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雾月政变，一直没能实现的最后稳定的时刻终于来临。新的现实在许多方面与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表示的愿望还相差甚远。社会还在融合，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尚未完善。国家的各个机构虽然经过督政府努力改革，但仍然效率低下。行政机构的组织也很不完善。持续不断的战争可能使一切都成为泡影。然而，主要的成果已经取得。尽管有过1799年夏那次最后的恐惧，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显贵们的至尊社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社会方面，自从1795年春巴黎的无套裤汉运动被粉碎以来，革命就终止了。从社会的继承性和机构的确立这两方面来看，执政府时期是这场革命悲剧的必然结局。

革命事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它对于法国和当时世界的命运来说，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在欧洲和世界上确立起来，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具体方式因各国的特定条件而异。早在1789年前，英美两国的革命已经使盎格鲁-萨克逊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共和二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以及争取平等的伟大尝试，赋予了法国革命完全不同的意义。

通过摧毁封建结构、宣告经济自由，大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加速了它的进程。此外，贵族的反抗、内外战争也迫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摧毁旧社会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团结民众各阶层，它只得把原先只是为反对贵族而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置于首位。因此，法国革命事业在它后来的进程中表现出许多矛盾方面。这使它更加光辉，更加伟大。1789年大革命为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共和二年，它曾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平等社会的轮廓。它是争取资产阶级平等和民族团结统一的革命。但是，共和二年的制度曾试图超越这种表面平等，并且给团结统一赋予社会内容，即把民众各阶层真正纳入国家范围内。这是一项由于矛盾重重而注定要失败的宏伟事业。但是它曾使全世界为之发抖，其反响至今仍在延续。

Ⅰ.新社会

假如考虑到1789—1799年这个时期社会冲突深刻的统一性，旧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民革命潮流的重要性，并试图对法国革命作出总结，人们就会发现，任何简单化的模式都与实际情况格格不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革命摧毁了旧的生产体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它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土地贵族（但需要具体说明其程度）。但是，特别是由于通货膨胀，革命也同时摧毁了在不同程度上和旧制度融为一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此外，革命依靠经济自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但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与传统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那些社会阶层的衰亡，尽管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牢固地确立下来（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

1.封建贵族的灭亡

土地贵族及其特权是革命资产阶级在农民和无套裤汉运动的帮助下，经过异常激烈的斗争之后被摧毁的。

贵族的土地基础通过取消封建捐税和什一税以及出售国有财产被摧垮。

封建捐税的收益极不相同，但不容忽视。它是许多贵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方面。使农民附属于贵族的针对人身的捐税权从8月4日夜里起就和什一税一起被取消了。1790年3月15日首先宣布针对土地的封建捐税可以赎买。立法议会在1792年6月18日宣布，取消没有原始文书证明的额外捐税，并不必赎买。8月25日又取消了对任何封建捐税的赎买。最后，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17日永久地取消了一切封建捐税，并下令销毁一切封建契据。

出售国有财产对贵族也是沉重的打击。从1789年11月2日起，国有财产的首要来源——教会产业被收归国有。8月10日后一切例外都被取消，先后被没收的有教会工场的产业（1792年8月19日），马耳他修士会的产业（1792年9月2日），各圣职人员团体的产业（1793年3月8日）以及救济机构的产业（1794年7月12日）。1792年2月9日，国有财产的第二来源——流亡者的产业被收归国有，这一法律在3月30日被再次重申。1792年7月17日决定出售这部分产业。

由于归还被贵族以及新的继承法强占的乡村公社产业，贵族的地产更少了。1790年3月15日，制宪议会取消了在公社产业中实行了30年的“财产分类”办法。1792年8月28日，立法议会承认各市镇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在财产继承方面，新的继承权引起了财产的分散。1790年3月15日的法律取消了“长子权和男性特权……以及根据人的身份差异导致的分配不平均”。1791年4月8日的法律规定，在无遗嘱继承时分配必须平等。共和二年雾月5日和雪月17日（1793年10月16日和1794年1月6日），山岳派的法律重申要平均分配。立遗嘱人有直系继承人时只能支配1/10财产，只有旁系继承人时可以支配1/6财产，而且这部分财产只能授予非继承人。1793年6月4日，国民公会同意私生子参加分配其父母的财产。共和二年雾月12日（1793年11月2日）的法律规定，他们可以得到和合法子女同样的份额。这些法律的效力可追溯至1789年7月14日。然而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废除了追溯效力。

