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革命期间人的精神状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判断源于智慧，行为源于性格，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得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在重大的动**时期，如在革命时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在几个章节中已经描述过动**时期的各种主流的精神状态，在此不一一重复。它们一起构成了精神状态的基础类型，当然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还会受到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们已经注意到神秘主义因素在雅各宾精神状态中、在其拥护者可怕的狂热中的分量。

我们知道议会的成员并非都是狂热分子。狂热分子只是少数，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议会中，绝大多数人仍是胆小的、温和的中立派，他们在热月政变前，是因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热月政变后，他们便和温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时期与在其他时期一样，中立性格者总是占绝大多数，即使面对最无理的要求，他们也一概听之任之。事实上，他们和暴力分子一样危险，因为后者的强大正是基于前者的软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总会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对大多数有才华但没性格的人颐指气使的情形。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还有一些只想利用革命进行渔利的人。在大革命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浑水摸鱼，大捞一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人。他们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强者，欺压弱者。

大革命初期，这类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话说就是“野心家”很多。对此，1792年德穆兰写道：“大革命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本着利己主义和自爱参加革命的，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和自爱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在关于政治动**时期各种心理形式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对观察到的现象做了总结，把这些总结与本节前述的内容相结合，或许我们会对大革命中人的特点形成一个笼统的看法。现在我们要将先前已阐述的原则付诸实践，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声名最显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成员的行为总是受同僚以及社会行为的指引、制约或激励。

为了更公正地评价他们，我们要观察的对象必须是处在无拘无束、没有顾虑也即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被国民公会派遣到各省份执行公务的代表们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代表们的权力是极大的。任何审查都约束不了他们。所有的公务员和行政官员都要服从于他们。

一位执行任务的代表说，凡是他觉得好的，就可以征用、查封或是没收，凡是他认为合适，就可以对其征税，将其监禁、流放或是斩首，在他的领域内，他就是“帕夏”[1]。

这些代表每个人都自视为帕夏，“坐着六匹马拉的四轮豪华马车，身边簇拥着守卫，坐在能摆三十副餐具的豪华饭桌旁，边用餐边听音乐，身边还有一群喜剧演员、交际花和侍卫陪同”。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派头不亚于旧时的土耳其皇帝。若非再三请求，我们都无权一睹尊荣；在他的会客厅前还有一排厅堂，任何人都必须与他保持15步的距离”。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虚荣心膨胀的独裁者在侍卫的簇拥下在城市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他的一个手势就足以让你人头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师，没病人求诊的医生，还了俗的神甫，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些以前平淡无奇的人，突然间飞黄腾达，堪比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君主。断头台、溺死、扫射，一切随心情而定，一切是那么冷酷无情，他们深谙这种由位卑言轻通达显赫权贵之法。

连古罗马皇帝尼禄（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远不及国民公会代表们残暴。前者还有成文法和习惯法约束，后者则不受任何牵制。

泰纳写道：“富歇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对210名里昂人的屠杀。每有枪决，科洛、拉波尔（Laport）和富歇便大摆筵席，射击声传来，他们便挥舞帽子、起身欢呼。”

在这些执行公务且有杀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勒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他和卡里耶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没有传统和法律制约的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位冷酷的议员不仅生性残忍，而且还是个虐待狂；断头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户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时享受杀戮的乐趣。在断头台下，他还设置了供无套裤汉们来饮酒的酒吧。为了让他们高兴，这位刽子手还在大街上将那些被斩首的裸尸摆成各种有趣的姿势。

看了1795年在亚眠印制的审判勒蓬的两本卷宗，仿佛像是噩梦一般。在二十场庭审期间，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们都会来到亚眠古老的司法总管辖区法院大厅作证，此处，就是这位前国民公会议员接受审判的地方。这些失去亲人的魂灵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审判后被处死的九旬老人和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人们在讥讽、凌辱中死去，死亡成了娱乐、消遣；人们在音乐声中执行死刑；一大群孩子被招募充当断头台的守卫；荒**、玩世不恭、纸醉金迷。萨德的一部小说成了这些人的真实写照；面对这场暴行的直言控诉，整个国家，在经受长期恐吓之后，似乎终于吐尽恐惧，并为自己的懦弱行径进行补救，于是拿这个倒霉蛋开刀，而这个受审判的人只是一个遭人痛恨的失败的体制的替罪羊。

这位前任神甫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奉命而为。指控他的那些事实其实早已众所周知，但国民公会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些执行公务的代表们有着强烈的虚荣心，他们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连最有权势的独裁者都自叹弗如，但这些仍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残暴。

