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国民公会不但为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而且它还表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们，甚至其追随者们，都无法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及周围的人做出准确的评价。

大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人们对这个时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确的评判，尽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难以实现，不仅是因为从档案中发掘出了新资料，还因为重重迷雾笼罩下的有关血腥年代的传说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深深吸引着我们父辈的昔日英雄们被冠以一个光荣的称谓：国民公会巨擘。他们的传奇最为人津津乐道。

国民公会一手镇压国内的叛乱，一手外御欧洲武装干涉，这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这场伟大战争中的英雄们仿佛个个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国人。

只要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依旧是混沌未解，那么巨擘的称谓也就无可厚非。同时发生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人们把共和国军队的功劳与国民公会的功劳混淆在一起。军队的荣耀让后者相形见绌，博取荣耀成了大恐怖时期大屠杀、残酷的内战以及让法国遭受劫难的缘由。

在现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视下，这个异质的谜团慢慢地被解开了。共和国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它的荣耀。但是应当承认，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内讧中的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对军队的成功毫无建树。在国民议会的某个委员会之中，最多只有两到三个议员关心军队，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人多势众以及年轻将领们的聪明才智外，还因为有一种新的信仰激发起了军队的热情。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讲述革命军队，还将指出革命军队战胜欧洲武装干涉的缘由。在自由和平等理念熏陶下的军队，将这些理念当成了新的福音书。他们带着这些理念开赴前线并长期坚持在前线。他们保留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起初受到军队忽视而后受到鄙视的政府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国民公会议员对军队的胜利感到茫然，他们只满足于根据领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为领袖声言要通过断头台让法国得以绝处逢生。

正是由于骁勇善战的军队，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历史声誉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圣，让几代人为之膜拜，至今不绝。

但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国民公会“巨擘们”的心理，他们的神圣形象便会瞬间崩塌。他们都是些极端平庸的人，连为其辩护的热心人如奥拉尔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奥拉尔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样说道：

人们曾说过，1789年至1799年的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或恐怖的创举，不愧是伟大的一代，简而言之，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回顾的一种错觉。构成这一代人的公民，他们要么是市民，要么是雅各宾党人，要么便是民族主义分子。大革命便是由他们发起的，但无论从开明程度还是从智力水平来看，他们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的法国人更高一筹。之所以他们能够名垂青史，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在巴黎这个大舞台，或因为他们是革命议会中最杰出的演说家，难道他们有过人的禀赋？米拉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是诸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维尼奥等人，他们真的比现今的演说家们更有智慧吗？在1793年，也就是在这个所谓巨擘辈出的时代，罗兰夫人（Roland）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法兰西就像是一个人才枯竭的国度；令人吃惊的是，纵观大革命，人们几乎只见一群侏儒，不见伟人。

在对国会议员逐个分析并从整体上加以审视后，人们可以说，从智慧、品行和勇气来看，这些国会议员都称不上是杰出的。从未见过有哪个群体是如此怯懦。他们只在演说中才慷慨激昂，只在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时才勇气十足。这个只会在言语上咄咄逼人的国民公会，一旦面对国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温顺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巴黎公社、在俱乐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前瑟瑟发抖，在骚乱者的指示前唯唯诺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杰出的议员。国民公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令人失望的形象：遵从民众的指令，表决通过荒唐透顶的法律，一旦议会大厅中的骚乱平息，便又将通过的法令加以废止。

很少有哪个议会表现得如此脆弱。人们若要想看看一个政府会颓废到何种程度，只要翻开国民公会的历史便可知晓。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的影响

在造成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革命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成了强制性的规定。从中，革命教义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终确立。

这种教义是个大杂烩，其中掺杂有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权，但对它的信徒们而言，这些东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书中的一个个章节。

这类新的真理不乏拥护者，他们对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样，也试图借助武力来向世人推销他们的真理。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只须将其消灭即可。

我们在谈论宗教改革时曾提到，对异教徒的仇恨是那些伟大信仰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这个特征为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性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这段与宗教改革相一致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因此，在国民公会中，雅各宾派暴打与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使徒们非常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信仰。为了教化外省人，他们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满腔热情的门徒，还让其随身携带着断头铡，他们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们一样，对于异教徒的错误绝不姑息，因为罗伯斯庇尔坚信“共和国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毁一切对立面”。国家不愿意被重塑并不要紧，人们可以强行重塑它。卡里耶保证说：“如果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重塑法国，那还不如将其埋葬。”

源自新教义的雅各宾派的政治很简单，即主张平均的社会主义，施行专政统治，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

对于人类的本质和经济的需求，治理法国的理论家们却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只要有断头台和演讲就够了。不过他们的演讲却很幼稚。

泰纳说：“演讲中没有事实，只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关于自然、理性、人民、专制君主、自由等一连串的看法，这些看法如同吹足气的气球，在空中做无谓的碰撞。当然，如果没有造成一些实际的而可怕的后果，这些也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游戏、学校的习题、学术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学说。”

雅各宾派的理论实际上只剩下绝对专制。很显然，在雅各宾党人看来，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们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主权国家。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他们限定商品的价格，并且冒称拥有剥夺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国王宣战之后，他们又开始向神明宣战。他们推行新的历法，将圣人的名字从中除去，他们树立起一个新的圣灵：理性。有关理性的庆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庆典仪式与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无异，理性被供奉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这种仪式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以一种个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自认为该教的大主教。

雅各宾党人在成为法国唯一的主人之后，便可以与其信徒们肆意洗劫了，尽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少数派。

