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在埃及的冒险和他在意大利的征战完全一样，是法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征战把共和国最优秀的部队派往远方。然而对英斗争还在继续，大陆和平很不稳定。因此，它是不符合民族利益的。直到那时为止，革命的法国对东方事务是不感兴趣的。自从1796年占领开普敦以来，英国一直自诩为通往印度道路的主人，这时它又发现了苏伊士通道的重要性。土耳其和俄国先后开始不安。于是组成了这3个列强的联盟，这是走向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第一步。

4.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1799年）

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组成（1798年4—12月）是欧洲对督政府侵略政策的反击。在好几个月里，英国一直力图在大陆上为法国树立一个新的敌人。没有它，英国不可能对法国予以决定性的打击。东方和意大利发生的一些事件给它造成了这个机会。

埃及事件促使俄国和土耳其向英国靠拢。土耳其于1798年9月9日向法国宣战。在俄国，半疯子保罗一世继承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王位。他对法国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因此接纳了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把他安顿在米托。特别是他重新实行向地中海的扩张政策。反法斗争使他同土耳其言归于好。根据1798年12月23日的条约，土耳其向俄国开放它的港口和海峡。一支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并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1798年12月29日，英国、那不勒斯和俄国结成联盟，决定在意大利进行干预。

恰好罗马事件在半岛上又点燃了战火。在纳尔逊的鼓动下，那不勒斯的君主费迪南三世和亲英的玛丽-卡罗琳娜向罗马共和国发起进攻。1798年11月26日，那不勒斯部队在奥地利将军马克指挥下攻占了罗马。督政府对此予以反击，首先占领了皮埃蒙特，因为它的国王是英国人公开的间谍。然后，尚皮奥奈发起进攻，并于1799年1月23日解放罗马，夺取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乘坐英国战船逃往西西里。那不勒斯遭到一场浩劫。虽然督政府指示把那不勒斯留作未来谈判的筹码，尚皮奥奈仍然在那里建立了帕泰诺普共和国。这时普鲁士恪守中立。奥地利经过一阵犹豫，在俄国准备好干预意大利时下定了决心。它同意俄国部队通过自己的领土。鉴于这一形势，督政府于共和七年风月22日（1799年3月12日）向奥地利宣战。它立即出兵占领了托斯卡纳，并把教皇迁往瓦朗斯。

第二次欧洲反法联盟在1799年12月因瑞典国王居斯塔夫四世的加入又壮大了力量。然而奥英之间却没有任何条约。虽然各大国一致同意把法国赶回旧日的边界，但是它们之间的默契是有限的。英国和俄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互相冲突，正如奥地利和俄国在意大利的利害冲突一样。这一回，又是英国作了巨大努力资助第二次反法联盟。然而它国内的工人运动却在不断高涨（禁止罢工的“联合法”制订于1799年7月12日）。俄军共投入了8万人，因此人力上的优势转向了联盟军。战争逐渐扩展，到1799年春已经全面展开。

1799年4月28日拉斯塔特谋杀案[3]尤其表明了这场战争不可调和的性质，这是一场欧洲的贵族反对革命民族的战争。那天夜里，正当法国全权代表们离开会议时，遭到了奥地利轻骑兵的杀害，3名代表有2名身亡。西埃耶斯认为“消灭法国的警钟”在各君主国的首都已经敲响。督政府无须动员就点燃了全国的怒火。

共和七年花月17日（1799年5月6日）督政府声明：

“必须捍卫的不仅仅是自由的事业，而且还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

战争再次具有了革命的性质。

Ⅲ.最后一次革命危机（1799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大陆和平曾使督政府有所加强，并得到某种稳定。战争的再度爆发以及1799年春季战役的失败，使政权的平衡成了问题。从雅各宾派的加强发展到温和的反动，最后导致了共和八年雾月的军事政变。

1.共和七年的军队和1799年春季战役

共和七年的军队所遇到的困难和1793年救国委员会采取战时措施以前的困难一样严重。但是，它重新获得了一部分正在失去的人民。为了解决兵源问题，督政府重新实行了“全民总动员”。根据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的“儒尔当法”，20至25岁青年的义务兵役制升格为经常性的征兵制。然而义务并不等于必须服役。立法机构作为仲裁者有权根据形势征集必要的兵员，补充或扩展部队。法律也按民主原则规定了晋升制度：

