13日、1789年10月5日和热月9日的重要性）[34]；此外，罗亚尔宫也可能不如马尔斯教场有名，因为这个教场已经成了有组织的盛大庆祝或示威的集合地点，或者不如斐扬派平坛有名，因为它就在国民大会的入口处。其他当地的集合中心是圣安东郊区大街和莫弗塔街。
小作坊在为舆论作准备上所起的作用在文献上能够找到的证明比较少，老板和帮工们就在这些小作坊里一起劳动，并且也常常一起吃饭和睡觉，在这里，老板们对于时局问题的看法常常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警察报告里也能偶尔看到这种关系。例如我们看到瓷器制造商奥列弗，或有意或无意地、不厌其详地转述了累维伊扬据说在圣马格里特地方议会发表的关于工人工资的演说，借以煽动他的工人反对累维伊扬。更典型的例子是师傅同帮工一起肩荷着武器去参加革命武装暴动：我们看到酿酒者桑代尔如何带着自己的一名帮工到巴士底去（在圣安东郊区，当时类似这样的例子一定很多）；此外，我们看到皮埃尔·欧迈特，一个细木工帮工，在1792年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到图伊勒里宫去；伤兵院区农场主葛勒在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中曾安排他的两个农场助手轮流服役。在其他场合，我们也听到作坊老板受到敌对的见证人的控诉，说他们煽动自己的工人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和牧月起义这一类运动。[35]
酒店也可能是沟通革命思想的同样有力量的地方。不仅酒商看来是最坚持革命的一个集团——注意他们在攻打巴士底的人中所占的数目，在烧毁关卡当中，他们的数目还要大[36]——而且他们的酒店也是郊区和市场“贱民”的公共消遣之所，特别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些人成群地越过关卡聚集在众所熟知的库提厄、鲍雪隆和新法兰西酒店里。这些酒店成了谈论国事和交换新闻与谣言的方便中心，就因为这个以及其他原因，巴黎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在周末发生或得到推动也许就不是偶然的了[37]。考斯道夫·博尔的那篇文章是言过其实的，但是他断定许多攻打巴士底的人都来自圣安东区的酒店的说法却不无正确之处[38]。例如，贩运大理石的约瑟夫·夏诺在累维伊扬**中被一块落下来的瓦片砸伤了，他承认是在一个酒店里坐着喝酒的时候被一群巡回的**者拉出来的；那一次的其他被捕者也有类似的说法[39]。一个蜡烛商的油脂搬运工让-尼古拉·丕平，在详细叙述他在7月革命中的经验时说，“在新法兰西酒馆卖金太阳酒的老夏维那里”酒足饭饱以后，于12日夜间加入了圣马丁关卡附近的**者[40]。
食品商店和市场更是显而易见的**中心。在物资缺乏和价格高昂的日子里，人们在杂货店、肉铺和面包房排队之际很容易发脾气。根据哈代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在巴黎革命爆发前的若干星期中，政府为预防**曾调派军队进入市场并在面包店门前设置岗哨；并且也看到，在随之而来的夏天和秋天里，当这种措施不再成为可能时，面包商怎样不止一次地成为群众暴动的牺牲者。虽然在1789年以后不再采取“灯柱上吊人”的办法，但如已经充分证明的，面包房和杂货店，仍然是一般**的中心和常常达到起义程度的群众示威的出发地点。
聚集在市场、面包房和酒店的工匠、工资劳动者和家庭妇女怎样从这种规模较小的团体开始发展成为带来一切恐怖表现、英雄主义和破坏性暴行的伟大革命群众的呢？历史家们似乎不大愿意探讨这类问题，认为它们特别属于社会学家或群众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41]。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眼光或可靠的文献，专家们也同样容易误入歧途，正如写了不少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的考斯道夫·勒朋一样。按照勒朋的说法，革命群众往往是由犯罪分子、堕落分子和具有破坏天性的人构成的，他们都是或多或少消极地响应“领导者”的号召[42]——这表明作者不仅是拾泰讷的牙慧，而且表明作者想把他的革命群众的一般化概念同样应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乔治·勒菲富尔与此相反，曾经论证革命群众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虽然符合于某些一般的发展规律，可是它是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并且是特殊的社会压力和思想影响的结果；法国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43]。
在这一方面，当然有必要把群众为了直接响应领导人的号召而集合起来的示威运动和其余的**分开——如1791年7月17日马尔斯教场事件，1792年8月武装进攻图伊勒里宫和1793年6月2日驱逐吉伦德党议员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等都是这一类的示威运动。在这些情况下，无论一般的或特殊的参加者都是心悦诚服地为同一目标而战斗，群众的共同心理和组织这个示威运动的个人或集团的心理完全一致，没有从这一种心理到另一种心理的突然变化[44]——自然，除非某些意想不到的新因素参加进来破坏了平衡[45]。1792年6月20日一类的示威似乎属于另一种类型：这一次，公民们在他们公认的领袖率领之下的和平游行，由于冲入图伊勒里宫（可能纯粹出于自发），竟一变而成为对于国王本人权威的猛烈而自发的挑战。
