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传统、情感、道德观构成了人的内在框架，支配着人的行为并维系着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的外在生活，各个时代皆是如此。

一旦这套框架的抗应力下降，之前没有可能产生的思想观点便可能萌发、滋长。如在两个世纪前曾遭到猛烈鞭挞的某些理论，到了大革命期间却大行其道，其中缘由便是如此。

这样说的目的在于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内在的缓慢的心理演变的结果。若要对一场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极为缓慢的，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看不到这种演化的。人们只有把同一个社会阶级的心理状态在精神变化曲线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对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为了弄清楚饱学之士对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室的看法，人们可以将博絮埃和杜尔哥（Turgot）的政治理论加以比较。

博絮埃在解释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时说，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国王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对人负责，它只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评判。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样强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动摇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尔哥一类谋求改革的大臣们，他们的著述则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们几乎绝口不提圣灵或国王，而人的权利开始得到明确的描绘。

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从税赋、贫穷、饥荒到不幸的战争这样一个演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君主权威的尊崇产生了动摇，并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时机成熟，它便露出峥嵘。

整个的精神框架开始分崩离析并迅速解体。这也是一些之前由于缺乏适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所谓新思想，在大革命时期能够迅速传播开来的原因。

实际上，这些极具**力的思想早已出现过多次并影响了英国政治多年。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们便已开始捍卫自由、诅咒暴君、宣扬人民主权。

发动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尽管其本人及其父辈早已从教科书中知道了这些事物，但他们却不为所动，因为时机不成熟。为何在一个把等级制度当成一种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时代，人民反而会受到这些思想的触动？

哲学家们在大革命爆发中真正的作用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并没有揭示出什么新东西，但却发展了批判精神，而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教条无法对抗这种批判精神。

在这种批判精神的影响下，业已不受待见的事物变得越发不堪，当传统和声望尽失时，整个社会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种逐步解体最终传导至民众，但解体进程并非由民众开启。民众只是效仿，绝非首创。

哲学家们无法对人民施加影响，但对于民族中的开明阶级的影响却不同凡响。游手好闲的贵族阶级，长久以来不予委任职位，因此，对社会心怀不满并跟着哲学家们一起鼓噪。缺乏远见卓识的贵族阶级率先与自己唯一赖以为继的传统相决裂。满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断地以批判来挖自己特权的墙脚。最热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运的宠儿群体之中，如今也是一样。贵族阶级鼓励人们去论述社会契约、人权、公民平等。在剧院里，他们为批判特权阶级的武断、尸位素餐以及各种弊端的演出击节叫好。

一旦人们失去了对规范其行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会感到痛苦，随即便是不满。所有的阶层都感到之前的行为理据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长达数世纪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们和贵族的苛责的精神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与其他的重大影响叠加后可以产生共振效应。我们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时提过，如今业已分道扬镳的教权和世俗政府，在旧制度下却是紧密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在君主制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受过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经大不如前。知识的持续进步让人从信奉神学走向崇尚科学，从神启的真理走向观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尽管一直模糊难辨，但这表明，规范人们长达数世纪的传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大的价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在“人们普遍不满”的这片废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会大厦的魔术棒？

人们一致相信，理性具有传统和神灵所失去的那种力量。理性的成就不计其数，由此认定以理性来建设社会，以理性完全改造社会，难道不合理吗？为何要怀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传统越来越被人鄙夷，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会变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终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催生出了大革命，还完全驾驭了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人们为了与过去相决裂，为了按照逻辑指定的蓝图来建立社会，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学家们的唯理论逐步传播到了民众并被总结成为一句话：从前应当遵从的东西如今不再被遵从，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对从前的主子唯命是从。

对上流阶级所不再遵从的事物，群众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从。当遵从的障碍消除后，革命便水到渠成。