“除了在工兵或炮兵部队服役者，以及在战场上有显赫战功者外，任何法国公民只有在部队当过3年战士或士官后才得晋升为军官。”

共和七年葡月3日（1798年9月24日），有20万青年被征召，以后又陆续不断地征召，直到获月10日（1799年6月28日）的法令把五届的适龄青年全部征召为止。共和七年芽月28日（1799年4月17日）法令规定的替换制在获月14日（7月2日）被取消了。

实行征兵并非毫无困难，一方面特别缺乏有效的户籍管理，另一方面士兵逃亡时有发生。大量人员不合格。在葡月3日动员的20万人中，只有14.3万名合格者，其中9.7万到兵站报到，而最终只有7.4万人到达部队。共和七年的军队同共和二年的部队一样，在数量上不占优势。而且，出售1.25亿锂的国有财产仍然不能把它像样地装备起来。这不仅是为时太晚，而且是因为资金不足。共和七年的士兵驻扎在长期受法国剥削的卫星国里。他们同共和三年的士兵一样，面临着物资匮乏。征兵措施把新兵和1793年以来留在军中并渐渐变为职业兵的士兵混编在一起。这样，共和七年的军队部分地恢复了共和二年军队所特有的民众精神。

1799年战争主要是大陆战争。自从阿布基尔事件以后，英国人成了海上霸主。1798年8月由安贝尔将军指挥的对爱尔兰的远征，只不过是一次有头无尾的军事行动。在大陆上，战事的进展缓慢。根据1799年春的作战计划，3支减员的部队将分别占领荷兰、莱茵河与那不勒斯。儒尔当统率的4.5万人的多瑙河方面军将经过德意志南部向维也纳进军。谢雷统率的4.5万人的意大利方面军将经由威内西亚和卡兰西亚向维也纳进军。在中路，马赛纳统率的瑞士方面军保证交通来往无阻，威胁蒂罗尔并构成一支机动力量。奥地利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部署：7.5万人在查理大公统率下驻扎在巴伐利亚，6万人在克雷率领下驻扎在威内西亚，2万人驻扎在蒂罗尔。至于波拿巴统率的东方军，督政府期望它发挥钳制作用。

在德意志，战局开始得不妙。1799年3月25日，儒尔当在斯托卡克败于查理大公，引起他左翼的贝尔纳多特率领的莱茵方面军一起后撤。

在意大利，谢雷试图强行越过阿迪日隘口，在韦罗纳被战败，于是后退到了阿达，他把指挥权让给了莫罗。这时苏沃洛夫统率下的俄国军队进入了战斗。他们在1799年4月27日强行通过了阿达各隘口，特别是卡萨诺隘口，逼使莫罗撤离米兰和伦巴第。由于对督政府政策的失望，意大利爱国者——主张统一的雅各宾派站到了联盟军一边，起义反对法国人。莫罗的军队在亚历山大里亚重新集结，并向热那亚后撤。在那不勒斯方面军中，麦克多纳尔德取代了尚皮奥奈，指挥着部队在艰难地北进。苏沃洛夫转过头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在特雷比河岸进行的一场历时3天（1799年6月17—19日）的激烈战斗中，麦克多纳尔德战败，并开始朝热那亚撤退。

在瑞士，马赛纳起初占领了格里宗，侵入沃拉尔贝格。但由于法军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失利，他的两翼都暴露了，因此他也开始后撤。他遭到了查理大公的袭击。1799年6月4日，他赢得了第一场苏黎士战役。但是，他放弃了城市，退到利玛河后面构筑工事。勒库尔布将军此时也撤离了圣哥塔公路和勒斯山谷。

共和国军队从各条战线向后撤退。但是自然边界仍然保持着完整。联盟军内部的分歧给了督政府一点喘息的机会。奥地利政府不喜欢看到俄国人出现在意大利。蒂居首相考虑把苏沃洛夫派往瑞士以便使自己在半岛上为所欲为。在法国，危险唤醒了民族意识，激起了革命热情的新高涨。