事实上，标志着革命群众的最典型的形式的正是这种变化或转化的因素——在革命开始阶段，国民自卫军组织还没有建立，各区还没有设立一种可以更有计划地来组织对当局挑战的机构，这种形式是最为常见的[46]。例如我们看到，1788年法院书记和老城区帮工的并没有多大害处的庆祝，由于郊区和市场区的小作坊老板、帮工的参加，就转化为达到起义程度的暴动了；这种转化并不是领导人伺隙煽动的结果（如泰讷和勒朋所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由于面包价格的暴涨对零星消费者发生了影响造成的。构成累维伊扬**事件的原因，在累维伊扬和亨利奥于4月23日作了激怒群众的演说后已经存在，因此在**的过程中就没有这种突然转化。然而，这次**却从酒店、作坊里的群众发牢骚和通过邻近各区的结队游行发展成为28日夜间在圣安东郊区的疯狂的破坏和对于枪弹的英勇抵抗。这里，暴动速度和性质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不如说是由于参加示威者人数的增多和当时存在的因三级会议即将到来而产生的紧张激动的气氛。
1789年夏季和秋季的两次规模巨大的巴黎起义，足可以作为这种转化的典型例子。第一次起义是星期日，在罗亚尔宫里散步的心境和平的群众，听到了内克尔解职的消息和奥尔良公爵周围演说家发出的准备战斗的号召，像触电一样突然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从这以后产生了即使最机敏和最坚决的宫廷反对派也无法计划或预见其一切的一系列事件：举着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肖像在大街上游行；对关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的袭击；在枪炮作坊、寺院和兵工场里搜索武器；在正在组成新市府的市政厅外面示威；为了寻找武器以武装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民兵而展开对于伤兵院的进攻；最后（一部分是有计划的，但主要是整个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是对巴士底的正面进攻和杀害德洛纳与弗勒塞尔[47]。在10月，我们看到了同样类型的发生和发展，虽然起义的最后阶段比较明确地带有政治方向。自然，对于10月5日清晨要求供应较廉价和较充分面包的绝大多数家庭主妇及市场妇女来说，正如对于偶然在场的观察家一样，暴动的开始放枪一定看来不过是9月里整个一系列同样示威的继续。甚至于群众闯入市政厅也不过是前几周同样形式的抗议在一个更大的和更猛烈的规模上的重演。但是妇女们的转趋凡尔赛（一部分是由于“爱国派”几周来的鼓动，一部分是由于马伊雅和他的巴士底义勇队的参加）却赋予了她们的示威一种全新的政治内容。从这时起，虽然示威所抱的仍然主要是经济目的，但它已经与“爱国派”所发动的并受到巴黎国民自卫军游行队伍支持的政治起义合二为一了[48]。
我们已经看到，革命群众的性质和行动的转化可能是由于插进了各种极为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领导者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他们并不起泰讷和考斯道夫·勒朋为他们规定的那种突出的作用；关于他们以后还要谈到。但是有一个因素我们必须在这里予以注意，虽然它并不是法国革命事件所特有的，事实上它可能是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造成某种群众心理状态的永久性的要素之一。这就是由谣言造成的恐怖和疑惧——在交通困难、消息迟缓和不容易得到的情况下，特别易于发展。不论它在其他情况下的直接起因是什么，这里，这种恐惧产生于对极其重要的三件东西——财产、生命和生活资料的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威胁。我们看到这种恐惧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发生在革命年代里——既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乡村——并且随着1792年4月里战争的爆发而更为常见。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人们对于“饥荒协定”怀着恐惧，根据这个协定人们认为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在有意识地制造一种面包缺乏以饿死广大人民。在1775年的粮食暴动时期，一种类似的想法为人们所相信——虽然这次说的是杜尔而不是国王——因而大概帮助了暴动的扩展和延续。在革命时期，新的当局，有时候是磨坊主和面包商，往往被加上类似的罪名，因为我们在累维伊扬暴动以后几个星期里的圣安东郊区的不安中，在反对垄断者的不断呼声中，在对磨坊主和面包商以及圣丹尼区的区长助理夏特耳的暴力攻击中，都看到了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几乎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在10月5日到6日的骚乱中暂时被“爱国派”转移了方向。在1792年和1793年的袭击杂货店事件中，在牧月和葡月前夕，这种想法都曾经再次出现。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曾利用它对艾贝尔和他的同伙提出控诉，于是他们在1794年春天连同其他罪状被冠以阴谋制造动乱以断绝首都供应的罪名。[49]
