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公会期间的巴黎公社及俱乐部的作用

在国民公会整个存续期间，国民公会一直由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领袖们领导。

我们已经指出它们对之前的议会的影响力。在国民公会期间，它们的影响力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国民公会的历史其实就是支配它的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历史。它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公会还控制着法国。众多外省的小俱乐部，在首都俱乐部的领导下监督行政官员、检举可疑分子并执行一切革命命令。

一旦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采取某些措施，它们便要求议会立即付诸表决通过。如果议会抵制，它们便向议会派遣它们的代表团，也即派出它们从社会最底层挑选出来的武装团伙。这些团伙传达的命令总是能得到遵从。巴黎公社如此强势，以至于它可以要求国民公会立即赶走它不喜欢的代表。

国民公会的成员一般都受过教育，而巴黎公社以及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小店主、小工、工人，他们没有个人的观点，他们只听从他们的领袖如丹东、卡米尔·徳穆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指挥。

在俱乐部和巴黎公社起义者这两股势力中，巴黎公社在巴黎尤为活跃，因为它组建了一支革命军。下设的48个国民自卫队委员会全部由巴黎公社指挥，巴黎公社指挥它们去杀人、屠杀，特别是洗劫。

国民公会在巴黎的行动比较过火。例如，它委派一个叫作夏朗冬（Chalandon）的鞋匠负责对巴黎的某个区域进行监控，即他有权将所有他怀疑的人送交革命法庭，也即意味着可以将人送上断头台。某些路段的人口因为他而锐减。

国民公会起初还与巴黎公社做了点抗争，但这种抵抗并未持续多久。冲突的**出现在国民公会打算逮捕巴黎公社的首脑人物埃贝尔时。巴黎公社于是派出武装团伙前往国民公会进行威胁，要求其驱逐提出此项动议的吉伦特派代表。遭到拒绝后，巴黎公社于1793年6月2日根据昂里约（Henriot）的命令派兵包围了国民公会。受到恫吓的议会于是开除了27名议员。可笑的是，巴黎公社旋即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对公会的顺从表示祝贺。

在吉伦特派倒台之后，国民公会完全倒向了巴黎公社，对其唯命是从，巴黎公社也变得无所不能。巴黎公社甚至还要求议会在同意设立法庭和断头台之后，再下令招募一支革命军队，以负责在全法国范围内逮捕、处决嫌疑犯。

到了国民公会末期，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国民公会才得以从巴黎公社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国民公会取缔了巴黎公社以及俱乐部，并处决了其中的一些首要分子。

尽管采取了惩戒措施，但其领导者仍然继续召集下层民众，并且煽动他们去攻击国民公会。在芽月和牧月[1]，国民公会受到了围攻，这些武装代表团甚至还要求投票重建巴黎公社并召开新一届的议会，并最终如愿以偿。在起义者撤离后，国民公会则赶紧废除了这些措施。羞愤交加的国民公会召集军队解除了市郊的武装，逮捕了将近一万人。起义军中的26个头目被处死，参与起义的6个议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国民公会的反抗意志依旧是昙花一现，它在脱离了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操控之后，又对救国委员会唯命是从，后者的指令不经讨论即可由国民公会投票通过。

威廉斯（H.Williams）写道：“国民公会完全可以把任何一位欧洲君主或国王五花大绑地押送至自己面前，但它自己却被一小撮唯利是图者囚禁在自己的议事厅中。”

二、国民公会期间的法国政府：恐怖时代

1792年9月，国民公会一召开便立即颁布法令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尽管此时大部分议员仍犹豫不决，因为外省还都是保王党分子的天下。

国民公会深信这样做可以让法兰西走向文明。国民公会创立了新的纪元和历法，新纪元的元年标志着理性统治世界的开始。应巴黎公社的要求，新纪元的元年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拉开帷幕，不过大部分国民公会议员并不情愿这样做。

实际上，一开始控制国民公会的是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公会主席和秘书都是从最知名的吉伦特派人物中选出来的。而后来成为国民公会绝对主宰的罗伯斯庇尔此时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在主席选举中只获得了6票，而佩蒂昂却获得了235票。

山岳派起初的势力极小，他们只是后来才掌权的，而此时，温和派在国民公会中已没有了任何席位。

尽管山岳派只是少数党，但他们仍找到了办法迫使议会对路易十六提起审判。这次审判既是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一大胜利，也是对所有国王的一次判决，更意味着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

为了促成这次审判，山岳派采用的手段可谓老道异常，如鼓动外省向国民公会递交审判路易十六的请愿书，让起义的巴黎公社向议会派出代表团以提请审判路易十六等。

和其他胆小怕事、言不由衷的革命议会一样，国民公会并不敢反抗，它同意了这场审判。

私下里本不希望处死国王的吉伦特派，一旦开会表决，却由于恐惧而投了赞成票，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也投了赞成票。1793年1月21号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如果路易十六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他将会看到，抛弃了他的懦弱的吉伦特派成员，大多步其后尘一个接一个走上了不归路。

仅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处死国王是大革命的一个败笔，它引爆了内战并促使欧洲对法兰西进行武装干涉，而国王之死在国民公会内部也引起了内讧，并以山岳派胜利、吉伦特派遭清洗而告终。

山岳派主张采取的措施变得越发专制，导致包括西部和南部在内的60个省份发生暴乱。如果不是保王党人参与其中而让人害怕旧制复辟的话，这场由被放逐的国民公会议员领头的起义说不定就会成功。实际也是如此，如在土伦，起义者便已经在高呼路易十六的名字了。

在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场猛烈的国内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十分残酷。老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村庄和粮食被付之一炬，据估计，仅在旺代地区被杀的人数就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

