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宪议会心理

一、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因素

在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逻辑支配下的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已经说过，很多历史学家由于没能对上述因素各自的影响加以区分，导致他们对这个时期的解释差强人意。

理性主义因素常被人用来解释大革命，实际上它对于事件的影响力最弱。它对法国大革命仅起到了铺垫作用，而且仅是在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因为此时的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的作用体现在很多的措施中，如税收改革计划、取消寄生的贵族特权等。

一旦大革命深入民众阶层，理性主义的力量迅即消失，并让位给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因素。而神秘主义因素则是革命信仰的基础，它能让军队热血沸腾，能让全世界都接受新信仰。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些因素在一系列事件中、在个体的心理中的影响。有着最重要影响力的也许是神秘主义因素。只有把大革命看成是一种宗教信仰形式，我们才能明白大革命，这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所谈及的有关一切信仰的结论都同样适用于法国大革命。例如，在之前有关宗教改革运动的章节里，就可以看到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大革命很相似。

哲学家们在花了很长时间来描述理性主义因素在信仰中的微弱价值之后，如今又开始深入阐释信仰的作用。他们不得不承认，唯有信仰才具有改造一个文明中各个要素的足够力量。

信仰独立于理性之外，它拥有指引思想和情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力量。纯理性从未有过如此的力量，它也无法激发人们的热情。

大革命很快便披上了一件宗教外衣，这也解释了为何大革命会具有如此大的扩张力并获得如此的声誉。

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看作一种新宗教的奠基仪式。我认为，洞察力强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揣测到这点的人。

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采用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却与一场宗教革命无异。从几个特征和规律来看，大革命都与宗教革命相似，大革命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还像它一样，以预言和布道来贯彻。一场政治革命激发起了人们对新信仰的热忱，人们热切地劝说外国也开展他们在自己国家中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象！”

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已经得到认可，人们的狂怒和破坏行为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和信仰与生俱来的东西。大革命煽动起来的不宽容和暴力，其实就是获胜的神灵要求其信徒们做的事情。大革命让欧洲20年不得安宁，它摧毁了法国，杀死了数百万人并导致法国遭受数次入侵，但不经历如此的浩劫，一个民族就无法改变其信仰。

神秘主义因素历来是信仰的根基，但某些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因素很快也会介入其中。信仰成了情感主义范畴内的感情、**和兴趣的集合体。理性将这个集合体加以发展，以便设法为它鞭长莫及的事件提供合理的依据。

在大革命时期，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期望，为自己的新信仰找到一件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大革命只是将祸害他们的等级制和宗教的、政治的专制统统加以废除了。像歌德（Goethe）这样的作家和康德（Kant）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这是理性的胜利。一些外国人如洪堡特（Humboldt）甚至还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并观看专制主义的葬礼”。

但知识分子的这些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事件的演变很快便暴露了其梦幻表象的实质。

二、旧体制的解体和全国三级会议

大革命在付诸行动前便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着了。在上述因素的铺垫下，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爆发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指责与日俱增，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呼唤着改革。

路易十六非常明白改革的益处，但是他太软弱了，根本没办法在贵族和教士阶层中进行改革。他甚至连他的改革大臣马勒舍布（Malesherbes）和杜尔哥都保不住。接连的饥荒和税赋的加重让各个阶层的贫困渐长，君主及其身边人的巨额俸金与普遍的穷苦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贵族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但他们拒绝接受平等纳税，仅同意了某些无关痛痒的改革，而最高法院又不同意签署这些改革，于是最高法院被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效仿最高法院，由此也全被解散。被解散的这些人掌握着舆论主动权，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样的会议已经有近两个世纪没有召开过了。

全国三级会议最终还是召开了。500万法国人中有10万教士，15万的贵族，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级会议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级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员、律师、医生组成。教士阶层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对贵族和教士阶级。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社会地位不平等、心理状态不同的代表之间的心理冲突就表现了出来。特权阶级的华丽服饰与第三等级寒酸的衣着之间产生了让人屈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代表根据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免冠礼，第三等级的代表欲效仿之，结果遭到特权阶级的抗议。第二天又爆发了一些涉及自尊的新冲突。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单独坐在特设议事厅中的贵族和教士阶级的代表一起审议权力事宜，但遭到贵族代表的拒绝。磋商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第三等级的代表自恃代表了全国95%的人口，便根据西哀士（Sieyès）教士的建议，宣布自己组建国民议会。法国大革命序幕由此拉开。