贵族的人身和他们的财产一样也受到了打击。不算群众性的屠杀与合法的处决，僧侣和贵族作为社会等级消亡了。8月4日夜，把法国人分为3个等级的制度取消了，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切差别都不复存在。从此贵族降到了和普通公民同样的地位。1790年6月19日，制宪议会废除了世袭贵族、称号和纹章。而且，封建制的废除、administrative reform 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取消了领主对农民的一切特权，在法律上，他们和普通人等同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6条宣告，一切公民都可在国家机构担任公职，甚至要职。1790年2月28日的法律对军衔又重申了这一原则：出身不再享受任何特权。随着危机的加深，贵族除了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者外，都被逐渐革去公职。尽管人民大众不断呼吁，救国委员会却从未同意通过普遍措施剥夺贵族的公民权。反对贵族的立法在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都继续维持。这一点再次表明，即使在热月党执政后，阶级斗争的意识始终未变。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公职。此项法律被共和五年的保王派多数废除，果月18日政变后又重新恢复。在西埃耶斯的提议下，当局甚至考虑要驱逐在旧制度下担任过职务的贵族，并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即使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只采纳了这些措施的第2部分，而且也从未实施过，它们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

穿袍贵族的消亡不仅是由于对贵族产业的打击，而且更可能是由于取消了买卖官职，并且规定用贬值的指券按官方价格偿还这些官职。建立在选举原则基础上的行政和司法改革，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通常是这类无职位的官员。

然而我们也不能言过其实。贵族从未被完全和永久地剥夺财产。即使所有贵族因废除封建制度和领主特权而遭到损失，但只有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许多贵族经过这场革命并无重大损失，而且还保留了地产。当然这些地产现在已成为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类型的产业。此外，假离婚、通过顶替人赎买等方法也使一些流亡者保留或收回了部分地产。这样，一部分旧贵族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失去了头衔，但仍然保持了一部分传统的地位。到19世纪，他们便和上层资产阶级融合在—起。

2.经济自由和民众各阶层的命运

和摧毁贵族一样，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在顽强地摧毁着同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水火不容的旧的生产和交换体系。显然，共和二年他们不得不向无套裤汉运动妥协，并重新接受限价和经济统制，但这只是反对贵族的斗争所必需的一段插曲。热月9日以后，在人民运动的废墟上，自由经济成功地确立起来，其后果对传统的平民各阶层尤为严重。

毫无疑问，从取消间接税到恢复入市税之前，城市各平民阶层一直能得到某些好处（间接税是使他们生活费用昂贵的原因）。但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好处。这种情况至少一直维持到督政府后期粮食丰收、物价下降时为止。1791年2月2日的“达拉尔德法”废除了行会。在手工业者里，如果说帮工从此可以自己开店，因而感到很民主，那么该法律却损害了师傅的利益。广大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虽有提高，但持续的失业、救济机构的瓦解、尤其是纳税人政权和勒夏普利埃法使他们的低下地位合法化，这些因素造成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自由经济促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并由此加快企业的集中。随着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变，传统平民各阶层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当然，不应该过分夸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进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局势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限制。并且，资本主义只是在某些部门，如棉纺织业里发展得比较迅速。但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它将必然使广大的无套裤汉沦为无产者。资产阶级革命把不能自卫的城市人民各阶层交给了新经济形式的领导者。1791年6月14日的“勒夏普利埃法”禁止“结社”和罢工，它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

无套裤汉的分化是因革命加速了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在构成1793—1794年间民众运动骨干的中小生产者和商人里，有的人发财致富成为工业资本家；有的人仍然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大部分人则逐渐被淘汰，从而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手工业者和帮工预感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从手工业者上升到工业资本家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惨遭失败啊！ ）。帮工知道机器会增加他们的失业；手工业者则明白资本主义的集中会导致他们的工场倒闭，使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整个19世纪，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应该指出从1848年6月到1871年巴黎公社这一时期，他们一部分沦为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变为传统的人民阶层是很有意义的。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阶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而退化的程度，同时可以了解19世纪历次革命尝试的某些动机和弱点。

3.农民的解体

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给农村各阶层带来的好处是不平衡的。把这些阶层联结起来的主要因素（消灭封建制）一旦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差别就开始加大。革命极大地增强了有地农民的力量。只占有小块土地或无产业的小农经过激烈的斗争，在革命后不像城市人民各阶层那样一无所有。即使革命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但它却没能把它完全摧毁。

有产业的农民独自享受到废除什一税、封建实物捐税以及实行税收平等的好处。各类佃农和无地农民只能从取消奴役和涉及人身的特权中得到好处。国有财产出售的具体方式有利于加强已经拥有地产的自耕农、大农场主以及大农业发达地区的佃农的产业。即使在对农民最有利的时期——山岳派制定法律的时期，国有财产拍卖也只对有产业的农民有利。1793年6月10日法律规定分配公共土地，这有可能使贫困农民成为私有产业拥有者，进入农业集约化的渠道。但实际上，不分年龄和性别，按居民人头分配土地会造成地产分散，因此遭到大部分农村公社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每人得到的份额太小，而共同经营牧场则更为有利。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和小农的利益，正像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还有别的牌可打（如分割大农场）。“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也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做。有产阶级把大部分国有财产都据为己有。在诺尔省，教会的地产不复存在（在1789年它高达总数的20%）；贵族的地产在1802年从22%降到了12%，由此可见特权阶级毁灭的程度。在这同一时期里，诺尔省资产阶级的地产从16%上升到28%以上；农民的地产从30%上升到42%以上。但是，只有考虑到当时北方农村人口急剧增长，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上述结果。