2.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

在外部战事失败之前举行的共和七年选举，是在不利于督政府的气氛里进行的。经济萧条、税收加重、实行征兵，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比利时各省于1798年11月发生起义。西部各省虽然免于新的征兵，但也再度发生了朱安党骚乱。督政府在雨月23日（1799年2月11日）的通报中再次谴责了保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危险：“法国公民们，你们战胜了阴谋的欧洲，目前只需要你们战胜国内的敌人。”弗朗索瓦·德·纳夏托动员有产者：“难道你们愿意看到最高限价法出现吗？”在风月14日（3月4日）的通告里，他抨击了保王势力的威胁： “公民们，不要憎恨，不要复仇，尤其不要反动。”但是他主要致力于唤起资产阶级对恢复“1793年可憎的制度”的恐惧心理：“公民们，共同的利益使你们团结起来，振臂高呼：法国永远不再要无政府主义！”

督政府使用了通常的高压手段：革职，委任特派员，像在萨特一样组织分裂派选举大会。然而反对派的势力十分强大，以至于在187名正式候选人中有127人被击败。但是两院的多数并没有因此改变：虽然处于少数的雅各宾派有所加强，但热月派的资产阶级仍占优势。在1799年春战事失利后出现的危机里，热月派资产阶级终于占了上风。

第二督政府是在一种日暮途穷的气氛中倒台的。军队面临着最严重的匮乏，从各条战线向后撤退。意大利丢失了。保王派重新拿起武器。沉重的税务负担激怒了有产者。正当政府的威信日渐下降时，一次偶然事件帮了反对派的忙：花月20日（1799年5月9日），抽签结果决定最强有力的勒贝尔作为任期已满的督政官。花月27日（5月16日），元老院指定西埃耶斯接替他。前者反对共和三年宪法是人所共知的。牧月21日（6月9日）西埃耶斯正式上任，他在窥测了当时形势的支持下，鼓动两院反对他的督政同事。两院于牧月28日（6月16日）宣布进入常设状态。当天晚上，他们以违反宪法第136条为由，取消了特雷拉尔的当选资格。根据宪法，从不当议员到被选入督政府必须相隔一年。第二天，特雷拉尔被戈耶取代。他是共和二年的司法部长、优秀的共和派，但却是一个第二流的人物。

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议会两院再度向督政府发起进攻。它是由弑君者、前国民公会议员卡尔瓦多斯·贝特朗领导的：“你们扼杀公众舆论，取消了自由，迫害共和派，禁止一切创作，抹杀真理。”两院准备报复花月受辱之仇：“共和六年法国人民把他们信得过的人选到各级议会，你们竟敢说选举是无政府主义阴谋的结果，你们破坏了国民代表制。”布莱·德·拉默尔特接着说：“自从果月18日建立了独裁政权以来，立法机构始终处于被**状态。”他攻击梅兰是“一个目光短浅、热情不高、只图报小恩小仇、胸无大志的人”；而被宗教狂热驱使的拉勒韦利耶尔在致力于“创立一种谁也不知为何物的宗教。为此他抛弃了一切革命理想，践踏一切符合良知的规章制度。”

梅兰和拉勒韦利耶尔被勒令辞职，并且也被他们的同事所抛弃，他们只能让步。获月1日和2日（1799年6月19日和20日），弑君者、前国民公会议员罗歇·迪科和当时路过巴黎的不很知名的将军穆兰当选为督政官。

共和七年牧月30日这一天与其说是政变，倒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议会起义日。它是前一年花月被整肃的两院对执行机构的一次复仇。吕西安·波拿巴[4]在五百人院宣告：“立法机构恢复了在国家里应有的首要地位。”

包括督政官和各部部长在内的政府成员根据两院意志进行了调整：贝尔纳多特将军任陆军部长，康巴塞雷斯任司法部长，富歇任警察总局局长，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罗贝尔·兰代为财政部长。以上的任命意义重大：坚定的共和派重新执政了。正在这时，反法联盟军的胜利又使得共和国濒于危险境地。