另一个时常想到的问题是担心财产遭受攻击，这种恐惧对于资产阶级、富农和农业经营者特别有影响，但是它也与无套裤党人中间的小有产者有重要关系。我们看到，这种恐惧在人们不断谈到“土地法”的可怕中得到了清晰的说明，并且被用来有效地动摇了雅各宾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派威胁着要实现一部分财产分配的决心。但是，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1789年夏季袭击了大部分巴黎郊区，并且影响了巴黎本身的恐惧——历史家称为“大恐怖”的那一个插曲。它的起源一方面是产生自1787年至1789年经济危机中农村人口的失业和流离失所，一方面是人们普遍相信特权阶级准备粉碎召开三级会议所唤起的希望和幻想。因此，乡村的流浪汉——漂泊者或匪徒——被认为是执行“贵族阴谋”的爪牙，他们随时都会进攻农村小有产者，因而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在村庄里，农民武装起来应付后来证明并不存在的危险，他们的这种防御性组织不久就变成了焚烧城堡和消灭庄园契据的进攻性集团[50]。巴黎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农村失业者出现在市内，他们当中许多人被赶入圣母山上的救济工场，其他的人在街头游**，这就引起了同样的恐怖。这自然就是巴黎资产阶级义勇队建立的一部分背景，这个义勇队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可怕的流浪者对财产的进攻，另一方面是为了防备凡尔赛宫廷派在首都发动军事政变，哈代在叙述巴士底陷落后第二天的事情时，就曾反映了这种恐怖[51]。1791年春季，再度发生这种恐怖，特别是在国王出走瓦雷讷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对于巴黎市政当局和制宪议会的多数人来说，不久以后终于要从救济工场中解散的失业者是科布兰兹流亡者手下实际的或潜伏的特务——《杂谈》称之为“被乱党雇用的那些人”[52]。有些民主派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如激进派的记者路斯塔洛把“无产阶级”和“所有容易被人收买的公民”两种人等同起来；即使对穷人十分同情的马拉也担心救济工场的工人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现成工具[53]。1791年7月示威运动的前夕，谣传有人阴谋劫走王室并在主要来自于失业者的4万人协助之下在首都纵火[54]，并且人们普遍相信，穷人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大屠杀”而对有产阶级采取大规模的复仇行动[55]。这种恐惧可能在革命民主派和西部各区的保守分子中引起战斗的反应。关于前一种倾向我们看到的例证是，谣传即将发生监狱暴动——各种监狱阴谋——所引起的许多恐惧和1794年春季比较不著名的那一次军事阴谋事件[56]。关于第二种倾向，我们看到的典型例证是，葡月前夕笼罩于巴黎各区的恐惧。当时，店主、公务员、有产者为了反对可怕的恐怖分子或嗜血鬼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而迅速拿起武器来，他们认为这些人正在释放惯匪和监狱中的囚徒来对他们进行袭击。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保王派为了于己有利，会把这种恐惧转变成反对国民大会的武装叛变[57]。
第三种恐惧是从对生命的威胁中产生的，这种恐惧自然和前一项恐惧有密切关系，并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有时候同时出现。在围攻巴士底时我们看到了这种恐惧。当时，德洛纳向集合群众开枪的愚蠢行动引起了“有阴谋”的呼喊和对要塞司令与若干守军的屠杀[58]。在1792年8月进攻图伊勒里宫时发生了几乎相同的情况。不过，这些恐惧只是暂时的，虽然影响了围攻者和支持他们的人的行动，但并没有怎样改变事变的进程。规模更大和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路易十六被赶出图伊勒里宫以后发生的恐惧。当时，在义勇军开赴前线的同时，谣传说监狱里的犯人正在等待机会越狱出来屠杀妇孺和老人，因此造成了群众的紧张气氛，导致了9月的大屠杀。
这种自卫行动是无套裤党人、小有产者甚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在法国革命前夕和革命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许多情况的典型反应。只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从柏克以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把革命说成是持续不断的革新，或者说成是“政治救世主义”的信徒对于哲学家们孕育已久的方案的有计划的揭露[59]。这种设想除了有其他错误之外，再一次把无套裤党降低到消极工具的地位——自然，除非能够证明无套裤党人也渗透有这种“全面革新”的愿望。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无套裤党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或者按照新的标准来改造社会，而是为了收回传统的权利，维持他们认为由于部长、资本家、投机者、农业“改良家”或市政当局的革新而受到了威胁的标准。这种对于事情的守势反应是导向革命或标志革命发展的每一次巨大暴动的特点。1788年8月到10月参与**的书记和帮工为了反对国王的大臣们的革新，曾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并声言最高法院是“古代自由”的保卫者。累维伊扬暴动是圣安东郊区工资劳动者的一种自卫行动，它的产生据说是因为反对本区两个雇主对于工资和生活标准发出威胁。