这种残暴有着多种缘由。作为一种严格的信仰的传播者，这些国民公会的代表就像圣职部的审查官一样，对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此外，他们不受一切习俗和法律的约束，由此，人性中残留的原始兽性被他们发挥得无以复加。

文明可以抑制这些本能，但本能永远不会消亡，猎人的杀戮欲望便是永久的证据。居尼塞·卡尔诺（Cunisset-Carnot）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向我们展示了在纯娱乐的猎杀过程中，猎人在遗传习性的支配下再现出来的野蛮。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狩猎热情的本质。我们必须承认，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扩张根本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我们祖先从事猎杀是迫不得已，猎杀是为了生存下去，要么杀死猎物，要么自己被饿死，但如今的杀戮则是毫无必要。杀戮在继续，而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挣脱这条长久以来奴役我们的铁链。我们不能阻止自己去享受那种极度的欢乐，看着动物在流血，我们兴奋异常，当我们沉湎于杀戮时，我们变得毫无恻隐之心。那些最温驯的、最漂亮的野兽，欢唱的鸣禽，如春天般妩媚，掉进了我们的陷阱或是在我们的丝网内窒息，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它们受到威胁，在流血，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竟没有一丝怜悯，而它们的这些痛苦都是我们造成的。它们试图靠着已经断了的爪子逃脱或者拼命扑打着已经抬不起来的翅膀垂死挣扎……这一切是祖传习性从中作祟的结果，即便人中豪杰也无力抗拒这种习性。

在平常年代，这种嗜血的祖传旧习被严厉的法律所遏制，因而它只能在动物身上得到宣泄。一旦法典不再起作用时，它便立刻扑向了人类。这是众多恐怖分子在屠杀中感到极度兴奋的原因。卡里耶所说的看到受害者遭受酷刑时的表情就觉得快活的话可谓经典。残暴的本能在文明人身上，只是被抑制，但绝没有消亡。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对于前者，我不打算多说，他的心理相当简单，且人所共知。他是俱乐部的演说家，冲动而又暴力，一副时刻准备煽动民众的样子。他只是在演讲中显得残酷，却还经常为由此造成的影响而感到遗憾。从一开始，他就在议会中居于首位，且光芒四射，而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此时还默默无闻，在议会中垫底。

丹东曾一度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人物，但他在行动中却不顽强，也不坚定。此外，他生活窘迫，而罗伯斯庇尔则无衣食之忧。后者持续的狂热战胜了前者间歇性的努力。然而，这样一位强大的平民演说家却被比他逊色的、恶毒的且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同时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象不仅有大革命的敌人，还有不是现政权敌人的同事，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势力着实令人费解。

泰纳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迷失在空想中自命不凡的人，但这种解释还不够确切；米什莱说罗伯斯庇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原则，但这种说法还不够肯定；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斯说：“他实现统治的秘密之一就是把受到栽赃陷害的人当作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垫脚石。”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

他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在于雄辩。眼力不济的他读起冰冷的、含糊的、抽象的演讲稿时倍感吃力，更何况议会还有着无数像丹东和吉伦特派这样的天才演说家，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死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上。

事实上，对于这位独裁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罗伯斯庇尔对国民议会本没有任何影响，他是一步步慢慢成为雅各宾派和国民公会的主人的。比约-瓦雷纳这样说道：“到了救国委员会之时，他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米什莱说：“他的故事让人不可思议，与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逊一筹。我们没看到计谋、同党以及精心准备。我们看到的只是文人堆里的一位小律师，一个诚实、严肃，但相貌平凡、资质平庸的人。一个早晨，一场不知名的龙卷风袭来，将他吹起，顷刻间，他一跃高过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对象，多么让人震惊的传奇，连《天方夜谭》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他成了主心骨，每个人都离不开他。此时的他业已声名显赫，但我们对他迅速崛起的原因还是一无所知。我更愿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个人魅力。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我们开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在他发表演讲的日子里，“走道里挤满了女人……观众台上有七八百人，她们使劲地为他鼓掌……在他对雅各宾派发表讲话时，常引来同情的啜泣声、尖叫声，还有足以震塌大厅的跺脚声……”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拥有四万法郎租金的年轻寡妇，还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并称非他不嫁。

罗伯斯庇尔的性格与他大受欢迎并无什么关系。忧郁的气质，智力平平，罔顾现实，沉湎于幻想，奸诈而又虚伪，他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度的傲慢，这种傲慢一直膨胀至其最后的时光。他俨然就是一个新教义的大祭司，自诩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使者，负责建立一个道德王国。人们写道：“他是弥赛亚，永恒的上帝允诺他来改造一切。”

