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心理

我们刚刚讨论了神秘主义的因素是雅各宾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一。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它在另外一种心理模式也即革命心理中的模样。

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总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焦虑、彷徨和不满的人，他们随时准备起来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他们对造反有着**裸的嗜好，即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们的欲望，他们依然还要造反。

这种特殊的心理通常是由于个体难以适应环境造成的，它也许源于极端的神秘主义。不过这种心理也可能是一种性情上的问题或是一些病理问题。

这种造反欲望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可以从单纯以话语来发泄对人和事的不满，一直到暴力摧毁。有时候，无处发泄的革命怒火只能朝自己发泄。俄国就充斥着这类疯子。如阉割派（skopzis）[1]以及其他类似派系的门徒们，在纵火及向人群中乱扔炸弹依旧不能满足他们之后，他们开始自相残杀。

这类终身造反者一般都是一些受心理暗示影响的人，他们的神秘主义灵魂受到一些挥之不去的念头困扰。尽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劲头十足，但实际上他们性格软弱，无法抵御冲动，因而被冲动所左右。激励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是其暴力行为的根源，也是他们自视为伟大的改革者的缘由。

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反叛者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简而言之，受到社会规定的约束，因而发挥不了影响。在混乱不堪的年代，这些约束被弱化，反叛者便得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并成了各个运动的领导者。革命的动机对他们而言是不重要的，红旗也好，白旗也罢，甚至道听途说的国家解放，为了这些，他们无所畏惧，宁可牺牲自己。

革命精神并不总是意味着走极端，这样很危险。革命精神若非源于神秘主义或冲动，而是源于理智，那它就是进步的源泉。独立的精神造就出理智的革命者，仰仗这种革命者，一种文明方可成功地摆脱那业已变得过于沉重的传统和习惯的桎梏。科学、艺术、工业等，无不借此实现了进步。伽利略、拉瓦锡、达尔文、巴斯德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一个民族没必要拥有太多这样的革命者，但必定要有几个这样的人。否则人们至今还会居住在洞穴中。

发明创造道路上的这种革命胆识，需要一些非比寻常的能力与之相配。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独立，以避免世俗观点的影响，还需要一种判断力，以把握掩藏在相似的外表之下的本质。这种类型的革命精神是创造性的，而之前提及的革命精神却是破坏性的。

革命心理其实反映的是个人生活中的某些心理状态，但若过度了，就成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病态心理。

二、犯罪心理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必然会受到一些社会残渣的拖累，这些人要么是智力有缺陷的，要么是难以适应社会的，抑或是有着各式污点的。流浪汉、乞丐、通缉犯、小偷、杀人犯、穷光蛋，这些得过且过的人构成了大城市的犯罪群体。在寻常时期，这些文明的弃儿多少受到警察和宪兵的管束。但到了革命时期，不再有任何的约束，他们便杀人越货，肆无忌惮。各个时期的革命者从这些人中肯定能找到兵源。这些人嗜好抢劫和谋杀，而对他们所应捍卫的事业感到无所谓。一旦发觉在对立阵营中杀人越货的机会更多的话，他们便会立刻投靠对方。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罪犯，他们是社会的痼疾，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半犯罪群体。偶尔作奸犯科者，他们绝非造反者，对于既定秩序的畏惧使得他们不敢造次，一旦秩序弱化，他们便加入到革命帮派中去。

这两类罪犯——惯犯和偶尔的罪犯——构成了一支只会制造混乱的不安分的军队。但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宗教或政治团体的创建者们，却时常要仰仗他们。

这部分有着犯罪心理的群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总是出现在此起彼伏的骚乱的第一线。部分历史学家说起人民的意志便满怀激动，伟大的人民带着武器，枪尖上挑着刚刚砍下的人头，侵入议会大厅，向国民公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如果人们分析这些所谓伟大人民的代表的组成成分，人们就会发现，除了一小撮头脑简单跟着领导人亦步亦趋的人之外，剩下的就是我在前文刚刚描述的那些匪徒。诸如，九月大屠杀以及法国路易十六王室兰伯娜（Lamballe）公主被杀这类不计其数的杀戮都是这些人的杰作。

从制宪议会到国民公会无不对其胆战心惊，他们**法国长达十年。如果老天开眼，将这支犯罪军队加以剪除，那么大革命的进程就会截然不同。大革命从头至尾都充满血腥。理性对于他们是无可奈何，他们对理性也是不屑一顾。

[1] 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的一个分支，英文名为skoptsy，中文名为“阉割派”，男教徒自行阉割，女教徒自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