我们难以确定他们的具体人数，但知道他们其实人数不多。泰纳估计在七十万的巴黎居民当中，只有五千雅各宾党人，而在三万贝桑松居民当中，约有三千雅各宾党人。而整个法国则有三十万雅各宾党人。

对此，泰纳解释说：“一小群封建强盗盘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国”，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却有实力支配着法国。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赋予他们以惊人的力量；其次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政府，且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已经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惯；最后是因为人们认为若推翻他们，将会导致旧制度的复辟，这让许多拥有国家财产的人感到害怕。只有当其专制变得可怖时，才会有众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宾党人的权力动因中的第一个动因十分重要，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争斗中，成功永远属于前者。强势信仰会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并一举盖过了薄弱的意志。雅各宾派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他们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万的薄弱意志团结在一起，并从整体上实现了反超并战胜了强烈意志。

被雅各宾派残酷迫害的吉伦特派，诚然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在吉伦特派发起的斗争中，他们反受他们所受教育的拖累，他们对某些传统、对人权的尊重，并没有给他们的对手造成任何麻烦。

埃米尔·奥利维耶写道：“吉伦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细腻而宽厚；而雅各宾派则是下流、粗俗而残忍。维尼奥的声名与‘神明的’马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国会的吉伦特派，很快便又败在了思考少、行动多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下层群众热情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手下。国民公会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点

每一个议会除了具备一般议会都有的普遍特征外，还会因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所具备的特点，大多可以在国民公会中看到。

国民公会由大约750名议员组成，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曾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履过职。雅各宾派通过威胁选民的方式赢得了选举，而大部分选民（800万中有700万）都选择了弃权。

由于职业的缘故，国民公会汇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师、公证人、庶务人员、退休的官员，还有一些文人。

国民公会的精神并不是统一的，这意味着一个由诸多不同特质的个人组成的议会很容易分裂成为不同的小团体。国会很快就分成了三个群体：吉伦特派、山岳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宪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是两个极端派别，每个派都有100多个成员，并先后成为领袖派。山岳派中不乏一些最激进的成员，如库通、埃罗·德·塞舌尔（Hérault de Séchelles）、丹东、卡米尔·徳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比约-瓦雷纳、巴拉斯（Barras）、圣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里安（Tallien）、卡里耶、罗伯斯庇尔等人，吉伦特派则包括布里索（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维尼奥（Vergniaud）等人。

而国民公会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组成了所谓平原派。

平原派人数众多，但他们随大流、没主见、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他们凭性子办事，并且容易被转瞬即逝的**所感染。他们听命于前两个派别中较有力的一方。在对吉伦特派唯命是从之后，又开始对获胜的山岳派俯首帖耳。这就是我们之前表述过的“弱者总是会服从强者的意志”这一法则的必然结果。

在国民公会整个的存续期间，这些伟大的操纵者们显示出了极大的影响力。国民公会一直被一群思想狭隘的暴力的少数派所把持着，因为强烈的信念给这些少数派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一个残忍蛮横的少数党往往能带领胆小的且犹豫不决的多数党，这也是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注定会走向极端的原因。国民公会的历史再一次证实了在另一个章节里探究过的加速度规律。

因此，国民公会的成员们必然会从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并最终发展成为相互残杀。在最先控制国民公会的180位吉伦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杀或者是逃亡，最终，最狂热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温顺而胆小的议员。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当中，虽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见，惯于见风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承担国民公会实用工作的技术委员会便从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对政治相当漠然，他们也要求别人不要关注他们。他们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员会上，几乎不去议会，这也是国民公会的会议通常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议员们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长此以往，这些聪明、诚实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个性，他们在恐惧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们提出的最糟糕的动议。

平原派投票赞同别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一切：设立革命法庭、实行大恐怖等。也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山岳派才得以打败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才得以清洗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弱者跟随强者，平原派也一样。平原派的那些温和的慈善家们，虽是议会的多数派，但由于他们的懦弱，导致国民公会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国民公会中有一个突出的心理学特征，这就是极度的恐惧。正是因为恐惧，他们才自相残杀，以求得一线希望来保全自己。

这样的恐惧其实很容易理解，这群可怜的人坐在议员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声中议事。由于随时都会有带着长矛的粗鄙之徒闯进议会，所以大部分的议会成员都不敢再参加会议。即便偶尔来参会，也是一言不发，并根据人数只有他们三分之一的山岳派的要求去投票。

支配着平原派的这种恐惧，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十分地深。他们清除异己，不仅是因为狭隘和狂热，还因为坚信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就连革命法庭的法官们也在瑟瑟发抖，他们想要无罪释放丹东、卡米尔·徳穆兰的遗孀以及其他一些人，但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在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的主宰后，弥漫在议会中的恐惧感有增无减。有人说罗伯斯庇尔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其同僚因恐惧而消瘦下去，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在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因畏惧而苍白或因绝望而自暴自弃”。

所有的人都害怕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也害怕所有的人。因为害怕别人谋反，他砍掉了别人的脑袋，而同样也因为恐惧，别人默许了他这样的行为。

国民公会议员们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段可怕而黑暗的时期做了详细回顾。泰勒说，巴雷尔（Barrère）在沉寂了二十年之后，对救国委员会[2]的真正目的及其内在的出发点做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这便是自我保护，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便是要生存，因为我们人人自危。人们把他人送上断头台上，只是为了自己不被他人送上断头台。”

若要探讨领袖的作用以及恐惧对议会的作用，那么，国民公会的历史无疑是最具震撼力的例子之一。

[1] 卡米尔·德穆兰（1760年－1794）是一位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2] 救国委员会，指的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