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开始时是对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被免职的抗议，以后发展成为反对显然产生在凡尔赛宫的“贵族阴谋”的群众自卫行动。在以后几个星期中，成群结伙的农民攻击贵族城堡和焚毁财务契据，是对于领主们的革新的有力回击——这些领主对于封建契据实行分类和扩大领主的权利对农民的传统产权构成了一种侵犯。十月暴动所采取的形式是要求恢复较为廉价而供应充足的面包和反对宫廷正在准备的军事措施的自卫行动；而强迫国王回到首都则是在王室和巴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复活了一种古老的传统。甚至王室的被推翻也同样既是一贯的共和派所拟定的那些计划的必然结果，又是在对抗反革命阴谋的一种自卫运动中的一个最后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葡月以前武装起来的多数各区不但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反对依法组织起来的政府当局的叛徒，而且相信他们是为保卫自己而对一个暴虐的国民大会进攻作战。屡次爆发的群众物价管制或群众平价运动，难道不正是零星消费者主张他们有受保护的传统权利来反对资本家的“自由市场”和新奇的供求原则的革新运动吗？然而，在当时的革命危机的状况下，每一次这样的运动，除去葡月以外，都是推动革命前进的，都有助于把封建主义更深地埋进坟墓和使比较自觉的激进集团的目标得到实现。
这些暴动者和示威者的行动往往在表面上采取传统的形式，而且我们能在许多革命**中看到过去事件的映射，这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破坏城堡或屠杀引起群众不满的人，如德洛纳、弗勒塞尔、富龙和贝梯埃等，这里边并没有什么革新：起事者是在走15世纪和17世纪的农民暴动与其他时期较近的群众爆发愤怒的老路。1789年和1793年的群众平价运动有1752年[60]和1775年的先例。卡隆告诉我们，1792年9月的监狱大屠杀标志着人民主张一种古老的权利，即“保留的裁判权”——统治者不必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处理案件的特权。这种权利在传统上是授给国王的，但是从8月10日以后就落到自主的人民手中了[61]。请求国王作为人民的保护者出面仲裁的凡尔赛进军，也有1775年**[62]和较晚的1786年的巴黎运输工人的罢工[63]作为先例。甚至于进军者所高唱的“我们去找那个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那个小老板”所表现的情绪和1674年波尔多农民的“国王万岁，取消盐税”的口号，以及1775年5月一名巴黎锁匠师傅喊出的“国王万岁，面包减价”[64]的口号所表现的情绪都是相似的。1789年7月叛乱农民的领袖把他们焚烧和破坏贵族财产的行为说成是国王授予的权限（“受命于国王”），也同样表明人民把国王当作保护者的观念；与此相呼应的是，在1775年粮食**期间，人们也相信国王曾亲自干预，把谷物、面粉和面包价格降低到一个公平合理的水平[65]。除去1793年6月2日和8月10日的武装起义以外，我们也许只能在1791年7月和1792年6月的请愿以及1794年军火工人的**中看到在未来的工业城市社会出现的新的行动方式。
我们固然不应该低估下列两种情况，即一方面革命领导人虽然寝馈于新的哲学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以前事为师；另一方面，他们不但没有采取一种首尾一贯的全面革新纲领，而且还时常急不暇择地从这一种政治手段改取另一种政治手段——战争的紧急情况、社会的需要调和和缺少传统的政治经验，这一切，在整个过程中都起有作用。但是他们的利益或环境却在引导他们企图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如我们已看到的，不止一次地导致他们和无套裤党人发生冲突，或者使他们企图采取迂回的路线与无套裤党人和解，或者是把无套裤党人的力量引导到“安全”的政治道路上去。如我们看到的，这些企图在从攻克巴士底起到斥逐吉伦德党为止的各次巨大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在无套裤党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如在累维伊扬暴动和1793年2月的粮食暴动中，这些企图就失败了；不过，这些失败还不是不可挽救的灾难。最严重的失败是雅各宾派在1794年夏天没能再得到无套裤党人的效忠，那时，革命政府和无套裤党之间的裂痕已经无可弥补，因而加速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在热月的灭亡[66]。这只能再一次说明：革命群众的组成分子虽然吸收了雅各宾派和进步的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但仍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要求，为了坚持提出这些要求，他们甚至会违反革命领导人本身的劝告，有时甚至会违反他们的利益。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这就是：不论无套裤党人是直接卷入或者被号召参加革命时期的巨大政治示威和暴动，或者是在自发地行动，所通过的人事媒介到底是什么呢？自然，十分明显的是，每一次巨大的政治**，虽然很难预测其准确的结果，但都经过相当的准备工作，并且常常是在当局充分了解之下进行的，这里面包括各区的决议案和代表团、演讲、报纸文章，甚至于建立各区的通信或联络委员会以在指定的日子里协商和指挥一切行动——如1793年5月、6月、8月10日以及葡月时的情况。