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原因

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里指出，革命理论俨然成了一种新的信仰。

本着人道主义与感性主义，革命理论对自由和博爱推崇备至。但人们注意到，革命理论与其他宗教一样，也存在着教义与行动截然相反的矛盾，在实践中，自由得不到任何宽恕，博爱变成了屠杀。

原则与行为的反差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性。一种宗教或许以人道主义以及自制精神为追求，但其信徒们却总想以武力将其强加于他人，暴力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大革命中的暴行是传播新教义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圣巴托罗谬之夜大屠杀、《南特敕令》的废除、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对冉森教徒的虐待等事件，与大恐怖时代如出一辙，它们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暴君，但在自己信仰的蛊惑下，决定驱除法国几十万新教教徒，其中部分被射杀，大批新教徒被送去做苦役。

信徒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异教徒。路易十四时期的新教徒和冉森教徒并非什么危险分子。不宽容性主要出自于一种精神上的强烈愤慨，即一个掌握不容置疑的真理的人对一个否认该真理的人也即信仰邪恶的人的愤懑。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错误时，又怎能容忍错误的存在呢？

各个时代的信徒们都是这样的想法，路易十四和大恐怖时代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确切无疑的真理，并且认为这种真理的普及会让人类得以重生，因此，他们对待对手又怎能比教会及国王对待异教徒更为宽容呢？

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信徒都深信恐怖手段是必须且有效的，宗教法则自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以恐怖为基础。为了让他人遵守规则，便以布满刑具的永恒的炼狱来恐吓、威胁他人。

雅各宾派信徒们的行事方式与其前辈们如出一辙。相似的事件一再上演，类似的行为也会一再发生。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如在未来取得了胜利，它也会采取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时代同样的传播手段。

若仅把雅各宾派的大恐怖理解成为一次宗教运动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我们注意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总有大量与该宗教无关的个人利益依附在一个获得胜利的宗教信仰的周围。操纵大恐怖的只有几个狂热的信徒，但在其周围，除了几个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的皈依者之外，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己从中获利。一旦有谁获胜，他们便一窝蜂地追随获胜者，目的是参与分享掠来的成果。

A.索雷尔（Albert Sorel）写道：“大革命时期的暴徒们认为只有采用恐怖手段方可保持他们的权力，且别无他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保，而事后却说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国家。恐怖在成为一项统治制度之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而将恐怖制度化就是为了将恐怖合法化。”

埃米尔·奥利维耶在关于大革命的书中对大恐怖做了如下的定义：“大恐怖其实就是一场‘扎克雷’农民起义，一场合法的掠夺，是任何匪帮都自叹弗如的史上最大的盗窃。”对此定义，我们完全表示认同。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是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机构。不仅在巴黎，在整个法国到处遍布着革命法庭，然而仅在一年之后，革命法庭就将它的创立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写道：“一共有178个革命法庭，其中40个是巡回法庭，可以随时随地宣判死刑，且当场执行。1793年4月16日至共和国二年热月9日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一共处决了2625个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和巴黎的法官们一样忙碌，仅在奥朗日（Orange）这座小城，就有331人被处死。在阿拉斯市（Arras），有299个男子和93个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委员会批准了1684宗死刑判决……据估计，共约17000人被处死，其中1200人为妇女以及一些80岁以上的老人。”

虽然经巴黎革命法庭处决的确切人数为2625个，但不要忘了，还有不计其数的嫌疑犯在9月份就被草率屠杀了。

巴黎革命法庭只是救国委员会一个工具。事实上，革命法庭正如富基耶-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1]在诉讼中评判的那样“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一开始，革命法庭还会走一些正常的程序如审问、辩护、传证，但最后这些程序都被取消了。只凭道德证据也即纯粹的猜疑就足以给嫌犯定罪。审判长通常只要问被告一个笼统的问题即可。为了提高效率，坦维尔甚至还提议把铡刀搬到法庭中来。

因党派仇恨而被捕的被告人被革命法庭不分青红皂白地送上了断头台。革命法庭很快也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手中，成了他血腥专制的统治工具。当革命法庭的建立者之一丹东成为革命法庭的牺牲品走上断头台时，他才开始向上帝和人们祈求，请其原谅自己创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革命法庭面前，任何人都得不到宽恕，智慧如拉瓦锡，温和如德穆兰，高尚如马勒舍布，也都在劫难逃。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惋惜道：“如此多的天才，却成了一群最卑鄙、最愚蠢的人的牺牲品。”

雅各宾派建立和控制革命法庭的宗教心理是革命法庭累累罪行的根源。革命法庭在精神和目的上都不比宗教裁判所逊色。借革命法庭大肆杀戮的人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等，都自认为是救世主，因为他们在清除那些妨碍世界重获新生的、对信仰不忠的敌人。

恐怖时代的处决对象并不仅仅是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还有将近4000名农民和3000工人被处决。

如今目睹一场死刑的执行，我们都心有戚戚焉，而同时处死如此多的人，对情感的震动可想而知。不过，那时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母亲带着孩子去看行刑，就像带着孩子看木偶戏一样。

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杀头场景让人对死亡变得麻木不仁，在断头台上，人人都镇定自若，吉伦特党人在登断头台时还高唱着马赛曲。