满怀文学抱负的他对自己演说词的润色是不厌其烦。演说家或文人因遭其深深的嫉妒而死亡，如卡米尔·德穆兰。

德穆兰写道：“文人学者尤其受这位暴君的痛恨。罗伯斯庇尔不仅嫉妒同事，这位迫害者还带着愤恨来对待他们；对他们的仇恨，不是缘于他们对专制的反抗，而是缘于他们拥有让其相形见绌的才干。”

这位独裁者对同僚的蔑视是巨大的、不加掩饰的。他在梳洗时接见巴拉斯，刮完胡子后，朝他的这位同事身边吐痰，仿佛人家不存在一样，对巴拉斯提出的问题，他也不屑回答。对于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他同样报以充满仇恨的轻蔑。只有群众才能得到他的好感。他说：“当至高无上的人民行使权力时，我们需要服从。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和真理，没有任何的不妥、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被迫害妄想症。他杀害了这么多人，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捍卫共和的使命，还因为他认为自己处在敌人和谋反者的包围之中。索雷尔写道：“他的同事在他面前越是软弱，他就越发害怕他们。”

他在五个月内的绝对专政将领导专权发挥到了极致，令人惊讶不已。一个拥有军队的暴君想杀谁就杀谁，这点很容易理解。但仅以一己之力便成功地将大批同僚一个个送上绝路，这点很难解释清楚。

罗伯斯庇尔的权势无所不能，他可以将德穆兰、埃贝尔、丹东以及其他许多显赫至极的议员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曾经辉煌一时的吉伦特派也倒在他的脚下。

他还攻击令人生畏的巴黎公社，将他们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并且用一个听从他的命令的新公社取而代之。

为了尽快肃清那些让他不悦的人，他让人投票通过了牧月法。有了这个法律，他便有权处死仅仅受到怀疑的人，于是在49天内，他便在巴黎杀害了1373人。他的同事们饱受这场疯狂恐怖的煎熬，甚至都不敢在家睡觉。参加会议的议员代表不足百人。戴维（David）说：“我认为我们山岳派能剩下二十人就不错了。”

对自己的实力和国民公会成员的软弱太过于自信，这点最终要了罗伯斯庇尔的命。由于罗伯斯庇尔让人通过了一部法律，只要他领导下的委员会发出命令，便可将议员送上革命法庭，也即送上断头台，而无须议会批准，这让许多山岳派人士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坐不住了，他们便开始密谋推翻他。塔里安深知下一个被处死的将会是自己，于是也就无所顾忌地公开控诉罗伯斯庇尔的残暴罪行。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了一个经过反复斟酌的演讲来为自己辩护，但在白费口舌后，他方明白，以逻辑推断来处死这些人是可以的，但议会却不是以逻辑推断来行事的。这些谋反者的呐喊盖过了他的声音。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现场众多成员都发出了“打倒暴君！”的喊声，这足以让罗伯斯庇尔下台了。于是议会当机立断，马上宣布对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曾想解救他，但国民公会却宣称他“不受法律保护”。在这神奇的一招的打击下，他彻底垮台了。

威廉斯写道：“在这个时期，宣布谁‘不受法律保护’，在法国人看来，无异于说谁得了瘟疫，于是这个人的民事权被剥夺，这个人呼吸过的空气似乎也能传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把大炮瞄准国民公会的炮手们也一样，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仅听到公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便就立刻调转了炮口。”

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同党圣茹斯特、革命法庭庭长、巴黎公社主席等共计21个人在热月十号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处决他们的第二天，又有70个雅各宾党人被处死，第三天，处决了十三个。持续十个月的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在热月政变中，雅各宾大厦的坍塌是大革命期间最令人好奇的心理事件之一。事实上，在推翻罗伯斯庇尔的山岳派中，根本没人会料到罗伯斯庇尔的垮台竟然标志着大恐怖时代的结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就像推翻埃贝尔、丹东、吉伦特派等人一样。但人群的欢呼声让他们意识到，罗伯斯庇尔的死被看作恐怖时代的终结，于是他们急忙声称这本来就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平原派是议会中的多数派，一直任由罗伯斯庇尔残杀，现在平原派满怀仇恨猛烈攻击这个自己长期以来昧着良心为之赞美的体制，他们没法不去附和平原派。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实更可怕。平原派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岳派胁迫的耻辱，随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罗伯斯庇尔的同事们在国民公会中对他的顺从绝非出于本意，而是独裁者让他们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在这种因害怕而温良恭让、溜须拍马的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仇恨。