这当然已经足以说明无套裤党人是怎样被吸收进来和怎样取得他们的同情的，特别是在地方社团、议会和委员会为他们中间最积极的分子所塞满或支配的年代里。此外，当正在发生的活动是由军事单位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进行的时候，领导者和参加者之间的沟通途径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不过，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仍有一个因素是我们所没有注意的，而各种文献也常常很少谈到这个因素：群众是怎样并且在什么阶段参加革命的， 口号和行动计划是怎样传达的？我们偶然也能看到这种正在进行的传达方式——例如，在焚毁关卡事件中，我们从许多见证人的证明那里知道，地方领袖是在罗亚尔宫的直接命令之下行动的[67]。再如在10月5日，我们发现斯塔尼拉·马伊雅和妇女的代言人商议着怎样指挥行动；美洲人富尼叶怎样匆忙赶回他的圣尤斯塔区鼓动对游行者给以支持，并在凡尔赛煽动卖鱼妇要求国王回到巴黎[68]。但是，这种偶然看到的材料非常稀少，而暴动的真正关键之所在是我们一般所发现不了的；不过，根据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和相似的事件中，最高领导人和广大参加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像马伊雅和富尼叶这些次要的领袖以及其他人如圣杜律治、圣费利、太鲁瓦思·德梅库尔和克累勒·拉刚布等来保持着的。
但是，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这些中间人本身并不是无套裤党人。因此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无套裤党究竟有没有他们自己的领袖来和资产阶级各集团及各党派的代理人合作或接受他们的命令呢？而在他们自己行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领袖来鼓动和领导他们呢？他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的自发性特别强呢？毋庸置疑，在这些场合下当然有人表现得比他们的伙伴更热情、更积极、更勇敢，或者采取了更惊人的暴力行为，因而引起了警察、国民自卫军或旁观者的注意。例如，在累维伊扬暴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个名叫玛丽-贞尼·特鲁摩的女人，她是伯尔的妻子，一个市场妇女，曾因高呼“干哪，第三等级万岁”和“去找累维伊扬”等口号来煽动**者抢掠和放火而被判处死刑（虽然之后被赦免了）[69]。据目击者说，在焚烧关卡的那些无套裤党人中间，带头的是一个酒商助手巴塔厄和一个码头工人杜蒙（化名卡德）[70]。在妇女进军凡尔赛时，据马伊雅说，她们的主要发言人是一个不识字的护士，一个搬运夫的妻子拉瓦朗讷太太，虽然她声称自己是被迫参加的[71]。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那些人里面，我们曾提到惹人注目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虽然她在政治意见方面的成熟要比她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更引人注意[72]。在1793年2月的杂货暴动期间，根据警察记录，有几个人在鼓动群众不满和规定食粮、蜡烛及咖啡应有的售价上起了突出的作用。兵工场区警务委员的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说，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漂亮女人……身高约五尺一寸，30来岁……穿着一件时髦的深蓝色布便服，披着一块黑色丝绸披肩，并且有一块带钢链的金怀表……这个妇女尽可能地扩大暴动范围……也正是她规定了肥皂价格为每磅12里弗，糖18里弗[73]。
牧月事件以后，有些人被向治安委员会和特别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告发为骚乱的带头者；这些人有的是过去“革命军”的成员，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经因为具有人所共知的共和国第二年的军事履历而被选出来领导本区起义的国民自卫军部队[74]。在这一例子中，我们所谈的是有经验的雅各宾派干部，他们是在革命的年代中成为领袖的；但这只是后来的现象，在1791年夏季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有这种情况[75]。在以前所引证的例子中，那些被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可能都是以前完全没有战斗经历的人，他们之所以知名也许是由于他们在那一特殊事件中特别活跃或勇敢；我们甚至可以完全接受这样一种人们常听到的说法，就是这类领袖的产生是出于有意，也同样可以说是出于偶然，他们有的是受邻居或游行的队伍所劝说或裹胁。事实上，不管玛丽-贞尼·特鲁摩或拉瓦朗讷太太怎样表现了暂时的斗争精神，她们也不会和1775年布里埃-孔特-罗培地方粮食暴动中作为暴动领袖出现的乡村妇女有什么不同的经历。当警察要这个乡村妇女解释她的不法行为时，她朴实地回答说，