3.新雅各宾派的加强与温和的反动

革命的高涨和民族愿望再次联结在一起。团结一致反对果月派的牧月派在胜利后发生了分歧。在两个月里，新雅各宾派压倒了热月党资产阶级，并且强制推行了他们的救国政策。这些人是在共和五年的选举中被保王派击败的前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六年花月又被果月派逐出议会。鉴于当前祖国面临的危险，他们很自然地重新使用起共和二年的办法。热月14日（1799年8月1日）恢复了新闻自由，雅各宾派的报刊重新出版。各俱乐部重新开放，并日渐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与自由之友社”，又名“马内日俱乐部”，这是以它在杜伊勒里宫聚会大厅的名称命名的。俱乐部于获月18日（1799年6月6日）集会，第一任“协调员”是德鲁埃。他是在瓦雷恩阻止国王出逃的英雄，并是巴贝夫的战友。许多议员都参加了马内日俱乐部。处于少数的雅各宾派推动着两院焦虑不安的多数。为了对付外部局势，多数派同意动员全国人力和财力。

征兵法开始全面实行。由儒尔当在共和七年获月10日（1799年6月28日）提出并获得通过的法律，把五届的适龄青年全部都动员起来。获月14日（7月2日），替补制被取消：“凡是被替补的人，只要其替补者逃亡，退役或被征召，他们就必须亲自上战场。”

获月10日，原则上通过了决议：向富裕公民强迫借款1亿法郎作为征兵用的开支。热月19日（8月6日）对具体实施办法作出了规定。根据累进的比例，对缴纳100法郎以上动产税或300法郎以上土地税的全体公民的收入都要征借。收入与免征税的资本（第7条特别指出，这是指通过“经营、供应、投机”所得的收入）须由不被征借的公民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作出估价。

获月24日（7月12日）通过了人质法。五百人院的一位议员认为这是为了“制止在南方和西部各省已经出现的强盗行为和朱安党叛乱的征兆”。在一个被立法机构确认“明显发生骚乱”的省份，中央行政当局有权抓流亡者的家属、前贵族以及“被公认参加了凶手集会或集团”者的家属作为人质。这些人被认为应“在个人和民事上都对国内发生的仇恨共和国的暗杀和抢劫负责”。凡有人暗杀1名官员、军人或国有财产的获得者，都要流放4名人质。对于每一次暗杀，人质都必须在民事和道义上负责，交罚款5 000法郎，赔偿遗孀6 000法郎，死者的孩子每人3 000法郎。人质法引起了所有抱怨革命的人们的反对。至于受到该法保护的那部分人，强迫借款也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边。

反对雅各宾派的反动势力不久便表现出来。早在获月26日（7月14日纪念日），西埃耶斯就唤起人们谴责“那灾难的时代。在那时，一切概念都被混淆，以至于那些没有任何正式职务的人，顽固地想插手一切事务”。

热月23日，“在8月10日”纪念日之际，出现了再次声讨“这种被法国人深恶痛绝的恐怖”：“不，他们完全不是共和派……这些人疯狂地挑衅，使公共财源枯竭，彻底破坏了信贷，毁灭了商业，使一切工程都陷于瘫痪。”

如果说征兵到处都遭到冷遇，那么强迫借款则特别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消极抵抗。早在热月13日（1799年7月31日）借款法实施细则投票之前，《政论家》报就指出：“从前人们喜欢炫耀，甚至夸大自己的财富，而今天人们则以同样的感情来隐匿自己的财富。奢侈销声匿迹了。许多人，尤其是地产主必须这样做。另一些人则设法逃避他们所惧怕的巨额纳税。也有的人为了更确实地证明自己的穷困，人为地制造破产。”

报刊上发起运动敦促督政府同“吸血鬼们”决裂。社会上重新出现了有产者的恐惧心理，这些感情由于“马内日俱乐部”的主张而变得更为强烈了。儒尔当将军在7月14日纪念日祝酒时提议“让梭镖长矛重新复活！”获月25日（7月13日），《导报》写道：“据说，许多人害怕这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他们开始高喊：‘打倒雅各宾派’，并且把石块扔向会议大厅。”

