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的一般特征

无论革命的起因是什么，革命只有在深入人心之后才能达到效果。革命是人民群众心理的一种反应。

尽管在另一本著作中我们已经研究过集体心理，在此我还要再次复述一下其中的主要规律。

作为群体的一分子的人，与孤零零的一个人大不相同。有意识的个性（individualité）湮没在无意识的集体的人格（personnalité）之中。

个体要获得集体的心理，并非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接触。特定事件诱发出来的**和封闭的共同情感足以使得个体产生集体心理。

瞬间形成的集体灵魂是一种特殊的情结。其主要特征便是：完全处在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支配之下，并服从于一种特殊的逻辑——集体逻辑。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群体特征如极端的轻信、敏感、轻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断言、传染、重复、威望是唯一说服他们的方式。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作用。可以做到让群众接受一切，而在群众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群众的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众做出可怖的行动。在平时就泛滥的轻信，到革命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最为离奇的故事他们都相信是真的。亚瑟·杨（Arthur Young）说他在大革命期间，在克勒蒙（Clermont）附近游山玩水时，他的导游被当地人截住，原因是当地百姓认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要来此处埋设炸药，以便炸毁这座城市。最为可怕的是关于王室的流言蜚语，在其中，王室家族成员被描绘成为一群吸血鬼和食尸怪。

上述特征反映了群体中的人往往极度偏离文明，他们几乎成了野蛮人，身上具有野蛮人的所有特征，如突发的暴躁、热情和英雄主义等。从智力角度看，群体智力总不如一个孤立的人的智力高。而从道德和情感角度看，群体是高于个体的。群体既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自我牺牲。

个体的特征湮灭在群体中，群体的行为对于构成群体的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吝啬的人会变得慷慨大方，怀疑主义者会变成坚定的信仰者，正直的人会变成罪犯，懦弱的人会成为英雄。这样的例子在大革命期间不胜枚举。

作为陪审团或议会的一员，集体做出裁决或者投票形成法律，这是个体状态下的个体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集体对个体影响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他们的情感和意志综合在一起。这种心理上的融合赋予集体巨大的力量。

心理上的这种联合源于群体中的情感、举止和行为的相互传染。个人的爱、恨、愤怒在群体中会立刻得到响应和叠加。

这种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通过传染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染首先需要一个触发点。领袖便是这个触发点。我们稍后便来谈谈领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没有领头人，群众便是一盘散沙，形成不了合力。

了解支配群体心理的规律是阐述法国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议会行为以及参与其中的人的特殊转变所必不可少的。在集体无意识的力量的推动下，人们经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赞同他们原本不赞同的事情。

即便集体心理规律往往被高明的政治人物所洞悉，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政府对此从过去至今仍是不明就里。正是由于对此不知，因而很多政府便会轻易地倒台。某些政权特别是路易-菲利普政权，就因为这而被一场小小的骚乱所轻松推翻，由此可知，忽视集体心理的后果是多么严重。1848年，原本足以保护国王的军队，由于其统帅的无知，任由军队和百姓混杂在一起，军队在百姓的暗示和传染之下变得茫然不知所措，竟而连自己的职责都无法履行。军队的统帅不太清楚的是，群众实际上对威望是极其敏感的，因此，需要对其展示自己的威严，以便迅速遏制其敌对的行为。另外，聚集的人群应当立即加以驱散。如今，所有这些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是无法理解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心理学更是不为人所知。

二、稳定的民族精神如何规约群众精神的摇摆

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可以被视作一个群体。民族拥有群体的部分特征，但是民族的这些特征其变迁却受到了民族精神（l’ame de la race）的制约。民族精神拥有短暂的群体精神所不具有的稳定性。

一个民族的精神是长期积淀形成的祖传的精神，它支配着群体的精神。

民族是由利益、性情各不相同的集团构成的，这点与群体不同。反之，分属不同社会集团的个体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有确切意识的群体中，如一次集会。