她是被拉来的……她的脑袋长得和别的女人的脑袋一样，她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76]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公认的那种意义上的领袖，战士或积极分子与普通参加者之间的分别也消失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革命后期就不是这种情形，那时，俱乐部和社团有充足的时间从无套裤党的群众中间挑出人来把他们训练和装备成战士与领导者。但是，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在我们对小册子、杂志，及公共集会场所、食品商店和市场中的口头宣传等在产生革命行动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说明以后，这里仍然存在我们不能予以精确分析的自发性这一因素。
[1] 关于这一时期农民文盲，可参看埃·商皮昂：《从1789年的记事看当时的法国》（E.Champion，La France d’après les cahiers de 1789），1921年巴黎版，第209—210页；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D.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33年巴黎版，第420—425页。
[2] 阿瑟·杨格：《法国和意大利游记》，第174、178—179、182、185—186页。
[3]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83—84页。
[4] 陆军部每日订阅的份数从1793年9月18日起，由8000份增为12 000份（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0卷，第2221号）。
[5] 《内外新闻》，第8期，1791年4月23日。
[6] 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我的随笔录》（Restif de la Bretonne，Mes inscriptions.Journal intime ），第130页；转引自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第426页。
[7] 参阅附录五。识字的程度当然随着工资劳动者的工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一种和那一种无套裤党人之间差别更大。正如我们可以想到的那样，作坊老板的识字程度比帮工高，帮工比“普通”工人或工场工人高，男子比妇女尤其高得多；在男工中，最低的是革命最初几个月中挤满了救济工场的失业工人和农民。
[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看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第281、449页。
[9]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577，第16页。
[10] 《人民之友》第468期，1791年5月24日，第7页；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11] 《内外新闻》，第24期，1791年5月10日，第376页。
[12] 参阅本书第91—93页。
[1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44页；Aa76，对开本第40页；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6，第376号，对开本第37页。
[14] 参阅附录四。
[15] 阿·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35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第197—198号。
[17] 莫·图诺：《法国革命时期巴黎历史书目》（M.Tourneux，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892年至1913年巴黎版，5卷本，第2卷，第6702号。
[18] 参阅本书第89—91页。
[19] 伊·布丹：《革命时期巴黎的民众团体》，第131—139页。布丹小姐的叙述只包括1790年至1792年这一时期。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O1 2053。
[21] 1793年5月29日杜达尔给加拉的报告（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1卷，第330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0。
[23] 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2卷，第52页。
[24] 参阅本书第135—138页。
[25] 巴黎社团的这类名单，现存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我所见到的最完整的是法国剧院区“人民共和统一协会”的名单，在1794年1月，它的280名会员中包括大约260多个行业的工匠和店主（15名细木工，24名裁缝和39名鞋匠）、28名小职员、16名各种工资劳动者以及若干商人、承包商和股票投机者等〔大英博物馆文件：F·827（5）〕。我所知道的外省各社团会员的一点情况得自从事于法国外省档案广泛研究的科伯·利夏先生。
[26] 参阅本书第135—137页。
[27] 埃·梅伊埃，《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各区》（E.Mellié，L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898年巴黎版，第145页。