三、制宪议会

一个政治议会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其对手的强弱。制宪议会对自己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只受到寥寥几个演说家的强力掣肘而感到惊讶，制宪议会的言与行从一开始便以统治者自居。特别是它将征税权强行拿在自己手上的行为，更是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路易十六的反抗十分微弱。他只是关闭了制宪会议的议事厅，于是代表们便去了网球场大厅并在那里进行宣誓，宣称若不形成一部王国的宪法就绝不解散。

大部分的教士阶级代表站在了他们一边。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命令代表们解散。大司仪德勒-布雷泽（Dreux-Brézé）侯爵规劝他们执行国王的命令，议会议长宣布国民议会不接受命令，米拉波（Mirabeau）则向国王的特使称会议是在人民的要求下召开的，议会不会屈服，除非使用武力。国王再次做出让步。

6月9日，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制宪议会这个名称。数世纪以来，国王第一次被迫承认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存在，而从前这种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是不被承认的。君主制走到了尽头。

路易十六感到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在凡尔赛布置了由外籍雇佣军组成的军团。议会则要求撤走这些军队，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将内克尔解职，而让以专横而著称的布洛格利（Broglie）元帅去接替他。

但是议会的捍卫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与一批人四处对群众发表演讲，号召他们起来捍卫自由。他们敲响警钟，组织起12000人的民兵，并从荣军院夺来步枪和大炮，7月14日，他们指挥武装人员向巴士底狱进发。这座堡垒几乎没有设防，几个小时后便被攻陷。人们从中找到7位囚犯，其中1人是疯子，4人是造假犯。

巴士底狱关押过很多的专制受害者，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绝对君主制的象征，但是摧毁它的民众并没有受过巴士底狱的伤害。那里几乎只关押过贵族。

攻占这座堡垒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朗博证实“攻占巴士底狱不但在法国历史上，甚而在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大言不惭。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第一次证实了一个从前令人生畏的威权是多么不堪一击。

威权原则一旦在人民的心中受到损坏，它很快便会分崩离析。对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主要堡垒免遭群众攻占的国王，人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向他提呢？被人视作无所不能的国王就这样掉下了神坛。

攻占巴士底狱还引发了一起精神传染事件，这样的精神传染事件在大革命历史中比比皆是。外国雇佣军团尽管对巴士底狱事件不大感兴趣，但受其影响，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哗变的迹象。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将这些雇佣军团解散。他重新启用了内克尔，并亲自来到了巴黎市政厅，当面承认了既定的事实，接着便从国民自卫队司令拉法叶特（Lafayette）手中接过蓝、白、红三色帽徽。代表着巴黎市的蓝、红和代表着国王的白连成一体。

这场攻占巴士底狱的骚乱即便称不上是“历史上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但它也标志着民众政府的开始。武装起来的人民自此以后便介入革命议会的讨论当中，并对议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民的介入符合人民主权教义，这受到了大革命历史学家们由衷的赞誉。一份关于大众心理学的浅显易懂的研究向历史学家们指出，他们称为人民的这个神秘的整体，其实就是几个领袖在做主。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冲击杜伊勒里宫，强闯国民公会等，不过就是几个领袖——通常是通过俱乐部——联系上大批民众并发动他们去攻占、去冲击而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同样的一群人，在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或攻击或保卫势不两立的政党，这群人从没有自己的思考，唯领袖马首是瞻。

榜样是最高效的一种心理暗示方式，攻占巴士底狱后，必然会有一大批的堡垒遭到摧毁。很多的城堡被视作小巴士底狱，为了效仿摧毁它的巴黎人民，农民们也开始焚毁各地的城堡。由于这些领主的住宅是用封建杂税盖起来的，所以农民们焚毁城堡的情绪更加激昂。活脱脱的一种扎克雷（Jacquerie）起义[1]。