这种新的心理状态造成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普遍的不顺从。据维热·勒布伦夫人（Vigée-Lebrun）[1]讲述，当她在隆尚（Longchamps）游历时，老百姓一边踏上马车的踏板一边对她说，“明年，您便会待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不只是民众表现出这种不顺从和不满。在大革命前夜，这样的情绪随处可见。泰纳说：“底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诸侯对大领主、农民对城里人都充满了仇视。”

这种精神状态从贵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众，同样也波及了军队。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内克尔（Necker）[2]说“我们对军队没信心”。因为军官们也被人道主义化、被哲学化了。从社会底层招募来的士兵虽然没有被哲学化，但都变得不听话了。在他们简单的大脑中，平等观仅仅意味着可以对上级和一切命令说不。1790年，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对他们的军官加以威胁，甚至有几次，如在南锡，军官们还被关押起来。

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蔓延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军队，这成了旧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里瓦罗尔写道“受到第三等级[3]（Le Tiers）思想的影响，军队发生了背叛，正是这种背叛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二、18世纪哲学家对民主的厌恶及其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认为哲学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煽动者。但不能因为他们抨击不公和舞弊，就认为他们就是民众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在研究了古希腊时期民主的作用后，普遍对民主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无法忽视与民主伴随而来的破坏、暴力，他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决于民众的意见，民众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几个演说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是伏尔泰真正的前辈，他对雅典民众政府的所作所为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看到的这段历史，其间充斥着群体性的骚乱；雅典城被各个派系所瓜分；暴动让该城市不得安宁；在残暴的煽动者的蛊惑下，最有才华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处死；人们确信，这个以特别自由而著称的民族，本质上却是一小撮蛊惑者的玩偶，这些蛊惑人心的政客根据自己的兴致一会儿让它向东，一会儿让它向西，犹如海浪随风变向。在马其顿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您是找不到雅典历史中那么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孟德斯鸠也对民主没有太多的好感。在描述了三种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专制——之后，他还特别指出民众政府容易出现的问题：

人们因法律而自由，但人们还想自由地反抗法律；准则成了严厉，规则成了束缚。私人的财产成了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又成了私人的祖业。共和国是一种招牌；它的力量为几个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为所欲为。……于是出现了许多的小暴君，每个小暴君身上都拥有单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仅剩下的一点自由的东西也很快让人难以容忍；单一的暴君出现了，民众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腐化堕落的资格也没有了。民主要设法避免极端的平等意识，因为它将导致民主走向一个人的专制，就像一个人的专制终将走向征服一样。

孟德斯鸠的理想是英国式的立宪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堕落为专制。只是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哲人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至于百科全书派，人们认为其在大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尔巴赫（Holbach）[4]、伏尔泰和狄德罗之外，大多不太关心政治。他们捍卫个人的自由，抨击极端狭隘的教会的侵犯以及哲学家的敌人。他们既非社会主义也非民主分子。大革命和他们的理念毫无关联。伏尔泰本人表示自己对于民主不大赞同，他说：

民主仅适合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且还要位置好。尽管很小，但是它也会犯很多错，因为它也是由人构成的。混乱将在那里成为常态，就像挤满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过，因为喝下了这免费的海水[5]，该国将不会发生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会有爱尔兰大屠杀，不会有西西里岛晚祈祷事件[6]，不会有宗教裁判所，不会有苦役犯，除非这个共和国是由地狱某个角落的恶魔组成的。

所有这些所谓大革命的煽动者的观点却绝少是颠覆性的，几乎看不到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卢梭是他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几个民主哲学家之一，这也是他的《社会契约论》在大恐怖时期被奉为圣经的原因。他似乎在为无意识的神秘主义、情感主义的冲动所引发的行为开脱，并为其提供理性主义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未曾鼓吹过神秘主义、情感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卢梭的民主直觉相当可疑。他本人认为，他的社会重组计划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只适用于很小的城邦。因此，当波兰人向其讨教民主宪法方案时，他向其建议选择一个世袭的国王。

