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一搏：督政府

一、督政府心理

不同的革命议会中的部分成员都是同一群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议会的心理是极其相似的。

在正常时代里，情况也许是这样，一成不变的环境造就了一成不变的议会的特征。但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大革命时期，这些特征也需要改变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督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督政府这种政府形式由不同的议会组成：两个由不同派别的议员组成的人数众多的议会以及一个由五个督政官组成的人数极为有限的议会。

两个大的议会因其极度软弱从而使人想起国民公会。虽然它们不再对民众暴乱逆来顺受，因为督政官们已对这类暴乱加以强力约束，但它们依然得无条件地服从督政官的独裁命令。

最初被选举出的议员们大体上属于温和派。所有人都被雅各宾派专制折磨得筋疲力尽。新议会渴望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法兰西，并且建立一个自由无暴力的政府体制。

事物的发展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种必然性，大革命已证实了这一规律。尽管议员们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可以说，由于这种必然性，他们还得像他们的前任一样，做出事与愿违的事情。他们希望给人以温和的印象，但结果却是暴力的，他们渴望消除雅各宾派的影响，但结果自己却反受其害，他们期盼着修复废墟，但结果废墟却更多，他们憧憬着宗教和平，但结果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和屠杀教士，比大恐怖时期尤甚。

由五个督政官组成的小议会的心理和议员组成的大议会的心理大不相同。督政官们每日要务缠身，忙得焦头烂额，然而那两个大议会却历来罔顾现实，只会憧憬。

督政官们的主导思想很简单。他们对原则毫无兴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借助于最不合法和最暴力的手段，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他们连废除众多省份的选举制度也在所不惜。

当感到治理法国力不从心时，督政官们便放任法国，任其自生自灭。他们以独裁手段达到统治法国的目的，却从不管理法国。而法国彼时最缺少的恰恰就是管理。

在历史上，国民公会政府以强硬而著称，督政府则是以软弱而闻名。但恰恰相反，督政府才是一个强硬的政府。

心理学可以解释督政府和先前的议会政府之间的这种区别。一个六七百人的会议可以在情感传染的影响下表现出不一般的狂热，如8月4日的夜晚贵族们投票废除封建特权，甚至还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如挑战欧洲所有的君王。但这种冲动转瞬即逝，因而不堪大用。一个五人的委员会，很容易被一个人的意志所支配，因而也很容易刚愎自用，也即一意孤行。

督政府在管理上一贯显得无能，但它从不缺乏强烈的意愿。它可以为所欲为，不尊重法制，不尊重公民，更不关心公共福祉，它在法国施行的专制统治，让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甚至大恐怖时期的每一届政府都自叹弗如。

督政府和国民公会一样，以最残暴的方式统治法国，结局也和国民公会一样，它永远无法成为国家的主人。

上述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约束无法左右道德力量。我们只得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真正引领人类的是祖先们建立起来的道德框架。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有法可依的、遵循传统的社会里，很难描述一个没有了道德框架的民族的状态。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人们只看到社会中不如意的一面，而对其他视而不见。殊不知，一个社会只有立下一定的规矩，只有用法律、习俗和惯例来对与生俱来的野蛮的本能加以约束，方可称之为社会。

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反面教材，它清楚地表明，一个没有了传统架构的民族，一个仅以人为拼凑出来的过于空洞的理性为指南的民族，会混乱到何种程度。

二、督政府的专制统治：大恐怖再现

为了转移注意力、使军队忙起来并掠夺邻国以获取资源，督政官们决定重起征服之战，这个方法在国民公会期间曾百试不爽。

在他们的统治期间，战争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一些被侵略的国家的人们还天真地认为，这些侵略是为他们好。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与军事行动一同到来的是沉重的捐税、教堂遭劫、国库遭殃等。

这种征服政策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反法联盟，并持续到1801年。

对国家漠不关心又无能治理国家的督政官们，为了保住权力，时刻忙于打击谋反势力。

这项任务足以让督政官们焦头烂额，因为各政党都拒绝解除武装。无政府主义演变至此，以至所有人都期盼着能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来恢复秩序。每个人包括督政官自己都觉得，共和体制已难以为继。

有些人梦想着恢复君主制，有些人则想建立恐怖政体，还有些人期待着某位将军能力挽狂澜。只有那些攫取国家财富的人害怕政体的变更。

督政府的不得人心与日俱增，1797年5月，议会的三分之一议员被改选，大部分被选举出的议员反对现有政体。

督政官们当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而不安。他们取消了49个省的选举结果，154名新议员被剥夺资格逐出议会，53名被判处流放，其中就有几位大革命期间大名鼎鼎的人物：波塔利斯（Portalis）、卡尔诺、特隆松·杜·库德雷（Tronson du Coudray）。