制宪议会像随后所有其他革命议会一样，对国王傲慢自大，对民众唯唯诺诺。

为了终结混乱的局面，8月4日夜，根据一位贵族代表诺阿耶（Noaille）子爵的提议，制宪议会通过了废除封建领主权利法案。尽管这个措施一举废除了贵族们的特权，但该法案还是在热泪盈眶、相互拥抱中得以表决通过。这样的热情迸发可用情感传染来加以圆满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情感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因恐惧而不能自拔的议会中是可以传染的。

要是贵族们早几年放弃他们的特权，或许就可以避免发生大革命，他们放弃得太迟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只会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应当要有远见，要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路易十六在犹豫了两个月之后，批准了制宪议会8月4日夜里通过的决议案，并躲到了凡尔赛。领袖们向那儿派遣了一支七八千人的群众队伍，其中有男有女，因为领袖们向他们承诺说王室住所内有大量的面包供应。宫殿的围栏被推倒，一些侍卫被杀，国王及其家人在一干民众的叫嚣中被带回了巴黎，民众的长矛上还挂着被杀的士兵的头颅。这次恐怖的旅途长达6个小时。这些事件就是所谓“十月事件”。

民众的权力日渐强大，而国王，一如议会，则慢慢落入民众的掌控之中，也即落入俱乐部及其领袖们的掌控之中。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民众的权力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大革命也几乎成了其唯一的事业。议会宣称人民是唯一的主人，但议会还是被大大出乎理论预见的骚乱所困扰。于是议会便设想制定一部宪法来恢复秩序、确保人民的永久幸福。

人们知道，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议会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制定、否定、再制定宪法。理论家们赋予宪法以改造社会的权力，如今也一样。议会不能辱没自己的使命。于是它在大革命期间颁布了《人权宣言》，并将革命原则落实到其中。

宪法、申明、宣言以及演讲对群众运动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议会内部的分歧日渐扩大。在俱乐部的支持下，激进党派日渐崛起，议会处境越发艰难。一些有影响力的领袖如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稍后还有马拉、埃贝尔等人，在演讲中、在报纸上极力煽动平民，由此，人们很快便走入了极端。

在一片混乱中，国家财政没有得到改善。议会终于意识到，靠博爱的说辞是改变不了他们悲惨的现状的，面对即将到来的破产，议会于1789年11月2日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教会的收入，包括从教徒抽取来的什一税等，约为2亿里弗，其总价值估计为30亿里弗，它们为几百名高级教士、宫廷教士所有，约占法国财富的四分之一。这些财产从此后属于国家，并作为发行“指券”[2]的担保物，第一次发行了4亿里弗的指券。公众开始还接受指券，但到了国民公会和督政府时期，由于指券发行量过大，达到450亿里弗，面值100里弗的指券最后贬值到几个苏[3]。

在身边幕僚的怂恿下，懦弱的路易十六试图以拒绝批准制宪议会的法令来进行反抗，结果当然是徒劳的。

在领袖们日复一日心理暗示的影响下，在精神传染的作用下，革命运动四处蔓延开来，并脱离了议会的掌控，甚至和议会产生了冲突。

在城市，在乡村，在当地国民自卫队的保护下，各地都成立了市镇革命政权。临近的市镇政权开始相互协作，以便在需要时彼此保护，就这样，它们很快便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联盟。联盟之一于1790年7月14日向巴黎派出了14000名自卫队队员，并聚集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万般无奈的国王在此宣誓要坚持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

这种宣誓没有实质意义，君主世袭制原则和议会宣称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这点日渐明显。

回天乏力的路易十六只想着逃跑。在瓦雷讷（Varennes）被捕后，路易十六被像罪犯一样带回巴黎并关押在杜伊勒里宫。议会尽管一直是保王党性质的，但还是终止了他的权力，并决定独自担负起政府的职责。

从未有君主经历过像路易十六出逃时那么糟糕的处境。即便像黎塞留那样的天才也难以从中脱身。唯一可以仰仗的自保手段便是军队，但军队自一开始便离他而去。

在制宪议会统治期间，绝大多数的法国人以及议会无疑还是保王派的，若国王接受了自由君主制，或许他还会继续掌权。但路易十六似乎并没有尽力去和议会处理好关系。

肯定是没有尽力。而且连“尽力”二字对他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同意修改祖上传下来的君主制，那他实在无颜以对列祖列宗。退一步而言，即便他要这么做，来自家族、教士、贵族、宫廷的反对声也会将他淹没。君主制所依赖的古老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他们的势力几乎和国王一样强大，国王每次屈服于议会命令，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不得已的屈服，而且仅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无计可施深陷绝望中的路易十六决定向外国求援。