在公共场所的谩骂打斗越来越多。但是，雅各宾派即使得到前无套裤汉运动骨干，如职员、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支持，也无法把群众重新发动起来。自从区的建制撤销以来，群众始终处于无组织状态，并且被长期的迫害压垮了。雅各宾派孤军作战，又没有明确的社会纲领，因此无法同得到行政机构、警察以及果月政变以来2万名驻军强有力支持的政府进行对抗。

封闭俱乐部标志着督政府和雅各宾派的决裂。热月8日（1799年7月26日），“马内日俱乐部”在元老院被揭发蓄谋“复活恐怖，搜索一切逃亡者的名单”，因此它不得不离开马内日大厅，迁往巴克街。热月11日（7月29日），警察总局局长富歇，立即向两院提交一份报告，强调“必须保护政治会议的内部讨论，共和国将竭尽全力使之对外部严格保密”。五百人院否决了这份报告。热月26日（8月13日），富歇封闭了“马内日俱乐部”，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然而保王派的危险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得雅各宾派在这场风浪中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热月18日（8月5日）在上加隆地区发生了保王派的暴动。曾一度受到威胁的图卢兹坚持住了。该市的行政大权掌握在雅各宾派手中。热月26日（8月13日）消息传到巴黎，两院立即授权进行为期1个月的住宅搜查以“抓获流亡者、煽动士兵造反者、刽子手和强盗”。果月1日（8月18日）暴动在蒙特雷若被镇压。夏天，**在西部再度发生。

乘军事失利之机，雅各宾派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热月28日（8月15日），儒贝尔在意大利战败身亡。果月10日（8月27日），英国人在荷兰的海尔代尔帮助一支2.5万人的俄国军队登陆。像1793年一样，共和国的边界又受到了威胁。果月27日（9月13日），儒尔当将军向五百人院建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他列举了国家在四面八方受到的危险：“意大利在枷锁下；北方的野蛮人在法国的大门口虎视眈眈；荷兰遭到入侵；舰队被叛徒出卖；瑞士惨遭**；保王党匪徒在许多省份为非作歹；共和派却以恐怖主义分子和雅各宾派的罪名被流放。这是历史的再次被颠倒，保王势力的警钟将要在全法国土地上敲响。”

儒尔当的建议引起激烈的争论。吕西安·波拿巴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让督政府符合宪法的权力得到扩大，比被革命力量牵着鼻子走”更为有利。

问题的实质所在：为了对付面临的危险，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样依靠人民，或是加强执行机构的权力。多努更加明确，他害怕“回到1793年的制度”。儒尔当的建议在第二天以245票对171票被否决。共和八年葡月2日（1799年9月24日），加罗（吉伦特派）促使五百人院通过了一项法令，对凡是“建议或接受损害共和国目前疆界完整性的和平条件”的人，将处以死刑。这是雅各宾派的最后一次胜利。这时，由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外部的形势已经好转。

4. 1799年夏季的战事

战事最初对法国不利，但是反法联盟的分歧使得局势迅速地扭转了。

在意大利，没有等尚皮奥奈的部队穿过皮埃蒙特前来会合，儒贝尔就发起了进攻。1799年8月15日战斗一开始，他就战死在诺维。他的部队也被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打败。意大利丢失了。奥地利首相蒂居企图把它据为己有，他设法摆脱俄国人。

在瑞士，马赛纳同查理大公统率的奥地利军以及占领苏黎士和利玛河一线的柯萨科夫率领的俄军对峙。奥地利政府担心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因此下令查理大公离开瑞士前往美因兹。9月11日，苏沃洛夫开始上路接替他。在两支俄国军队会合之前，法军对它们进行了分兵出击。勒库尔布将军攻占了圣哥塔和勒斯山谷。当他钳制住苏沃洛夫的时候，马赛纳向孤立困守在苏黎士城里的柯萨科夫发动进攻，并迫使他越过莱茵河。这是第二次苏黎士胜利（1799年9月25—27日）。然而，苏沃洛夫还是越过了圣哥塔，击败了勒库尔布的部队。但是，他很快遇到了得到马赛纳支持的莫尔蒂耶部队的阻击。于是他转而进攻坚守在兰特山谷的莫利托尔将军。由于没能通过隘口，他只得向沃拉尔贝格撤退。这样，瑞士又重新为法国人所掌握。狂怒的保罗一世于10月23日下令把部队全都召回俄国。