[28] 仅在1794年5月到6月间，巴黎就有39个这样的社团被封闭〔亚·索布尔：《罗伯斯庇尔和1793年至1794年的群众运动》（“Robespierre and the Popular Movement of 1793—4”），载1954年5月号《今昔》，第69页〕。
[29] 参阅本书第147页。
[30] 参阅本书第167—169页。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73页；《关于圣日耳曼修道院事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马·罗夫：《1789年6月30日和8月30日暴动中的巴黎工人》，载《法国革命》，第63期，1912年7月至12月，第430—454页。
[32] 参阅本书第53—56页。
[33] 参阅本书第75—78页。
[34] 警察局在1793年至1794年往往到格累夫广场探听无套裤党人的意见；然而，以后在1795年，人们常做这种活动的中心似已向北移到圣马丁门和圣丹尼门（参看卡隆和奥拉尔搜集的这一时期的警察报告，散见各处）。
[3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153，对开本第6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4707，第2号卷；F7 4735，第2号卷。
[36] 参阅本书附录四。
[37] 累维伊扬**和1793年的杂货**发生在星期一；1789年的巴黎革命开始于一个星期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示威在一个星期日举行；1793年6月2日（反吉伦德党革命中有决定性的一天）也是一个星期日；另一方面，1792年8月10日则是星期五。
[38] 考斯道夫·博尔：《1789年的共济会叛乱》（G.Bord，“Ld Conspiration ma?onnique de 1789”），载《通信杂志》，1906年5月10日和25日，第521—544、757—767页。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5101。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41] 参阅卡隆：《九月大屠杀》，第6页。
[42] 考斯道夫·勒朋：《法国革命和革命心理》（G.Lebon，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第55—61、89—93页。同一作者：《群众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年巴黎版。
[43]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Foules révolutionnaires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1卷（1934年7月），第1—26页；由《法国革命研究》重登（1954年巴黎版），第271—287页。虽然勒菲富尔的研究主要是关于1789年的，他的结论却一般可以应用于1787年至1795年的整个时期。本章的讨论内容主要是我从他那里得来的启发。
[44]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第272页。
[45] 例如，马尔斯教场示威初期，两个不知名的人被发现藏匿在祖国之坛下面，再如1792年8月10日瑞士近卫军士兵的“背信”，他们出乎意料地向马赛人开了枪。这两件事情都引起了惊恐和挑起了杀戮。
[46]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第279页。
[47] 参阅本书第52—62页。
[48] 参阅本书第77页以下。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W76，78；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1卷，第1—171号。
[50]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
[51] “当时有一种可怕的阴谋，有3万人准备在匪徒支持之下于14日夜间进入首都”（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5页）。并可参看博勒帕勒爵士在1789年8月发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声言圣母山区失业者正在构筑工事以便对准巴黎架设大炮（《给小马杜林区诸位先生的报告》，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0 285）。
[52]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53]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3卷，第388页；《人民之友》，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当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最初几年，反革命分子曾企图在郊区的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在救济工场的失业者中间煽起不满——对革命和新政权不满；虽然当局和民主派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但是，反革命分子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参看埃·塔尔累：《制宪议会时期的工人阶级和反革命派》（E.Tarlé，“La Classe ouvriére et le parti contre-révolutionnaire sous la Constituante”），载《法国革命》，第57期（1909年），第304—326、385—404页；和拙著《巴黎工资劳动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260—269页〕。