他竟异想天开地指望着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对手奥地利出手相助，而王后比之更甚。即便奥地利勉强同意前来搭救国王，那它也只想从中获得丰厚回报罢了。驻巴黎的奥地利大使（Mercy）告知路易十六，奥地利要他用阿尔萨斯、阿尔卑斯以及纳瓦拉作为回报。

俱乐部领袖们察觉到议会过于袒护路易十六，于是号召民众反对议会。联名请愿书要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权力组织来审判路易十六。

无论怎样，议会依旧忠于王室。在发现大革命的煽动性越来越过分时，议会决定对平民的袭扰展开反击。在拉法叶特的命令下，国民自卫队的一个营开赴战神广场，以驱散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有五十多名示威者被杀。

议会的微弱抵抗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常害怕民众的议会，对国王慢慢强硬起来，国王的特权一天天被剥夺。国王几乎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公务员，只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议会自认为可以行使从国王那里剥夺来的权力，但这副担子又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一个过于分散的权力一般都是无力的。米拉波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600人共同行使主权更可怕的事了。”

议会把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像路易十六一样行使着这些权力，为此它还曾洋洋自得。但很快，它便寸步难行了。

随着议会的权势逐步弱化，无政府开始滋长。民众领袖们不断地煽动民众闹事。暴乱成了唯一管用的权力。

每天，议会都要受到喧闹而蛮横的代表团的冲击，这些人以恐吓和警告为手段来达到目的。

议会出于害怕而一直对所有的群众运动唯唯诺诺，但这些运动根本不是自发的。它们仅仅是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宣示其新权力的方式，这个新权力与议会的权力并驾齐驱。

在这些俱乐部中，最为强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它在外省已经快速建立起了500多个听命于它的分支。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它的势力一直无人企及。在成了议会的主人后，它也就成了法国的主人，它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起义的公社，不过公社的权力只限于巴黎。

国民议会的软弱和失误让它变得不得人心。议会也意识到这一点，且自己的势力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决定加紧制定宪法，以便自行解散了事。它的最后一个举动非常愚蠢，即下令任何制宪议会成员都不得参选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由此也就没有前辈们的经验可以借鉴了。

1791年9月3日，宪法大功告成，9月13日，国王同意了该宪法，议会也恢复了国王的权力。

这部宪法要求组建一个代议制政府，规定要将立法权交给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行政权交与国王，并承认国王拥有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宪法还对省份进行了重新划分，以取代旧时的外省。老的税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依旧在施行的直接税和间接税。

刚刚改变领土划分并推翻所有旧时的社会组织架构的议会，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去改造法国的宗教组织。它声称要让人民来选举教士阶级的成员，这样就使之摆脱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的影响。

这部教士公民组织法是诸多一直持续到执政府时期的宗教斗争和迫害的根源。有三分之二的教士拒绝宣誓效忠该法。

在制宪议会当政的三年里，大革命的成果颇为丰硕。主要成果或许就是特权阶级的财富开始向第三阶级转移。这在激励人们保护利益的同时，也为新体制博得了诸多热情的拥护者。一场革命立足于满足人们的欲望，并由此而获得巨大的力量。

排挤了贵族的第三等级和购买了国家财产的农民们非常清楚，旧制度的复辟将让他们失去这些利益。竭力保卫大革命也就等于保卫自己刚到手的财富。

这也就是在大革命部分时期内，将近一半的省份起义反抗压迫它们的专制但都失败了的原因。共和党人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们非常强大，他们不仅要捍卫一种新理想，还要捍卫物质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大革命时期，并对帝国的建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扎克雷起义，是发生在1358年法国的一次反封建农民起义，是中古时代西欧各国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扎克雷，源自Jacgues Bonhomme，意即“乡下佬”，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得名。——译注

[2] 1789—1797年期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由国家财产担保的证券，后作通货使用。——译注

[3] 苏，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里弗或1795年后流通的1/20法郎，等于5生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