在荷兰，8月27日登陆的英俄联军遭到失败。约克公爵首先发动进攻。但是，1799年9月19日在卑尔根，10月6日在卡斯特里库姆他两度败于布吕纳的部队。18日他签订了撤离阿尔克马尔的协议。

1799年秋初，反法联盟军的进攻被粉碎，疆界的完整得到保障。波拿巴和他的埃及方面军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相反，东方的钳制失败了。

远征埃及的失败源于阿布基尔的失利。法国军队陷入了死胡同。波拿巴赶在土耳其进攻之前于1799年2月向叙利亚进军。他在蒙塔鲍尔获胜，但在圣让达克尔失利了。因为后者有英国人在海上的支持。5月20日他只得下令向埃及撤退。然而，英国人部署在罗德岛的一支土耳其军队从阿布基尔登陆。这支部队1799年7月25日被波拿巴在阿布基尔就地击溃。虽然波拿巴是个胜利者，但是他的军队已经被当地的气候和战争拖得很虚弱。因此他仍然是自己发动的这场征战的俘虏。波拿巴认为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于是把指挥权丢给了克莱贝尔，于8月带着两艘驱逐舰秘密离开埃及。他避开了英国巡洋舰，于共和八年葡月17日（1799年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

外部危险被制止，温和的反动派占了上风。雾月2日（10月24日），元老院否决了加罗关于对接受损害法兰西领土完整的建议的人处以死刑的提议。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强迫借款的原则遭到异议：雾月17日在五百人院，一个不知名的议员要求撤销这种“累进和专断”的借款。雾月18日的政变将使得有产者最终安下心来。

Ⅳ.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波拿巴于葡月17日（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22日（10月14日）到达巴黎。这一消息十分惊人。《对外关系信使报》葡月23日写道：“波拿巴在法国登陆是人们已经听说多次但从未相信的事件之一”。同一天的《导报》写道：“……大家都如痴如醉。一直陪伴着波拿巴的胜利这时抢先了一步，他的到来对濒临死亡的反法联盟将是致命的打击。”

舆论把波拿巴看作康波福米奥的和平使者，是将能迫使欧洲再度恢复和平的人。确实，由于瑞士和荷兰战事的胜利，入侵的危险被排除了。战争结束了，在来年春天之前波拿巴不可能被任命指挥重大战役。他不愿意让督政府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荣获恢复和平的功劳。于是，他开始向以西埃耶斯为主谋的、积极主张政变的人靠拢。

1.社会上的恐惧和宪法修正论

政治问题及其社会反响实际上升到首要地位。危险排除了，但是一切仍然悬而未决。对外战争还在继续，来年春天将重新开战。内战再度爆发。葡月22日（10月14日），朱安党人先后夺取了勒芒和南特，随后立即被赶走。但这是一次意义深长的警报。共和八年春天又将进行选举。无论保王派还是雅各宾派获胜，政府的稳定将会再度受到影响。共和三年的宪法是争论的中心：并非对它建立在纳税人基础上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它的自由主义和各方权力的平衡，尤其是每年一度两院1/3议员的更新。果月政变后，督政府已经通过建立潜在的独裁体制解决了问题。每年一度的选举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必须使它不能如此频繁地进行——这是早在花月22日之后多努提出的要求。他虽然是共和三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但是他对政府的不稳定已经感到厌倦。他既憎恶王政复辟，也讨厌民主化。在多努的周围，以《哲学旬报》为机关刊物的思想家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邦雅曼·贡斯当早在共和五年（1797年）春就发表了一部题为《政治反应》的著作，要求有一个“强有力和稳定的政府”：“只有它才能保证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可侵犯”。斯塔尔夫人自然同意这些观点。具有杰出宪法头脑的西埃耶斯是个宪法修正论者。国民主权的原则仍然是不可侵犯的：热月党资产阶级若要放弃这一原则就得否定自己，并且还会让神权的信徒占了便宜。因此就要把主权原则同建立一个稳定和强大的执行机构的要求调和起来。西埃耶斯设想用自行遴选代替选举，这将成为共和八年宪法的特点。热月党和督政府通过“2/3名额”法以及果月和花月的清洗，已经虚伪地使用过这种手段了。共和八年的宪法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督政府宪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雾月政变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它轻易成功的原因所在。假如不符合新社会统治阶级的要求，它就不会成功。热月派确认了保守资产阶级的优势和政治权力。督政府捍卫了这些特权。但是在共和七年，雅各宾势力的高涨仿佛威胁到了有产者的特权。社会上再次出现恐怖情绪，它构成了宪法修正论的牢固基础。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的两种人，特别希望安宁和社会稳定。