在卢梭的理论中，关于完美的原始社会状态的理论大受褒赞。当时的作家们和他一样，大家都确信原始人是完美无缺的，只是社会让他们堕落了。用好的法律来对堕落的人加以矫正，人们便可以重获原始时代的那种幸福。由于不懂心理学，卢梭便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受到同样的制度以及同样的法律的制约。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爱尔维修（Helvétius）写道：“一个民族的善与恶向来都是立法的必然结果……各个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结晶，这点难道有问题吗？”

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了。

三、大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很难确切描述大革命期间某位资产者的社会观和哲学观。不过，著名的《人权宣言》对这些观点做了概括，大致将其分为博爱、平等、民众政府等几种形式，我们将从《人权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都没有得到大革命时期人们的高度认可。而且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新立法者们依旧沉浸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回忆中，重温着柏拉图和普鲁塔克（Plutarque）[7]的著述。他们想重现斯巴达时代的政体、习俗、法律以及朴素的生活。

莱克古斯（Lycurgue）[8]、梭伦（Solon）[9]、米太亚德（Miltiade）[10]、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Manlius Torquatus）[11]、布鲁图斯（Brutus）[12]、穆西乌斯·塞沃拉（Mucius Scoevola）[13]以及神话人物的米诺斯（Minos）[14]都成了戏剧舞台和讲坛上的常客，为民众所津津乐道。革命群众始终笼罩在古代英雄的光环之下，只不过后来人们将其换成了18世纪的哲学家的光环。

人们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一般被描述为一群在思维缜密的哲学家们指导下的、坚忍不拔的革新者，但实际上，他们却从不主张进行革新，而是执着于尘封已久的、充满不确定性且他们一无所知的过去。

理性的人是不会在如此遥远的过去中寻觅自己的榜样的，而只想着采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大加赞扬的英国式的宪政体制，且各个民族都应加以模仿，以免除暴力危机。

他们的抱负仅限于完善现存的君主制，而非推翻它。但在革命时代，人们所设想的道路往往与实际的道路截然不同。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根本没人想到温和的、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革命会迅速转变成为一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专政之一。

[1] 勒布伦夫人，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御用肖像画家。——译注

[2] 内克尔，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瑞士银行家，主张缩减开支，1781年被免职。——译注

[3] 第三等级，通常是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纳税义务的人构成的等级。与那些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人构成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具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他们均属被统治阶级，虽负担着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但却没有任何权利。——译注

[4]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哲学家，无神论者。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商人家庭。1735年时移居法国。1744年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1749年回到法国，后继承伯父的男爵爵位。与狄德罗等人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是“百科全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有《自然的体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圣的瘟疫》《自然政治》等。其中，《自然的体系》一书有“无神论的圣经”之称。——译注

[5] 原文如此，在此应该指采用了“民主”。——译注

[6] 指反对安茹王朝的西西里国王卡洛斯一世对当地统治的一场起事。1282年3月30日是复活节，一大群西西里人聚集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所教堂外面等待晚祷钟响起。一伙法国官员也加入了人群，不顾人们对他们冷眼相向。几个法国人开始和西西里女子套近乎，后来一个法国军士带着一个已婚的女子离开人群，女子的丈夫当即就把法国军士刺死了。法国人立马要为他们的同伴复仇，却当场遭到群众攻击和杀害。当全城的晚祷钟声响起，报信者们在巴勒莫四处奔走，号召人们暴动。西西里人屠杀了法国人以及同法国男子结婚的女子，侵袭了房屋、客栈和僧尼修院。——译注

[7] 普鲁塔克（约公元46年—120年），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译注

[8] 莱克古斯，古斯巴达的立法者，主张严刑酷法。——译注

[9] 梭伦，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译注

[10] 米太亚德，约公元前554年—前489年，古希腊的雅典统帅。——译注

[11] 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古罗马执政官。——译注

[12] 布鲁图斯，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译注

[13] 穆西乌斯·塞沃拉，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左撇子英雄。——译注

[14] 米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国王，主神宙斯和欧罗巴之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