在罗伯斯庇尔死后，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报》刊登了几位议员撰写的报道，看了这些报道，尤其是看了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三巨头的阴谋”之后，人们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连奴隶都绝不会如此谩骂他没落的主人。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怪物连马略（Marius）[2]和苏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在报道中，罗伯斯庇尔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无赖；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就像卡里古拉一样，总想着让法国人民对他的马顶礼膜拜。他不放过一丝的怀疑，他在严刑拷打中寻找安全感。”

这些报道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根本没有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点与他们所影射的苏拉和马略不一样，他靠的仅仅是国民公会成员的纵容。没有他们的极度软弱，这位独裁者的权势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别，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士兵的暴君。

若要对罗伯斯庇尔的信条加以总结，我们可以说：他以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以及一成不变的僵化成了雅各宾派信仰的完美化身，也许除了圣茹斯特外，无人能及。如今他依旧不乏仰慕者，如阿梅尔（Hamel）坚称他是“热月政变的殉难者”。人们还曾讨论过为他立一个纪念碑。我非常赞同保留一些形迹作为警醒，以便让人们知道：在一个知道如何操控议会的领袖前，一个原本有所作为的议会是何等温顺，群众又是何等盲目。他的雕像会让人回想起，就在推翻他的前夜，国民公会还对这位独裁者——国民公会的最大威胁——推行的举措而欢呼雀跃，敬仰和**溢于言表。

四、富基耶—坦维尔、马拉、比约—瓦雷纳等人

我把一些因生性残暴而出名的革命者集中在一个章节中加以介绍。他们的残暴因掺杂有其他的情感如害怕和仇恨，从而变本加厉。

富基耶-坦维尔，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最阴险的人物之一。这个昔日因温和而著称的法官，而后则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人们对他的回忆只有不尽的反感，在著述中，我经常拿他作为例子来说明在革命时期人的某些性格的转变。

在君主制没落的时候，他还在为生计而奔波。他十分期待社会动**，因为从中他可以得到一切，而没有任何的失去。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之一。

国民公会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他，让他决定将近两千名被告的命运，其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人。他处决了所有的可疑分子，并毫不顾忌地背叛了他以前的保护者。德穆兰、丹东或其他什么人，一旦失势，他便对其提起公诉。

大革命暴露了富基耶-坦维尔卑劣的灵魂。在正常年代，在职业规则的约束下，他注定是一个温和的、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也正是革命法庭代理检察官吉尔贝-利埃东（Gilbert-Liendon）的命运。迪雷尔（Durel）这样写道：“他应该和他的同事一样感到惊骇，然而他却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结束了他的生涯。”

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最大的善行之一无疑就是能管控好危险分子，只有社会约束才可以控制住这些人。

富基耶-坦维尔至死都不理解人们对他的判决，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种判决是没有道理的。他难道不是在卖力地执行领袖们的命令吗？不能把他与被派往外省的那些代表们等同看待，因为人们无法监视那些人。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审查了他所有的行动，并且到最后一天还在表扬这些行动。如果他对犯人的草率判决和残暴没有得到领导们的支持，那么他的权力早就不保了。国民公会对富基耶-坦维尔的判决，也即等于对自己可怕的体制的判决。国民公会明白这点，国民公会将许多恐怖分子送上了断头台，靠的就是富基耶-坦维尔，他只是忠诚的死刑执行官而已。

除了富基耶-坦维尔之外，我们再来说说迪马（Dumas）。迪马是革命法庭的庭长，由于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异常残忍。不准备两把上好子弹的手枪，他都不敢出门，他在自己家中设置障碍，只通过窗口和拜访者交谈。他怀疑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疑心太重了。他甚至将他的妻子也送进了监狱，在热月政变突然发生之际，他正打算将她处决。

