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议会和军队

如果不做全面的了解，那么革命议会尤其是国民议会只会给人留下软弱、暴力、内讧不断这么一个极为灰暗的印象。

但是，即使在它们的敌人看来，这个血腥的时期也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望，这种威望是军事上的成功为其带来的。事实上，在国民公会解散时，法国已将比利时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将疆域扩展至莱茵河左岸。

如把国民公会看作一个集体，那么将法国军队的胜利归功于这个集体是公允的。如把这个集体加以分解并逐一研究其中的组成要素，那么各要素的独立性就显而易见了。人们注意到，在军事行动中，实际上国民公会的作用不大。前线的军队和巴黎的革命议会，二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极少，且思维差距甚大。

我们看到的国民公会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它在公众的推动下，朝令夕改，是一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典型。它什么也领导不了，反倒总是被人使唤，它怎么能够指挥军队呢？

由于深陷内部争端之中，无暇他顾，于是议会将所有的军事问题都交给了一个由卡尔诺一手掌控的特殊的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真正的任务是负责供应食物和弹药。卡尔诺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指挥752000人的法国军队驻守有战略意义的要点，还在于他安排将军发动进攻并严肃军纪。

国民公会参与国防的唯一举动便是颁布征兵令。当然，大敌当前，任何一个政府都得这么做。除此之外，有一段时间议会还向军队派遣代表，以负责处决某些将军，但是议会很快便放弃了这种做法。

事实上，议会参与国防的力度一直都非常小。幸亏军队人数多、热情高以及年轻将领灵活的战术，军队才得以成功地独自应对一切事情。军队在没有国民公会参与且完全独立于国民公会之外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

二、欧洲对大革命的镇压

在列举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因素之前，先来简短回顾一下欧洲镇压法国大革命战争的来龙去脉。

在大革命之初，国外的君主们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处在焦头烂额中的法国君主制，因为法国一直被他们视为强大的对手。普鲁士国王认为受到严重削弱的法国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建议奥地利国王帮助路易十六，条件是以佛兰德（Flandre）和阿尔萨斯作为补偿。1792年2月，这两位君主签订了一项反法联盟条约。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地利宣战。

法国军队开局不利，多次战败。反法盟军一直推进到香槟省，此地距巴黎不过200公里之遥。在迪穆里埃（Dumouriez）将军的带领下，法军取得了瓦尔米（Valmy）战役的胜利，并迫使盟军撤退。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只有300名法国士兵和200名普鲁士士兵阵亡，但这场战役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年轻的革命军队成功地迫使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后撤，这为革命军队挣得了勇猛的好名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们四处出击。参加瓦尔米战役的法国士兵们将奥地利人赶出比利时，在那里，法国士兵们还被当成解放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国民公会统治期间，战争的规模巨大。1793年年初，议会宣布将比利时并入法国，结果爆发了一场与英国长达20年的战争。

1793年4月，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的代表们齐聚安特卫普，并就肢解法国达成协议。普鲁士人想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地利人要占领佛兰德和阿图瓦，英国人想吞并敦刻尔克。奥地利大使建议用“消灭整个法国领导层”的恐怖手段来粉碎大革命。面对这类的申明，法国要么战而胜之，要么坐以待毙。

为了对抗1793～1797年期间的第一次反法联盟，法国不得不四面作战，战线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区。

开始，法国失去了一些占领地，遭受了几次失利。西班牙人占领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巴约讷（Bayonne），英国人占领了土伦（Toulon），奥地利人占领了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到了1793年年底，国民公会宣布在所有18～40岁的法国男性中大规模征兵，大约有750000名男性被组成九个纵队派往边境战场，前皇家军队也被合并到志愿军以及新征军队中。

儒尔当（Jourdan）击退了盟军，取得了瓦蒂尼（Wattignies）胜利，莫伯日（Meubeuge）要塞得以解围。奥什（Hoche）夺回了洛林。法国采取了攻势，收复了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左岸的失地。儒尔当在弗勒留斯大败奥地利人并将其赶回了莱茵河，同时还占领了德国的科隆和科布伦茨（Coblentz）。

法军还占领了荷兰。反法联盟的君主们不得不求和并承认法国的占领。

法军的胜利与敌人没有全力以赴有关。因为在1793～1795年期间，盟军正忙于瓜分波兰。每个国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多瓜分一些。这也是普鲁士国王在瓦尔米战役失利后选择撤退的动机。

反法盟军的犹豫和互相猜疑对法军而言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1793年夏，如果奥地利人直扑巴黎，那法国就会像蒂耶博（Thiébault）将军所说的“百分之一万的失败”。正是奥地利人为法国赢得了培养士兵、军官和将军的时间，奥地利人救了法国。