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一样都是易变的，但是别忘了，在表面的易变、热情、暴力、破坏之下，民族精神仍捍卫着其极为顽强的、保守的本能。大革命及其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了保守精神最终还是支配破坏精神的。一个体制被打破，但很快便又被修复。

改变民族精神，即一个种族的精神，不如改变群体精神那般的容易。动用的手段都是间接而缓慢的（报纸、会议、讲演、书籍等）。说服的方法不过就是上文业已提及的断言、重复、威望、传染等。

精神传染可以瞬间影响整个民族，但最常见的是一个团体缓慢传染到另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这样传遍法国的。

一个民族远非一个群体那样爱激动。但某些事件，如民族的屈辱，外敌入侵等，可以迅速激发起一个民族的情绪。这样的现象在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好几次，尤其是在布鲁斯维克（Brunswick）公爵公布其傲慢无礼的宣言时出现的那一次。后者由于对于法兰西民族意识认识上的不足而发出了自己的威胁。这样做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路易十六的事业，更是伤害到了自己，他的干涉反而促使法国人奋起反抗。

民族情感的这种突然迸发在任何民族都存在。拿破仑在入侵西班牙和俄国时，就不曾明白这种巨大的力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瓦解群体一时的躁动，但却无法撼动民族永恒的精神。诚然俄国的农民是一群狭隘、粗俗且冷漠的人，然而一听到法国入侵的消息，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

从拿破仑穿越边境线那一刻起，这个消息便如电光石火一般传遍整个俄国，其传遍范围之广，让生活在帝国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个声音是如此的可怕，我认为整个世界都为之动容。随着拿破仑的军队向前推进，这种愤怒便越发强烈。几乎一无所有的老人们说‘我们要想方设法活下去，什么都要比屈辱的和平好’。那些妇女们，她们对这种和平的恐惧要超过对其在部队作战的亲人们的安危的牵挂。媾和虽然可以避免俄国的灭亡，但这种和平是不会轻易到来的。沙皇没有媾和的念头，即使他想这样做，他也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大无畏的立场。

皇后向其母亲提及了突显俄罗斯人抵抗精神的两个片段：

法国人在莫斯科抓了几个倒霉的农民，打算让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服役，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他们在其手上烙上印记，就像为种马场的马匹烙上战马印记一般。其中一个农民便问这个烙印是什么含义，人们答复说这意味着你成了一名法国战士。这位农民叫道：“什么？我是法兰西帝国的战士？”他当场拿起斧头将自己的手砍了下来，扔到旁观者的脚下，并叫道：“拿走你们的印记吧！”

同样还是在莫斯科，法国人抓住了二十位农民，打算杀一儆百来震慑袭扰法国补给运输队并袭击法国正规军先遣队的村民。他们让这些农民靠墙站成一排，用俄语向他们宣读了判决。人们等待他们求饶，然后这些人不但不求饶，还一边在胸口画十字一边彼此道别。法国人于是射杀了一名农民，接着便等待其他被吓坏的农民求饶并承诺痛改前非。法国人射杀了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二十人全被杀死，都没有一个人乞求敌人的宽恕。在俄罗斯，拿破仑没有一次机会如愿说出“宽恕”这个字眼。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族及任何年代的大众意识中，都充斥着神秘主义这一特征。

民族总是相信一些至上的东西，如神灵、政府或大人物，认为他们有权利随心所欲改变事物。这种神秘主义使人产生膜拜的需求。由此民族需要一个膜拜的对象，其或是一个人或是某种教义。这也是人们在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下，总是期盼着出现一位像弥赛亚一般的救世主的原因。

民族也会像民众一样，从膜拜走向仇恨，只不过更加缓慢而已。名噪一时的英雄，却可能最终遭人诅咒。在所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对于政治人物舆论上的反复。克伦威尔（Cromwell）便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1]