[54]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3，第348号，对开本第26页。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3，第347号，对开本第9—10页。
[56] 罗·克·科伯：《共和国第二年风月的军事阴谋》（R.C.Cobb，“Le Complot militaire de vent?se an Ⅱ”），载《巴黎与法兰西岛》（Paris et ?le-de-France ），第7期（1956年），第221—250页。
[57] 参阅本书第173—178页。有产者的恐惧转而在监狱犯人中引起了恐惧，他们害怕1792年9月事件的重演。
[58] 参阅本书第59—61页。
[59] 例如，可参看日·耳·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J.L.Talm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2年伦敦版）。这本书把革命说成是卢梭、马布雷、摩雷利等人的思想和他们的信徒（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及其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这些人“受到了一种全面革新的革命力量，和一种有意识地按照一种合理的终极的标准来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推动”。
[60]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7卷，第229页。
[61]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435—445页。
[62]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3期，1956年，第148页。
[63] 参阅本书第24—25页。
[64]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第177页。
[65]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111—117、141页；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第147—160页。
[66] 参阅本书第134页以下。
[67] 例如，杜昂耳——以前的一个制锁匠和几个关卡纵火案中的首领——向一个见证人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并且还要完成别的任务”；在圣马丁关卡，一个**者用这样的话斥责另一个人：“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放火，因为有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不能抢劫，因为命令禁止我们这样做”；在布朗希关卡，一个男子要大家安静下来听“罗亚尔宫来的命令”（国家档案馆文件：Z1a886）。
[68] 《警察局刑事审讯记录……》，第81号证人；《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69] 国家档案馆文件：Z13981，13454。
[70]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886。
[71] 《警察局刑事审讯记录……》，第81—82号证人。
[7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
[7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69，对开本第296页。在一般认为**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伦巴底大街上，警察选出粮食市场区卖鱼妇阿尼埃斯·贝尔娜作为特别注意和惩罚的对象；她之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参阅本书第185—186页）。
[74] 罗·科伯和乔·鲁德：《巴黎革命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79页，注2。
[75] 我们在1791年7月的马尔斯教场运动中发现了最早的这类情况：在各区因抗议国民自卫军暴行而被捕的人当中，有3个人是巴士底攻克者（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85，对开本第85—86页；167，对开本第460页；206，对开本第370—372页）。
[7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141（对于厄尔省日雇工汤通太太的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