为了恐吓选民，军事委员会随意地处决了160人，并将330人流放至法属圭亚那，其中一半人很快死去。回到法国的侨民、教士们遭到大规模驱离。这就是所谓“果月政变”。

这场政变主要打击的是温和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另一场打压活动很快便接踵而来。督政官们发现在新一轮选举后，雅各宾派议员人数太多，便中止了其中六十多人的资格。

上述事件暴露了督政官们的专制本性，而其具体的手段则更突显了这种本性。督政官们和大恐怖时期最残暴的国民公会议员们一样嗜血成性。断头台无法一直用下去，于是乎便用流放来取而代之，而在恶劣的条件下，受害人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流放到罗什福尔（Rochefort）的受害者们被关在铁笼子里，堆放在船上，暴露在各种恶劣天气中。

泰纳说：“那些不幸的人被关在‘戴卡德号’（Décade）和‘巴尤那兹号’（Bayonnaise）的甲板舱里，他们因氧气不足和酷热而呼吸困难，他们被虐待、被洗劫，最终因饥饿和窒息而死，到了圭亚那，航程才告结束。‘戴卡德号’运送的193人，在22个月后只剩下39人；‘巴尤那兹号’运送的120人最后只剩下1人。”

看到天主教遍地兴起，便认为教士们要谋反，于是仅一年内，督政官们便把1448名神职人员加以流放或者送到劳役所，这还不包括许多被草率处死的教士。大恐怖实质上已卷土重来了。

督政府独裁专制的统治遍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如因为需要六亿里弗，督政府便让逆来顺受的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增税法案，但只征收到1200万里弗。不久，心有不甘的督政府又下令筹措一亿里弗的强制借款。但结果导致作坊关门、商业停滞、佣工失业，这项以毁灭为代价的措施仅筹得四千万里弗。

为了确保对各省份的控制，督政府让人投票通过了一项所谓人质法，根据该法令，每个公社都要列出一份人质名单，列出要为闹事承担责任的责任人。

这样一种体制自然会导致天怨人怒。1799年年底，14个省发生了暴动，还有46个省准备揭竿而起。如果督政府还持续执政，那么这个社会就将彻底解体。

这种社会解体已经在大踏步进行中。财政机构和行政机关已完全瘫痪。国库中的指券贬值到仅为票面价值的1%，几乎成了废纸。以利息为收入的人和公务员没有了经济来源。

在旅游者的印象中，法国是一个被战争**、被其人民抛弃的国度。倒塌的桥梁、堤坝和建筑物致使交通瘫痪。废弃已久的道路上盗匪横行。若没有从帮派的头目那里购买的安全通行证，在某些省份便寸步难行。工商业也被摧毁，如在里昂，15000间作坊里有13000间关门歇业。里尔、勒阿弗尔、波尔多、里昂和马赛等城市就像是死城。苦难和饥荒随处可见。

相比上述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混乱也毫不逊色。奢靡、享乐、华服、盛宴、豪宅为一个由公债投机商、军火供应商、靠掠夺致富的奸诈金融家组成的新阶层所专享。它们让巴黎呈现出一片奢华祥和的虚假繁荣景象，并迷惑了众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在这惊人的奢华背后是普遍的贫穷。

督政府的编年史，让人们明白史书中的历史情节是多么不靠谱。这个时代曾经是戏剧创作的题材，它的风尚依旧被人所模仿，它给人们留下了这么一种回忆：这是历经大恐怖惨剧后百废俱兴的一段快乐时光。但事实上，督政府的体制并不比大恐怖时期的体制优越，二者同样血腥。这种体制最终导致天怨人怒，督政官们感到自己的统治来日不多，便开始物色有能力取代他们并保护他们的独裁者。

三、波拿巴崛起

我们刚才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让所有人都翘首企盼一位强势人物出面来恢复秩序。1795年，一些议员还曾一度幻想过恢复君主制。在路易十八愚蠢地宣布他要完全恢复旧体制、要将财产归还给以前的主人并且惩罚参与大革命的人之后，人们便立刻抛弃了他。离奇的基贝隆（Quiberon）战役[1]使得这位潜在的君主失去了其全部的拥护者。保王党分子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狭隘，证明了对他们采取的大部分的严厉措施都是合理的。

君主制看来是不可能了，于是一位将军来收拾残局。唯有一个叫波拿巴的将军堪当此任。意大利的战役让其崭露头角。在跨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又接连取得胜利，攻入米兰和威尼斯，在战争中，他几乎所向披靡。在奥地利皇帝决定求和之时，他指挥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25古法里。