三、革命运动领袖的角色

各种民众（无论其是均质还是异质的）、议会、民族、俱乐部等，我们在此再重复一遍，若没有一位领袖来指挥他们，都将只是一些无法步调一致的聚合体。

我曾用一些生理学的实验证实了无意识的集体精神和领导者的精神是紧密相关的。后者给前者提供了单一的意志，并强迫他们绝对服从。

领导者通过暗示发挥其对群众的影响，群众受到的正是这种方式的煽动，领导者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很多的实验表明，集体极易受这种暗示的影响。[2]

在领导人的暗示影响下，大众或是安静的，或是愤怒的，或是罪恶的，或是勇敢的。这类暗示有时可能会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这种理性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现实中，群众是无法做到完全理性的。唯一可以影响他们的那些理念，其实就是以想象方式唤起的情感。

大革命历史的每一页都表明，群众是多么容易被领袖们煽动起来，无论领导者们的论调是多么的不着边际，是多么的相互矛盾。群众对吉伦特派、埃贝尔派、丹东派以及恐怖主义者的胜利或随后而来的垮台莫不欢欣鼓舞。我们可以断言，群众对所有这些事件是一无所知的。

如今，我们也只能隐约知道那些领导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他们一般处在幕后指挥。为了确切了解领导者的作用，则要在当代这类事件中对其加以研究。大家知道，煽动群众是多么轻而易举。在这里我们不考虑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的大罢工，因为只需把上述职员的不满情绪加以发挥即可，还因为其他群众对这类罢工并无兴趣。举个类似的例子，几位社会党领袖在西班牙的弗雷（Ferrer）被处死的第二天，便在巴黎人民中挑起了一场群众暴动。然而法国人从来就没曾听说过此人，即便在西班牙，此人被处死也几乎无人关注。但在巴黎，寥寥几位社会党人便足以煽动一支群众武装去冲击西班牙大使馆，而且目的是要烧毁它。因此当局不得不派遣部分卫戍部队去保护该使馆。这些攻击者在被强力驱离后，只是洗劫了一些商店，设置了一些路障。

在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中，领袖们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们的影响力。当这些领导者意识到纵火焚烧外国大使馆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之后，便要求在第二天举行和平示威。这些刚在前一日受命进行暴力活动的群众，次日便又忠实地执行新命令进行和平示威了。这是呈现领导者的作用和群众的服从的最好的例证。

历史学家如米什莱（Michelet）和奥拉尔（M.Aulard）不知革命群众的心理，认为革命群众无须领袖便可自行其是。

[1] 克伦威尔推翻了一个王朝并拒绝登上王位，但死后仍被按照国王的待遇加以安葬。两年后，他的尸体被从墓中挖出，头颅被砍下，悬挂在议会大门之上。不久，人们为其建立一座雕像。这位前无政府主义者但后来又成为独裁君主的人如今被人供奉，敬若神明。

[2] 在验证这一事实的众多实验中，最著名的便是Glosson老师对其授课的学生所做的一次实验，结果刊登在1899年10月29日的《科学期刊》（Revue Scientifique）上。他说：“我准备了一个酒瓶，其中装满了蒸馏水，用棉花精心将其包裹好后，装到了盒子中。在其他几轮实验后，我告诉大家说我想知道要嗅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要求嗅到气味的同学立刻举起手……我开箱取出那酒瓶，把其中的水倒在棉花上，在倒水时我的头离得远远的。接着我取出一块秒表，等待测试的结果。我对在场的人解释说我坚信课堂上绝对没有人曾经闻到过我倒出来的化学物质的气味……十五秒后，坐在前面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举起了手，在四十秒内，‘气味’便以规则性的平行波飘散到课堂的后排。约四分之三的学生声明嗅到了‘气味’。绝大多数人可能是受到了暗示的影响，到一分钟时，我被迫停止了实验，因为前面的几位学生觉得受不了气味的影响想要离开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