新确立起来的财产权的观念是有产业农民的观念，即资产阶级的观念。农村广大群众并不仇视个人产权的原则，但是他们认为个人产权绝不能超越集体权利，即共同放牧权和二茬草权、拾落穗权、森林使用权。公有地被小农认为是公共财产。制宪议会宣告了耕种和圈地的自由，废除一切规章限制，导致“强迫轮作”和“义务轮作”在原则上被淘汰。人工草场即使不圈围栏也不能实行共同放牧权。这样，大革命加强了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地位（除规定最高限价时期外），自由贸易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实力。当然，农民永远颂扬大革命使他们的村庄结束了贵族统治。土地革命虽然表面激烈，其实际效果却很温和，甚至“保守”（勒费弗尔语）。从此，少数强大并忠于新秩序的有产业农民在保守的抉择方面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贫苦农民的条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保住了其传统地位的主要方面。从总体来看，他们没能获得地产。但是，革命中的历届议会没有敢永久地摧毁农村公社，废除公共产业和集体使用权。围圈土地是准许的，但并不强迫。这一规定在整个19世纪一直保持着，未被淘汰，因为至今仍然有效的1892年法律规定共同放牧权的废弃取决于全体村民的意志。因此，革命在这一领域里只达成了一项妥协。但是，当人们把法国农业的发展和英国农业的发展进行比较时，就可发现其全部意义。集体使用权按照农民的意愿被保留下来，然而土地和经营的分散却大大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小生产者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给法国的政治史带来某些独有的特点。假如圈地和地产重新组合像在英国一样被强行规定，那么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将会和工业领域一样获得彻底胜利。封建贵族顽固地反对革命，在长时间里阻止了资产阶级同它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农民，甚至向贫苦农民让步，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会使贫苦农民变得更加令人生畏。

还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一些细微差别，在旧制度时的农民社会结构里就可以见到这些差别。在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场主都积极要求农业资本主义化。农村公社因其主要成分外流而很快瓦解：迅速地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和大工业必要的劳动力。在进展缓慢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地区，农村公社因其内部有地农民和竭力维护土地和树林使用权的贫苦农民之间的对立而遭到破坏。于是两种经济形式互相对峙，一种是过时的旧形式，一种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个人主义的新形式。这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隐约的、尖锐的斗争。它经常通过传统的农村骚乱表现出来。最后一次斗争发生在1848—1851年间，这既不是最缓和也不是最一般化的斗争。

4.新老资产阶级

准备并进行了这场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不同的阶层受益程度各不相同。资产阶级仿佛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它的内部平衡也发生了变化。在它的队伍里，原来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地位最为显赫，现在他们已让位于那些商人、企业家以及领导生产和交换的人了。

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即和旧的经济、社会体系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和贵族同样的命运。拥有封建领地并一直依靠各种土地收入过着阔绰生活的资产阶级丧失了封建捐税收入，而他们收取的房租和地租一直被用贬值的指券来支付。共和三年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才规定地租的一半必须用谷物缴纳。“官员”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一样，也因废除了买卖官职而毁灭。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也因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律师等级、地方学院和大学而遭到打击。商业大资产阶级则因废除了间接税的承包制而受到影响。1793年8月24日国民公会甚至取消了股份公司。大金融集团也因交易所被关闭，兑现银行消失而深受其害，如同共和二年受到限价和管理条例，即限制利润的约束一样。革命捐税和强迫借款对已有的财产是沉重的打击。此外，还应看到革命对某些部门的资产阶级的打击以及通货膨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的资产阶级比工商业资产阶级更喜欢把余钱用于发放抵押贷款或购买公债券。共和三年，指券的垮台促使债务人用贬值的纸币归还本金，了结抵押债务。共和三年获月23日（1795年7月10日）的法律禁止索还1792年7月1日以前的债务和提前索还其他债务。国民公会时期康邦的“清理永久和终身债务法”以及督政府时期拉梅尔的“2/3破产法”（即“清理法”）对他们又是新的打击。这些事实都说明为什么大部分旧制度时的资产阶级站到了反革命一边，并且和贵族有着共同的命运。然而，如果他们的财富主要是地产，而动产只占其财富的一小部分，这些资产阶级只要没有逃亡，就保住了他们的大部分产业。混乱的局面结束后，他们重新有了收入。他们的至尊地位虽然因拥有地产而得到社会认可，但却远不如从前那样无可争议了。