首先是有产业的农民。他们希望和平地劳动，社会秩序不被经常不断的抢劫所扰乱。他们仇视任何复辟企图，因为复辟就会恢复什一税和封建权利，停止出售国有财产，从而影响他们和平地享用自己的产业。但是，他们也同样惧怕人民运动的高涨，那样只会引起“无政府主义”，为实行“土地法”和瓜分财产开方便之门。他们准备支持确实能对付这两种危险的政权。

另外是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看到自己事业的兴旺因政权不稳定和战争连绵不断而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强迫借款可能导致税务平等，因而对此十分害怕，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土地法”。他们希望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保护其利益，永远保障其权利，使他们能加紧经济革新。商业资产阶级和有产业的农民构成了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社会基础。大部分显贵都来自他们的行列。

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修改程序在它的第13条里已有规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程序，要求两院进行连续3次投票，召集“修改宪法会议”，整个过程需历时9年。既然不可能这么办，于是只有政变。西埃耶斯下定了决心。但是，还必须像果月18日政变一样，求助军队迫使两院的多数就范。不过，共和五年的多数派是保王派，而共和八年的多数派却是共和派。儒贝尔将军感到自己能领导这次行动便表示同意。但是，1799年8月15日他不幸战死在诺维。西埃耶斯转向莫罗，但莫罗犹豫不决。正在这时波拿巴登陆了。莫罗对西埃耶斯说：“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人。”他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那能引起幻想的雅各宾派经历，他的威望和野心，他毫无顾忌的行为以及他擅自抛开埃及指挥权所造成的困境，这些都为他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

政变的准备进行得很迅速。塔莱朗在波拿巴和西埃耶斯之间调停。其他督政官中，被迫恪守中立并表示同意；罗歇·迪科像影子一样追随西埃耶斯。元老院议长被收买了。雾月1日（1799年10月23日），吕西安·波拿巴被选为五百人院议长。军队的经费主要由被雾月7日（1799年10月29日）的法律激怒的供应商提供，因为这项法律剥夺了他们优先由国库支付的权利。阴谋家把要求全面和平的愿望和修改宪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更有甚者，他们利用社会恐惧驾驭两院，使资产阶级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平等派恐怖主义的阴影再次引起资产者惊恐万状，甚至斯塔尔夫人也可为此作证。

半官方的《导报》于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写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包括自由、产业以及保证它们的宪法在内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了。”《导报》还指出：“强迫借款这项强盗法律毁坏了我们的财政，人质法给我们带来了内战，共和八年的一部分收入被征收吞噬了，任何信贷都不复存在。”

共和二年的幽灵萦绕着资产阶级。它渴望永远摆脱这一幽灵。

2.政变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元老院于清晨7点开会。一些部队借口检阅，集结在杜伊勒利宫。一个不知名的议员以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厅巡视委员会的名义，揭发一起虚无缥缈的阴谋（“阴谋家……只待发出信号就会举起匕首向全民代表机构的成员刺去”）。第二天的《导报》更加明确地或更有创造性地提到了雅各宾派的计划：“改两院为国民公会，排除不合他们口味的人，把政府交给一个救国委员会。”

元老院根据共和三年宪法第102条的规定，投票决定把两院迁往圣克鲁。波拿巴将军“负责执行此项法令”，巴黎的部队归他指挥。这是非法的措施，因为它属于督政府，而不属元老院的权限范围。督政府就这样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它的卫队也归波拿巴指挥），它只得屈从。辞职隐退到自己的庄园格罗布瓦。穆兰气急败坏，但又无能为力，他和戈耶被莫罗监禁起来，直到他们辞职为止。关于这一天的意义，雾月19日的《导报》是这样阐明的：“人们议论关于强迫借款法和人质法的报告，以及不再增添流亡者名单问题。”