在《巴塞尔条约》签订之后，在欧洲大陆上除了奥地利人以外，法国已不再有劲敌。督政府对奥地利和控制着米兰的意大利发起了进攻。波拿巴负责这场战役。从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在经过一年的对抗之后，波拿巴迫使法国最后的敌人主动求和。

三、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及军事因素

在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因素中，一定少不了那些有着忘我牺牲精神的士兵们，尽管衣衫褴褛甚至时常赤脚，但他们依旧热情非凡、坚韧不拔，因为他们在革命原则的熏陶下，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播新信仰、创造新世界的使命。

大革命时期军队的历史让人想到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历史。在穆罕默德的理想的感召下，这些游牧部落化身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并迅速占领了古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如今，一种类似的信仰赋予共和国的士兵们一种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精神。在国民公会难以为继并让位给督政府时，共和国的军队已经解放了全国，同时还将入侵战争回敬给了敌人。在这一时期，只有这些士兵才是法国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会传染。大革命俨然是一个新纪元，好几个饱受君主专制压迫的民族在遭到入侵时，把侵略者当成了解放者。萨瓦省的居民跑着迎接法国士兵的到来。在美因茨（Mayence），法国士兵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人们种下自由之树，还仿照巴黎的国民公会建立起了自己的公会。

大革命的军队若遭遇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桎梏下逆来顺受且没有任何个人理想要捍卫的民族，那么获胜会相当容易。但若法国军队与那些拥有与他们同样强大的理想的民族发生冲突，那么胜利就会非常困难。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能够吸引没有明确信念而又饱受主人专制迫害的民族，但对拥有根深蒂固强大理想的民族毫无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缘由，对宗教和君主制有着深厚感情的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才得以在数年内成功地抵抗了共和国军队。

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区起义已经蔓延至其他十个省。旺代人在普瓦图（Poitou），朱安党人在布列塔尼（Bretagne），共召集了八万人参战。

与毫无理性可言的各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样，各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也是残酷无情的。宗教战争是无情而野蛮的，发生在旺代的战争自一开始便显示出了这个特征。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795年年末奥什平定了旺代才结束。但这种平定是靠歼灭几乎一切反抗者才得到的。

莫利纳里（Molinari）写道：“两年内战之后，旺代只剩下可怕的断壁残垣，死亡约九十万人，其中男、女、老、少皆有，而侥幸逃过屠杀的一小部分人只能勉强度日。田地荒芜，围墙倒塌，房屋尽焚。”

让大革命士兵无往不胜的不单有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热情高涨、才华卓越、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这是他们的另一个优势所在。

革命军队原先的将领以贵族为主，现大多流亡，因此，必须组建一支新的军官队伍。由此，一批军事天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越级提拔。譬如奥什，1789年还是下士，在25岁时就成了师长、司令。极为年轻的将领们给军队带来了一种反抗精神，这是一种让敌人很难适应的精神。这些仅凭军功得到升迁的将领们，他们不为任何习俗、惯例所约束，很快便成功制定出了应对新形势的战术策略。

没有经验的大革命士兵无法用复杂的战术与老练的正规军作战，要知道，这些正规军都深谙七年战争[1]以来普遍使用的战术。

只能靠人海战术来实施攻击。由于将领们手下人多势众，这种有效的但野蛮的手段造成的减员也很快能够得到补充。

蜂拥而上拼刺刀的战法，很快就让习惯采用更加珍视士兵生命战术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那个时代的枪支射击速度缓慢，这为法军采用这种相对简单的战术带来了便利。法国虽然胜利了，但自己损失惨重。有人做了统计，1792～1800年，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力（200万人中有70万人丧生）。

在本书中，我们不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事件，还要进一步从这些事实得出一些结论。

对在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对军队的研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过这点很容解释。

我们已经证实，民众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只受自己变幻不定的冲动的支配，同时我们也知道，民众很信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在民众中也很有市场。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个可以随时为某种信仰献身的人。

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不同的心理特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甚至完全相反的行为。国民公会及其军队的历史为我们证明了这点。由类似的人构成的法国民众在巴黎和在边境的表现，其中的差异之大，让人怀疑这还是不是同一个民族。

在巴黎，民众是混乱的、暴力的、残忍的。他们的反复无常让政府束手无策。

而在军队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同样一群不安分的民众，在本分的农民和工人的影响下，在军纪的约束下，在情感的感染下，变得甘愿穷苦、英勇无惧，他们组成了一支了不起的军队，战胜了欧洲最可怕的军队。

这些事实证明了纪律的力量，当然也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这种力量。纪律可以改造人，没有了纪律的约束，民众和军队就会变成野蛮的乌合之众。

这个真理被人们一天天地淡忘了。由于不懂得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因此，面对大众变幻不定的冲动，人们只能一再退让，而非设法驾驭。

有必要向大众指明前行的道路，而非由大众自己来开辟道路。

[1] 是指1756～1763年发生在以英国与法国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