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头面人物了，这就是金融和经济巨头。从事投机活动，出售国有财产，提供军队的装备、武器、供应以及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这些给工商业者提供了扩展事业的新机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财富积聚不断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的进展是缓慢的，企业的规模通常都不大，商业资本主义仍占优势。然而，主要在纺织行业里已出现了一些大企业，例如：巴黎的理查-勒努瓦尔、帕西的博温斯、波尔多的拉舍夫蒂耶尔、亚眠的雅奈特等开办的工厂。多菲内的佩里耶（又名米洛尔）、图卢兹的布瓦耶-丰弗雷德都是大工业家。但是这些新的巨大财富的来源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而是投机倒把和军需供应。大量“公司”利用督政府的软弱掠夺国家财富：朗谢尔公司和博丹公司专长军需供应；弗利斯公司专长服装；莫纳隆公司专长炮兵车辆。资产阶级因吸收了这些“新富豪”而更新了队伍，其中金融家乌弗拉是最典型的人物。这些人经常给督政府这家“大公司”定调。他们是新社会真正的冒险家，通过他们的事业精神和冒险欲望使领导阶级复苏。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鼻祖，从他们的行列里出现了一批工业资本的创始人，他们撇开投机事业，把资本投入生产。

当时的形势使那些比资产阶级低一等的大量小商人和少部分手工业者扩大了经营，增加了生产，积累了财富，从而脱离了平民行列而进入资产阶级队伍。在这方面，投机经常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手段。新的领导阶级不久就在这个中产阶级队伍里吸收各级公共行政机构的官员和自由职业者。

经过10年动乱，新社会的各种特点尚未最终定型，但是它们的轮廓已经很清楚。有产者要求恢复秩序的愿望，无论是为了保护拯救下来的原有财富，还是为了和平地享受新积聚的财富，都有助于执政府的稳定。新社会的结构在拿破仑时期得到巩固。于是，在建立保证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国家机构时，开始了新统治阶级各类成员的融合：焕然一新的资产阶级和归顺他们的贵族在富有农民的协同下把国民和财产等同起来。这样，1789年人们为大革命确立的目标之一终于达到了。

5.意识形态的冲突：进步与传统，理性与感情

思想运动在整个革命时期反映了社会、政治冲突。传统的社会框架解体后，许多人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引起不同人之间的混杂以及人们的思想易于激怒。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非理性的威望和力量。革命是启蒙时代的结局。反革命用权威和传统来对抗理性主义，并诉诸感情和本能的潜在力量来反对它。聪明才智的优势地位受到了直觉的挑战。反理性主义的反动也扩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古典美学和古代的影响通过达维德还继续有力地统治着造型艺术，那么传统的文学形式却被抽空了全部实体。古典的科目很难抵御社会变迁、个人解放以及感情的激怒带来的冲击。像整个社会一样，文化生活也处在动**之中。

科学研究仍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天下。1789年出版了拉瓦西埃的《化学论》，1796年拉普拉斯发表了《行星体系阐述》，1799年蒙日发表了《画法几何论》。这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史上3个重大的年代。拉瓦西埃分析了空气和水，并创立了普遍原理，如物质不灭的原理，总结了当时化学研究的全部成果。拉普拉斯为了解释世界的起源，提出了星云说的假设，即星云的逐渐凝聚可能产生恒星和行星。至于蒙日，他创造了一门新的数学学科——画法几何学。在自然博物馆任教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居维埃、若弗鲁瓦·圣依莱尔、拉马克。共和八年，即大革命末期，居维埃发表了《比较解剖学教程》，这是划时代的科学综合。而一直主张物种不变学说的拉马克在1794—1800年这一期间构想了物种变异论的伟大假设（他的《动物学哲学》1809年才出版）。

人文科学领域是“思想家”们的沃土。他们维护了理性和经验的首要地位。1795年后，这些“思想家”云集在法兰西研究院的第二分部，即道德和政治科学部以及国民公会创办的各高等学府里。他们拥有《哲学旬报》，并通过其门徒掌握各中心学校。他们对传统和恢复宗教仍然持反对立场。

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介绍迪皮伊的著作，即出版于共和三年的《一切崇拜的根源》时指出：“神学是世界幼年时代的哲学，现在到了它让位于理性时代的时候了。它是想象的成果……而另一种哲学则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基础上的。”

因此当时的思想意识处于18世纪的哲学和实证主义之间。1795和1796两年，卡巴尼医生在法兰西研究院宣读了组成《人的肉体与精神之关系》（1802年）的12篇论文中的前6篇。由此可见，他是心理生理学的创始人。另外，他也很关心建立道德科学，认为这和人体科学一样可靠，能够为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义提供坚实的基础。硝石制造所的医生皮奈尔在同一时期创立了心理病理学。1798年他发表了《论精神错乱或痴想：医理与哲理的探讨》。许多关于习俗研究或思想史的著作仍然充满18世纪的精神。继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1756年）之后，曾以故事集《埃及和叙利亚游记》（1787年）闻名的沃尔内，于1791年当制宪议会的议员时发表了《论毁灭或关于古帝国的衰亡的沉思》[1]这一巨著。他在作品里重申了18世纪反宗教的全部论点。斯塔尔夫人以她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年）为扩展文学批评作出了贡献。她指出：“我试图分析宗教、道德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这是把历史批评引入文学作品的研究。