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1点左右，两院在圣克鲁集会。波拿巴在城堡周围集结了4 000—5 000部队。在元老院，前一天缺席的议员要求作出解释，并对是否存在什么阴谋提出怀疑。在吕西安·波拿巴主持的五百人院，从会议一开始左派就用唱名的方式强迫每个议员上讲台重新宣誓忠于宪法。事情可能要拖延下去。于是波拿巴出面干涉。

在元老院，他保证忠于共和国，否认自己想要“建立一个军政府”，并且控告五百人院里“有人企图恢复国民公会、革命委员会和断头台”；他对可能反对他的“正直的”战友们进行干预的人发出威胁：“我已看到战友们的刺刀。”至于宪法，它已“遭到了3次**”，不复存在了。“督政府也不存在了”。最后他允诺：“致使我拥有这些特别权力的危险状态一经消失，我就放弃这些权力。”

波拿巴在掷弹兵和将官们簇拥下来到五百人院。全体议员顿时站了起来，因为不经召唤波拿巴没有权利进入议会大厅。有的议员抓住他的衣领，推搡他。有人则高喊：“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波拿巴只得在几名士兵保护下退出会场。讨论在混乱中继续进行。吕西安竭力为其兄辩护，但不起作用。一队士兵奉波拿巴之命把他劫走。军队，特别是两院的卫队犹豫不决。吕西安骑在马上鼓动他们。他谴责一小撮手持匕首的代表企图暗杀他们的将军，恐吓大多数议员。他终于说服了士兵，他们出动了。一队士兵在米拉和勒克莱尔率领下，敲着战鼓进入橙园大厅，驱散议员。议员们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离开会场。

当天晚上，元老院的多数议员和五百人院的少数议员着手组织了临时执政府。他们宣告督政府不复存在，并把62名“经常胡作非为”的议员从全民代表机构里开除出去。成立了一个由西埃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3名执政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他们——“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官”被授予指导政府的全权。议会两院被两个各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后者被赋予投票通过执改官提出的法律、准备修改宪法的权力。根据第12条，该宪法的目的是“确认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人民的主权、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代议制、分权、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

最后，元老院取消了使供应商惶惶不安的措施，恢复由国库支付他们的优先权。3名临时执政官宣誓后回到了巴黎。

一份张贴在巴黎的通告（雾月24日），即1799年11月14日的《导报》提请人们注意这份通告充分表达了政变后资产阶级的愿望：

“法国需要实现伟大和持续的事业。动**把它毁了，现在它祈求安定。它不要王政，王政已被废除。它需要执法的权力机构行动一致。它要一个独立、 自由的立法机构……它希望代表们属于稳健的保守派，而不属于动乱的革新派。总之，它要采摘10年牺牲结出的果实。”

现在要最终结束革命时代了。巩固应取代动乱，有产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应最终确立。在这方面，雾月政变同热月以及1789年的路线完全一致。如果说资产阶级愿意加强行政权，恢复政府行动的一致性，它并没有放弃实施自由的权利，只要这对它的私利有好处。然而，事态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打算成为泡影。雾月分子企图建立的专制制度，很快变得只对波拿巴的个人权力有利。社会显贵的共和国转变成军事独裁。

[1] 阿尔比荣（Albion），凯尔特语，意即英国，常含贬义。——译者

[2] “马穆鲁克”是土耳其-埃及一支部队的名称，源自13世纪，最初由奴隶组成，后成为统治埃及的集团。拿破仑收编他们参加法军。1811年白色恐怖时，被总督哈麦德·阿里在开罗屠杀殆尽。——译者

[3] 拉斯塔特为德意志西部城市，1797—1799年间，法、奥、普三国代表在此谈判，讨论莱茵河左岸问题。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谈判中断。1799年4月28日，当法国代表准备回国时，受到奥地利骑兵的砍杀。——译者

[4] 吕西安·波拿巴系拿破仑·波拿巴之弟。——译者