国内战争未了，国际战争又来。为了解决这内忧外患的局面，雅各宾派打算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国，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有这么一个传统信仰：规范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这种言辞上的信念从未因实践的失败而发生过动摇。

对大革命大加赞赏的朗博先生写道：“一种强有力的信仰支撑着国民公会不辞辛苦地进行立法，因为它坚信，只要将大革命的原则变成法律，它的敌人就会迷茫甚而会归顺自己，而正义的到来会促使起义者缴械投降。”

国民公会在执政期间拟定了两部宪法，一部是1793年宪法或称元年宪法，一部是1795年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第一部宪法并未付诸实施，因为一个绝对的独裁统治很快便取而代之，而第二部则是由督政府制定的。

国民公会中有大量的法学家和商界人士，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政府职能不是一个人员冗杂的议会能够行使的，于是他们将国民公会分成一些小的独立委员会，如商业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向议会所递交的法案，议会常常看也不看就投票通过了。

多亏了他们，国民公会的工作才不至于完全是破坏性的。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法案：创办重点大学，确立统一度量公制等。正如我们说的那样，大部分的议会议员躲进各个委员会，为的是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从而保住脑袋。

与政治无关的商业委员会，隶属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有九名成员。救国委员会起初由丹东领导，同年七月改由罗伯斯庇尔领导，随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把持了所有权力，包括对部长和将军发号施令的权力。卡尔诺掌握了军权，康蓬（Cambon）把持了财权，圣茹斯特和科洛·德布瓦负责日常政务。

技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的法律通常都是有相当的水准，这为国民公会持久的事业奠定了根基，而在闯入议会的代表团的威胁下投票通过的法案则常常是荒唐可笑的。

这些可笑的法案基本与公众利益或国民公会自身利益无关，如1793年9月投票通过的最高限价法令就是这样一个最没意义的法案。该法令要求固定日用品的物价，而这样做除了造成持续的物资短缺以外，并没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还有对圣德尼皇家墓地的破坏，对王后的审判，有组织地纵火焚烧旺代地区，建立革命法庭，等等。

大恐怖是国民公会政府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大恐怖开始于1793年9月，在法国肆虐了10个月，直到罗伯斯庇尔死为止，尽管有些雅各宾党人如丹东、卡米尔·徳穆兰、埃罗·德·塞舌尔等人曾提议施行宽大政策，但这项提议的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些提议者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是公众的厌倦终结了这项可耻的制度。

持续不断的党派斗争以及越来越极端的做法，让国民公会中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都相继陨落了，国民公会最终完全落入罗伯斯庇尔之手。

在国民公会糟蹋、**法兰西之时，法国军队却取得了卓越的战功，它们攻占了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荷兰，《巴塞尔条约》承认了这些占领。

我们已经说过，必须把国民公会的成就与革命军队的成就完全区分开来，我们稍后还要谈到这点。那个时代的人非常清楚这二者间的差别，但如今的人却忽略了。

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统治了三年后终被解散，此时的公会早已声名狼藉。被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国民公会，不但没有为法兰西带来和平，反而将其置于无政府的深渊中。瑞典驻法使馆商务专员德林克曼（Drinckmann）男爵在1799年7月的一封信里对国民公会做了精辟的总结：

恕我直言，我不希望再有哪个民族像法国那样，在开辟了崭新的自由之路后，却被一群低能而残忍的恶霸所统治。

三、国民公会的结束：督政府时代的开始

国民公会一直对规则的力量深信不疑，在其行将就木之际，它制定了一部宪法，这就是共和国三年宪法，以取代从未付诸实施的1793年宪法。新宪法规定，立法权交由一个250人组成的元老院和一个500人组成的500人院共同行使，行政权交由五名执政官组成的督政府行使，这五人由500人院提名，元老院任命，且每年选举更换其中一名。

新宪法还特别规定，新一届议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应当从前国民公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然而这项谨慎的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只有十个省份对雅各宾派是忠诚的。

为了避免保王党当选，国民公会决定流亡者永远不得入境。

这部宪法的公布并没有在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对于弹压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更是无济于事。最重要的一场起义发生在1795年10月5日，起义军领导向国民公会派出了一支正规军，这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公会。面对这样的挑衅，国民公会最终决定进行防卫，它召集了军队，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巴拉斯。

刚刚崭露头角的波拿巴负责这场镇压。在波拿巴的指挥下，镇压进行得迅速有力。在圣洛克（Saint-Roch）教堂旁边，在一通猛烈的扫射之后，起义者四下逃窜，现场留下了几百具尸体。此番坚决的军事行动，让国民公会很不习惯，不仅因为行动进行得干净利落，还因为就在此次军事行动进行的同时，起义者业已派代表前往议会，而国民公会也像往常一样，对其俯首帖耳。

镇压这场暴动成了国民公会的谢幕之举。1795年10月26日，它宣告了自己使命的终结，并让位于督政府。

我们已经强调了国民公会政府带来的某些心理学上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并不能长久支配人的灵魂。

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使用如此可怖的手段，尽管有血流不断的断头台，有派往外省的特派员和刽子手，有严刑峻法，但国民公会仍不得不无休止地与**、起义、阴谋做斗争。尽管成千上万的头颅落地，但各城市、各省份以及巴黎市郊的暴动仍是此起彼伏。

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国民公会一直在与某些无形的力量做斗争，这种力量驻扎在人们的灵魂中，它不为物质所动。国民公会根本不懂这些无形的动因的力量，还徒劳地与其对抗。最终还是以无形的力量获胜而告终。

[1] 指法国共和三年的芽月起义（1795年4月1日）和牧月起义（1795年5月20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