然而本世纪哲学的最后一部杰作是由孔多塞撰写的。他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和监禁，于1794年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之概述》，对人类可以尽善尽美并无穷尽地进步表现了坚不可摧的信念。他认为，科学领域的进步也是无止境的：

“随着人们对更多事物间众多联系的认识，他们就能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并能用可以举一反三的形式介绍它们。”

在从属于科学的技术领域里，进步同样是无穷尽的。在道德科学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同样受一些可认知的规律支配。为了对笛卡儿这位思想和方法的革新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国民公会于1793年10月2日通过法令，把他的遗骸迁入先贤祠：“勒内·笛卡儿不愧享受伟大人物应有之荣誉。”

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潮流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些因种种原因曾遭受革命冲击或苦于旧社会的瓦解的人很快就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本世纪的思想。这种对启蒙时代的谴责，从1794年起在流亡者中间表现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父萨巴蒂耶·德·卡斯特尔在他意味深长的著作《用以了解政府真正原则的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与观察》里写道：“人民越是受到启蒙就越是不幸。”权威、传统、启示宗教、壁垒或庇护所再度流行起来。归咎于启蒙思想和革命的那些错误被认为来自一种虚假的信仰，即以为原则是由人类制定的，而实际上原则是不能分析，并且是超越理性微不足道的能力的。

这一运动在法国本土还很弱小，而它在国外流亡者中间却越来越大。一些人只满足于非理性地解释事态的发展。巴吕耶尔神父在他1797—1799年发表于汉堡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史的回忆录》里，把法国革命归结为共济会的一次可悲的阴谋：

“在这场法国革命里，所有事态，以至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经过事先预谋、策划、安排、决定和规定的。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因为这都是由那些惯于在秘密社团里策划阴谋，并且善于选择时机促使阴谋得逞的人准备并引导的。”

另一些人把灾难的责任归咎于天数或“事物的力量”。夏托布里昂在他1797年发表于伦敦的《革命的历史、政治、道德面面观》里频繁地引述“事件的命定性”，“支配着各帝国的天数”，“这种叫做事物力量的必然性”。但他最终发现自己对此不能理解和无法解释：

“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去了解造成各国动乱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感到有些事情无法解释。有一种我不了解的、不知隐藏在何方的因素，而它仿佛是一切革命的动力因。”

加入英籍的日内瓦人马莱·迪庞表现了同样的反理性主义。他用“事件的命定性”、 “事物的强制性，即这种独立于人和政府的力量”来解释大革命。从“事物的力量”到“上帝的旨意”只相差一步。

反革命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1796年同时出版的、大同小异的两部著作构成的。一部是博纳尔子爵的《论世俗社会里政治与宗教的力量》；另一部是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论法国》。

在《论法国》里，约瑟夫·德·梅特尔肆无忌惮地用神力来解释事件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拴在上帝的宝座上。这条锁链拴住我们但并不勒紧……在革命的年代，拴住人们的链子突然缩短，因此人们的行动受到局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是法国革命牵着人们的鼻子走，而不是人们在进行革命……建立了共和国的人们是不由自主的，并且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们被事态的发展推到这一步……他们只是受到某种更英明的力量的驱使而已。”

上帝“惩罚是为了使人再生”；法国违背了基督教的感召，因此必须要接受血的洗礼以获得新生；反革命将在上帝规定的时刻发生。这些系统观点为“圣彼得堡之夜”做好了理论准备，对于战争更是如此。“战争本身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正统王权派找到了理论家，王位僭望者奖给约瑟夫·德·梅特尔50枚金路易以资鼓励。

在《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里，德·博纳尔提出了一种超越；事物发展和摆脱偶然性的社会实体的理论：

“人们不能给予宗教或政治社会任何结构，正如他们不能给予物体重力或给予物质体积一样。”

君主制是典型的“法定社会”，它的特点是权力的统一，具有必要的社会区别和等级，笃信基督教。法国君主专制的成功与失败，历来取决于它是否忠于内在的构成法则。《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尤其以尽力抽象为特点，是流亡者队伍中理论复兴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这些著作都发表在国外，因此起初在法国鲜为人知。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主要利用顽固的反理性潮流。卢梭颂扬的感情和直觉的潜在力量是人们对付当时苦难的一种手段。此外还有从神秘学和天启论演化而来的秘传学说，以及虽已分裂但仍然起作用的传统宗教。尽管在社会方面很保守的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继续仇恨天主教，在人民群众里宗教活动已明显减少，但是传统的宗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庇护所和一种安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座壁垒和一种保障。这些态度为波拿巴恢复宗教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学运动也表现出同样的对立。革命的冲击造就了一些新的形式，但是政治的**没有能力更新旧有的古典形式。然而语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单词被赋予一种新的感情色彩。人们喜欢用的词有国民、祖国、法律、宪法……厌恶的词有专制、贵族……它们仿佛被一种内在力量改变了面貌。

传统的形式——戏剧与诗歌，除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外，由于一味效仿过时的古代模式，僵硬地拘泥于形式和规范而陷入绝境。