对于法律和习惯的屈从让人的情感迅即变得迟钝，保王党人每天都在发动起义，断头台已经不再让人害怕。一切照常进行，仿佛大恐怖已吓不倒任何人。大恐怖只有准备实施而未实施时，它才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手段，真正的恐怖在于震慑而非实施。

三、恐怖时代的外省

革命法庭在外省实施的极刑只是大恐怖时期大屠杀中的一部分。革命军队是由流浪汉和土匪组成的。他们在整个法国掠夺和屠杀，泰纳对他们的行为作了记述。

“在贝督因（Bédouin），一个有着2000人口的城市，一些陌生人砍倒了自由之树，433所房屋被毁坏或烧毁。16个人被砍头，47个被射杀。其他居民被全部驱逐，为了活命，他们山里流浪，靠在地上挖洞来遮风挡雨。”

被送上革命法庭的可怜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公正审判的假象很快被揭穿。在南特，卡里耶根据他的臆想便淹死、枪毙、射杀了将近5000人，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

在热月政变之后，这些屠杀的细节刊载于《箴言报》（Moniteur）上，我摘录部分如下：

托马斯（Thomas）说：“在诺瓦木提埃（Noirmoutier）被攻占之后，我看见很多男人、女人、老人被活活烧死……妇女、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遭强奸后被杀，幼小的孩子被刺刀挑起后扔到地上，而孩子的母亲就在一旁。”（1794年12月21日《箴言报》报道）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叫作朱利安（Julien）先生的证词，讲述卡里耶是如何逼迫受害者们挖坑将自己活埋的。在1794年10月15日的《箴言报》上有梅兰·德·蒂翁维尔（Merlin de Thionville）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命运号”船长接到命令，要求其将41个受害者带至海中淹死。“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个78岁的失明老人，12个女人，12个女孩，15个儿童，其中有10个人在6到10岁之间，5个还在吃奶。”

在对卡里耶的宣判中（1794年12月30日《箴言报》报道），他被指控“曾下令淹死和射杀妇女和儿童，并且要求阿克苏（Haxo）将军杀光旺代所有的居民，烧毁他们的住处”。

像所有的刽子手一样，卡里耶从虐待受害者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说：“在外省追杀牧师时，每每看到他们临死前的扭曲面容，我就会乐开了花，我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审判卡里耶是为了给热月政变者们一个交代。发生在南特的大屠杀一幕在其他城市中一再上演，富歇在里昂处死了2000人，而土伦也有大量的人被杀，该市人口在几个月内便从29000锐减至7000。

应该要为卡里耶、弗雷隆（Fréron）、富歇等所有这些可怖的家伙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在救国委员会不断的怂恿下这么做的。卡里耶在对他的审判中道破了天机：

我承认，每天要射杀150个到200个嫌犯，但这是委员会的命令。我曾告知国民公会击毙了上百个恶棍，国民公会对此表示赞许并要求将此事写入公报。如今严词责罚我的议员们，他们当时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在鼓掌叫好。他们为何让我继续执行任务呢？在他们眼中，当时我是祖国的救星，但如今却成了一个嗜血之人。（1794年12月24日《箴言报》报道）

不幸的是，就在他向人们道出实情时，卡里耶并不知道国民公会被掌控在七八个人手中，而处在惊惧中的国民公会对这几个人更是言听计从。面对卡里耶的辩白，人们无言以对。他肯定是要被杀头的，但是整个国民公会也应当陪着他一起杀头，因为它同意了卡里耶的暴行。

卡里耶的辩白在救国委员会的信件中得到了证实，执行任务的代表们的确是在不断的怂恿下行事的。卡里耶一事表明，大恐怖时期的暴行是一种机制的综合产物，而绝非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仅是个人自发的行为。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并不满足于对人的毁灭，人们还要摧毁物质。真正的信徒历来都是无视传统的人，一旦大权力在握，便会全力以赴去消灭自己信仰的敌人，摧毁让人忆起旧信仰的画像、庙宇、象征物。

我们知道狄奥多西（Théodose）皇帝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毁了矗立在尼罗河畔6000年的大部分寺庙。因此，当我们看到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气撒在历史遗迹和艺术作品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可恶的过去的遗腹子。

雕像、手稿、彩绘玻璃窗以及金银器都被砸得稀巴烂。在富歇这位未来拿破仑时代的奥特郎托（Otrante）公爵、路易十八时代的阁员，作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被派往涅夫勒（Nievre）之后，便下令拆毁城堡的塔楼以及教堂的钟楼，因为他们“有损平等”。

在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行动中，连坟墓也不能幸免。在巴雷尔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之后，气势恢宏的圣德尼皇家墓室，其中包括亨利二世令人叹为观止的陵墓，随即便被日耳曼·皮隆（Germain Pilon）完全捣毁，棺椁被掏空，蒂雷纳（Turenne）[2]的尸体被送到博物馆展览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牙齿被看守拔出来卖掉。亨利四世的髭须被拔光。

目睹这些有识之士竟然也赞同毁坏法国的文化遗产，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但也不能苛求他们，我们应当记住，强烈的信仰是这万恶之源，连国民公会也由于不堪忍受日日不断的袭扰而不得屈服于大众的意志。

有关破坏的凄惨记述，不仅表现了盲信的力量，同时也表现了摆脱了社会束缚的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国家在他们手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富基耶—坦维尔（1746—1795），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译注

[2] 蒂雷纳（1611—1675），又译为杜伦尼，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著名元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