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原始人、自然状态、大众心理的幻象

我们已经提及并再次重申，一个学说中的谬误并不妨碍它的传播，唯一要关注的是它对人的影响。

在心理学家看来，批判错误却无人喝彩，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哲学家要想弄清楚人们为何如此沉迷，不妨着重研究一下人们在生活中的幻象。

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大革命时期才会出现如此多的意义深远的幻象。

最为明显的一个幻象便是关于我们先祖和原始社会的本质。在人类学还没能揭示我们远祖的生存状况之前，人们只根据《圣经》的记叙而认为，人类是完全出自造物主之手。后来被文明所玷污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应该皈依的模型。重返自然状态很快成了众口一词的要求。

卢梭说：“我在我的著述中所论述的道德的基本原则便是：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他热爱公正和秩序。”

现代科学通过我们祖先生活的遗迹判断其生存状况，很早便证实这个学说是错误的。现代科学认为原始人是粗野残忍的，他们和现代野蛮人一样，不知善良、道德、怜悯为何物，他们只受冲动的支配，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便离开洞穴冲向猎物，在仇恨的刺激下，他们会扑向敌人。理性尚未诞生，不可能对他们的本能有任何的作用。

与所有的革命信仰相反，文明的目标不在于回归原始状态，而是要脱离原始状态。雅各宾党人恰是要以摧毁一切社会约束——没有这些约束，任何文明都无从谈起——从而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状态，将一个开化的社会变成了野蛮的游牧部落。

理论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与一位罗马将军对占卜者的力量的认识差不多。作为行动的动机，它们的影响都相当大。国民公会总是从中汲取动力。

有关原始先祖的错误认识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现代发现之前，人们对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的了解是少之又少。但大革命理论学家完全无视其周围人的心理则是难以理解的。

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完全不具备细微观察的能力，这点似乎能说得过去。他们生活在同龄人之间，但却既不观察他们、也不理解他们。他们从不怀疑大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人民总是和他们空想出来的虚幻模型相一致。由于对心理学以及对历史教训的无知，他们认为人民的本质是善良的、有情义的、懂得感恩的并时刻准备倾听理性的声音。

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的话语表明他们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当农民开始焚烧城堡时，他们居然觉得不可思议，并苦口婆心地劝导农民停止纵火，以免“惹恼了他们的好国王”，并恳请他们要以“德行来感动国王”。

二、幻想使人摆脱过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人类很容易摆脱过去，一个社会可凭借制度来加以全方位的重塑，这点成了革命制度的基础原则之一。

在理性的启蒙下，立法者认为，除了可作为模式的原始社会之外，过去代表的是迷信和谬误的一种遗赠，立法者决定要与之彻底决裂。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意图，他们建立起一个新的纪元法，并更改历法，更改月和季度的称谓。

考虑到人与人都是相似的，他们认为可以为人类立法。孔多塞（Condorcet）[1]说，“一部好的律法应当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好的，正如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正确的一个几何命题”，他认为自己阐述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

大革命的理论学家从未觉察到隐藏在显性的事物背后那些不可见的动因，这些动因决定着事物的走向。生物学的进步表明，他们的错误是何等严重，生物对其过去是何等依赖。

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一直在与过去的影响做斗争，而根本不明白过去的影响为何物。他们想要斩草除根，但结果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末期，立法者对制度和法律的绝对力量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在初期则是信心满满。格雷古瓦（Grégoire）在制宪议会的发言席上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宗教，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在场的人居然也毫不惊讶。人们知道，他们想稍后去做这个事情，人们当然也知道，他们的企图遭到了何等惨烈的失败。

雅各宾派拥有一切成功的要素。得益于无所不用其极的暴政，他们扫清了一切障碍。他们所钟情的法律都得以被接受。在十年的暴力、摧毁、焚烧、屠杀、动**中，他们的颓势越发明显，最终沦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独裁者在整个法兰西的要求下，不得不恢复先前遭到废除的绝大部分事物。

雅各宾派想要在纯理性的借口下重塑社会的企图是一场最发人深省的实验。人类或许将不会再以如此大的规模来重蹈覆辙了。

尽管教训异常深刻，但它并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们依旧看到，社会主义分子还在凭借他们的空想来主张彻底重塑整个社会。

三、对大革命原则的理论价值的盲从

大革命用以构建新权力的基本原则被写入先后于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权宣言》之中。这些《宣言》都宣称“主权原则属于国家”。

这三部《宣言》在几个方面并不一致，尤其在平等问题上。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条只是简单地说“人生而自由，始终自由，且权利平等”。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更进一步明确了“所有人生而平等”。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说得较有分寸：“平等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在谈及权利之后，第三部《宣言》还认为有必要就“义务”做出说明。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书》中的道德。其中的第二条认为“人和公民的一切义务源于铭刻在每个人心中的两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它们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部分。

共和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尽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当巨大。

这句神奇的格言被镌刻在我们的墙壁上，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它拥有实实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师施加了魔力的咒语。

在承诺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动下，这句咒语的扩张力十分惊人。成千上万的人为它付出了生命。如今，每当一个地方爆发革命，总会听到这同样的话语。

选择这样的范式非常幸运，它属于笼统含糊的、让人浮想联翩的范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爱恨、自己的希望来自由阐释它。真实的意义并不重要，从信仰而言，人们赋予它的意义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则中，平等最富有意义。在本书的另一个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续并被保留下来的，其影响至今不绝。

人们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国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须追溯至古希腊共和国时期，人们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传授平等理论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只根据人的德行来对人进行评判。

仅仅把平等宣称为一个原则是不足以让人遵守的。基督教会很快便抛弃了理论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只是演讲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词的意义随着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其中隐含的情感经常与其真实的意义截然相反，不但体现着“不让任何人高于自己”的蛮横要求，还伴有“自己要高人一等”的强烈愿望。

在大革命雅各宾党人中，在如今的雅各宾党人中，平等一词释放出来的仅仅是对于一切优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愤恨。为了消除优越，他们声称要统一习俗、礼仪、习惯、地位。一切专制，除了他们自己施行的专制外，都是可憎的。

无法回避天生的不平等，这让他们感到反感，于是他们便矢口否认不平等。第二部《人权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谎称“所有人生而平等”。

隐藏在大革命人士对平等的渴望之下的只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需求。拿破仑被迫为他们恢复了贵族头衔和勋章。泰纳指出，在最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为驯服的统治工具，泰纳说：“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顷刻间，他便把他们的专制本能欲望、发号施令的欲望、强过别人的欲望尽收眼底。此外，绝大多数的下属也都对金钱和享乐充满渴望。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部长、行政长官、专区区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们只是穿着两套服装的同一人，只不过前者着短上衣，后者穿绣花外套。”

平等教义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资产阶级要求人民主权的申明。这个申明一直是纯理论上的空谈，至少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则是大革命的遗赠。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平等”左右的“自由”和“博爱”两个词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大革命以及帝国期间，除了装扮语句之外，它们几乎毫无用处。

此后它们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博爱根本没有被用于实践，人们也几乎不在意自由。实际上，工人们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给了工会。

总而言之，尽管共和格言极少用于实践，但它的影响特别巨大。除了这三个著名的词语之外，法国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业已**然无存，这三个词成了人民的福音书，成了横扫整个欧洲的利器。

[1] 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伦特宪法。他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1793年7月，执政的雅各宾派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为罪名追捕孔多塞，后者于9个月后，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