在诗歌方面只有一些二流的诗人，如德利尔神甫（1758—1813年）、埃库沙尔-勒布伦（又名勒布伦-潘达尔，1729—1807年）。后者的主要诗作是《“复仇者”号颂》（1794年）。对爱国主义的颂扬和政治的**导致一些更加有力，更加振动人心的作品问世。祖国成为新的崇拜对象。罗热·德·利尔的《莱茵军战歌》（《马赛曲》，1792年4月25日）和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出征歌》（1794年7月14日）的诗句都是奉献给祖国的。自由和爱国主义激励着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年）的灵感，他于1791年写出了《网球场誓言》。不久，他的革命热情衰退。由于被怀疑，共和二年风月17日（1794年3月7日）谢尼埃被捕入狱。他写出了《年青的女囚》和《讽刺诗》，它们在形式上借鉴古代诗歌，并且洋溢着个人的狂热感情，开创了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先河。

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形式仍然是古典主义的，但是内容变成了民族的和共和主义的。1791年1月13日，制宪议会废除了王政时代的审查制度和戏剧方面的一切特权，“任何公民都可以开设公共剧院，上演各种形式的戏剧”。巴黎开设了约50座剧院，艺人由旧制度下的贱民变为演员公民，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1793年，剧院成为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各市政府指定的剧院每星期演出3场“关于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以及其他表现革命光荣事件和自由捍卫者高超品德的戏剧。每星期有一场的演出费用由国家支付。任何剧院如上演败坏公众思想，唤起对王政可耻的迷恋的剧本将被关闭。”

共和二年风月20日（1794年3月10日），法兰西剧院改为人民剧院。有些剧本不折不扣地取材于当时的时事，如西尔万·马雷夏尔写于1793年的《对国王们的最后审判》是一部独幕散文预言剧。剧中表现所有的君主都被流放到一座岛上。最多产的剧作家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1764—1811年）。他的悲剧或取材于古代（《卡依于斯·格拉絮斯》，1792年；《蒂莫莱翁》，1791年），或取材于民族历史（《查理九世》，1789年；《让·卡拉》，1791年），但都洋溢着革命精神，影射时政。然而，除了过时的形式外，这些丰富的应时剧无一能流传后世。

一些与革命运动直接有关联的新形式应运而生。文学艺术为斗争服务，它通过报章杂志和议会及俱乐部的讲坛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新形式同历史的关系比文学更为紧密。

如夏托布里昂所说，政治雄辩是“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过程中无需培养就能自动发展起来”。确实，雄辩是革命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雄辩受到启蒙哲学的培育，有时很抽象，充满了对古代的回忆；有时不免富于夸张，而通常又是热烈和燃烧着**的。米拉波到1791年4月2日去世前始终以他那运用自如的力量、他那强壮的体魄和刚劲的丑陋统治着制宪议会的讲坛。他《关于1/4捐税》和反对破产的演说（1789年9月24日），以及他对控告者的回答（1790年5月22日）一直堪称佳作。韦尼奥的雄辩更加优美、流畅，这位吉伦特派的雄辩家喜欢大段发挥和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并乐意使用普通的修辞手法，如重复，譬喻，回顾希腊、罗马等。丹东以即兴演说著称，他不太考虑演讲艺术和篇章结构。他的风格类似米拉波（人们给他的外号是“平民的米拉波”）。罗伯斯庇尔的雄辩尽管常常缺少自发性（他总是预先精心准备他的演说），但他却以逻辑性强和原则的坚定性，以及热烈而有节制的**使人信服。圣茹斯特的雄辩术更为有力，他的文体有时更为艰涩，充满了经过精心推敲的句子（如“把自由变得冷酷无情”）。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政治雄辩的学院气变得较重，渐渐失去了光彩。到了执政府专制时期，雄辩之风告终。

由于新闻自由，政治新闻业从1789年起得到了巨大发展。1792年以后实际上对报刊有所限制，但仍然阻挡不了其发展趋势。旧制度时期以文学为特色的刊物（《法兰西报》是周刊；《信使》为月刊）由新闻报刊所取代。它们无疑是革命时期真正的文学形式。保王派的报纸被迅速淘汰。里瓦罗尔为之撰稿的《全国政治报》从1790年起停刊；《使徒行传》于1791年10月停刊；鲁瓦尤神甫的《国王之友》于1792年5月停刊。从1789年起，爱国者的报刊在政治和文学上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主要是：埃利泽·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马拉的《巴黎政论家报》（从第6期开始改为《人民之友报》）以及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此外还有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1789—1791年）、孔多塞为之撰稿的《巴黎编年史报》（1789—1793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报》（1789—1793年）以及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5—8月出版的《宪法捍卫者报》。共和二年霜月 （1793年12月），卡米耶·德穆兰创办了后来只出过7期的《老科尔得利报》。在这些政治新闻报刊上可以看到革命雄辩的特点，如对主义执著追求，激烈地论战，比较讲究修辞，引述古代历史。《老科尔得利报》的第3期仿佛就是塔西佗文章的改写。平民新闻的主要代表是马拉的报纸以及1790年11月由埃贝尔创办的《迪歇纳老爹报》。埃贝尔是一位满腔热情、富于想象的优秀记者。他文体色彩浓艳，努力反映人民的愿望并成为其代言人。热月政变后，报刊从整体上看是反雅各宾的和保王的。以上这些大量的政治报刊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有3份：创办于共和二年花月的《哲学、文学与政治旬报》；潘库克的《民族报》（又名《世界导报》），它创刊于1789年11月24日，至1803年改为官方报纸；《辩论与法令报》，它的第1期出版于1789年8月29日，其后来的历史相当悠久。