尽管波拿巴已经声名显赫，但这位年轻的将军还是觉得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提升他的声望，他说服了督政府入侵埃及，以便削弱英国的力量。1798年五月，波拿巴在土伦启程出征。

最有远见卓识和势力的将军们一直在催促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的将军采取行动，做共和国的首脑；但波拿巴拒绝了，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能够独自应付局面的程度。对于统治的艺术和共和国的需求，他与革命党人以及议会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不能一意孤行，他担心他的声誉受到影响。他决定出征埃及，一旦形势需要或有利，他便再度问鼎。

波拿巴并没有在埃及逗留很长时间，因为他的朋友召唤他回去。他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陆并归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到处张灯结彩。波拿巴、西哀士（Sieyès）[2]、两位督政官以及一些主要的部长们共同谋划了一起政变，法国为配合这次政变也提前做好了准备。密谋在三个月内完成。政变定在雾月18日，进行得异常顺利。

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压迫和剥削法国的邪恶帮派，所有的党派都感到无比快乐。

法国人民无疑要面临一个专制体制，但是它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年的专制体制那样难以忍受。

雾月政变的历史很好地证实了我们之前一再说过的话：即便是世人皆知且见证者无数的事件，要想准确判断它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在三十多年前人们对雾月政变是怎么一种看法。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野心家在军队的支持下犯下的罪行。事实上，军队在雾月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驱逐少数几个顽固议员的小股卫队并非军人，而是议会自己的宪兵。发动雾月政变实际上是政府自己，整个法国都是这次政变的同谋。

四、大革命持续的缘由

若只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公职、人民主权、控制支出等几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大革命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到1789年年中，这些目标都已经实现了。随后的那些年里并未增加什么新原则，但大革命实际上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官方历史学家承认的大革命持续时间来看，大革命一直持续到波拿巴崛起，前后大约为期十年。为什么在新原则得到确立之后这种混乱而又暴力的局面依旧？我们不该在对外战争中找原因，因为那场战争因反法同盟的破裂和我们的胜利而早该结束了；更不该在法国民众对革命政府的同情中寻找原因，因为没有哪个政体会像革命议会那样令人憎恶和鄙视。由于革命议会的反复无常，大部分的法国人都流露出对革命议会的厌恶。

最后一点，法国对革命体制的反感。这点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直至最近，历史学家方才使其大白天下。刚刚出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本书的作者马德林，将这些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做了如下精辟的概括：

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自1793年起便掌控着法兰西、掌控着大革命、掌控着共和国。现在，四分之三的法国民众希望停止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大革命摆脱可恶的盘剥者们的掌控，然而这些人却想方设法控制住这个不幸的国家……如他们施行大恐怖来保住权力，他们随时打击任何企图反对大恐怖的人，即便他们是大革命最优秀的奴仆。

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政府都一直被雅各宾派掌控着，他们只想用权力来保存他们通过屠杀和掠夺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们还准备将法国出卖给任何可以保护他们这种财富的人。他们之所以和拿破仑就雾月政变进行协商，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八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

但如此专制、如此令人唾弃的政府会存续那么多年，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革命宗教还心存念想，也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迫害和暴力的手段，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之前所讲的缘由：若维持这个政府，便会有一大群人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这一点才是根本。如大革命仅停留在理论信念的层面，那么它很可能无法持续下去。然而刚建立起来的信仰很快便脱离了纯理论的范畴。

大革命不仅局限于剥夺君主、贵族和教士的政府权力。大革命在把特权阶层的职务和财富往资产阶级和众多农民手里转移的同时，也把资产阶级和农民改造成为新政体坚定的捍卫者。这些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取了从贵族和教士那里剥夺来的土地和城堡的财富拥有者们，最担心的便是君主制卷土重来，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必须交还他们所得到的一切。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方使得一个在平时绝不受支持的政府能够一直支撑下去，直到一个承诺保护大革命的道德成果特别是物质成果的新统治者出面收拾残局。波拿巴满足了这些期待，自然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些有争议的物质成果和理论原则依然不保险，波拿巴便用制度和法典将其固化下来。波拿巴终结大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波拿巴并没有破坏大革命，而是巩固了大革命。

[1] 基贝隆战役是热月党打击王党复辟活动，维护革命成果的重要战役。热月党在镇压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后，国民公会的政策明显右倾，为王党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逃亡贵族的家属及其党羽公开要求发还已被没收的财产，亡命国外的贵族也加紧活动。在意大利的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利用朱安党人发动叛乱，并向英国求援。1795年6月27日，一批逃亡贵族率领约4500人乘英国军舰登陆，占领奥雷城。奥什将军率共和军迎战，登陆军退到基贝隆半岛。7月21日法军发动总攻，将王党判军彻底击败。——译注

[2] 西哀士，神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议会代表，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派中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元老院元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