在国民公会所揭露的这些人中，比约-瓦雷纳是最野蛮的人之一。我们可以把他看作野兽般残忍的一个完美典型。

在愤怒丛生、英雄气短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冷静，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可怕的；在修道院大屠杀时，他代表官方向杀人者表示祝贺，并允诺付给他们薪酬；之后，他回到家中，仿佛刚散完步一样。他就是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国民公会主席，救国委员会委员。他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将王后送上了断头台，将他以前的主人丹东，这个曾说‘比约舌下有把刀’的人也送上了断头台。他批准了里昂的炮击事件，南特的溺死事件，阿拉斯的团伙事件；他组织了残忍的‘奥朗日’（Orange）委员会；他是牧月之法的推手；他怂恿富基耶-坦维尔去放心大胆地干；所有的死刑判决书上都有他的签名，他的签名通常排在第一位，排在他的同事之前。他说着夸张的句子，“抖动着他的狮鬃”，当他逐渐靠近时，其他人便惊恐、犹豫、后退，他没有任何怜悯，没有感情，也没有热情；为了让他那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与他周围的热情相协调，他现在戴着黄色的假发，不过显得不伦不类，这头假发，除了戴在比约-瓦雷纳阴森的头上，戴在其他人头上都会让人发笑。当轮到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倒霉时，他抛弃了他们，站到了对手那边，并将他们推上了断头台……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野心，他对金钱、权力都没有欲望。

我不认为上述引文中的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在前面谈过，在某些凶手身上普遍存在着杀戮欲，用杀戮欲来解释比约-瓦雷纳的行为再合适不过。这一帮为了杀戮而杀戮的匪徒，就像猎人打猎一样，仅为了从破坏中找乐子。在平常年代，有杀戮欲的人，由于忌惮警察和断头台，而不得不克制这类欲望。在可以肆意妄为的时期，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去杀戮。比约-瓦雷纳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马拉的心理相对要复杂一些，因为他不仅有杀戮欲，在其心理之中还叠加有其他因素，如昔日受伤的自尊心、野心、神秘的信仰等，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固执己见、为荣誉痴狂的半疯子。

在大革命之前，他曾有过远大的科学抱负，但没有人重视他的胡思乱想。虽梦想着地位和荣誉，但他只在一个大领主家里谋得一份卑下的差事。心中充满着对那个否定他价值的旧社会的仇恨，他成了最暴力的一伙人的领导。在公开颂扬九月屠杀以后，他创办了一份报纸，以之抨击所有的人，并整天鼓吹死刑。

因为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边，所以马拉成了人民的偶像。然而，他大部分的同事都极为鄙视他。即便他逃过了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匕首，他也逃不过断头台上的铡刀。

五、大革命后国民公会议员的命运

除了这些心理很有特点的国民公会议员之外，还有巴拉斯、富歇、塔里安、梅兰·德·蒂翁维尔等人。他们都是毫无信仰、毫无原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致富。

他们善于在民众贫困的基础上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在正常年代，我们会把他们当作纯粹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所有的善恶准则似乎都消失了。

只有极少数雅各宾党人依然狂热，大部分人在成为拿破仑忠实的奉承者并名利双收之后，都抛弃了他们的信仰。曾称呼狱中的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在帝国时期，曾要求他的亲信在公共场合称他为亲王殿下，在私下里为王太子殿下，这表明许多雅各宾党人其平等的需要是出于某种嫉妒的情感。

马德林写道：“大部分的雅各宾党人很富有，像夏博（Chabot）、巴齐尔（Bazire）、梅兰、巴拉斯、布尔索（Boursault）、塔里安、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土地。现在不富有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富有……”仅在热月党的总部——共和三年委员会里，就有1个未来的王子，13个未来的伯爵，5个未来的男爵，7个未来的帝国上议员，6个未来的国家参议员，除此之外，在国民公会里，还有未来的奥特朗托公爵，未来的勒尼奥（Regnault）伯爵，50位在15年后将拥有爵位、纹章、翎饰、四轮华丽马车、年俸禄、长子世袭财产、公馆和城堡的民主派。富歇在去世时有一千五百万里弗的资产。

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曾遭极力诋毁的旧制度特权看来有必要重新恢复。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必须要摧毁法国、烧毁整个外省，要大量使用酷刑、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要颠覆欧洲，要开辟战场杀害几十万人。

在结束这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不同人物心理的章节之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说过的东西，这关系到对这个时期的人可能做出的评价。

对待某些个人，伦理学家必须要态度严厉，因为他是根据一个社会赖以为继的各种典范来评判这些人的，这些典范必须得到遵守。而心理学家就不需要这样严格。心理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而且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理解。批评不是他的事情。

人类的灵魂是一种极其脆弱的机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木偶极少能够与推动它们的强大力量相抗衡。遗传、环境、形势都是蛮横的主人。如果我们处在上述我们尝试解释其行为的那些人的位置上，没有人能说出我们的行为肯定会是什么样。

[1]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埃及前共和时期地位最高的官衔。——译注

[2]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