如果说大革命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否认地受到一些制约，那么在艺术领域里却出现了能够满足伟大时代和广大公众要求的表现形式。在绘画、音乐、国家节日庆典的布置图和壮丽场面等方面，大革命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这些艺术不是以引起少数玩赏家的兴趣，而是以激发团结一致的人民的革命热情为目的的。

经常有人指责大革命破坏了文物。如果说确实有许多文物遭到破坏，那么历届革命议会为保护国家艺术遗产所作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在制宪议会时期，文物委员会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考察和审定一切值得保护的文物。在国民公会时期，公共教育委员会和临时艺术委员会也起到同样的作用。1791年5月26日，制宪议会责成卢浮宫汇集一切科学和艺术杰作。共和二年雪月27日（1794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决定这一艺术宝库由4个部分（绘画、雕塑、建筑、古代文物）组成的博物馆加以保管。亚历山大·勒努瓦尔把大量艺术珍品，尤其是因民众憎恨王政而摧毁的圣德尼修道院[2]里的雕像，集中到小奥古斯坦修道院。共和二年果月15日（1794年9月1日），国民公会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法国文物博物馆。

艺术家也获得了解放。在达维德的推动下，他们从1790年起对于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垄断罗马学校和美术作品展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美术作品展览从1791年起向全体艺术家开放。1793年8月8日，绘画与雕塑学院和其他所有学术院、大学同时被取消。在这一领域里，革命的冲击也使创作者的灵感为之一新。

1793年的美术作品展览说明上写道：“庄严朴素的共和派也许感到惊奇，为什么在欧洲联盟包围自由之土的时刻，我们仍然致力于艺术……我们决不同意这句名谚：战火之下无艺术。我们很愿意重提一件往事：在被围困的罗德斯城中，普罗托热纳[3]专心描绘着一幅杰作。”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短短几行字表明了整个革命时期鼓舞着大多数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艺术不能脱离争取自由的总斗争。1793年3月19日，在向国民公会赠送一幅表现米歇尔·勒佩勒蒂·埃因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而被刺杀的油画时，达维德宣告：

“我们每人都应以大自然赋予的才华为祖国尽责。尽管形式不同，但大家的目标必须是一致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竭尽全力用一切手段启发同胞，不断向他们呈现英雄主义和德行的最崇高表现。公民们，上天把财富赠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他要求我用绘画的手段表达我的灵魂和思想。”

达维德（1748—1825年）作为画家和共和国节日的组织安排者统治着革命艺术。遵循温凯尔曼的教导（他出版于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在1766—1793年曾3次被译成法语），达维德转向仿古。他在描绘只能感觉得到的颜色和掌握易于理解的形式上达到了高超的技艺。达维德同法国18世纪的艺术传统决裂。他首先以古代的系列作品出名：《贺拉斯三兄弟宣誓》（1784年）于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中重新和《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鲁图斯》（1789年）一起展出。此外还有《萨宾妇女》（1799年）以及完成于1800年至1804年的《列奥尼达斯》。达维德一度曾放弃描摹古代形象，让他的艺术为革命服务。他勾画了《网球场誓约》的草图（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绘制了国家节日庆典的许多布置图，创作了《自由的殉道士勒佩勒蒂埃》和《马拉之死》。在画中，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上盖了一幅被单，胸膛被刺穿，为国殉难。画面上可以看到马拉**的上身和流血的伤口，缠着白色马德拉斯布的脑袋垂在肩上，嘴角仿佛发出了痛苦的微笑，在下垂着地的手里还紧握着他用来写作的笔。地上是凶手的匕首……这幅动人的名画悬饰在国民公会大厅。它颂扬公民的高尚品德，唤醒代表们警惕救国事业所处的危险。从达维德的古代画到他的革命画，其统一性来自高尚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然而，18世纪的艺术继续存在。特别“敏感”的画家格勒兹（1725—1805年）仍活着，此外还有更为细巧而又是无可比拟的画家弗拉戈纳尔（1732—1806年）和喜欢描绘废墟的浪漫主义画家于贝尔·罗贝尔（1733—1898年）。罗贝尔的某些作品表现了现代生活的确切含艾。普律东（1758—1823年）和达维德一样醉心于描摹古代形象，但是他的作品里已经表现出浪漫主义前期的某些特征。最后，在雕塑领域里有以仿古雕像并尤其以人物塑像著称的乌东（1741—1828年）。

音乐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双重性。通过格雷特里（1741—1813年）和达莱拉克（1753—1809年），18世纪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但与此同时，革命的**使得灵感和方法为之一新。戈塞克（1733—1829年）、梅于尔（1763—1817年）以及格雷特里创作了大量赞歌，在国家节日时由庞大的群众合唱队演唱，歌颂爱国主义热情和共和国的公民责任感。《7月14日之歌》的曲调取自戈塞克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联盟节颂歌》谱的曲，它始终是最优秀的歌曲之一。梅于尔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歌词谱写的《出征歌》和《马赛曲》一样，都是热月反动时期和督政府时期共和派战士对抗保王派歌曲《人民的觉醒》的战歌。戈塞克首先倡议成立国立音乐研究院，该倡议于共和二年雾月18日（1793年11月8日）被国民公会采纳而得以实现。共和三年热月16日（1795年8月3日）这所研究院改名为音乐学院，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目的，其领导核心由5名督察员组成：戈塞克、格雷特里、梅于尔、勒絮尔和谢吕比尼。这足以说明，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各种形式平分秋色，18世纪的艺术和新的表现形式在一起共处。

因此，知识界和艺术界同整个社会一样，其特点是既有决裂也有继承。理性主义和传统，智慧和感情互相冲突。古典艺术形式始终占统治地位，但是浪漫主义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翻译了奥西昂的作品。斯塔尔夫人在1800年申明她偏爱北方文学：“北方人民遭受的苦难比享受到的乐趣更多。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因此更为丰富。”这时还出现了无视时代苦难，以骑士和行吟诗人为主题的、关于“美好的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很快又加上了夏托布里昂大力宣扬的对伤感的天主教的追忆。通过这种感觉和思想的更新，贵族和流亡者隐隐约约地寻找使自己融合进新秩序的办法。新的资产阶级同样怀有寻求稳定的愿望。它并不关心思想意识，对原则也很漠然，只考虑享受和往上爬。因此，它特别要求维护既得的新特权：这也是革命事业的主要成果。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超过了思想意识的对立。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平静下来的贵族准备支持能保障他们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或是新近取得的或是部分地恢复的）的强有力政权。

Ⅱ.资产阶级国家

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在神授权力理论基础上并保障贵族特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以建立在国民主权和公民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和世俗国家。按照纳税多寡来执行这些原则，从而使新建立的机构和革命后的社会结构协调一致。因此，新国家只能是一个保护新统治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国家。

1. 国家民主权和纳税组织

8月4日夜晚实现了在法律方面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所有公民不论出身如何一律平等。“各省、公国、地方、县、市和居民区的特权”也都被永久取消。买卖官职被废除。1789年11月3日的法令决定无限期关闭各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一切限制国家权力的因素都被扫除，包括特权、中间体；地方主义、旧自主的残余等。旧的国家机器垮台了。经过根本的改造，国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

国家的改造及其权力的削弱源于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有产业，当家做主的人民是国家的本源。根据天赋权利的理论，社会建立在其成员之间自由契约的基础上；从此，国家也建立在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契约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家必须为公民服务，正如1789年人权宣言第2条指出的，国家应该保证维护人的天赋权利。1791年的宪法把君主置于国民之下，把执行机构从属于立法机构，并把权力严格分开。通过选举，它把国家机器置于公民手中。于是，中央权力因公共机构重新组织而被削弱。在地方，自治也取代了中央集权。1789年12月14日关于市政府组成的法律，12月22日关于初级议会和行政议会组成的法律，都规定了最广泛的权力分散。国家被解除了武装，税收不再由它掌握，维护治安也由各市政当局负责。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然而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国民主权只掌握在纳税人手中，积极公民依附于显贵，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私产。贵族的反抗和内外战争考验了这个新的结构。但它自1792年8月10日后便不复存在。

国家权力的加强是和革命政府的建立与稳固同时实现的。1792年8月10日王政垮台后，执行机构得以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不折不扣地贯彻国民主权的原则和实行普选把国家扩大到全民的范围，而恐怖又消灭了敌对分子。在这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民主国家不得不再次成为专权的国家，为了拯救国家必须这样。它的专权主义还因1789年事业的两个特点，即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得到加强。但这两个特点直到1793年才取得了合乎逻辑的后果。根据理性主义，国家机构必须服从于一种严格合乎逻辑的思想。国家是理性的工具。任何人和事都必须服从理性，它的权威大为加强。根据个人主义，中间体、组织与社团都被取消。新国家只承认个人，并直接掌握他。面对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公民的权利不再得到保障。“自由的专制主义”建立后，公民就无能为力了。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的报告里，对此作了解释：

“立宪政府主要关心公民的自由；而革命政府则关心公共自由。在立宪制度下，几乎只需保护公民不受滥用公共权力的损害；而在革命制度下，公共权力本身被迫实行自卫以对付各个乱党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